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

崇让堂

吉田茂（日文よしだ しげる  英文Shigeru Yoshida 1878-1967）
日本首相（1946～1947，1948～1954）。

生于动荡无常的明治前期，死于战后日本经济起飞的前夜。其前半生为外交家，以亲英美而干涉中国内政而闻名。后半生，以坚毅而充满智慧的表现就任五次首相，长达7年之久，任期间进行农地改革，制定《日本国宪法》根据道奇路线调整经济，建立警察预备队 ，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同时配合朝鲜战争，制定《破坏活动防止法》，镇压日本共产党 。

1878年9月22日,吉田茂生于东京都涩谷区神山町，生父名竹内纲。吉田茂出生九天就过继给横滨富商吉田健三郎当养子，取名吉田茂。按日本姓氏来源记载，吉田氏是从松野氏分化而来，而松野氏是中国春秋时期吴国的国王夫差的后裔，吉田健三郎青年时曾游学欧美，后在横滨英国怡和洋行任职。养母名士子，出身于书香世家，有较高的汉学修养。 吉田茂四岁上学，十一岁入耕余义塾就读，主要学习汉学，中国及西欧诸国历史，同时学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1889年养父健三郎去世，给吉田留下了50万日元的巨额财产。1899年10月，吉田进入培养皇室与贵族子弟的学习院学习。1904年9月，学习院停办大学科。吉田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并于1906年从政治系毕业，时年28岁。 大学毕业后，吉田茂参加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合格,被任命为日本驻奉天(沈阳)总领事的见习领事官。

1908年,吉田茂与日本政界巨头牧野伸显的长女雪子结婚。牧野是日本“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历任外务大臣,内大臣、枢密顾问官等要职，是天皇的重臣,也是二战前日本政界“亲英美”派首领。牧野对吉田茂日后的政治倾向有决定性的影响。
1912年8月,吉田茂再次到中国任职,担任日本驻安东(今丹东)领事。1916年2月,改任外务省文书课长。1918年2月，吉田茂第三次到中国，任驻济南领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召开巴黎和会。吉田茂被任命为日本和会代表团的随员，担任全权委员牧野伸显的秘书。在这次分赃会议上，西方列强纵容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态度，使他更加认为日本只有与英美加强联系乃至结盟，才能获得在中国的非法权益。

1922年3月，吉田茂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当时，中国国内正处在军阀混战之中,列强争相扶植傀儡。吉田也加紧在中国物色日本的代理人，他主张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统治中国,要求日本政府向段祺瑞提供1000万美元的援助。 1925年10月，吉田茂担任驻沈阳总领事。他在沈阳的三年多时间里，干了许多干涉中国内政的勾当。例如,1925年11月，国民军将领冯玉祥策动原奉军郭松龄部倒戈,并电斥张作霖为卖国贼。为了保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吉田在事件发生后的37天里，连续向外务省拍发了50封电报，急迫要求日本政府同意关东军出兵干涉。1925年日本政府采纳吉田茂的建议，出兵干涉，致使郭松龄部于当月23日在巨流河战斗中败北，郭本人被枭首暴尸。

1927年4月，田中义一上台，鼓吹对满蒙的积极政策，即加强对中国，首先是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扩张侵略，6月至8月,田中内阁先后在东京和大连召开两次东方会议。吉田茂以驻沈阳总领事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参与拟订侵华政策。他力主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要求立即向满洲派兵，得到田中义一和外务次官森恪的赏识。后来，吉田因与军部势力争权被解职。回国后,他草拟了一份5,000字的《对满政策私见》。文中说:“当前的政策,应一有机会就断然向天津、山海关、洮南、吉林、临江、间岛各地增兵或派兵”，由日本“指导改善东三省政治,犹如英国之于埃及”。气焰十分嚣张。

1928年3月——4月间，原外务次官出任驻美大使，造成这一职位空缺。吉田茂经森恪引见田中首相，要求担任外务次官，得到批准。 1931年9月,日本军阀精心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国际联盟理事会派遣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当时,任驻意大利大使的吉田茂参加了国际联盟理事会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会议。会间,由于吉田茂知道欧美列强有牺牲中国、姑息日本侵略的可能性，便多次致电外务省,建议政府加紧同英美协调，促使国联同意日本对满洲实行所谓委任统治。但这时日本政府已为军阀势力所控制,吉田的用心未被理解。这件事情使吉田成为日本政界中“亲英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吉田的这种政治倾向招致了军阀法西斯势力的反对，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弘毅组阁,曾内定吉田茂担任外相。军部坚决不同意。吉田只好屈就驻英大使。 1936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同希特勒德国缔结“日德防共协定”时,事先曾征求各驻外使节的意见。吉田茂表示反对缔约。认为这一协定“显然是要和德意联合起来对抗英法,并进而对抗美国”,“今后的趋势对我国的前途说来,的确值得忧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同英美帝国主义矛盾的日益激化，1938年,吉田被军部法西斯视为“具有反军思想”,而被免职赋闲。
战后，吉田茂在首相任内，主要作了五件大事。

第一件是牺牲日本劳动人民的利益推行“道奇路线”。1949年2月,美国为了扶植日本,派遣底特律银行董事长约瑟夫·道奇作为总统特使前来协助日本整顿经济。道奇把当时的日本经济比作“骑竹马”:一只脚踩在美国的援助上,另一只脚踩在国内各种支出补助费上。道奇访问的产物是强制实行“稳定经济九原则”,即实行低工资低米价,紧缩通货,企业合理化(“解雇政策”),集中国家财政扶植重化工业大垄断资本,定出美元和日元的1:360的单一稳定汇率等。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道奇路线”。这条路线可以使日美垄断资本的关系更加密切。吉田茂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样做能够开辟恢复“自由经济”的道路,不惜牺牲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支持实行这种措施。第三次组阁后第九天,吉田就制定了“关于刷新行政机构及精简人员的方针”,要求中央各省和国家企事业裁减人员20%—30%。在吉田政府的这种方针下,仅国营铁路就裁减了9.2万人。资本家乘机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延长劳动时间,降低或拖延发放工资。至1949年8月,资本家不支付工人工资的事件发生1,455起,总计金额74,000万日元。为了防范劳动人民不满情绪的爆发,镇压人民的反抗,吉田内阁还制定了“限制团体令”(1949.4.5),修改以前制定的“劳动组合法”和“劳资调整法”(1949.5.22),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限制。

第二件是推行镇压民主进步势力的政策。1950年6月6日,占领军致信吉田茂,要求日本政府开除24位日共高级领导人的公职,剥夺日本共产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取缔《赤旗报》。吉田茂奉命唯谨,立即向国会提出议案,要求宣布日共为非法。这项法案因在野党反对而未能通过。侵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占领军又指令吉田茂政府“清共”。至1950年10月底,共“清除”民主进步人士多达12000余人。1952年，吉田茂为了镇压民主进步力量，又炮制了《防止破坏活动法案》,并制造了“五·一节流血事件”。另一方面,吉田茂下令陆续释放在押的法西斯军人、政客和战犯嫌疑分子。仅1950年10月13日,就释放达1万余人,其中有法西斯军官3072人。

第三件是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签订片面的旧金山媾和条约;奉行敌视中国的反华路线,签订“日蒋条约”。早在1947年,吉田茂即设想与美媾和,声称“赞成单独媾和”,还考虑与美缔结安全保障之类的条约。1950年4月,吉田茂派遣池田勇人访美,转告美国:日本与美实现媾和后,将以请求的形式让美军继续留驻日本。美国获得这一允诺后,加速了单独对日媾和的步伐,于1951年9月召开了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这次会议把受害最烈，抗日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中国排除在外。苏联等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对日媾和变成了片面媾和。“旧金山和约”签字的同一天,吉田茂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把日本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此外,冲绳、小笠原群岛等的统治权也“委任”给美国,这个条约受到日本人民和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参加和会的在野党代表拒绝出席签字仪式。吉田茂只得只身一人署上自己的名字，处境十分孤立。

1952年4月,吉田茂秉承美国的旨意,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声明,与蒋介石政权签订所谓“和约”。在旧金山会议前后一段不长的时间里,吉田茂对于选择“北京或台北”为建交对象曾一度有所犹豫。他有以下考虑:首先是法律地位的考虑。吉田认为，尽管蒋介石集团保留着联合国会员国资格，但从现实出发,已不能代表中国。为此，日本与蒋介石集团曾发生激烈争吵。其次是从经济上考虑。吉田茂说，日本的对外贸易在战前有三分之一是与中国进行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资源供应地对他有相当吸引力。可是，出于把对美关系作为“基本国策”等考虑,他最终抛出了所谓“吉田书简”,即1951年12月24日写给杜勒斯的信。信中全面概述了日本政府对华政策,表示日本决定同台湾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吉田茂在信中说,联合国已经“谴责”大陆中国，日本即按联合国决议行事。同时他诬蔑说，中国共产党政权正在支持日共想用暴力推翻日本政府。“吉田书简”是吉田茂站在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立场, 追随美国反华政策的产物。它得到美国朝野的喝彩。1月16日,书简公布,当月21日美国参议院就开始审议对日和约。

第四件是重新打入东南亚地区。吉田茂认为日本想要复兴,就要与东南亚各国建立经济联系,既利用这一地区的资源,又使之成为日本的市场。1951年的旧金山会议上,东南亚各国强烈要求日本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并要求把日本国内工业设备拆迁到这些国家作为抵偿。吉田茂对东南亚各国代表说,要日本“拿出所有的钱来赔,或把家当拆光,对日本和你们都是不利的”。最好方式是由日本承担帮助开发来调节。东南亚各国考虑到单独从事经济建设的困难,在旧金山会议之后先后同意了吉田茂的方案。

第五件是,培植派系力量,结成以自由党(1955年与民主党合并,称“自民党”)保守派为主体，以吉田茂的政策思想为基础的所谓“吉田学校”。为了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吉田茂拉拢大批新官僚加入他的自由党,并提拔大批亲信担任党的领导人和内阁各省大臣。有人统计,吉田任首相的七年多时间,共提拔了79人次担任内阁大臣。这些人被称为“吉田学校”的学生。与此同时,吉田茂以政客手腕在自己的亲信中间制造矛盾,搞政治平衡。他有意让池田勇人与佐藤荣作相互竞争,让增田甲子七和广川弘禅相互牵制,使双方都听命于自己。 吉田茂虽于1954年12月10日宣布下台，但此后的日本各届政府仍大体继承了吉田茂的对内对外政策。

1967年，由日本首相吉田茂撰写的、根据《大英百科全书》关于日本的卷首论文润色而成的《激荡的百年史》出版，旋即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

如果就世界历史的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戏剧性“美感”而言，真不知还有哪个国别的历史，像日本明治维新以降的日本那样，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集中了悲喜剧的全部要素，演出了性格跨越两个极端的所有角色：从偏安一隅、向学大陆的小心翼翼的学生，到蔑视群小、惟我独尊的亚洲“优等生”；从签署城下之盟、被迫开国的封闭岛国，到黩武的屠夫、霸道的列强；从一片瓦砾、民生凋敝，到经济腾飞、国富民强。没人否认日本民族的勤勉和智慧。但世界上勤勉、智慧的民族也不独日本一个，而能从废墟中崛起，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便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例子却实在不多。　

对此，吉田茂本人的看法颇为客观：“的确，日本人做了非常顽强的努力。与此同时，也令人感到日本人生逢其时，凭借了其幸运的一面。”“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遭到惨败，可是整体看来，日本还是在国际政治的变幻莫测中巧妙地把握了自己的方向，这是日本人聪明的地方，尤其是明治时期的政治领导者都具有卓越的‘机智’。它应该一直受到提倡，日本民族永远不可以放弃这种‘机智’。”

吉田说：“对于那些被胜利冲昏头脑和过分相信自己实力的人们，上天绝不会赐予这样的幸运和‘机智’，从日本的历史也证实了这点。”

日本的首相吉田茂，他下台的时候，他也给日本人培植了四十个到五十个政治上的接班人，政治上的人才。

美国中情局的解密文件显示，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原日军参谋总部作战科科长服部卓四郎为首的数名原军方干部曾于1952年7月策划对当时亲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实施暗杀。他们想建立一个由鸠山一郎领导的右翼政府以重新武装日本，但是政变计划最后以流产告终。
中情局早在2005年已解密这些文件，但美国国家国家档案馆2008年1月才正式对外公开。文件显示，政变的主谋是战时首相东条英机的私人秘书，原日军参谋总部作战科科长服部卓四郎。当时此人已获得多达50万人的支持。

据落款日期为1952年10月31日的一份文件显示，与服部卓四郎关系甚密的原陆军参谋辻政信认为，获取美国的帮助是使日本重整军备的最佳途径，服部本人也支持此项提案。同时二人的意见也得到了右翼人物儿玉誉士夫的支持，此二人对依靠美军的保护而无意重整军备的首相吉田心怀强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