至德精神 与 生死存亡

崇让堂

中华民族有讲诚信的优良传统，墨家、侠客、刺客之流，千金一诺，以身殉誓，信誉要比生命更重要。孔子同样高度重视诚信，《论语•述而》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孔子把诚信看成是人的立身之道。《墨子·兼爱下》：“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这与现代的契约精神相符合。

儒家的核心是仁义，孔子曰“成仁”，孟曰“取义”。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吴祖泰伯实践了舍“王位”取义，被儒家奉为至德。儒家反对背信弃义，那么儒家对于“背信取义”是如何看待呢？

孔子在匡地差点被人打，到了蒲地，蒲人要求孔子承诺不回卫国，孔子答应。一脱离险境，孔子就命令马上向卫国国都帝丘前进。子贡不解地问，和约上不是规定不能去卫国吗？孔子说，那是在被要挟的情况下签订的，神是不会信的。言下之意是，所谓的外交辞令都是一些骗人的鬼话。由此可见，孔子绝不会死守诚信的教条，而让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孔子认为仁义礼，比信更重要，而生命安全就在仁义之中，因此，儒家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伤”，生命安全比信诺更重要。危害生命安全的信诺，只是鬼话，完全不必遵守。

在儒家思想中，讲信用是有条件的，不能为了讲信用而讲信用，讲信用的大前提是五伦之义。如果符合五伦之义，就要讲信用。如果不符合五伦之义，就不能讲信用。比如臣子谋反，结成信义，违反君臣之义。大逆不道，可以背信。为兄弟义气，甭管兄弟杀了人、放了火，对兄弟都要讲究兄弟之义，这是违儒家本意，儒家的“义”讲的是遵守道德礼义。

法家的信誉，与墨家一样，具有强烈的契约精神，将法至于一切伦理和情感之上，动机是否善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为有没有破坏了约定。这是儒家所无法接受的。儒家主张“君子不器”，君子不能成为工具，所以君子不能象墨家刺客一样，为了成为受人信赖的“器”，而把“信”（契约）看得比“仁义”更重要。

儒家讲求仁义而反对功利。儒家的诚信是对良知负责，通过“道义”这样抽象的理念来衡量的，对君王和天下万民负责，没有具体的负责对象，更重视动机而非结果。

孟子主张“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为合大义而“言不必信”，“言必信”只是“信”，需要看合不合大义。孟子认为性有四端，乃是“仁、义、礼、智”。里面没有“信”。董仲舒为了凑齐五个字，把“信”添了进去，形成儒家“五常”。（在儒家的人生哲学中，孔子强调仁义礼，孟子加上了智，董仲舒又加上了信）。当然，那种不信又不合于义的行为，则是一无可取的恶劣。

《论语·子路》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认为那种不讲仁义，只管说了就一定办到的行为，是地位低的人的作为。而君子只以仁义为重，在仁义当前，应该背信取义。

吴祖季札挂剑徐墓，是守信取义，与孔子所说并不矛盾。

儒家认为，仁、义、礼、智，是仁德的发端，“诚”是对自己的彻底地反思，儒家的信誉是“忠”和“诚”的衍生物。儒家的“信”兼有“信誉”（Credit）和“信念”（Faith）的双重意义。儒家的信，只对仁义负责。儒家强调人对于信诺始终要保持自己清醒的判断力，坚决地履行正义的承诺，消极地对待甚至是抵拒错误的要求，而不是像军人那样无条件地执行一切命令。而武夫之信通过信诺而把自己转化为某种工具，不用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儒家始终认为人必须对自身道德和行为责任。曹刿论战中提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是小信，神弗佑也。大信是“小大之狱，必以情，忠之属”。即合乎良知，才是大信。

孔子孟子从来没有说诚信不重要，孔孟反对的是不顾良知的“腐儒”。而那些有些人打着变通的名号，干着蝇营狗苟的事情，毫无操守可言，则是“贼人”，或是民贼，或是国贼。无论是“腐儒”还是“贼人”，其实都是儒家所厌弃的。

在孔孟看来，诚信很重要，人们对诚信的向往。当然同时也说明了，诚信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了的品德。但总有一些东西比诚信更重要。“诚信”，在孔孟眼中，仅是一种低段位的道德。符合道义的诚信才有意义。无论守信与背信，最终都要指向“善”，服务于“义”。孔子说“笃信妤学，守死善道”。在各种良好品德里面，守信用是最次要的，但不是反对守信用。当信与仁义发生冲突或矛盾，那就要弃信而取仁义，惟义所在。仁为安宅，以仁为本，人才安心；义为正路，以义为表，人便无过。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仁义的道德级别更高。礼智信都必须看仁义看齐，符合仁义原则。

在儒家看来，诚是诚，信是信，诚是本心不欺骗自己，信是不用言语欺骗别人。无论善恶对错，都要说到做，是黑社会老大干的事。而以仁义为本，取信于民，是为政之根本，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生命之所在。

不妥当的诺言需要修正，被胁迫的盟约毋须遵守，不辨是非、不合仁义的“言必信，行必果”不足取。孔子认为，士为三等，第三等之士，是“言必信，行必果”，不如“不辱君命和称孝称悌”之良知等级高。

由此可见，泰伯让国，季札挂剑，儒家认为其值得夸耀之处的，是合乎仁义，而不完全是舍王位以及舍宝剑，舍弃是小义，仁义是大要，保全生存与生命是大要。泰伯的至德，关键在于“民无得而称”，是取得良好效果，而完全不只是在“让天下”这一行为本身。如果“让天下”而违背仁义，而造成“伤害生命”的结果，则必然不被儒家所推崇，比如战国时期燕国的国君姬哙让出王位给燕国的国相，结果导致国乱民死，国家与百姓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难境地，这种以为是“效尧舜之作”而“让王位”，则被天下取笑为沽名钓誉而己。

与法家墨家不同，在儒家看来，仁义包括人与民的生死存亡，包括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的安危，这是比“言必信，行必果”的契约精神要高贵得多东西。当然，在现代社会，即使是为了仁义而违背契约，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仅仅可以稍微减轻罪责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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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伯三让王位之至德精神，舍利取义也。舍泰伯自己的巨大之利而取巨大之义（此处的义，也是指周国人的生命与生活质量的提高的潜在的巨大的可能性，周国人之巨大之利，属于巨大之义）。并非君子言义不言利，而是，君子所言是国人之利，世人之利，集体之利，也就是言义。

徐墓挂剑，舍利取信。孔子至卫，舍信取义，舍信取生。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孔子对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不主张舍生，认为保卫生命就是义，就是仁。

总之，在儒家看来，舍生取义，舍信取义，舍利取义，舍利取信，都是妥当的。背信取义，背信取生，也是可取的。而舍生取信，背信取利（个人财利，而非生命安全与身体安全），则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