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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开始筹建中国地理研究所，并聘李四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后因战乱及经济问题未果。1940年8月由中英庚款董事会创建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在重庆北碚正式成立，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吴传钧是1951年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1956年中国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1999年9月，经中国科学院批准，二者整合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简称地理资源所），目前拥有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4个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与其他单位共建国土资源部、北京市2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拥有禹城综合实验站、拉萨高原生态试验站2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禹城站、拉萨站、千烟洲红壤丘陵综合开发试验站3个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野外站，和30个研究室（中心）。设有理化分析中心和五个专业实验室构成的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地理资源所以解决关系国家全局和制约长远发展的资源环境领域的重大公益性科技问题为着力点，从事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研究战略。目前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7名、中国工程院院士3名、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名，欧洲科学院院士1名。被称为中国最牛的科研单位。主办的刊物有《地理学报》（中英文版）、《自然资源学报》、《资源科学》、《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AMBIO-人类环境杂志》（中文版）、《中国地理科学与国土资源文摘》、《地球信息科学》、《中国国家地理》等。 吴传钧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4月2日生于苏州，别号任之（2009年3月.13日去世），人文地理与经济地理学家, 初中时 ,吴传钧听地理老师讲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激发了他对地理科学的浓厚兴趣和追求。他曾就读于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任校长的江苏省立苏州高级中学。1943年获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硕士学位，是该院地理学专业第一位硕士，1948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以“Rice Economy of China”通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归国。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6月南京市军管会文教部接管中国地理研究所。1949年10月底，新中国成立不久，一封来自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的信送到苏州专署专员李幹成的桌上。这封信来自中国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吴传钧，他代表父母与兄弟姐妹捐献在苏州的祖传田产。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1950年4月，由南京军管会文教部暂时代管的中国地理研究所，移交中国科学院。1951年吴传钧加入九三学社，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1981年，吴传钧写成《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专著，1982年，吴传钧牵头联名上书国务院，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中南海接见了吴传钧，听取国土整治与规划的建议。1984年，吴传钧参加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理学大会，期间同各国代表团团长进行协商，恢复了中国在该会的会籍。1986年，吴传钧在全国地理学大会上宣读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的论文，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8年成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2008年，举行的吴传钧先生九十华诞贺寿座谈会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术研讨会上，吴传钧得到业界非常高的赞誉和评价，被称为人文地理学泰斗。 2009年3月13日16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2009年3月19日，吴传钧先生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胡锦涛主席、习近平副主席发去了唁电,温家宝总理、朱镕基前总理、李克强副总理、路甬祥副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致送花圈,全国政协陈宗兴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领导及上千名学界代表参加了告别仪式。 代表作品有《中国农业地理总论》、《国土发展整治与规划》、《现代经济地理学》。吴传钧主持全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编制和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编制的《中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是世界上第一本全国规模的小比例尺土地利用图集。吴传钧在该图集中创造性地设计了用底色、线条、符号、注记来表现3个层次66个类型的方法，图面直观地反映了中国土地利用的地域差异和分布规律，超过了美、英、日、苏等国土地利用分类和制图水平，在设计水平、分类系统、图幅载量等各个方面均位居国际领先地位，成为中国制定农业发展规划，进行国力综合研究的科学依据。同时，在吴传钧领导下制定的《1∶100万土地利用制图规范》成为编制土地利用图以及开展全国性土地利用研究的指南 吴传钧曾这样回忆他的老师：“当时中国总人口估计有4.75亿，他（胡焕庸）以1点表示1万人，根据掌握实际情况将2万多个点子落实到地图上，再以等值线画出人口密度图。”34岁的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线”（瑷珲1956年改称爱辉，1983年改称黑河市），这是中国第一张等值线人口密度图，被称为“胡焕庸线”。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瑷珲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精确计算表明，按胡焕庸线计算而得的东南半壁占全国国土面积43.8%、总人口94.1%。），在这张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的全国各区县人口数据并手绘而成的点子密度图上，胡焕庸沿黑龙江瑷珲（即爱辉，今黑河）向西南至云南腾冲画出一条人口分布悬殊的界线。其中，全国96%的人口分布在线之东南。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及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创立和发展一百周年之际，地理学界给出了一份这样的答案。由中国地理学会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发起的这项“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评选活动，共发布了30项地理大发现，排在“珠峰测量”之后的，是“胡焕庸线”。 王铮、吴静通过建立“中国历史人口地理演变的自主体模拟模型”，显示出大约在公元918年，中国南方人口总数超过北方人口总数，此后人口分布南重北轻的格局始终再未改变。至1240年，中国人口的东西分布差异最终形成，从而出现胡焕庸线所展示的人口分布特点。近代发现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我国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该线与胡焕庸线基本重合，也揭示出气候与人口密度的高度相关性。 自1935年以来，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基本不变。以东南部地区为例，1982年面积占比42.9%，人口占比94.4%，1990年人口占比为94.2%，经历了55年时间，东西部人口比例变化不大。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东南、西北两部分的人口比例还是94.2%比5.8%。与当年前相比虽然相差不大，但是线东南的人口数量已非4亿多，而变成12亿多。30年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 吴传钧出身于书香门弟。父亲是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吴曾善。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妇女。吴曾善（1890-1966）是江苏元和人，为清末内阁学士、军机大臣兼礼部尚书吴郁生之侄，书法得吴郁生薪传，风格极似。毕业于上海法政学堂，先后在苏沪两地任司法行政官、律师，曾任吴县律师公会会长、苏州抗日后援会会长。兼任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法学教授。抗战前夕，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遭国民党逮捕，吴曾善为之辩护。吴大律师还是杰出的书法家，正、草、隶、篆无所不能，尤擅仿唐李北海楷书。苏州虎丘山门的“古吴揽胜”、剑池的“别有洞天”匾额书法既是吴曾善所书，流传至今供人鉴赏。苏州沦陷期间迁居上海，以卖字画（与丰子恺、吴湖帆、张继馨等合作）维持生计。1954年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从事古籍整理文字改革工作。吴曾善的“谦卦六爻皆吉,恕字终身可行”条幅,一直高挂在书房作为修身家训。 吴曾善的故居在苏州庙堂巷36号。抗战时卖给了时任江苏省财政厅长的舒适之父舒厚德，现已在庙堂巷36号后门盛家浜墙上嵌了舒适旧居的纪念碑。舒适曾主演电影《林冲》，还曾出演电影《红日》中的张灵甫等角色。 庙堂巷是胥门内的一条幽深小巷，因巷内曾建有东岳二圣庙（祀唐忠臣张巡、许远）而得名。在这条小巷中，庙堂巷16号是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的故居，庙堂巷8号是上海外贸疗养院。这里原是“包山祠堂”，后归雷允上业主，故现在被称为“雷氏别墅花园”。据说这里还曾是辛亥革命国民党元老杨度（1875-1932年）的别墅。庙堂巷22号现在挂了杨荫榆故居的牌子，其实是我国早期法学家、大律师、民国江苏省议会议员潘承锷家的房子，他是苏州著名的贵潘家族成员。宅子本来和东侧的畅园是一起的，分别是住宅部分和花园部分。庙堂巷45号，新中国成立前曾居住过一位河南人齐老先生。据说他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隔壁51号男主人姓周，是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的同事，此人之前隐居天津时，与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的居所“张园”比邻而居。庙堂巷内还居住过裕华肥皂厂和苏州橡胶厂厂长。1959年，裕华肥皂厂厂长夫人（姓荣）应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群英会，受到毛主席接见，还留下合影。当时在巷内引起轰动，传为美谈。著名作家陆文夫1978年下放回到苏州后，也曾在庙堂巷岳母家住过一段时间。程小青儿子曾去庙堂巷陆文夫住处，请他为程小青的名著《霍桑探案》的再版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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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7 19: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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