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知己: 吴敬琏与蒋彦永的电话交流节录

崇让堂

蒋彦永说：“（在中国）要讲真话、心里话，虽是难上加难，但我一定坚持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3月30日，解放军301医院外科教授蒋彦永听说一位老同学朱克大夫被怀疑患有SARS，于是，蒋彦永开始向本院一些接触过SARS的医生了解情况，并打电话到军队系统的302医院和309医院请教。后来，从一些相熟的专科医生口中，蒋彦永获知北京的SARS病人原来已经为数不少，仅在309医院一处，就有了近60例，而且死亡人数达到五六例。

4月2日晚，蒋彦永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中看到了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声称北京的SARS患者只有12人，而死者为3人。

4月4日，在做了进一步调查确认之后，蒋彦永发出署名信件，致函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提供了自己了解的事实。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应。

4月6日，芬兰籍国际劳工组织官员阿罗因SARS不治身亡之后，中国官方正式披露北京的SARS患者为19人，仍然都是“输入型病例”。

4月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了解到蒋彦永寄给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四频道的署名信件之后，找到蒋彦永，并采访了蒋彦永，确认所写信件的真实性。
  
4月9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蒋彦永的署名来信。信中，蒋彦永指出，北京的实际疫情大大超出当时卫生部所宣布的官方数字，并在信中直斥卫生部长张文康“说假话”。

4月9日，吴敬琏在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吴敬琏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员处理“非典”问题的态度很成问题，早期对群众封锁消息，直到现在，虽然国务院要求卫生部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报告疫情，但国内信息还是不透明。吴敬链强调，把国外的有关疑虑和批评都说成是“夸大疫情”和“别有用心”是错误的。虽然不能排除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非典”的事态达到自己的目的，但绝不能“一触即跳”，拒人于千里之外。吴敬链希望中央领导关注香港的“非典”形势，防止由于“非典”传播，使刚刚显露复苏迹象的香港经济再次陷入困境，并进而导致社会政治问题。

据当时在场，后来曾提出多项SARS研究报告的经济学家胡鞍钢回忆，在吴敬琏提出有关批评建议后，温家宝总理作出了正面回应。温总理指出，人们关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健康是正常的，应当充分地理解。新一届政府成立一个月来已多次研究“非典”问题，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因此抗击“非典”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4月10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北京的患者为22人，其中4例死亡，并称这些数字包括了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确诊的病例的数字。

4月11日，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给蒋彦永发来海外传真，内容是美国《时代》周刊刊登的蒋彦永报道的原文，这是第一封表达慰问之情的来信

4月11日下午，蒋彦永正式找到301医院政治部的领导，正式提出：卫生部部长应该引咎辞职。并希望卫生部的领导前来与他核对数字。如果他反映的数字是错的，可以向世界发表声明，承认错误，愿意受处分。如果卫生部的数字不对，就请卫生部加以纠正。

4月12日，蒋彦永给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写信，这封信，蒋彦永委托301医院经组织系统转交马晓伟本人。

4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

4月20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去党内职务，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公布了北京的疫情，新数字正是五天前官方数字的近10倍，达339例，此外还有疑似病人402例。

20天以后，疫情最为严重的北京发病人数开始明显下降。

5月初，蒋彦永曾收到一封寄自西班牙的来信，信中只有两个写在宣纸上的毛笔大字：“仁心”。

5月23日，蒋彦永被《中国妇女报》的《经济女性》周刊列入“抗‘非典’英雄榜”。榜上排名第一的是广东的呼吸道专家钟南山，蒋彦永名列第二，排在第三位的是副总理吴仪。

5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说，不理解蒋彦永为什么那么受人关注，蒋大夫只是600万医护人员中的一个。高强还公开为在防治SARS中严重失职的前卫生部长张文康辩护。

2003年6月3日，经济学家吴敬琏接通了蒋彦永家的电话，表达自己的敬意。两位推动了疫情信息公开和政府施政方式进步的老人交谈了20分钟，如遇故知，相见恨晚。


以下是吴敬琏与蒋彦永的对话节录：

吴敬琏：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我想专门给你打个电话向你致敬！你为我们国家立了大功，为人民立了大功。

蒋彦永：我希望你如果有机会跟别人介绍的话，不要这么说，你就说蒋大夫是一个说老实话的医生，这已经足够了。

吴敬琏：不只是这样。这个事情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传媒体制、政务公开等制度上解决，需要改变过去的一些老做法，而每个人在现有状况下力所能及地挽回一些损失，才能说是尽到自己的本份。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现在有一种奇谈怪论，认为说老实话反倒有问题，而封锁消息是正常的，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这是一种奇谈怪论。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辨明是非。

蒋彦永：信息不公开会长期影响国家正常发展。因为政府如果能听到各方面的声音和正确的情况，就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犯错误的机会要少。比如4月初对SARS疫情的判断。如果那时真像张文康讲的，到北京旅游和工作是安全的，到“五一”旅游高潮时，国内外人涌进北京，这个病不仅会散布到全国，还会散布到全世界，对我们国家损失就太大了。我当时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医生，要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第二，人总要说老实话。所以我才写信的。

吴敬琏：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华北第一例病人还是香港的第一例病人引起的广泛传播，都是信息阻断而发生的悲剧。在现代社会，信息的传送不管是对企业、个人，还是国家，都极其重要。但人们过去以为，信息不公开是保持社会稳定和保护国家形象的好办法，其实这完全错了。

蒋彦永：“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觉得通过这次事件可以看得很清楚，重要的是真实性。关于新闻报道的改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讲了“三贴近”，这都是很正确的，但如何在过去的环境里改变这些问题，可能还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吴敬琏：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一些似是而非的话特别值得注意。现在正处于一个我们需要总结经验教训推动改革的时候，是应该往前走，还是回到老体制和老做法？我自己是国家信息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有一些体会。去年国家信息化的第一要务是电子政务。但在工作中发现困难重重。因为电子政务需要建立在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的基础上，否则只是用电子技术来代替纸面的东西。

有的机关把公共信息变成私有财产，变成自己寻租的工具，于是就把内部网络搞成了“信息孤岛”。所以，专家咨询委员会力求推动信息公开立法。西方国家都有信息公开法。涉及重大国家机密的公共信息，要经过一定手续取得豁免才可以不公布。立法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希望通过这一次“非典”的教训能够加快法律或者行动法规的制定过程。

蒋彦永：立法不算最困难，最困难的是执法，而新闻媒体可以起监督作用。朱镕基总理对《焦点访谈》就很重视，认为《焦点访谈》负面新闻报的还不够。我觉得朱镕基总理的态度和新一届政府是完全一致的。

吴敬琏：但是要很多《焦点访谈》。因为不是一个《焦点访谈》就能看清和揭露所有问题，还是需要有自由的新闻传播，需要有百家争鸣才能解决问题。

蒋彦永：我是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共产党应该不怕各种媒体的任何报道，允许人有不同意见，除非是觉得心里没底，或者腿软。我相信，中国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希望共产党越做越好，应该学会听取不同意见，这次SARS事件，我相信会前进很大一步。我是普通的医生，本来这些都不懂，只是发现有这么大的谎报、瞒报，我就觉得作为医生，我不能不表态。

吴敬琏：所以我向你致敬。不是对你个人，而是要辨明这种行为的正确性。好像有人在这里把这个弄颠倒了。

蒋彦永：我相信，我们医院可以说所有的医生护士，我认识的各行各业或者国外国内的，都觉得一个医生，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说真话，这一点应该是对的，而且应该提倡这种态度。　


之后，2003年《财经》（ 《证券市场周刊月末财经版》的简称）第12期第21-24页，刊登了吴敬链的文章：《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文中，吴敬链要求提升社群自组织能力，填补“社群缺位”。

吴敬链认为，发育良好的市民社会和社群组织不但可以从多方面弥补政府的不足，而且能够起到与政府工作良性互动的作用，使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更加具有向心力和认同感。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而要发展市民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

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包括所谓的镇压反动会道门等等，整个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不论属于什么行业或领域，都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体系，叫做“没有社会的国家”。

政府领导作出决策和下达命令，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准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

在这次SARS危机中，这种自组织能力薄弱、市民社会发育不良的缺陷使中国除了政府单打独斗，几乎没有社群组织有力量提供普及知识、募集资金、为患者和医疗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等活动。

有人说，中国的科学家在SARS面前整体打了败仗。其实在我看来，造成失败的并不是中国的科学家，而是行政化、官本位的科研体制。官员说了算，“谁的官大谁就是真理”，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吴敬链认为，现在应该是开始填补这种“社群缺位”的时候了。发育良好的市民社会和社群组织不但可以从多方面弥补政府的不足，而且能够起到与政府工作良性互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