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兆麟：中国之拿破仑 鄂军之毛奇 民国之父
吴丹军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大规模展开以练兵、兴学、办厂为三大端的湖北洋务新政，而尤以练兵为第一要务。他以“湖北居长江上游，会匪出没，武备尤关紧要，第鄂省财用支绌，无力招延洋弁”为由，向朝廷要来了他在南京“自强军”中的500人调赴湖北。也就用这500人作为基本班底，将他们分成前后两营，以张彪、岳嗣仪为两营管带官，德将贝伦司多尔夫为总教习，参用德国军制，募勇补足两营额数，编成湖北护军，募勇补足两营额数，编成湖北护军。
湖北新军聘德国人为总教官，军队的训练及管理，均参照德、日两国。湖北新军是德国式的军队。德军的作战思想渗入了湖北新军的骨髓。
为了建立掌握洋枪洋炮的新式武装，强化士兵的个人素质，湖北新军对入伍者的年龄、体格、籍贯、出身、文化程度都有一定要求。招募士兵不仅身体强健，并注意文化水平。如在武昌首义中打响第一枪的工程营，规定入伍者为20岁以下的识字者。其他各营士兵，也必须有一半识字。招募新兵的时候，当场出题，现场考试。1905年湖北新军在黄陂募兵，入伍的96人中，就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这在以往的清军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湖北武学》当年湖北武备学堂的标准化教材,讲的不是武术,而是世界前沿水平的军事技术,有些就是湖北新军中任教的德国教官写的。
吴兆麟1898年参加湖北新军。1899年吴兆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随营学堂，后被送入“将校讲习所”学习。1900年又以优异成绩转入工程专门学校。在军校读书期间年年考第一。1902年毕业后，升为哨官。1905年参加“日知会”，任该会干事及工程营代表。1906年在工程专门学校毕业后，以第一名考入湖北参谋学堂。他参加过1906年及1908年河南彰德、安徽太湖两次秋操，（清末南北两军之间的大型军事演习），对于近代战争有深刻地认识，并手编各秋操纪事，还编著了《战术实施》、《参谋旅行》等兵术书籍，被印发各军参阅，其军事理论知识扎实军事素养很高，是军中夫子。吴兆麟军事造诣一流，远在同时代中国将领之上，拥有一流的战略战术头脑，在官兵与同学中颇有口碑。1909年以最优等生毕业于参谋学堂，仍回工程八营任左队队官（连长）。
清末新军师从德国，北洋军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军队，完全德国式训练指挥。湖北参谋学堂也是德国式的。北洋军兵源、训练都是中国最好的，待遇好、装备好，蒋介石的中央军都没有达到过。北洋军在当时是亚洲一流，跟当时的日本甲种师团不相上下。清末南北两军（北洋军与南洋军）的秋操跟实战差不多。吴兆麟是参谋学堂最优等生，有现代战争经验（会战级），能编写军事教材造诣非凡，又有基层带兵经历。
吴兆麟之革命方略，如诸葛孔明之隆中对。吴兆麟提出：“湖北军界同情革命者，占十之六七；军队训练程度较优，而且武汉供给军队需用之军资亦甚多。军队最重要者：弹药、粮秣、被服耳。汉阳的兵工厂，弹药不可胜用也；汉口之大商埠，粮秣不可胜用也；武昌有各大工厂，被服不可胜用也。且按兵要地理之关系：以中国形势，占领扬子江，则可左右南北。况湖北居扬子江中心，即孙子所谓衢地是也。衢地则交。我日知会所计划革命战略，要以湖北为根据地，竭力联络扬子江上下游各省同志，待时机一到，则由湖北首义。然后向北进展，以北京为作战目标。但孙、黄、宋三人之主张，皆有胜算，宜分途进行。总以合力推倒满清，达到革命目的为主。日知会成员对吴兆麟的意见都表示赞成，并密函日本同盟会合力进行。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城爆发了新军起义。当起义军工程八营官兵们抢占楚望台军械库后，聚集在楚望台的起义人员只有几十个人，大部分新军都在观望。这一天起义仓促，湖北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主要领导人都不在场，刘复基已牺牲，孙武被炸伤，刘公生病，蒋翊武在逃，刘英远在外县。在此危急时刻，群龙无首的起义官兵们，急需一人出来组织和领导这支革命队伍。
到达楚望台的起义士兵发现自己的队伍中并没有合适的指挥者。公举当夜楚望台值日官吴兆麟为起义军总指挥。因为官兵们知道他是前日知会干事，有革命思想，富有军事才能，认为他是此时最合适的人选。其实革命起义是个技术活，没有好的军事指挥官员，再高的革命激情也是难以成功。辛亥之前，其实发生过很多次起义，有的规模可谓不小，如惠州起义，起义者军力发展到两万人，却因为无人响应，清军云集而失败;萍浏醴起义，十万农军打浏阳，却被清军26条洋枪击败;黄花岗之役，同盟会倾尽全部力量，结果牺牲惨重。革命党中的优秀军事指挥人员几乎从没有出现过，因此清廷剿灭这些起义就像对付散沙一样轻易。幸运的是武昌起义一开始就遇到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其他观望的士兵看到是吴兆麟当总指挥，觉得这次起义靠谱，少了不少顾虑，纷纷响应。武昌起义，事先已为清府所侦知，而最初革命者也仅仅数百人，却能拿下武汉，坚守武昌，直至全国云集。
吴兆麟初不肯受职，众士兵一再请求，吴方慨然允诺，当即发表讲话：“诸君同志不弃，公举兄弟为革命军总指挥。兄弟与诸君当此起义之际，均处危险地位，为民请命，亦属义不容辞。尔等现有大志，今日之举，是我本愿。但尔等自首难后，颇形紊乱，非常喧嚣，最犯兵家之忌。况夜战以肃静为主，否则不可指挥。既云革命，对于军事，须严守军纪，绝对服从命令，方操胜算。”起义官兵均表示“愿遵守命令，即赴汤蹈火，皆所不辞”。
于是他担负起总指挥的责任，令各队到楚望台西南凹地集合，重整队伍。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处境，于当晚8时30分，提出了应急军事措施。
一、目下我工程营举动，约一时许，各处尚未响应，其危险万状。北有三十标，西有宪兵营，均是旗人，近在咫尺。我须先发制人，以猛烈火力击散之。
二、本军械局乃我根据地，须竭力保守之。
三、炮队内同志极多，现在城外，夜间如无步队掩护，行动危险。我应派队促其响应，掩护入城，以壮声威。
四、所有附近电线一律割断。
五、今晚口号兴汉。
六、各营同志，均派二人，分途递信，促其响应。
七、一俟炮队入城及各营同志响应后，然后一齐进攻督署。
吴兆麟将以上处置说毕，众兵士均极赞成。
辛亥双十之夜，在吴兆麟指挥下，起义士兵一举攻入湖广总督署。这个时候，起义军也仅仅2000人马左右，清军准备随时反击，特别是旗兵还在反扑。形势十分危急。革命者是无法击败敌人的，除非敌人内部瓦解。起义总指挥吴兆麟说：“欲收新军全体来归之效，非借黎元洪资望不可。……借黎元洪之名以号召天下，一则使各省可表同情，二则使外人不敢轻视。”吴兆麟推举黎元洪任大都督。黎元洪的出马可以让那些清朝新军的军官们看到，原来他们也可以革命。袁世凯对冯国璋说，有黎元洪为将，南军不可以称之为匪。可见吴兆麟推黎元洪做都督是正确的。
吴兆麟一直是武昌革命政府早期的最主要军事将领，直到黄兴的到来。黄兴接管武昌革命军的军事指挥权之后，开始积极部署反攻。吴兆麟内心是反对这样做的。他知道，革命军大部分都是新兵，军事训练水平很差，一些旅团长，要不原来还只是个班长、士兵，要不是意志并不坚定的原军官。而他们的对手则是训练有素、编制完整的北洋军。他的意见是依靠海军的支援、隔江固守。但他的意见没有理睬。
11月3日，黎元洪授予黄兴战时总司令印信、委任状与令箭。黄兴正式就任湖北民军战时总司令。吴兆麟陪同黄兴到汉阳、汉口布防，帮助办理军中一切事宜。汉口失陷后，关于如何有效抗击清军，在战术思想上黄兴与吴兆麟产生很大分歧。黄兴主张“全力收复汉口，不肯分散兵力”，而时任副参谋长的吴兆麟认为，革命军新兵多，缺乏大炮、机枪，且汉口挫折后，元气尚未恢复，而革命军对手则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之清军，反攻汉口不妥。主张派兵分守汉阳上游蔡甸等地，凭借海军舰队支援固守汉阳，以疲清军而待各省响应。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11月5日，黄兴决计反攻汉口，争夺战进行三天后又败，革命军主攻部队在汉口玉带门一带作战中严重失利，革命军士兵落水而毙者不可胜数，吴兆麟急派人将桥拆毁，才稳定了局势。
11月17日，革命军退守汉阳，两军隔河对峙。11月19日，清军逼近汉阳，汉阳保卫战开始。吴兆麟建议从武昌一侧进攻汉口则汉阳之危可解。黎元洪即令“我军以陆海军并进，由青山渡口先占领谌家矶然后向刘家庙满军施行攻击”，陆军主力由步兵、工兵组成，并令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领。海军由“海琛”、“海筹”两舰组成，令汤芗铭司令率领。11月22至24日，因成炳荣贻误战机，这个绝佳的奇袭计划被搞砸了。
1月27日，清军攻占汉阳。黄兴计划实施的“阳夏保卫战”失败了，革命军经此大败，士气不振，节节败退。黄兴提出撤离武汉，迁至南京，黎元洪在内的多数人表示同意，独吴兆麟等少数人坚决不同意。
汉阳失守后，黄兴离汉去沪。黎元洪举荐万廷献任战时总司令，万廷献以难孚人望，仅就任一天即辞职。之后，战时总司令由蒋翊武担任；都督府参谋长杨开甲辞职，吴兆麟继任。此时，武昌形势危急，北洋军大炮从龟山向武昌城内轰击，致使机关职员、居民纷纷逃避，黎元洪口说坚守，实拟逃遁，黎元洪潜走葛店。武昌防务，由蒋翊武、吴兆麟担当，他们共筹防守事宜，经常联络巡视，对于稳定武昌军心、民心起了重大作用。
12月1日下午6时，孙发绪带着英国使节盘恩来到洪山司令部与吴兆麟接洽。他说英领事联合各国领事在革命军和清军之间调解停战，清军方面表示同意停战三天，他特来这里征求革命军的意见。吴兆麟一听正中下怀，当时都督黎元洪已逃往葛店，城内军民皆因此人心惶惶，清军显然不知此情，此时停火，正可缓解危机，重整旗鼓，便当即表示同意。但盘恩坚持停战协定必须盖都督印才有效，并要求见黎都督本人。吴兆麟假称黎都督因都督府起火已迁至刘家祠办公，现已天黑，路不好走，请盘恩留在司令部用饭，自己即派人去取都督印。实际上，都督印已被黎元洪带到葛店，那里与洪山相距九十里，派人去取根本来不及。急中生智，吴兆麟派人到武昌城找了个刻字工人立即照样刻了一个都督印，一个小时后，即以这枚假印章使南北停战达了协议，足智多谋的吴兆麟，就这样使武昌的形势转危为安。
12月6日，蒋翊武辞去总司令职，以招抚使名义驻汉口。12月10日，军政府在教育总会召开军事会议，公推吴兆麟为战时总司令。战时总司令一职，遂由吴兆麟一人担任。武昌危城，全靠吴兆麟支撑，
后来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李书城在回忆中曾这样总结阳夏之役失败的原因：“敌军是素有训练的北洋军，我以初成之师与之作阵地战，真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犯了军事上的大忌。进攻汉口的失败，又引起了汉阳的失守。”如果当年战事，依吴兆麟计划进行，不强攻汉口，在固守汉阳龟山一线的同时，将防御扩大到蔡甸，阻止北洋军从蔡甸渡河包抄，阳夏之役或许是另一种情形。而如果汉阳没有失守，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也不致甚嚣尘上，南北议和或许是别种结局。
吴兆麟是类似于德国毛奇元帅那样的角色。吴兆麟无疑是武昌起义中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他的作用或举足轻重。武昌政府内部派系繁多，纷争不断，吴兆麟没有培植自己的势力，也没有参与各派的争斗，他受到各派的尊重。
12月21日，吴兆麟重组总司令部，参谋长吴元泽，副官长周定原，秘书长李明军法处长陶俊；调整武昌防区:
第一区司令窦秉钧，辖步队第三、第五、第六等3协、马队一队，指挥青山至大堤口各炮队；
第二区司令何锡蕃，辖步队第二协、近卫队第一协、马队一队,指挥凤凰山、蛇山、黄鹤楼各炮队；
第三区司令张廷辅，辖步队第一、第四2协，马队1队，工程第一营，指挥鲇鱼套至石嘴各炮队；
第一支队司令官罗洪升，辖步队第八协、马队一队、工程第八营。指挥石嘴至金口各炮队；
第二支队司令邓玉麟，辖步兵第七协、马队一队、敢死队第一营；
总预备队司令王安澜，辖先锋军第一混成协、先锋军第二协、马队一队。
长江水师统领赵均腾，下辖两标：第1标统带彭超衡，第2标统带喻化龙
援鄂宁军第1镇统制黎天才，下辖两协，由田犹龙、张联升分任协统。
援鄂湘军第1混成协统领王正雅。
12月30日，黄孝决战开始。湖北军政府在与各省援军联系妥当后以湖北大都督的名义下达了统一作战命令，当天民军战时总司令吴兆麟根据黎元洪的总命令，具体下达所部命令如下：
民军战时总司令官命令
（十一月十一日午前十时于洪山总司令部）
一、清军以主力占领汉口汉阳，以一部占领黄陂孝感，又黄孝以北沿京汉线各要地皆有兵占领。
我右翼军明日准备向黄陂方面前进，威胁清军之左侧背。
我左翼军明日准备向孝感方面前进，威胁清军之右侧。
我海军明日在阳逻青山游弋援助我右翼军进攻。
我广东援军已抵上海。
我南京、安徽军准备向徐州进攻。
我陕西军准备向河南进攻。
二、本军拟于明日午前八时停战期满如左占领阵地：
第一区窦司令官（即窦秉钧）率所属部队仍占领原阵地，但派步队第三协援助右翼军。
第二区何司令官（即何锡藩）率所属部队仍防御原占领阵地。
第三区张司令官（即张廷辅）率所属部队仍在原占领阵地防御并须在各要地施行佯渡。
第一支队罗司令官（即罗洪升）所属部队仍在原占领阵地防御。先锋军第一混成协王统领率该协及湖南先锋军第一标（即独立第二混成协第一标，标统姚宏陶）占领黄陵矶、王家岭附近，援助我左翼军。
第二支队邓司令官（即邓玉麟）派一部占领金口及香蒲山附近掩护该处炮队，其余所属部队俟先锋军至黄陵矶及王家岭时即撤收至武昌城内三十一标营房集合待命。步队独立标张统带率该标仍占领黄州、麻城掩护。
三、马队第一标王统带率该标（欠一营）同第二标刘统带（欠二营）仍在原阵地集合听调。明日须派侦探赴左右翼搜索，并设步哨。
四、近卫军第一混成协统领高尚志率该协为总预备队在城内左旗营房集合待命。
五、余在洪山宝通寺。
左右翼军初战告捷
12月31日凌晨一点整，革命军各部开始行动，鄂军按计划开始佯攻汉口、汉阳，右翼军、左翼军则向黄陂、孝感总方向突破。鄂军炮兵从凌晨一点至八点不断轰击清军阵地，那个时候的战争中，炮是军神，谁炮多谁有极大的优势，炮兵专业的拿破仑善于用炮，横扫欧洲。清兵炮多，入关了，日本军炮多，入关了，林彪炮多，入关了。现在是看谁的导弹多，射得准。
下午两点，革命军沿江堤一线发起进攻，清军亦发炮猛轰武昌革命军阵地，并依托阵地阻击鄂军的进攻，双方激战一整天，鄂军的佯攻目的达到了。革命军大部队分左右两侧向黄陂、孝感方向突破，在湖北军的掩护下，左右两翼革命军并未遭到大的抵抗，便渡过了长江，左翼军先头部队第一天便到达了大小军山，清军在蔡甸外围的两个营害怕被歼灭，转而向湖南革命军联系请降，革命军予以接应，到了这一天结束，共有200多人前来投降，左翼军先头部队攻克蔡甸，蔡甸守军仓皇逃亡汉阳，右翼军先头部队也夺取了黄陂外围的阵地。
在鄂军掩护下，左翼军、右翼军主力未受多大阻力便渡过长江，左翼军先头部队第一日便到达了大小军山，清军蔡甸外围的两个营畏惧被歼灭，遂向湖南革命军独立第二混成协联系投降，革命军予以接应，至日末，共有200余人前来投降（见《申报》1912年1月1日第二版）；右翼军也有相当进展。1912年1月1日，革命军继续扩大战果，左翼军先头部队将蔡甸攻克，蔡甸守军仓惶逃往汉阳。右翼军先头部队也已夺取黄陂外围阵地，形势十分有利。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第二次突击
在被合围的危机已显露的情况下，清军借助停战的机会，急速开始了撤军。1月5日，汉阳清军除留下一千余官员、巡警“保护治安”，其余全部退往汉口。1月6日，清军在汉口守军也开始乘火车向黄陂孝感退却，革命军招降机关在蒋翊武的领导下，招降了其中400余人。
清军主力退却至黄陂孝感附近要地后，渐渐摆脱了浅近合围威胁，于是在和谈中态度日趋强硬，清廷内阁驳回革命军全部要求。南京临时政府于是在1月6日下达了用兵方略。
1月7日，湖北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整编在鄂革命军为北伐军，以战时总司令吴兆麟，右翼军总司令李烈钧，左翼军总司令赵恒惕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军总司令官，并下令准备战斗。除第二军、第三军按原计划准备突击外，第一军于1月8日接到命令自阳逻出发，经三山铺向甘家店方向进攻。此间，湖北各中小地区革命武装也十分活跃。
1月10日，清廷发现在革命军数面夹击下战局已十分不利。当日清廷内阁奏片中写道：“武昌开战，长江各兵船早属匪有，江权尽失。浙江、江西各匪均由兵船运集杨逻司一带，人数约两万以上，拟攻黄陂，捣我左翼；汉阳府属之潜江、沔阳各匪，进据蔡店，袭我右侧。十月内，安陆府天门、京山两县为匪占据后，应城、云梦、德安、应山等处万分吃紧。孝感站距云梦仅五六十里，广水站距应山不满四十里，此两站极受危险。十一月初，襄阳、樊城失守，枣阳即为匪占，信阳隐受抄袭之患。而孝感、广水、信阳各车站，均属湖北军队后路，运线既受革匪重重包围，计长约三百余里。汉口、汉阳实为绝地，后路万一有失，大局何堪设想。故籍唐、伍两代表议定退兵之约，于本月十六日退至孝感、广水一带防堵。汉口、汉阳仍留文官、巡警保护地方治安，由两面协商，免为战地。谨奏。”
此日，段祺瑞亦转移其总司令部到孝感，将所部主力集结于阳店附近，一部集结于孝感附近，以此完成清廷内阁的指示。
1912年1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吴兆麟先后任北伐第一军总司令、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府参谋总长，部署北伐事宜。“参谋总长者，军事幕僚长也，负责贯彻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指示，搜集和提供情报，拟定和组织实施战略战役计划和动员计划，指挥部署协调各部队的作战行动。”
黄孝决战取得胜利
1月29日，革命军各部队全线展开突击，尤其以第三军攻势最为顺利，该军攻占新沟附近，向孝感（当时清军第一军、第二军总统官段祺瑞及其司令部均驻孝感）发起了攻击。这一攻击立即迫使清军将其集结在应城、云梦附近的部队收缩至德安以策应孝感。革命军第二军攻占祁家湾后再次向三叉埠突击，革命军第一军则在攻占甘家店后进入对杨店驿附近进攻准备中。
2月1日，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军在完成既定战役目标后终于暂时停止进攻，就地转入防御。各部队对于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停止进攻都很不理解。当日上海《申报》第三版报导：“武昌军政府现分各军为三路，第一军由黄州进攻，所部凡两镇；第二军则由黎统制（即黎天才）联合江西、安徽兵攻武胜关；第三军由沈秉堃率湘桂联军为后援。各军分拨既定，俱厉兵秣马以待，不料停战屡次展期，各军俱有忿色。”另外，在同一版上还报导了清军动向：“现北兵已全数退至距黄陂七十里之阳店，观其意殆欲退守武胜关。”
2月2日，湖北革命军第一支队全部占领汉口，第二支队渡江与汉阳反正部队会合，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被革命军收复。人民群众热烈欢迎革命军的到来。2月3日至5日，湖北境内清军逐步退却至广水、武胜关。6日，该部又向河南信阳州退却。双方协议，清军退却至信阳后，革命军再占广水、武胜关一带。为免发生冲突，清军在后撤中丢弃大量武器装备，许多人开小差或投降革命军。直到2月9日，革命军第一军还接受了一个整营的清军投降。
黄孝战役历时一个多月，双方参战兵力近二十万人，是辛亥革命中最大的一次会战，革命军投入了来自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广西、安徽、浙江、广东、上海等省市的兵力3个军、3个支队、海军一支舰队，共10余万人；清军投入了以其最精锐的北洋六镇为主力组成的两个军数万人。此战，双方投入兵力大大超过此前的阳夏保卫战和革命军攻克南京之战。此战，是革命军主力兵团与清军最精锐兵团的一次决定性会战。
武昌一役，吴兆麟布阵英明，行动有方，一举成功。黄孝会战，吴兆麟用兵如神，在战略上，明确了一定要打倒清朝，在战术上采取了“口袋战术”、“钳形攻势”，先用“围而不打”的方式，完成对汉阳、汉口、黄陂、孝感等地清军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然后革命军第一军炮兵，从12月31日凌晨1点开始，在武昌凤凰山、两望山、蛇山、黄鹤楼等高地向汉阳、汉口打了8个小时的炮，下午2点，湖北革命军沿武昌江堤一线发起进攻，清军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革命军阵地上，双方激战一整天，革命军第一军步兵沿武昌江堤各处向汉阳、汉口佯攻，掩护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分别在阳逻、金口渡长江。革命军第一军佯攻目的达到，随后按“正面牵制，两翼包抄”的顺序发起进攻。革命军第二军率先在黄陂的祁家湾打响，吸引了清军大部分兵力的视线，革命军第三军在清军毫不知觉的情况下，捣毁了清军在湖北的总司令部，达到了擒贼先擒王的目的，在敌军群龙无首之际，乘胜占领了孝感火车站，截获清军大批物质，切断了清军的运兵通道。此种战术充分发挥了革命军人多的优势，革命军第一军兵分两路，一路包围汉阳、汉口，处于包围中的清军惶惶不可终日，争先恐后往北逃。另一路在孝感的杨店挡住清军北逃的去路。段祺瑞走投无路率部反正，革命军第一军把清军全部赶出湖北。段祺瑞部的反正，使清军与革命军在数量的对比起了根本性的变化，“黄孝战役革命军部署有方，战法高明，致使清军兵败如山倒。”一举打垮北洋六镇主力，迫段祺瑞电告清廷，力主共和，使清王朝土崩瓦解。
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曾出城三十里迎吴兆麟将军入京。武昌起义成功，吴兆麟以大局为重让位于黎元洪，否则，吴兆麟即是中国之拿破仑。吴将军真人杰也，吴兆麟才是真正的民国之父。
黄孝会战堪比国共淮海战役，如同牧野之战，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但是后来只是研究不多。天意造化此人，就是为了武昌起义成功！综合各种情况看黄孝会战，革命军的指挥者，除了吴兆麟没有其他人了。
现代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一般是由总参谋长制定作战计划及行动方案，最后有总司令下达命令。黄孝会战之时，吴兆麟当时是总参谋长，命令是通过大元帅府下达的。所以谁在指挥的很清楚。从武昌起义及之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看，黎元洪军事才能很一般，黄兴实际是门外汉，孙文、蒋翊武之流非人杰也，只是空想主义者！孙中山发起的革命，黄兴指挥的战斗哪一次成功？革命党人的军事才能不值一提。只有吴兆麟既有军事理论又有真正的指挥能力。大浪淘沙，不行的都逃之夭夭。武昌起义幸好吴兆麟在场，否则又个是笑话。
从1864年至1871年，普鲁士接连打了三场战争，即：普丹战争（1864年）、普奥战争（1866年）、普法战争（1870年），最终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而在此之前，自1815年滑铁卢会战以来，普鲁士有半个世纪没有打过大仗。开战前毛奇和总参谋部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制定了详尽的战争计划，三场战争的进程几乎完全契合总参谋部的预定方案。
德国总参谋部是德国军队中对战争进行规划和决策的高级军事机构，由原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部发展而来，是现当代绝大多数军队总参谋部的样板。总参谋部的崛起和发展是德军与其对手相比最大的优势，是德军两个多世纪来最令人生畏的部分，也是近两个世纪以来军事史上最出色的参谋机构之一。
普鲁士军队中确立了参谋长与指挥官的“平级”关系，此后的总参谋部真正成为了战争的指挥者而不仅仅是最高统帅的军事顾问。普鲁士总参谋部对统一战争的进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一时期也是以毛奇为代表的普鲁士/德国军官团将总参谋部推向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同时普鲁士的成功给欧洲军界以很大震动，此后各国竞相仿效普鲁士/德国模式组建或改革自己的总参谋部。
1883年5月20日威廉一世颁布的内阁令，授予总参谋长“直面皇帝”的权利，既有每周一次的例行汇报，也可以随时直接向皇帝汇报，毛奇获得了自马森巴赫以来军官团一直梦寐以求的权力，至此，德国总参谋部发展到了它成立以来的巅峰时期，“总参谋长毛奇实在比总司令，国王本人，还更为重要”。
德国总参谋部是德国军队中对战争进行规划和决策的高级军事机构，由原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部发展而灰指甲怎么老是不好来，被誉为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创造。英国陆军上将亨利布兰肯博里称德军总参谋为“德国军事机构的基石，德国陆军骁勇善战的根本原因，德国军事机构强有力的大脑，德国军事机构得以高效运转的智囊团”。
二战德军之所以如此凶悍，除了军队素质优秀和装备先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们拥有一个发达的大脑，一个先进的指挥中枢。这个“大脑”不是希特勒，而是一个叫“德国总参谋部”的机构。
德国的总参谋部发挥着核心作用。德国总参谋部有一个特长，就是在战前制定详细周全的作战计划。比如一战时的施里芬计划，二战时对波兰的白色方案、对法国的黄色方案、入侵丹麦和挪威，代号为威瑟堡行动的计划和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
美国的总参谋长（应该叫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是美军中第一人，参联会直接向总统负责，军中无人可比。总参谋长是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是军中的大脑。拥有最高的军队指挥权。
吴兆麟是民国第一任总参谋长，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吴大将军！ |
发表于 2020-3-12 22: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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