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九十华诞

崇让堂

川上人   

2020年元月18日下午，乐平基金会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忘年会”活动。来自不同领域的各界人士围绕社会创新进行对话和讨论，气氛热烈。活动的高潮是为吴敬琏先生庆祝90岁生日。

1930年1月24日，吴敬琏先生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举步维艰，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现代化屡遭挫折。直到1978年，中国才重启现代化。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挣脱了贫困的泥沼，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40多年里，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启蒙和制度建设作用，吴敬琏先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诚如他自己所说，“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在活动现场，茅于轼先生和资中筠先生联袂向吴敬琏先生赠送手书条幅“百岁可期”。他们都是乐平基金会的理事，为推动社会创新走到了一起。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经济学家左小蕾女士、茅于轼先生，国际政治及美国问题专家资中筠先生，著名企业家任志强先生，《中国日报》原总编辑朱英璜等人士等先后发言，高度评价吴敬琏先生的贡献和人格魅力。当江平先生大气磅礴地说“衷心希望吴老百岁可期，我们再合作十年”时，全场响起了热烈鼓掌。

吴敬琏先生在答谢词时说，世界各国都在创新，中国尤其需要进行社会创新。他呼吁社会各界都参与推进社会创新，“我们都尽自己的责任，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希望。”

江平说：十八年前在北戴河认识了吴敬琏教授。我们都认为，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相结合，可以推动社会进步，所以共同创办了“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吴敬琏先生身上体现了两种精神：独立精神和批评精神。衷心希望吴老百岁可期，我们再合作十年！

茅于轼说：吴敬琏先生可以说是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

资中筠说：吴敬琏先生在体制内，保持了独立精神和批评精神。

任志强说：吴敬琏先生在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上的思想理念，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启蒙和冲击非常大。如果没有他茅老师和江平老师，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还活在蒙昧中。

吴敬琏说：世界各国都需要创新。和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促进社会制度、规则现代化的任务更重要、更紧迫，因此需要各方面的社会创新。除了我们这些“90后”，希望社会各界都参与推动社会创新。我们都尽自己的责任，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希望。

最后，“60后”“50后”“40后”“30后”“20后”和6位“90后”（吴敬琏和夫人、茅于轼和夫人、资中筠先生、江平先生）在一起的“全家福”

崇让堂

17年前的非典---吴敬琏与蒋彦永的电话交流

3月30日，解放军301医院外科教授蒋彦永听说一位老同学朱克大夫被怀疑患有SARS，于是，蒋彦永开始向本院一些接触过SARS的医生了解情况，并打电话到军队系统的302医院和309医院请教。后来，从一些相熟的专科医生口中，蒋彦永获知北京的SARS病人原来已经为数不少，仅在309医院一处，就有了近60例，而且死亡人数达到五六例。

4月2日晚，蒋彦永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中看到了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声称北京的SARS患者只有12人，而死者为3人。

4月4日，在做了进一步调查确认之后，蒋彦永发出署名信件，致函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提供了自己了解的事实。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应。

4月6日，芬兰籍国际劳工组织官员阿罗因SARS不治身亡之后，中国官方正式披露北京的SARS患者为19人，仍然都是“输入型病例”。

4月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了解到蒋彦永寄给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四频道的署名信件之后，找到蒋彦永，并采访了蒋彦永，确认所写信件的真实性。
  
4月9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蒋彦永的署名来信。信中，蒋彦永指出，北京的实际疫情大大超出当时卫生部所宣布的官方数字，并在信中直斥卫生部长张文康“说假话”。

4月9日，吴敬琏在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吴敬琏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员处理“非典”问题的态度很成问题，早期对群众封锁消息，直到现在，虽然国务院要求卫生部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报告疫情，但国内信息还是不透明。吴敬链强调，把国外的有关疑虑和批评都说成是“夸大疫情”和“别有用心”是错误的。虽然不能排除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非典”的事态达到自己的目的，但绝不能“一触即跳”，拒人于千里之外。吴敬链希望中央领导关注香港的“非典”形势，防止由于“非典”传播，使刚刚显露复苏迹象的香港经济再次陷入困境，并进而导致社会政治问题。

据当时在场，后来曾提出多项SARS研究报告的经济学家胡鞍钢回忆，在吴敬琏提出有关批评建议后，温家宝总理作出了正面回应。温总理指出，人们关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健康是正常的，应当充分地理解。新一届政府成立一个月来已多次研究“非典”问题，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因此抗击“非典”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4月10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北京的患者为22人，其中4例死亡，并称这些数字包括了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确诊的病例的数字。

4月11日，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给蒋彦永发来海外传真，内容是美国《时代》周刊刊登的蒋彦永报道的原文，这是第一封表达慰问之情的来信

4月11日下午，蒋彦永正式找到301医院政治部的领导，正式提出：卫生部部长应该引咎辞职。并希望卫生部的领导前来与他核对数字。如果他反映的数字是错的，可以向世界发表声明，承认错误，愿意受处分。如果卫生部的数字不对，就请卫生部加以纠正。

4月12日，蒋彦永给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写信，这封信，蒋彦永委托301医院经组织系统转交马晓伟本人。

4月17日，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

4月20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去党内职务，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公布了北京的疫情，新数字正是五天前官方数字的近10倍，达339例，此外还有疑似病人402例。

20天以后，疫情最为严重的北京发病人数开始明显下降。

5月初，蒋彦永曾收到一封寄自西班牙的来信，信中只有两个写在宣纸上的毛笔大字：“仁心”。

5月23日，蒋彦永被《中国妇女报》的《经济女性》周刊列入“抗‘非典’英雄榜”。榜上排名第一的是广东的呼吸道专家钟南山，蒋彦永名列第二，排在第三位的是副总理吴仪。

5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说，不理解蒋彦永为什么那么受人关注，蒋大夫只是600万医护人员中的一个。高强还公开为在防治SARS中严重失职的前卫生部长张文康辩护。

2003年6月3日，经济学家吴敬琏接通了蒋彦永家的电话，表达自己的敬意。两位推动了疫情信息公开和政府施政方式进步的老人交谈了20分钟，如遇故知，相见恨晚。


以下是吴敬琏与蒋彦永的对话节录：

吴敬琏：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我想专门给你打个电话向你致敬！你为我们国家立了大功，为人民立了大功。

蒋彦永：我希望你如果有机会跟别人介绍的话，不要这么说，你就说蒋大夫是一个说老实话的医生，这已经足够了。

吴敬琏：不只是这样。这个事情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传媒体制、政务公开等制度上解决，需要改变过去的一些老做法，而每个人在现有状况下力所能及地挽回一些损失，才能说是尽到自己的本份。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现在有一种奇谈怪论，认为说老实话反倒有问题，而封锁消息是正常的，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这是一种奇谈怪论。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辨明是非。

蒋彦永：信息不公开会长期影响国家正常发展。因为政府如果能听到各方面的声音和正确的情况，就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犯错误的机会要少。比如4月初对SARS疫情的判断。如果那时真像张文康讲的，到北京旅游和工作是安全的，到“五一”旅游高潮时，国内外人涌进北京，这个病不仅会散布到全国，还会散布到全世界，对我们国家损失就太大了。我当时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医生，要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第二，人总要说老实话。所以我才写信的。

吴敬琏：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华北第一例病人还是香港的第一例病人引起的广泛传播，都是信息阻断而发生的悲剧。在现代社会，信息的传送不管是对企业、个人，还是国家，都极其重要。但人们过去以为，信息不公开是保持社会稳定和保护国家形象的好办法，其实这完全错了。

蒋彦永：“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觉得通过这次事件可以看得很清楚，重要的是真实性。关于新闻报道的改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讲了“三贴近”，这都是很正确的，但如何在过去的环境里改变这些问题，可能还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吴敬琏：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一些似是而非的话特别值得注意。现在正处于一个我们需要总结经验教训推动改革的时候，是应该往前走，还是回到老体制和老做法？我自己是国家信息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有一些体会。去年国家信息化的第一要务是电子政务。但在工作中发现困难重重。因为电子政务需要建立在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的基础上，否则只是用电子技术来代替纸面的东西。

有的机关把公共信息变成私有财产，变成自己寻租的工具，于是就把内部网络搞成了“信息孤岛”。所以，专家咨询委员会力求推动信息公开立法。西方国家都有信息公开法。涉及重大国家机密的公共信息，要经过一定手续取得豁免才可以不公布。立法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希望通过这一次“非典”的教训能够加快法律或者行动法规的制定过程。

蒋彦永：立法不算最困难，最困难的是执法，而新闻媒体可以起监督作用。朱镕基总理对《焦点访谈》就很重视，认为《焦点访谈》负面新闻报的还不够。我觉得朱镕基总理的态度和新一届政府是完全一致的。

吴敬琏：但是要很多《焦点访谈》。因为不是一个《焦点访谈》就能看清和揭露所有问题，还是需要有自由的新闻传播，需要有百家争鸣才能解决问题。

蒋彦永：我是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共产党应该不怕各种媒体的任何报道，允许人有不同意见，除非是觉得心里没底，或者腿软。我相信，中国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希望共产党越做越好，应该学会听取不同意见，这次SARS事件，我相信会前进很大一步。我是普通的医生，本来这些都不懂，只是发现有这么大的谎报、瞒报，我就觉得作为医生，我不能不表态。

吴敬琏：所以我向你致敬。不是对你个人，而是要辨明这种行为的正确性。好像有人在这里把这个弄颠倒了。

蒋彦永：我相信，我们医院可以说所有的医生护士，我认识的各行各业或者国外国内的，都觉得一个医生，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说真话，这一点应该是对的，而且应该提倡这种态度。　


之后，2003年《财经》（ 《证券市场周刊月末财经版》的简称）第12期第21-24页，刊登了吴敬链的文章：《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文中，吴敬链要求提升社群自组织能力，填补“社群缺位”。


附：

2003非典后 吴敬琏发文: 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
原载《财经》杂志2003年第12期

建设“服务型”政府
政务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化
提升社群自组织能力


2002年11月初现于广州的SARS疫情，由于有关部门的疏忽和失误，到今年3-4月之交，酿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

面对着严峻的形势，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当机立断，改弦更张，摒弃了处理这类事件的传统做法，大幅度提高了政府施政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撤换了不称职和有失误的官员，组织和带领政府工作人员承担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职责。

这一系列举措，加上此前政府领导人工作作风和新闻报道等方面的改进，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吹起了一股新风。尽管在非典疫情初期发生过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严重失误，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渎职、退缩和工作不力的官员，一度造成了疫情扩散失控的危险态势，但党政领导人亲民、负责、务实的形象还是得到了全国上下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认同，由此很快形成了全国上下戮力同心迎战非典的局面，使疫情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遏制。

这次危机的整个过程说明，我们的社会组织、公民素养，特别是沿袭多年的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方式和做法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因此，这次非典危机实际上是一次社会治理的危机。在疫病过后，也就面临着一个二者择一的选择：或者是吃一堑、长一智，真正汲取教训，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防止今后出现类似的失误；或者是好了疮疤忘了痛，疫病的压力一旦减弱，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就把人们重新推回到旧体制、老路子上去。如果是后者，结果就会象许多普通百姓所担心的那样：“白得了一次非典”，以后还会重蹈覆辙。近日卫生部和北京市某些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当众发表的完全可以称得上奇谈怪论的惊人言论，使大家都能看到，这种危险何等地现实。

痛定思痛，我们应当从这次危机中汲取什么教训？如何推进改革？我看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当沿着“亲民”路线，从公开性、透明度和对党政官员的问责制度着手，改变政府的施政方式和社会的治理方式。

建设“服务型”政府

把“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校正过来

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社会制度的最重要特点，是“全能大政府”包揽了从经济到政治一切事务的决策权。从经济方面说，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垄断了所有类别的经济信息和经济资源，企业只是政府手里的“拨一拨，动一动”的算盘珠子，个人更是从摇篮到坟墓一切听从政府安排。

这样的经济体制最终把中国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带来了转机。它促成了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转变的过程虽然纷繁复杂，但就其本质来说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政府放弃垄断，把经济决策权归还给经济活动的当事人，由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和各自的利益判断，分散地进行决策。2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来就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伟力获得解放的结果。

尽管目前我国经济体制在一些重大的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毕竟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政治体制方面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要逊色得多。邓小平在16年前就提出过政治改革不能长期落后于经济改革，不过即使在那以后，它的推进仍然十分缓慢。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启动政治改革，但迄今为止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次SARS危机就使政治社会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暴露无遗。

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130年前马克思在讨论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申论，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社会的公仆成为社会的主人”。在“全能大政府”的体制下，虽然一些党政机关和官员也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口号写在墙上，挂在嘴边，可是他们实际上处在“社会的主人”和“群众”的“首长”的地位上，可以以“国家目标”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关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自己治下的“百姓”做主。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这种完全颠倒了的关系甚至能够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例如地方官员被称为百姓的“父母官”，为政清廉的官员，被赞誉为“民之父母”，都成为见惯不怪的事情。至于一些不法官员则利用自己的权势对百姓颐指气使，不但不受选民和纳税人的监督，甚至连请愿和“上访”也被看成“违法”“犯上”行为从而被禁止,事主甚至遭到迫害。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才会使一些负责官员在SARS传播这个关系大众生命安全的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封锁消息、隐瞒疫情、散布虚假信息，居然还自认为理所当然，合乎政府办事的规程。

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重要的不在于宣言，而在于建设对基本人权和对政府权力约束都有明确设定的宪政秩序；这就是说，要按照中共十六大的决定，推进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社会。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必须是可问责的。人民群众对公务人员监督权和罢免权的行使，要通过可操作的法定程序切实得到保证。

政务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化

信息公开方面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个别负责官员固然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一套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

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对于决策权的垄断，通常靠他们对于公共信息的垄断来支撑。政府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本来是一种公共资源，是公众得以了解公共事务和政府工作状况，监督公务人员的必要条件。因此现代国家通常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和政府官员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但是,全能政府的体制却往往把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反映处理过程的信息看做是党政机关的“内部秘密”。这种体制的长期运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应对危机事件的套路：无视人民的知情权，实行所谓“外松内紧”，严格“保密”，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

于是，获取信息成为一种特权，不法官员可以把公共信息化为私有，用以作为寻租的工具。他们不但可以利用这种不透明的制度牟取私利愚弄公众，也可以利用它来蒙骗上级行政机关。近年来许多贪赃枉法的官员利用舆论钳制，一手遮天，欺压群众，作威作福的案件长期不能得到揭露，实在足以使人触目惊心。

由于对待疫病等突发事件的这种老做法基本没有受到触动，在SARS疫情开始扩散的时期，一些政府官员就是按照老套路办事的。SARS疫情于2002年11月初现于珠江三角洲。到今年的二三月间，公共卫生部门已经清楚地知道广东地区爆发了一种病因和传染途径都不分明的烈性传染病。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向全世界发出出现急性呼吸系统流行病的全球警报。但是我国公共卫生部门继续对公众、乃至医疗机构封锁消息，以致在各医院在知识准备和物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一位在广州染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而辗转到太原和北京求医的山西患者，就使这种危险的瘟疫在北京和整个华北地区传播开来。仅北京的人民解放军301和302两个医院，就有数十位医护人员染病，而和卫生部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北大附属人民医院仓促上阵，与SARS进行“肉搏”，导致40多位医务人员倒下、主任医生丁秀兰病逝。到4月上旬，疫情在北京全面扩散，而在这时，卫生部门的负责官员还公然一口咬定，北京只有12个SARS病例，死亡3人；“中国部分地区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正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人们不能不问：如果不是遵循上边所说的那一种传统的套路，对疫情加以封锁，蒙骗公众，SARS疫情何至于发展到如此灾难性的地步，这么多人的生命又怎会遭受如此重大的牺牲？

在信息公开方面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个别负责官员固然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一套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在现代社会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乃是社会信息交流的主要渠道和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的有力手段。但在传统体制下，它们被称为“宣传工具”或“舆论工具”，也就是传达领导声音、落实领导意图、形成领导所希望的舆论的工具。这样，它们的重要社会功能都被这种宣传工具的功能所取代，甚至社会新闻哪些可报道，哪些不能报道，都要由有关领导定夺。

在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信息爆炸”的今天，遏制传媒发挥应有的作用，只会使社会生活处于信息阻断的状态之中，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将十分严重。这次SARS危机初期，有些传媒的领导和某些新闻从业人员生怕宣传主管机关怪罪下来，延误了公众和政府领导人及时掌握疫情的时机，这是使SARS迅速扩散，形势差一点完全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传播体制的改革应当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SARS危机之后提升我国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项重点工作。

提升社群自组织能力

应该填补“社群缺位”。发育良好的市民社会和社群组织不但可以从多方面弥补政府的不足，而且能够起到与政府工作良性互动的作用，使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更加具有向心力和认同感

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而要发展市民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却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市民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因此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不论属于什么行业或领域，都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体系，或者叫做“没有社会的国家(state without society)”。如果政府领导作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

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准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因而，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可能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当然也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的功能开始复苏，民营企业等非政府组织作用也日渐提高。但是，其他方面的社群组织，例如社会基层的自治机构、行业性的同业公会、以及具有专门目标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NGOs)仍然十分弱小，这表明民间社会的发育程度很低。有的学者把这种社会组织的缺陷叫做“社群缺位”。

在这次SARS危机中，这种自组织能力薄弱、市民社会发育不良的缺陷使中国除了政府单打独斗，几乎没有社群组织有力量提供普及知识、募集资金、为患者和医疗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等活动。

而且，由于科学研究、医疗设施等社会机体都归并到了实行“官本位”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对于病源和诊治方法的正误不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科研程序作出判断，而是由官员说了算，“谁的官大谁就是真理”，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有人说，中国的科学家在SARS面前整体打了败仗。其实在我看来，造成失败的并不是中国的科学家，而是行政化、官本位的科研体制。在政府采取撤换责任人员和如实披露信息等果断措施以后，由于从全国各地来京打工的民工缺乏社群的归属，北京有上百万外来人员夺路而逃，四散回乡，造成了疫情向防治力量极其薄弱的农村地区扩散的极大危险。这一事件，也凸显了大城市中外地居民缺乏自己的社群归属所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

看来，现在应该是开始填补这种“社群缺位”的时候了。发育良好的市民社会和社群组织不但可以从多方面弥补政府的不足，而且能够起到与政府工作良性互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