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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历史 砥砺前行 --- 吴氏宗亲正视“灭吴九术”(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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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 07:1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接前文
(直面历史 砥砺前行 --- 吴氏宗亲正视“灭吴九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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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孔子对于泰伯三让天下而奔荆吴,赞不绝口,认为“民无得而称”,虽然孔子没有记录下来民众如何称颂泰伯,但孔子表明“民无得”,民众没有直接得到任何物质财富和物质利益,却对泰伯加以称颂,因为泰伯让位,带来了和谐与和睦,避免了战乱,俗话说,大鬼打仗,小鬼遭殃,和平可以避免民众的物质财富与物质利益甚至生命的损失,民众为此感恩戴德。

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侍于殷”,虽然孔子没有说周文王的行为“民无得而称”,但也是由于同样的上述原因,也确实是“民无得而称”,因此,孔子终其一生,只称吴泰伯与周文王这叔侄二人为“至德”。

儒家圣人盛赞泰伯,而道家鼻祖却对泰伯不置一字。庄子还专有文章一篇,取名为《让王》(南华经第28章),也未提到泰伯。庄子在《让王》篇里,强调的是对生命健康的保全,认为这比获取荣华富贵要重要得多。这其实正是“民无得而称”所要表达的。而在老子留下的言论中,主要是对天地自然的考察与论述,没有留下对历史人物加以评价的内容。

虽然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的两大学派,但二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冲突,虽然老子对孔子有所否定,庄子对孔子有所抨击,但是其实在其中包含着的是对儒教更多的认同,而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与儒教。比如老子对孔子的告诫,仅仅是老子看出来孔子是想做官,又有点志向高远的傲慢,感觉他会撞南墙,庄子对孔子的学说,在抨击最激烈的《盗跖》篇中,也只是表示孔子的学说并非全真,仅仅有部分是事实,而另一部分的事实却没有考虑到。而孔子对道家则是有更多的学习与借鉴,不用说道家的《易经》也是儒家的经典,孔子对道家的五行学说也大加认同,并收纳于儒家学说中。

可见,孔子对泰伯的赞美,并非表示道家对泰伯不认同,泰伯的精神与行为的伟大,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所褒扬的。所以泰伯的吴国,被称为至德名邦。

但是在春秋后期,礼崩乐坏,至德名邦在一些诸侯面前,成为了夷蛮小国,从而激起了吴国王室全力的抗争,而且是以战争的形式来抗争,甚至导致逆反,最后形成悲剧。

东周时期,周室衰落,吴国寿梦可能认为与周天子结盟并不能保障国家安全,寿梦也知道,只有贤德之人治理国家,国家才可以安全,并非完全是国弱就会挨打,而是国无道则会挨打,有德者主政,国则有道,就能保障国家安全。很可能寿梦认为吴国的安全威胁是来自于楚国,所以,寿梦拜会周天子回来之后,就自立为王,以与楚国分庭抗礼,面对咄咄逼人的强大楚国,寿梦没有选择示弱。同时,寿梦可能认为,做为周王室的嫡系后裔,吴国也没有理由选择对楚国示弱。

然而,周朝的中原文化是以礼为先,努力学习中原文化的寿梦之第四子季札,也是崇尚以礼为德,所以,在寿梦称王之后,季札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这个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王位,因为接受王位自然是与礼制相违的。从而,吴国的贤德之人季札,不会走上吴国的治国之君王的位置,而寿梦也无法解开这个结,从而,以至德立国的吴国,在寿梦之后,与以德治国的道路失之交臂,也与以立德为主来摆脱蛮国形象的道路失之交臂,剩下的,只能走上了“显示军事力量来摆脱蛮国形象、以求获得尊重与国家安全”的道路。

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于晋齐两个大国来说,最不希望的是看到中国南方的统一,而从发展趋势来看,楚国最有可能统一中国南方,所以,晋国与齐国是最希望吴国能够起来阻止楚国统一中国南方,当然,晋齐两国也不希望吴国来统一中国南方。因而,晋国派来了屈巫,教吴国车战之术,提高吴国的作战能力,而孙武子则是来历可疑,是不是齐国的当权者---田氏集团派孙武子到吴国(孙武子与齐国田氏属同一宗族),以增加吴国的军事力量,现在是无法说清的。总之晋国使臣的被派遣以及齐国孙武子的到来,确实加强了吴国的军事能力,以对抗楚国的统一战争。

然而,战争是非常消耗国家财力的,这是常识,孙子兵法中也说得很明白(动用十万之师,从士卒的招募、训练,到武器、装备的制造,从内政、外交的开支,到后勤供应,日费千金。“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十去其六”)。尤其是孙武子的精兵政策,更需要国家拿出大量财力来加以维持。后世之中,禀承孙武子精兵政策的吴国王室后裔吴起,在魏国建立武卒,可能是魏国地处中原,生产力水平比较高,能养活的人口比较多,所以吴起在魏国建立了七万人的武卒,而孙武子在吴国只能建立三万人的精兵。有人分析,孙武子和吴起建立的精兵,大大消耗了国家的财力,所以这两个国家的精兵,只能维持十多年的时间,以图得一时的强大,如果不能以战养战的话,必然不能永久维系。事实上,吴国与魏国的强大,也确实只维持了十多年的时间,之后是吴国灭亡,魏国衰落。这种政策,非常迎合了“成功必须在我”的不讲谦让德行的国君心理。(原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持“成功不必在我”之口号,有德行君子之风度。)

至于柏举之战,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吴国的作战目标是不是灭楚,也是很难说,当然,做为楚国人,伍子胥是不愿意楚国灭亡,伍子胥最希望的,应该是他来找一个傀儡来做楚国国王,而做为齐国人,孙武子也不愿意让楚国灭亡,让吴国来统一中国南方。如果孙武子确实是齐国当权者派出来增强吴国军事力量的话,孙武子必定不能让吴国来统一中国南方,因为这与齐国的国家战略安全不相符合。(当然,如果孙武子是为齐国的战略而来,那么,在柏举之战,孙武子在前期尽全力战胜楚军,在后期却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故意不战胜秦国军队,那么,孙武子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战略间谍)

后来,随着秦国出兵援楚,越国出兵攻吴,吴国没能在柏举之战之后统一中国南方(在三国时期,统一中国南方的,则是吴国,三国时期的吴国,占据的正是春秋时期吴国、楚国、越国的地盘,所以,人们说,三国时期的吴国,是有吴国之号,楚国之域,越国之心)。

柏举之战的结果,也许是孙武子最希望看到的,一来吴国没有统一中国南方,以保障了齐国的安全,二来一战成名,成功地为孙武子自己扬名立万。而孙武子在柏举之战之后选择隐退,也许正是孙武子看到了精兵政策的不可延续性,所以在精兵政策的弊病出现之前,赶紧隐退,以避免自己的名声受损。

在槜李之战,吴国战败,一般的认识是越国玩弄让越国死囚在阵前集体自杀的把戏,让吴国军队的阵型混乱,从而失败。实际上,吴国的精兵是靠野战取得胜利,尤其在柏举之战,并非靠阵列来维持战斗力,槜李之战的败因,是这支征战楚国的部队,战斗意志消弱了(因为军功而赏的财物己足够),而且在征楚八年之后,年龄也增长,体力也不如前,战斗力也减弱了。这没有出乎孙武子的预料,但是出乎了吴王阖闾的预料,以致于吴王阖闾阵亡。这在本质上,也是吴国在柏举之战没有实现以战养战的悲剧。

关于这一点,或许伍子胥在后来看到了(虽然孙武子早就看到了),在吴王夫差攻齐之前,伍子胥说“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而夫差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夫差比伍子胥开悟得更迟。以致于夫差无法以吴国的国力来对抗越王勾践。虽然从后来“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将吴国占领的楚国、宋国、鲁国、齐国的大量土地归还给各国(实际上这些土地也是这些国家从别的国主那里抢过来的,因为这些诸侯国在周朝初年分封之时,顶多只有方圆一百里)”这件事上看,吴国的国土扩张了不少,但还是没有实现以战养战的效果。

国家对抗,从来都是实力的对抗,越国灭吴,也是如此,是实力的较量,越国灭吴,并非诗句上所说的“三千越甲可吞吴”,有人分析,越国攻吴的兵力,在十万以上,而吴国的国力虚弱,拿不出这么多兵力,更没有这么多斗志旺盛的士兵,从而战败而亡。

明朝时期,刘伯温写了一个寓言《吴王吝赏》,说吴王夫差因为舍不得花钱激励将士,而致亡国。实际上,那个时候吴国国力衰弱,是拿不出大量的钱财来激励将士,从而“泰伯之国遂亡”。

而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不仅解决了以战养战的问题,而且解决了战斗意志的问题。商鞅变法,废除了秦国贵族的特权,军人以战功获得土地的,土地靠战争夺取,而这种奖赏不可世袭的,后代不能继承,后代需要战功才可以取得,于是战斗意志持久。这也就是现在有人所说的:做义工的打不过拿工资的,拿工资的打不过发奖金的,发奖金的打不过拿提成的,现在还有人说拿提成的打不过给股份的。看来以后还得有象美国那样“想继承股份的,得缴纳巨额遗产税”。

集“至德名邦”与“夷蛮小国”为一身的吴国在争霸成功之后,不幸亡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可以与吴国相比较的,有两个国家,一是鲁国,与吴国一样有高贵的身份。鲁国是周公之后建立的,吴国是泰伯之后建立的。另一个是中山国,与吴国一样被称为蛮邦。

由于中山国与吴国有着同样的“姬姓”的蛮国身份,而且中山国是鲜虞族所建立,虞与吴在古代相通用,所以中山国很重视吴国的兴亡史。中山国曾被魏国的乐羊和吴起在赵国的支持下灭掉,后来又在赵国的支持下复国,在复国之后,中山国国君在中山王鼎铸下了“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的吴国前车之鉴,忠告中山国后来的国君,不要象吴国那样把国力和德行消耗掉。然而,警句在目的中山国,并没有改变奢靡之风,就在把这警句铸在中山王鼎上的十几年之后,中山国被赵武灵王灭掉了。(赵武灵王在实施胡服骑射的政策之后,国力增长,灭掉中山国,赵武灵王并未对中山国实施什么“灭中山九术”,赵武灵王在灭中国山的第二年就死去)。

而与吴国相比较的鲁国,是孔子的家乡,虽然也有过武力扩张,但是大体上没有过分失德,一直也崇尚礼制,同时也没有过分消耗国力,所以,鲁国国祚较长,到公元前249年(秦始皇灭六国之前的28年)才被实力悬殊的楚国所灭。老子之国灭掉了孔子之国。

实际上,吴国也有机会成为象鲁国那样国祚长久的国家,因为吴国有季札和子游这样的贤人,再凭着泰伯仲雍之高贵身份,完全可以把吴国带入礼仪德治之邦的行列。然而由于历史的阴错阳差,吴国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却走上了军事抗争的道路,同时在这条道路上,也没有做到以战养战的德政之道,从而国力耗尽而亡。即使没有亡于勾践之手,也会亡于其它势力之手。

可见,当时的吴国国君,以及后世的吴国王室后裔,面对亡国之事,本不该怨天尤人(孔子儒家明确反对怨天尤人),更不必在明里暗中声讨“灭吴九术”之所谓阴谋,而是禀持至德家风,广施仁德,其中尤其是要做到仁德之道之中的“反求诸己(返求之于自己,即求人不如求己之意)”,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努力实践道家经典《易经》所言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从而促进自己的不断进步,这正是君子之道,也是孔孟所推崇的“仁道”,以此保持力量稳固与德行长久,这就是继承了泰伯的“至德之道”,从而让至德名邦国祚长久。

实际上,儒家在初学入德之门的《礼记·大学》所推崇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八个条目)之中,前五项条目,均是“反求诸己”与“自强不息”的具体实践。(当然,如果某些势力在“致知”这个环节为民众施以障碍,为一己之私,推行信息封锁,滥用立法之权,以邪恶与恶毒之心来立法,将真实信息的流通定为违法,实施愚民政策,那么,民众,民族,国家,也就走上了衰亡的轨道)

吴国故事已经成为过去,吴氏宗亲做为至德传人,自然要吸取至德名邦的亡国教训,弘扬至德精神,反求诸己,自强不息,兴旺延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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