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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伯三德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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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1 20:36:5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吴鸣镝   

对吴氏文化稍有熟悉的人,都知道泰伯的三让文化,孔子称之为“三让王位,民无得而称焉”,这是泰伯的让德。实际上,泰伯之德,远不止让德。让德至上,只是做为儒家宗师的孔子,从儒家观念而得出的观点。

泰伯三让王位,是出于对周室的家国和谐与前途考虑,而做出的决定。泰伯让王位之后,第一个行动是奔荆蛮,也就是离开周国。这种放弃王位的同时,还放弃王室地位、离开王国故土的行为,是一种更大的德行。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让出王位和让出王位继承权的行为,并不少见。但是,放弃王位的同时,还放弃了王室的优厚的物质待遇与处优养尊的地位,这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即使泰伯第十九世孙季札,放弃了王位继承权,也被誉为让王位,也并没有离开故国,放弃王室地位。

泰伯让出王位之后,再离开周国,奔走荆蛮,同样是出于对周室的家国和谐与前途考虑,为了避免之后的周国可能会出现的间隙与纷争,泰伯让出王储的地位之后,远走高飞,让后来的王位继承者彻底打消了后顾之忧,也让某些人打消了从中作梗的念头,从而让周国王室和谐安宁,家和万事兴,从而周国得以兴旺发达。

可见,泰伯的离德,是比让德更高的德行。

泰伯离开周国之后,来到荆蛮之地,首先是筑城,然后立国,并建立国号。虽然泰伯自号句吴,但是泰伯并没有自封为王,而是踏踏实实地为民做事,筑起土城,保障安全,发展生产,保障生活,人民安居乐业。消息传出去之后,民众纷纷前来投奔,很快就成为一个保卫和平的大集团。泰伯这个定国安邦之德,是泰伯最大的德行。

周易曰:厚德载物。泰伯建立吴国,筑城重产,护国安民,是泰伯厚德载物的明显表现。

由此可见,泰伯的弃让王储、去国远奔、建立句吴,这三个行为所体现出的泰伯三德,比孔子鼓吹的泰伯三让,是更全面地概括了泰伯之德行。

泰伯的三德,在本质上是只有一个核心,也就是维护和谐。弃让王储之位,是为了维护周室的和谐,去国远奔,也是为了周室的维护和谐,建立句吴国,是为了自身以及民众的安全与和谐。泰伯为了这一个核心,也是为了这一个仁心,而做出的这三个行动,同样体现出泰伯的两个品质,一个是诚,一个是智。诚的表现在于泰伯为了自己的仁心与核心,而实实在在地拿出了行动,以行动来表达诚心,并不是只在空想,也不是只喊口号。泰伯的智,表现在他的成功,成功地让王位,成功地奔荆蛮,成功地建国家。虽然每一个行为都有千难万险,但泰伯均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成功。

泰伯处于万人敬仰的王储之地位,表现出的让位之德、离国之德、建国之德,从而表现出泰伯诚与智,最终实现了泰伯的仁心慈意与慈悲精神。

泰伯让王位之前,在周国是受万人敬仰的地位,泰伯让王位之后,在荆蛮也同样是受千家万户敬仰的地位。在如此尊贵之位,泰伯保持了谦逊的精神,从而维护了和谐与和平,让周国和荆蛮都得到了大踏步的发展。

然而,泰伯后裔的处境则大不相同。

牧野之战,武王伐纣之后,武王派人寻找泰伯后裔,对泰伯之弟仲雍长子周章加封,对周章之弟虞仲封为伯爵,并将离周朝首都不远的地方封土为虞国,让虞仲成为伯爵虞国的国君。后来,在齐桓公称霸之时,虞国被晋国所灭。再后来,久久未通于中原的吴国,地偏国弱,在寿梦时期,与中原相通,但却被中原各国的统治者与文人的歧视,被认为是一个子爵国家,在“伯侯公子男”五个爵位中,是倒数第二等的地位。泰伯后裔不再处于受人敬仰的地位。

这种受人歧视的不利地位,也是造成后来的吴国失败的一个原因。

有人认为,“武王追封泰伯为吴伯,故曰吴太伯。”封给周章的是伯爵地位,但是孔子主编的春秋之中,虽然寿梦己自封为王,但孔子却称吴国国王为吴子,认为只是一个子爵国家。国语索隐中记载“黄池之会,晋定公使谓吴王夫差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可见夫差毕其一生,为的是争得一个吴伯的地位,为此不惜抛弃吴王的头衔。

从这个方面来看,夫差也是一位“让王”,夫差为了获得霸主的地位(古代霸与伯相通),为了吴伯的头衔,而放弃了吴王的称号。

泰伯与夫差,同样有让王的行为。但本质是完全不同的。泰伯的让王,是在受人敬仰之位,为了慈悲的胸怀,而做出的让。夫差的让王,是在受人歧视之位,为了重新获得吴伯的称号与霸主的地位,而做出的让。泰伯居尊而持仁,夫差居卑而抗争。然而,有勇有谋的泰伯幸运地成功了,有勇有谋的夫差却不幸地失败了。

在夫差刚刚争夺到第一个歃血的权力,成为霸主之时,吴国国内却传来吴国都城被攻破的消息。之后,夫差杀了七个报信的信差,仁心己失,又为了对中原歧视加以反弹,要求鲁国“征百牢”,僭礼违制,与整个中原文明对抗,人心己失。

泰伯的成功,给人们摆出了一个启示:在处于尊贵地位之时,保持谦逊,可以取得荣耀。而夫差的失败,吴国的衰亡,也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处于被歧视的地位之中,如何获得荣耀。问题的答案可能不止一个,但显然,答案决不是“傲慢”,哪怕是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时候,也要避免傲慢。

商末时期的吴国与春秋时期的吴国,泰伯与夫差的故事,所留下来的吴氏文化,是中华古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需要中国人传承下去,并向全世界推广。这个任务,在现代,是落在了当代吴氏宗亲的肩膀上。如何传承的弘扬吴文化,是当代吴氏的一个重要命题。

在中国,儒家文化与孔子文化得到了传承与推广,这有三个原因,一是孔子所告诫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的时代,文化较为发达,孔子的言行都被记录下来,而且孔子的言辞也较为朗朗上口,所以孔子的文化传得久、传得远。而泰伯的年代,泰伯的言行很少被记录下来,所以传之无物。二是后世统治者独尊儒术,加上再后来的科举考试,只考儒家内容,所以儒家文化传承更广。三是现代中国,无论是民国初期还是文革时期,都曾经对孔子文化大加批判,而且以非常通俗的语言文字与图画的形式加以批判,从而让孔子文化妇孺皆知。

吴氏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一是不可能以批判的方式加以推广,因为大多数人不同意,人们都会以直觉认可泰伯的谦逊精神与开拓精神。二也不指望以统治者的力量来推广。那么,人们可以靠“言之有文,行之久远”这一方式来传承与推广吴氏文化。从高雅的方式来看,可以从诗与歌的形式来颂扬吴氏文化,从而加以传承与推广,从通俗的方式来看,可以用“成语、谜语、歇后语”的方式来传颂吴氏文化,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承吴氏文化,可以加快传承与推广的速度。

关于成语,泰伯后裔的吴国与虞国,都留下了不少成语,但很多都是负面的内容,虞国的故事中,留下的成语有:假道灭虢、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辅车相依。吴国的故事中,留下的成语有:叹为观止、秋风过耳、螳螂捕蝉、三令五申、疲于奔命、如火如荼,等等。这些成语与泰伯之德无关。所以,有关泰伯德行的成语,需要当代吴氏宗亲中的文化工作者发扬创造精神,创作出一个又一个成语,以弘扬泰伯精神。

关于谜语,在第四届世界吴氏宗亲恳亲大会上,曾经举办过谜语大赛,里面有一位闽南谜语专家,创造了不少谜面与谜底,都与吴氏文化有关,这个形式,值得吴氏族人们深入挖掘。

关于歇后语,这更需要当代吴氏的文化工作者加以探索与努力。

对于泰伯精神与吴氏文化的成语、谜语、歇后语的创作,不仅吴氏宗亲中的文化工作者需要努力,也需要当代的吴氏企业家们加以努力,吴氏企业家们可以用向全社会悬赏的形式,鼓励与调动全中国甚至是汉字圈的所有国家的文化工作者和人民,发挥创造精神,创作出与泰伯精神与吴氏文化相关的朗朗上口的成语、谜语、歇后语,从而加快泰伯精神与吴氏文化的传承与推广。

总之,随着吴氏宗亲活动的开展、吴氏文化的弘扬出现喜人的情况,但当代吴氏宗亲,无论是文化工作者,还是企业家,都任重道远,让我们为传承与推广泰伯精神与吴氏文化,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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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20-1-21 20:38:03 | 只看该作者
从东汉到南宋----伯渎河的痕迹
吴鸣镝   

在《吴越春秋》一书面世约100年后,公元154年,东汉糜豹在《泰伯墓碑记》中描写在糜豹之时的约1300年前,泰伯“筑城郭以为藩卫,穿浍渎以备旱潦”。这应该也是根据当地居民的相传而做出的认定。

自从越王勾践灭吴,毁吴国王室宗庙之后,至东汉糜豹时期,苏南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战乱,无论楚灭越,还是秦灭楚,以及楚汉相争、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到东汉糜豹任太守,这约628年的时间里(公元前473年到公元154年),苏南地区都不是战场。这里的人民,除了吴国王室成员四散逃开之外,平民没有受到大的动荡,相对比较安居。所以,东汉糜豹在苏州城(今七里山塘附近)重建泰伯庙之时,对泰伯庙的选址,“以宅为祠”,应该是当年吴国王室四散逃离之前,吴国王室宗庙所在之处。因为在当地安居的人民,代代相传(相传约30代),记忆不会有太大的错误。而且,宗庙在都城之内,也是正常。只是吴国从泰伯到阖闾,不断迁都,吴国宗庙也随着都城在不断迁移。可见,吴国最后的宗庙是在苏州城,以前的宗庙,是长江以东到苏州以西的广大区域内。

在东汉太守糜豹建泰伯庙的658年后(从公元154年到公元812年),《唐书》记载,唐朝刺史孟简在苏南地区修建运河孟渎,历史记载比较清淅。实际上,孟简所疏通的河道,是扬中东南到常州奔牛镇这一段。但是因为这一段河道的疏通,长江之水再次注入运河。而在这之前,长江之水是从镇江经丹阳,流到常州奔牛镇。在孟简修建运河之后60年左右,陆广微所撰的《吴地记》一书面世。《吴地记》记载:泰伯筑城于梅李墟,周三里二百步,外廓周三百余里。今曰梅李乡,亦曰梅李村。一百多年后,北宋晏殊所著的《舆地志》(非南朝顾野王所著《舆地志》)也有描述:吴筑城桥里平墟,即此地。自太伯以下至王僚,即此。城内有太伯宅,堂基及井尚在。

在《吴地记》一书面世约100年后,《太平寰宇记》一书面世,其中明确记载“泰伯开渎以备旱涝,百姓利之,为立庙于渎侧。”表明泰伯渎与泰伯庙相伴相随,距离很近。其中还记载“太伯渎西带官河,东连范蠡渎,入苏州界,澱塞年深,粗分崖岸。元和八年,刺史孟简大开漕运,长八十七里,水旱无虞,百姓利之。”描述了泰伯渎的长度(八十七里)。

《太平寰宇记》一书面世后约280年,南宋《咸淳毗陵志》载:“太伯渎在县东南五里,西枕运河,东达蠡湖,孟简尝浚导,袤八十七里,广十有二丈。”描述了泰伯渎的宽度(12丈,约30多米宽,据现代测量,水深约1.4米)。

现在的京杭大运河,在无锡惠山脚下,从西北向东南流过,也流入了与泰伯渎所接的古运河。泰伯渎的水,也主要是从长江而来。长江之水,从惠山脚下的京杭大运河,经古运河,流入泰伯渎,江水经过梅里泰伯庙,与现代人所修的泰伯大道平行(流经梅里泰伯庙的泰伯渎,宽约30米),再流经鸿山泰伯墓以南五里处,流到鹅真荡(鹅湖),进入苏州地界,经常熟虞山(泰伯之二弟仲雍之墓所在的山峦)之西麓,再流回长江。

一条泰伯渎,连接着鸿山与虞山。从鸿山到虞山,水路约60里。或许在三千年前,在泰伯“自号勾吴”之后,泰伯仲雍开凿的这条水道,借助鹅真荡之湖的天然水路,吴国的活动范围,从无锡惠山、锡山、鸿山一带,扩展到虞山。

伯渎河,记载着泰伯仲雍的丰功与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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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楼主| 发表于 2020-1-21 20:38:57 | 只看该作者

简介

吴国在春秋初期的吴子夷吾或吴子禽处的时代,即越过长江,占领邗国,到吴子句卑(吴王寿梦的祖父)时期,吴国的势力曾达到现在的山东阳谷(泰山以西二百里处),成为泱泱大国,但后来被齐国掠夺了一半的国土。到寿梦时期,吴子寿梦自封为王,成为姬氏诸侯之中,第一个自封为王的国君,从而成为姬氏诸侯之中第一个明目张胆地破坏了周朝礼制的国君。泰伯所创建的吴国,在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末期,斗志昂扬,积极进取,斩获颇丰,威震华夏,称霸群雄,似有一统天下、代周而立之势。吴国的最后七个国王,对于吴国霸业,虽然抱有“成功不必在我”的谦逊精神,在努力奋斗的同时,十分注意掌握分寸,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力来把握战争的规模与频率,但是,即使如此,吴国最后的七个国王之中,仍然有五个国王死于非命,这是空前绝后的现象。在最后一任的吴国国君夫差时期,放弃了“成功不必在我”谦逊精神,丧失泰伯至德精神,希望“成功必须在我”,所以,虽然自以为自己的心中有分寸,但发动战争的规模与频率没有掌握好,有些超出国力之上,而且任用了贪图物质享乐的佞臣,不仅造成人才枯竭,而且造成资财枯竭,最后无力支撑战争,最终丧失了至德名邦、泰伯之国。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吴氏宗亲做为泰伯传人,理应传承和发扬至德精神,高举至德大旗,以德弘德,促进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泰伯之国的消亡,在于丧失了泰伯至德精神,夫差没有处理好国内的人才使用,同时也在于夫差没有处理好越国的人才团队,反而让越国的人才团队影响到吴国的人才团队,从而造成国内人才的枯竭与资财的枯竭,而后衰竭而亡。人对了,世界就对了。人错了,一着错,着着错。



吴王夫差 与 诸葛孔明

吴鸣镝

毛泽东熟读经史,他的历史观在他的诗句中表述出来----“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指,他不相信史料中的传说,也不相信史料传说中的道德力量甚至意志力量。比如他认为牧野之战商纣王的部队临阵倒戈,不是因为周国的仁德之政美名传,而是商纣王刚刚在对东夷的战争中取胜,周武王趁商纣王攻打东夷的时候,起兵攻打商朝,商纣王用对东夷的战争中获得的俘虏抵抗周武王的进攻,结果这些东夷的俘虏兵临阵倒戈,导致商纣王最后一败涂地。

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历史说,也谈到了史料(尤其是正史的史料)的可信度的问题,史料中的人物,要么是不断地被美化,要么是不断地被丑化。尤其是对战败者的污名化,在历史上并非鲜见。

吴王夫差,做为一个让至德名邦与东南强国烟消云散的当事人之一,被污名化的可能性更大。

一、吴国的历史

吴国的历史是模糊的,尤其是吴国的早期历史,这应该与吴国过早的亡国有关,这样的结果是,对于吴国早期来说,减少了历史层累的现象,但是对吴国的晚期,却增加了历史层累的行为。

泰伯立国之后,古书记载的吴国与中原文明(华夏文明)的第一次接触,是吴国国君周章的弟弟虞仲被周武王分封到夏朝的故都,建立虞国,这是一个爵位为第一等的公爵国家,同时吴国被封为爵位是第四等的子爵国家。在虞国传到十二世的时候,虞国被晋国灭亡,不知道在虞国祭祀的泰伯庙是否也被毁,因为泰伯也是姬姓晋国的先祖之一。这个时间是公元前655年。

古书记载的吴国与中原文明(华夏文明)的第二次接触,是在虞国灭亡之前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58年,齐桓公即位的二十八年,吴王寿梦的祖父吴子句卑主政时期,据管仲的《管子 大匡》记载,吴国军队攻打到齐国的谷城(即现在山东聊城的阳谷县和东阿县一带,这里是武松的故乡,是武松打虎和担任都头的地方,这一带还有西楚霸王项羽的墓),此处是在淮河以北500里的地方。史称“吴人伐毂(谷)”。

这表明,这个时期,在泰伯立国约500年后,吴国的势力范围,己经从长江南岸的方圆五十里的子爵国家,向北扩张500里以上,发展到淮河以北,占据了从江之南到淮之北的广大的江淮之地。此时,是在夫差时代的130多年前,句卑的吴国,是疆域不比夫差时期小多少的大吴之国。《史记 楚世家》载:“齐桓公称霸,楚亦始大。”实际上在齐桓公称霸之时,吴国己经很庞大,只是后来被齐国压制。

这也表明,吴国最迟是在句卑的祖父吴子“转”和句卑的父亲吴子“颇高”时期,吴国就开始从长江以南向北扩张。吴子“转”是中国进入春秋时期之后(也就是周朝的平王东迁之后)的第三位吴国国君(平王东迁之时的吴国国君是吴国的第十三任国君“夷吾”,是吴国国君“转”的祖父)。这个历史事实,一是说明吴国国君的积极扩张发展壮大的进取精神,也说明了吴国国君骁勇善战的风貌,至迟从吴王寿梦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就开始了,二是说明,无论是不是传说中的古公亶父让泰伯仲雍到达长江以南,有战略部署的意图(让吴国从南边配合周国从西边进攻商朝),以及存留血脉的意图(即使翦商失败,姬氏一脉还可以延续),吴国国君此时,在周王室受犬戎攻击而将都城东迁之后,在吴国国君的心中,己经产生了护周(保护周王室)的意图,甚至有代周而立的意思(如果周王室确实衰微,就主动承担起姬氏继续统领天下的重任,周天子变换为吴天子,但依然还是姬氏的血脉)。因为有资料介绍,在春秋初期(即平王东迁不久),吴国就出兵占领了长江以北的邗国(夫差开凿的邗沟即在此处)。这是在吴国国主夷吾或禽处(分别是吴主句卑的高祖父与曾祖父)的时期。

古书记载的吴国与中原文明(华夏文明)的第三次接触,约在公元前651年,也是吴主句卑主政时期。据管仲的《管子小匡》记载,齐桓公东救徐国而攻打吴国,并且夺去吴国一半的国土。史称“分吴半”。吴国在句卑主政时期的北进,受到齐国的严重打击,吴国的势力范围退到了淮河以南的地区,从江淮大国变成为长江下游的国家。

另外,在管仲的《管子 小称》中,记载了毛嫱和西施的事迹。由此可见,西施是吴主句卑时期的人,是吴王夫差祖父的祖父的时候的人,西施与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没有任何交集。

历史记载的吴国与中原文明(华夏文明)的第四次接触,是公元前601年,这是寿梦的父亲吴主去齐执政时期,这一年,楚庄王灭掉了大别山以西的蓼国和大别山以东的舒国,楚庄王与吴、越两国结盟而还。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吴国与越国开始成为楚国的附属国。这是《左传》记载的内容,也是吴国和越国第一次进入正史之中。从去齐这两个字的含义来看,此时的吴国不再以齐国为霸主,而是离弃齐国,改以楚国为霸主。

历史记载的吴国与中原文明(华夏文明)的第五次接触,是公元前585年,寿梦刚刚即位不久,就去洛阳朝拜也是刚刚即位不久的周天子(周简王)。如果按照后来在黄池会盟上周敬王称夫差为伯来看,寿梦是周简王的伯父。在经过楚国时,寿梦曾观摩诸侯礼乐。从洛阳回来之后,寿梦即仿照楚国,自封为王,也就是表示不再以楚国为霸主,而是离弃楚国。之后,寿梦攻打郯国并战胜郯国。这个举动受到晋景公的注意,并启动了联吴制楚的战略。晋景公派大夫巫臣(也称屈巫,楚国人)及其子狐庸(屈狐庸)出使吴国,教吴国兵车之术。

从此,吴国与中原文明(华夏文明)的联系与交往(战争、出使、联姻),开始千丝万缕,密不可分。吴人与华夏民族开始了不断的融合过程。在此之前,吴国在历史记录中是模糊的,在攻伐之战中,记载的只是“吴人”二字,即无军队主帅的名字,也无军队人数的记录。而在这之后,吴国的攻伐之战,基本上都有了军队主帅名字和军队人数的记录。

到了寿梦的长子长孙吴王阖闾时期 ,楚人说吴国“今而始大, 比于诸华。”子夏甚至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反映了当时四海之内的华夏与吴国的融合己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之后吴国发展迅速,史载“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吴国从取得晋国的战车,到获得楚国的伍子胥,以及齐国的孙武子,从而吴国得到这三大强国的先进文明与文化,最后终于在柏举之战,破楚入郢。

不过,就象一百多年前,吴国遇到齐国那样,这时候吴国遇到了秦国,秦国在被许诺得到商於之地之后,出兵攻击吴国(秦国出兵,其实与申包胥在秦庭大哭七天关系不大,申包胥哭秦庭,只是秦国为美化出兵而找来的借口,秦国出兵的真正原因,是楚昭王答应复国之后,将商於之地送给秦国)。在秦国的进攻下,在楚国的吴国军队退回吴国。一百多年前,吴国受到齐国的打击,而从淮河以北退到淮河以南。这次同样,吴国受到秦国的打击,而从大别山以西退到大别山以东。

到吴王夫差时期,吴国再次与齐国较量,吴王夫差曾三次攻齐,第二次攻齐,是在开凿了邗沟两年后,不顾伍子胥的劝阻,发动了艾陵之战,并成功地击败了齐国,雪洗百年前吴国裂土失地的耻辱。这也许是子贡和伍子胥所不能理解的。有的书籍记载这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的设计与游说的结果,其实不然,这其实是吴国王室的世仇与心结。吴王夫差在艾陵之战两年后,举行黄池会盟,在这个会盟中,夫差不再称王,而被称为吴伯,因为称王而会盟,并接受周敬王的赐赏,与礼制相违。周天子(周敬王)也按姬族的辈份,称夫差为伯。而且在会盟中,夫差在得知吴国国都被越国攻陷,太子被俘的消息之后,仍然布置军阵,全力与晋国争当盟主之位。

总的来看,吴国对楚国和对齐国的打击,客观上保护了周王室,因为楚国和齐国的王室,并非姬氏后裔,如果楚国和齐国的扩展不受到扼制,姬氏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当夫差在黄池与晋国争霸时,这个时候的争斗,就立即转为姬氏内部的矛盾。因为晋国王室也是姬氏后裔。在黄池会盟之时,对于晋国出言“于姬姓我为伯”,夫差喊出“于周室我为长”的时候,夫差的霉运就开始了,而晋国的霉运也开始了。夫差不久亡国,晋国在不久之后,也被一分为三,形成了赵国、魏国、韩国。如果说祸从口出是确有其事的话,吴国与晋国之祸,确实是从黄池之会的姬氏内部相争而出言不逊开始,最后双双灭亡。

这或许是姬氏先祖在天之灵,对子孙内部相争的惩罚。无论吴国还是晋国,攻伐楚国或者齐国,关系不大,因为这两国是外姓国家,但是如果同姓相争,先祖在天之灵不会饶恕。这对现代的同一姓氏的宗亲会内部的相处关系,不能不说是一个警示。


二、吴国的消亡



从历史上看,吴国的消亡,是吴国几代君主的失误叠加而成的。

寿梦自封为王,虽然有与楚抗衡之意,但这样做,己让周天子和天下诸侯产生了严重的敌意,虽然,按辈份来看,当时的周天子(周简王)是寿梦的侄子辈,而这更增加了周天子的心中不安,按礼数,周天子不能指责自己的伯父寿梦,按实力,更无法指责远在天边、而且正在渐渐强大之中的吴国的国君。而且,寿梦自封为王,也是一件严重破坏了周室礼制的大事。在当时,自称为王的,有楚国和徐国,楚国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所封,而徐国的历史比周朝还要久远,更重要的是,楚国和徐国都不是姬氏之国,寿梦是众多姬氏之国的国君之中自封为王的第一人。这让周王室尤其是周天子,产生的不仅是敌意,而是惶恐不安,甚至是极为厌恶,而且是长期的几代人的厌恶。

不仅如此,在历史上看,吴国一直是以攻伐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从平王东迁开始,吴国就开始向北扩展,与楚国向东发展一样,不断地进攻,这不仅仅是让各个诸侯厌恶,而且是让诸侯深感为患,认为吴国是一个只知扩张、不知和睦相处的祸害。寿梦的自封为王,大大加深了各诸侯国的担忧。

总之,寿梦的自封为王,得罪了一大批周王室成员和姬氏诸侯,虽然他们嘴上不说,甚至还会表示轻蔑。

不仅如此,寿梦的自封为王,也得罪了吴国的一批正在以满怀崇敬之情,积极学习周礼和中原先进文化的士人与贵族,这其中包括寿梦的第四子季札。季札是一个贤人,崇尚以和为贵,他不愿意继承寿梦的王位,口头上的理由是要学习曹国的子藏辞让君位(曹国是公爵国家,曹国国君并没有自封为王),以示自己的清高,以示自己不热衷于追求名利荣华富贵,但实质上的理由,很有可能是出于对寿梦自封为王而破坏周室礼制的极度不满,但是季札不仅决不敢直言,而且不敢有一丁点的表示甚至暗示。尤其是,对于以推崇周礼而闻名于世的贤人季札而言,如果自己继承王位,登基王座,戴上王冠,那么,再面对天下,剩下的只有尴尬,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按现代人的说法,是读书没读到肚子里去,而是读到腿肚子里去了,书是白读了。这种口言而实不至、说到做不到的状况,只会给天下人以口实,说吴国是一个蛮邦,而非至德名邦。这必然将对季札本人的形象,以及吴国的形象与吴国的发展,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所以,季札坚决不接受王位。

也就是说,寿梦自封为王,表面风光,表示自己不畏王权,表示自己要与楚国徐国抗衡,表示自己要与楚国徐国平等,不输于楚国徐国,但代价是给吴国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带来了诸多不和的因素。无论是治国还是争霸,人和是第一要素。当内部与外部均处于不和谐不和睦的状态之时,内部的和平与发展也就出现障碍,亡国的因素也因此而初现端倪。

实际上,按照封建礼制,古代的王与侯的区别,只是宫室大小,妻妾多寡的区别,在以实力为背景的春秋时期,称王与不称王,宫室大小与妻妾多寡的礼制,限制不了任何爵位的诸侯国君的享受。吴国即使继续顶着第四等的子爵头衔,只要实力足够,同样无往而不胜。

吴王寿梦的长子长孙吴王阖闾,在发动柏举之战之前,于公元前510年攻打越国(此时是越王允常执政时期),当时的星相家史墨认为,这一年,太岁在越国,吴王犯了太岁,将会在四十年内亡于越。虽然古时的贤人也知道,国之兴衰存亡,主要在于人和,但是也有很多人却在意迷信的那一套学说,而且迷信也是心战(心理战)的重要部分。更重要的是,这种迷信理论,给敌国增加了必胜的信心。

吴王阖闾在思考王位继承的时候,与伍子胥讨论这个问题,这也犯了一个大错误。古代在王位继承上,最大的禁忌是与大臣讨论这件家事。最后结果是伍子胥推荐夫差为王位继承人,后来夫差成为吴王之后,伍子胥自然就有了在夫差面前骄傲的资本,再加上夫差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时候产生的傲慢,以及暴烈的坏脾气,从而让伍子胥自杀,这一事件,极大的影响了吴国各级军民的心理。吴国的人和之失与人心之散,在此进一步严重化,亡国之源,就在于此。这也不是完全是夫差一个人的失误,也是阖闾的一时不慎重,一着错,着着错。

可见,寿梦与阖闾的举措,为吴国的消亡埋下了伏笔。当然,大多数人都认为吴国的消亡,原因只在于吴王夫差释放了越王勾践,从而为夫差的仁慈表现而痛心不己,从而形成一个在道德上的悖论,一方面强调吴祖泰伯的至德之仁,一方面反对夫差的不杀之仁。从而认为杀身成仁的,只应该是个人的高尚行为,而杀人保身,才是一国之君应该做的,因为国家之事,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牵涉到一大批人、一个阶级的大事。从而认为国君不应该做为仁的表率而存在。

其实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判断问题。

夫差的一大失误,在于让伍子胥自杀,而不是不杀勾践。夫差的另一大失误,在于在继承王位的时候,提拔伯嚭为太宰,而不是不杀勾践。夫差提拔伯嚭,原因应该有几点,想当年,在柏举之战之中败退回国的孙武子,可能出于心灰意冷,或者出于心满意足(孙武子的兵法己流传于世),或者出于难辞其咎,总之,孙武子退居二线,或者隐退起来。在槜李之战之中,吴王阖闾阵亡之后,伍子胥也或者是难辞其咎,或者是其它原因,总之不被重用。而夫差与伯嚭,在柏举之战中,应该是曾经并肩作战过,伯嚭熟悉战射,得到夫差的欣赏,从而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友谊,二是伯嚭善于拍马与拉关系。但是,伯嚭贪图物质享受的性格,使之无法成为一个让贤与荐贤的人,必定要阻挠其它贤才出现在吴国以及出现在吴王夫差的周围,没有贤人扶佐,夫差的视野被大大地闭塞了,亡国指日可待。

杀了勾践,是历史假设,谁也不知道杀了勾践之后,会再有什么事(包括举足轻重的小概率事件)会发生。

在春秋时期,人们认为东南方有霸主的征兆,东南方是吴越两国所在之处,而历史上,谈到吴国灭亡的时候,不止一个人谈到了上天,这确实是一种诡异的现象。

范蠡说,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以吴赐越,越其可逆乎天。范蠡将吴国的灭亡,归咎于吴国不取越国,而不是不杀勾践。伍子胥说,上天要吴国灭亡,那就让吴国战胜齐国。伍子胥把吴国的灭亡,归咎于吴国战胜了齐国,把国力消耗在齐国,却从齐国得不到任何补偿。孔子对子贡说,上天让太宰伯嚭降生,就是要用他来灭亡吴国的(所以有人说伯嚭己死的时候,孔子决不相信,认为吴国不亡,伯嚭不会死)。

夫差的失误,确实是在于没有解决越国的问题,夫差以“替父报仇”为口号开始,最后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让越国完整复国,放弃报仇,相当于对先祖的在天之灵失去信用,不守信用,不遵承诺,这是一个重大的道德问题。夫差认为,为自己树立一个光辉形象,远远大于对先祖诺言的遵守。这是一个自私的行为,夫差的失国,也许是上天对这种不守诚信的自私行为的惩罚。

与其说夫差亡于不杀勾践,不如说夫差亡于不统治越国。但是,越国容易取,越族却难以治。这一点,楚国和秦国都证明了这一点,后来楚国灭越,但是楚国在钱塘江一线,就被挡住了前进的步伐,秦国占领越地,也同样如此,秦始皇灭楚之后,置会稽郡,郡所在吴(苏州),而不是钱塘江以东地区。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下令越地的居民全部迁徒到江淮一带,才彻底解决了越国的问题。

历史证明,夫差对越国的谨慎,这个判断没有错,后世的大国、明君猛将,对于越国,都是谨慎处理,知道不能陷入泥沼之中,而不是如同伍子胥建议的那样,杀掉他们的头领就万事大吉。实际上,如果伍子胥真的认定了杀掉勾践可以解决问题,为何不找个刺客杀掉在吴国服役的勾践?要知道,当年他可以找到了一个刺客来杀掉护卫森严的吴王僚。

消灭一个国家,再让这个国家重建,这在春秋时期是常见的事。有人说,春秋无义战,实际上春秋时期的很多战争,都是义战,都是在维护周王室的尊严与各国民众的尊严而战,战争的发动,常常是因为某国对周王室不尊重(要勤王),或者是对本国民众的虐待(伐无道),当然,人们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如果仅仅是以对周王室不尊重或对本国民众的虐待为借口,只是在本国强大的时候来攻伐某国,这种情况,才可以说不是义战,不是为正义而战。

夫差的失误,不仅仅在于轻易就释放了勾践,而且是轻易地释放了勾践的团队,而不是不杀勾践。夫差完全可以优待勾践并软禁勾践,给予有限自由,或者重立傀儡政权,以宽仁之政对待越国人民,以此表现出仁德古风与情怀,或者翦除他的得力谋士,比如范蠡与文种。夫差可能忘记了,吴国的兄弟之国虞国,就是因为失去了贤人百里奚而亡国,反而让秦国以五张羊皮得到百里奚,从而让秦国走上强盛之路。

夫差为了取得好名声而且保证自己不危险,有很多种办法,而不是只有杀掉勾践。对于这一点,伍子胥为何不提一句,确实是一个谜,尤其是伍子胥对待范蠡和文种的那种不作为的态度。伍子胥清楚地知道,从勾践身边拿开范蠡文种,越国力量的消弱,将是决定性的。毕竟,让一个国家强盛的,是一个团队,而不是哪一个人。

实际上,对于越国,夫差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难题,这个难题并非掉杀掉勾践即可解决,这个难题,七百年后的诸葛孔明也遇到过。

公元223年,因为在夷陵大战中,刘备败亡,云贵川地区的土著皆背叛蜀国,两年后,诸葛亮发动蜀国的统一战争,也就是平定土著的叛乱。马谡向诸葛亮提出,对这些土著要采取攻心战略,诸葛亮接纳了这个建议。为此诸葛亮攻取了四川西昌、贵州黔南、云南曲靖,迎战孟获。和夫差一样,诸葛亮的心意在北方,又知道南人叛乱问题的严重性。孟获也与勾践一样,在当地很得人心,为当地人所信服。于是诸葛亮攻心为上,要孟获心服口服,从而让土著顺服,经过七擒七纵,孟获及其他土著首领终于对诸葛亮彻底信服,孟获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并与诸葛亮盟誓,蜀军归还后,诸葛亮不再委任官员来统治土著,而是重用地方势力,保障其既得利益,以怀柔政策,大量起用当地上层分子,虽然诸葛亮的“七擒七纵”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南方的叛乱问题,但在此后,也没有再发生过大规模叛乱,诸葛亮的举措,成功地保存了蜀国的国力不被大量消耗于南方,使诸葛亮能专事北伐中原,后方保持安定。

诸葛亮成功解决了这个难题。吴王夫差也试图用相同的办法解决相同的难题。但是吴王夫差忽视了范蠡和文种的力量,这如同如果孟获有司马懿或庞统这样的谋士的帮助,诸葛亮再想七擒七纵、攻心为上,那就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际上,从历史记载来看,勾践回国之后,曾数次要攻打吴国,都被范蠡拦住,认为时机不成熟,如果没有范蠡的干涉,夫差对勾践七擒七纵也不是难事。

公元496年,夫差继承王位后,夫差与伯嚭的团队厉兵抹马、励精图治、操练军队,公元494年,勾践攻打吴国,在夫椒被夫差与伯嚭打败,两年后,勾践到吴国服役,又两年后,勾践被释放回国,开始阴谋复仇计划,然而阴谋只维持八年。勾践回国后,夫差与伯嚭三次进攻齐国,其中第二次进攻齐国是在开凿邗沟之后,并得到了勾践出兵帮助,第三次进攻齐国,夫差与伯嚭是出动吴国海军,但以失败而终。之后,在公元482年,夫差于黄池会盟之时,勾践偷袭吴国,获得成功,虽然如此,但之后的越国,也无法再向吴国施展阴谋,因为吴越两国的敌对矛盾,此时己经完全公开,之后两国之事,完全是阳谋,而不是阴谋。又过两年,勾践再次发动对吴国的进攻,奇怪的是,夫差和伯嚭在这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并没有象当初他刚刚继承王位的时候那样,奋发图强,重新振作起来,终于在笠泽被勾践打败。再过两年,勾践再次进攻吴国,夫差和伯嚭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也同样没有振作起来,还是被打败。第二年,勾践最后一次进攻吴国,并将吴国都城包围起来,并围困三年,夫差与伯嚭还是没有办法振作起来,最终亡国,夫差自杀,伯嚭被杀。

可见,稍微细看吴越争战史,就可以见得,吴国之亡,完全不是因为夫差不杀勾践,夫差对勾践的可能的叛乱有着清醒的认识,也认识到杀了勾践并不能解决越族叛乱的问题,越国虽弱,但百越之族,如百足之虫,死而不疆,杀了勾践,也消灭不了越族的叛乱与偷袭的力量。吴国之亡,在于没有处理好自身的人才安排,一是没有处理好功臣伍子胥的晚年,造成吴国国内人心的散失,二是没有拆散越国的君臣团队,造成越国凝聚人心,三是重用伯嚭,造成吴国的人才出现枯竭。实际上,对伍子胥的不良处理,以及对越国君臣的不良处理,与伯嚭有着直接的关系,归根结底,对伯嚭的重用,是吴国亡国之因,而非不杀勾践。一个勾践,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不过,伯嚭只仅仅是造成了吴国的人才枯竭,吴国真正的枯竭,是财力的枯竭。刘伯温在元朝的时候所写的《郁离子》一书,以寓言的形式,描述了夫差的一件事,即吴王吝赏。

吴国国都姑苏被越国包围,吴王派伯嚭发动民众抵抗。民众不满地说:“我们打仗战死了,父母妻儿却没有保障;侥幸战胜了越国,又不归功于我们,这仗怎么打?”伯嚭把这话报告给吴王,请求颁发奖赏,吴王吝啬不肯发放;伯嚭请求给予大夫的俸禄,吴王左顾右盼地面有难色。夫差的孙子姬雄说:“暂且答应他们,敌人退了,兑现不兑现再说。”吴王于是让伯嚭发布命令。但是有人说:“夫差喜欢骗人,肯定是在欺骗我们。”于是民众说:“暂且答应夫差,但是越军来了,抵抗不抵抗在我们。”于是,夫差登上城墙督战,而民众却不迎战。伯嚭与夫差向越国请求讲和,越国不同意不答应。于是夫差自刎而死,泰伯之国就此灭亡。

这个寓言,表明了夫差吴国的财力枯竭,国家财力不足,无法照顾烈士家属,无法赏赐能干的勇士,夫差只能用忽悠的手法蒙骗民众,然而蒙骗的手法无法长期使用,吴国民众不再上当,吴国最终只能灭亡。

人才枯竭与资财枯竭,这是吴国的亡国之因。

人才的枯竭是由于任用佞臣(伯嚭),资财的枯竭却是由于连年争战。有人也一针见血的指出,资财的枯竭,是因为吴国的精兵制度。以精兵作战,可以克敌制胜,但对奋力作战的精兵加以赏赐,也是必须的,不仅赏以钱财,还有赏赐土地,但是连年争战,而至无财可赏、无地可赏,从而精兵也懒于克敌立功。到最后,吴国的精兵制消亡于无形之中,国家随之而亡。后世的秦国,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是开疆扩土,从而赏赐的财源一时不会枯竭,二是严刑峻法,以依法治国的借口,想办法把赏给军士的财产土地再没收回来。而夫差则做不到这一点,一是在攻打齐国之后,夫差吴国就再有没有扩张,没有新的财源,二是夫差也做不到对功勋之士以严刑峻法,依恋旧情旧功,不肯把赏给军士的财产以巧取豪夺的方式再没收回来,这也与阖闾说夫差是妇人之仁的评价相合。

可见,简单的说,泰伯吴国之灭亡,是因为失去了至德精神。

因为失去了至德精神,所以傲慢自大,自封为王,造成了国内与国际的不和谐,封建贵族和知书达礼的士人对之而言,是人人皆曰可杀。吴国王室成为了被一些人诅咒的王室。

因为失去了至德精神,所以,连年攻伐杀戮,不仅造成了国内与国际的不和睦,而造成了资财的大量消耗。从寿梦到夫差,吴国的最后七个国王,有五个是死于非命,或战死(诸樊、阖闾、夫差),或被刺杀(余祭、吴王僚),可见吴国对于争战的激烈程度。

因为失去了至德精神,与贪图财货之人(比如伯嚭)亲近,从而闭塞了贤才上升的通道,造成人才的枯竭。最后,小小的越国,也以摧枯拉朽之势,让吴国消亡。

本来,失去了至德精神,泰伯吴国也就不成为泰伯吴国,也就没有了精神,只剩一个躯壳,从而任人宰割。吴国之亡,并非不杀某个特定的人。


吴氏宗亲做为泰伯传人,传承和发扬至德精神,对维护吴族的生存与和平发展,至关重要,对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和平发展,也至关重要,对维护世界的生存与和平发展,同样至关重要。世界各地以弘扬吴氏文化为己任的吴氏团体,当无愧于吴氏先祖,高举至德大旗,以德弘德,让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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