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代吴王500年的开拓

崇让堂

历代吴王这些历代吴氏先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周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吴人娴熟的狩猎技术），不断东进（从泰伯仲雍开始，历代吴王的心理中，是不愿向西开拓，因为向西开拓，意味着向周国靠近，有夺取周国王位之嫌，这有违当初三让王位的初衷），不断地开拓进取的精神。到达太湖以西（阖闾城在安徽当涂横山东南方向二百里处，这是从周章开始到寿梦，十五代吴王，五百年的时间，向东南方向推进的成果之一，向东推进四百里，到达太湖以东的笠泽<吴江区>，向北同样推进四百里，到达淮河流域的河南境内）

-----------------------------------------

泰伯仲雍离周奔荆，最后到达的地点，有五种说法

一是无锡梅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
二是镇江丹徒，理由是，李伯谦根据田野考古成果认为：“太伯、仲雍奔荆蛮，即宁镇地区。”，这里有古国朱方。
三是安徽当涂，理由是，《越绝书》记载“传闻越王子孙在丹阳皋乡，更姓梅，梅里是也。”唐人陆广徽《吴地记》又注：“梅里又名番丽，今横山”。横山在安徽当涂县。
四是浙江萧山，理由是，《世本·居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吴孰哉居藩离”，东汉宋忠注“蕃离，今吴之余暨也”。余暨是萧山的古名。
五是安徽潜山，理由是，屈原的《楚辞·天问》中有“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孰期去斯，得两男子。”古南岳指天柱山，即现今的安徽安庆潜山县，而且潜山县的城关镇也叫梅城镇，按古时的语境，也可以称之为梅里。（古代，县以下设乡、亭、里。里相当于村，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梅里可以称之为梅村。）

总之泰伯仲雍在梅里，梅里或者又称为藩离以及番丽，而梅里或者是在江苏无锡、江苏镇江丹徒、浙江萧山、安徽马鞍山当涂、安徽潜山。

有分析认为：
无锡一说，没有田野考古证据，只有距离泰伯时代遥远的史料陈述与距离泰伯时代遥远的建筑（泰伯庙与泰伯墓）。
丹徒一说，由于丹徒有朱方国，泰伯仲雍不太可能在一个国家之旁再建一国。
萧山一说，此处距离越国国都绍兴只有六十里，也不太可能在这里建国。
潜山一说，只有屈原《天问》一辞的孤证。
当涂一说，梅里是后来的越王勾践子孙居住地而形成的名称，但距离朱方国二百里，距离越国五百里，可以建国。

所以，《史记》记载泰伯奔荆立吴，并未记载奔梅里，而且，关于梅里是在何处，也是众说纷纭。并且，各处的梅里或者又称为藩离以及番丽，其名称形成的年代，同样是众说纷纭。

现代考古认为，阖闾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城里村）可能不是国都，而只是军事城堡，而在阖闾城以南60里处（在古代，60里即是一天步行的行程）是夫概城（浙江湖州长兴），这从军事角度上来看，合情合理，两个军事城堡相距不远，只有一天的行程，可以相互照应。而认为夫概城（或称夫概邑）在萧山，由于萧山距离阖闾城有150公里（300里），古代是五天的步行行程。萧山距越国都城（绍兴）是60里，一天的行程。而越王与吴王阖闾的槜李之战，据称是在浙江嘉兴展开，嘉兴在长兴以东，距离长兴（夫概城）二百里，而且槜李之战是阖闾首先进攻，可见槜李是在越国境内。由此可以判断，萧山不可能是夫概邑，否则越国是断裂成两截的国家。

后来越王勾践主动进攻吴王夫差，在夫椒（无锡洞庭山）被夫差打败并活捉。这一仗，应该是越王从水路进攻吴国，绕过了夫概城与阖闾城，也绕过了苏州城。二十年后，勾践又主动进攻吴王夫差，在笠泽打败夫差，这是在吴都（苏州城）以南五十里处打败夫差，并包围吴都（苏州），三年后吴国灭亡。可见，笠泽是吴国的地域。笠泽是在槜李以北六十里处。可见这一带是吴越两国交界的地方（两者中间的地方，现在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江浙两省的交界处），由此也可以见得，萧山不可能是夫概城的所在。

所以，有人根据古籍资料分析仲雍在萧山立足，显然很不合理，因为，如果仲雍居于太湖以南的离越国国都非常近的萧山，后来吴国向北撤退300里，绕过太湖，退到太湖以北的苏州建城，说明吴国在立国之后，败退得太剧烈了。而史书记载“吴东向伐越”，吴国向东攻伐越国。吴国从建国以来，凭借先进的生产力与文化，对越战争是节节胜利的，如果吴国一开始是在苏州的话，那么，伐越只能是向南进攻，而不是向东。这只能说明，吴国原来是在西边。而且，正因为如此，越国统治阶层世代仇恨吴国，由于吴越两国语言风俗相通，吴国王室善于怀柔理政，所以，越民和越王不同，越民乐意由吴王接管。

吴泰伯立国之后，到周章时期，才被周武王封为子爵（周章的弟弟虞仲被派往黄河大拐弯之处，封为侯爵，建立虞国，比子爵高两个等级），按封建礼制，周章的子爵吴国，大小只能是方圆五十里，不能再大，否则违制。

但是，到了寿梦时代，五百年不到的时间，吴国己经是方圆几百里的大国。可见，历代吴王这些历代吴氏先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周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吴人娴熟的狩猎技术），不断东进（从泰伯仲雍开始，历代吴王的心理中，是不愿向西开拓，因为向西开拓，意味着向周国靠近，有夺取周国王位之嫌，这有违当初三让王位的初衷），不断地开拓进取的精神。（阖闾城在安徽当涂横山东南方向二百里处，这是历代吴王在五百年的时间里，向东推进的成果之一）

只是，立国比吴国迟近百年，而且立国之时也是子爵国家的楚国，同样也不断地东进，楚国从长江三峡附件的地方不断扩张，五百年的时间，向东前进一千多里，终于与吴国相撞。虽然楚国从水路向东而下，一直打到安徽芜湖一带（伍子胥过昭关，就是在这一带），也就是离当涂只有一天的行程的地方，但是吴国在淮河流域逆流而上，也曾将势力延伸到芜湖西北五百里的河南固始一带（鸡父之战，吴国大胜楚国）。吴楚争霸开始之后，楚国以军队数量占优势，吴国以军队质量占优势，最后吴国战胜楚国而得以称霸。

虽然后来吴国被越国所灭，楚国又灭了越国，但是，楚国灭越之时，也是将越国逼退到钱塘江以南，楚国并没有占领钱塘江以南地区，吴国也没占领过这一地区。这里是越国的核心地带，直到秦始皇时期才被征服。

崇让堂

从扩张的角度来说，吴国的国都在开始的时期，有可能是在镇江一带。从镇江开始，向东南方向扩张，200多里，即到达无锡苏州一带，与越国对峙，向西南方向扩张200多里，即到达当涂芜湖一带，与楚国对峙，向西北方向扩张200多里，即可以与中原国家对峙。镇江是处于和越国、楚国、中原国家的边界等距离的中心位置。国家的扩张，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不可能只向一个方向扩张，吴国从一个子爵国家扩张到后来的面积，不可能完全是开垦荒地而得来的，杀伐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泰伯奔荆，屈原的《天问》里提到“吴获迄古，南岳是止”，说明在屈原时代的传说中，泰伯所到的地方是南岳。现代的南岳，指湖南衡山，古代的南岳，指现在的安徽安庆天柱山。在古文字中，衡表示火，衡山表示的火之岳，也就是南岳。因为在五行学说中，南方属火。古代安徽天柱山被称为南岳。而安徽当涂的横山，不可能是南岳。但是，因为其名为横山，如果泰伯奔荆，到达的是这里的横山。而这个横山传说到屈原的耳朵里，屈原误以为横山是衡山，所以误以为泰伯是到达了南岳，于是在《天问》之中写下了“南岳是止”，他想表达的是“衡山是止”，而实际是“横山是止”，也就是说，泰伯奔荆，在当涂横山一带停下来定居。

这只是在屈原时代的传说。

实际上，泰伯之名，从周朝建立之初，就极负盛名。泰伯仲雍让王位奔荆蛮，首先是在周国名声大震，在商朝那边肯定也是声名显赫，即使到了商纣王时期，纣王也肯定知道这件事，而在周朝建立之后，周王室在祭祖之时，还有吴泰伯的牌位，所以，在周朝一开始，吴泰伯就是一个大名人。对于这样一大名人，其定居之处，周武王派人经过寻访之后，也一定知道得很清楚，而被周武王封为子爵的吴国国主周章，肯定知道他的曾祖父兄弟二人（泰伯仲雍）的定居之处。这个定居之处，寿楚甚至夫差这一代人，都是很清楚的。而在吴国亡国二百年后的屈原时代，仍然还流传着泰伯定居横山（衡山）的传闻，

中国的东岳、南岳、西岳、北岳，中岳，分别位于周朝时期的齐国、楚国、秦国、晋国、郑国境内。齐楚秦晋，都是霸主之国，郑则是首霸之国。五大国占有五大名山，可谓得风水之先。

屈原时期，正是越国亡国的时代，屈原见证了越国的灭亡，这个时候，吴国的后代，在被越国压得抬不起头来有一百七十年左右的时间之后，终于可以稍稍抬头，按现代的社会规律来看，屈原时代一定有很多为吴国翻案的文章与传说，因为越国灭吴之后，也一定会对吴国尤其是吴国王室大加污蔑，而吴国的后人也只能忍受，不能辩驳。如同吴三桂在到了清朝灭亡之后，才会有人对其翻案。正是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屈原赞扬了吴国的立国者吴泰伯与兴国者吴王阖闾。

实际上，在孔子时期，中原处于向戌弥兵时期，中原无战事，而吴国正是在勃兴阶段，在孔子成年到老年时期，吴国正是处于极盛状态的时期，欣欣向荣，即有阖闾夫差这样的强势之主，又有季札这样的贤德之士，还有专诸要离以及庆忌这样的义勇之人，这个时期，吴国光荣到了极点，而且没有衰败的迹象。如果那个时候有新闻联播的话，应该是天天都有吴国的新闻，如同现在的新闻联播里面天天都有美国的新闻。在这种情形下，孔子也不得不极力赞扬吴国的立国者吴泰伯，将吴泰伯与周王朝的奠基者周文王相提并论，同称为“至德”，以显示，有这样的祖宗之德，才有这样的伟大的周与伟大的吴，伟大的德行造就了伟大的子孙。孔子借此来推广他的尚“德”学说。当然，孔子没来得及看到吴国的灭亡，就去世了。甚至没有看到吴国在笠泽的大败，就去世了。孔子去世的那一年，正是笠泽之战而夫差大败的那一年，笠泽之战，吴国惨败，吴都被围，三年之后，吴国亡国。这一切，孔子生前都没看到。如果孔子看到了，不知道他会不会删改他自己的关于吴泰伯的言论。

而在这个时期，吴国的创始人吴泰伯显然也是一位各国都家喻户晓的人物，为人所津津乐道。吴泰伯奔荆之后的定居之处，肯定也是家喻户晓。而到了吴国极盛而亡国之后，各国自然也对吴国的过失大加评论，比如远在吴国八百公里之外的中山国，就记载了吴国的“大而耗,富而骄,众而嚣”，只是这样的评论，并不是记载在史书上，而是记载在新出土的中山国的青铜器上面。直到灭吴的越国灭亡之后，对吴国的赞誉才开始抬头，从而对吴泰伯奔荆之后定居之处，在民间与官方又有所记忆。这表现在屈原的《天问》之中。但是到了一百四十多年之后的司马迁时期，这己经是过了有六到七代人，而且是经过了秦并六国的战争，秦始皇焚书的事件，楚汉战争，以及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中国大地，大江南北，人口锐减，书籍流失损毁极为严重，这个时期，人们对吴国与吴泰伯的记忆，又模糊起来了，以至于司马迁对吴泰伯的奔荆之后的定居之处，无法下笔，无从记录。从而吴泰伯的奔荆定居之处，成为一桩悬案。而到了司马迁的二百五十年之后，东汉吴如胜时期，十多代人过去了，人们对此更加无从知晓。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在吴国最后的都城（苏州）一带，建立宗庙和陵墓，以此做为祭祀场所。实际上，东周的春秋时期吴人墓葬与越人墓葬有着显著的不同，而西周时期与先周时期的周人贵族墓制，也有其独特的特点。吴泰伯的真实墓葬必定有周人与吴人的墓葬特点。现在的泰伯墓，是司马迁一千年之后的唐朝人指定的。

据称，西周与东周春秋时期的吴国墓葬是非常特别的土墩墓，墓葬中不向底下挖穴，而是将死者埋葬在地面上人工筑起的巨大土墩中。而越国的墓葬特点是石室土墩墓，墓葬也在地面之上，不向下挖墓穴，而且是在地面上砌有长条形石室。目前还没有看到关于无锡鸿山泰伯墓的墓制的描述与论述。关于阖闾墓，倒是有文章论述。（参见《吴王阖闾墓在剑池之下吗——苏州虎丘阖闾墓考》一文http://www.docin.com/p-1549029316.html）

另 关于无锡，可以参考网文《吴越楚治锡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2f3e160102e1yv.html  据称，杨卫泽当苏州市长时，曾提出过“三古(古城、古镇、古村)一湖”的概念，以推动苏州的旅游发展。但调任无锡后，他又力推“吴文化节”，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的吴文化发源地从苏州手中“抢到”了无锡。据称，2006年的第一届吴文化节，是在2015年7月被双开的杨卫泽手上搞起来的。廉政瞭望记者曾参与过当时的开幕式，无锡邀请了全国政协一名副主席和吴伯雄等政要出席，杨卫泽亲口承认从经济产业竞争上考虑而邀请大批专家论证吴文化的发源地在无锡梅村。在不少无锡人心目中，该文化节的成功之处，是把在此前学术界很有争议的吴文化发源地从苏州手中“抢到”了无锡。（外人看来觉得很无聊，但当地人是很在意的。）

来自江苏省纪检系统的高层人士向长江商报记者透露，2015年1月4日下午，杨卫泽正在主持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会中接到了来自省委一位领导的电话，通知杨去省委开会。“市里会议休会后，杨给几个应该一起去省里参会的人打了电话，在得到确定的消息后，杨卫泽在办公室抽了十五分钟的烟。在省委，杨发现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后，立刻做出向窗户跑欲跳楼的举动，不过被摁住了。”随后，杨卫泽的秘书张志炎，杨卫泽的妻子蔡声佩，杨卫泽的红颜知己、无锡新区宣传部长余敏燕，均被带走。

青龙

霍山天柱山考察(潜山志)


   《史记》载：汉武帝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日南岳。”是指今潜山县境的天柱山，还是霍山县境的天柱山？几百年来，颇多争议。对此，《天柱山志》修志人员会同《潜山县志》办公室、潜山县文管所等单位组成考察组，于1986年12月24日至26日，专程对霍山县境的天柱山进行了实地考察。
    霍山县境的天柱山，当地称南岳山，位于霍山县城南5里。霍山县地图标高405米。峰顶南端台地上，有两根倾斜的石夹。台地两侧的山崖称白虎崖。峰顶西北侧，有一群古建筑。沿百级石阶而上，有一座门楼，名东门楼。穿过门楼，便是汉至清代所称的“天池”（霍山县文物保护单位）。池长约3米，宽约2米，深约1.5米，池壁上有明显的人工开凿的痕迹。池水浊而不腐，可供饮用。池的四周有砖砌围墙，并装有铁门，绕过天池，有明代建成后又重修的三官殿。现为霍山县广播电视接收站改用。三官殿外墙下端，有捐修碑记6块。年代最早的为明嘉靖二十四年，最晚的是民国十三年。接收站工作间内壁石墙上，嵌有鼎建三官殿碑记一块，为明万历十年所刻。三官殿门媚上，有于佑任手书的“小南岳”三字石刻。三官殿西数十步又有一门楼，名西门楼。穿过门楼回望，门楣上有砖刻楷书“汉帝敕封”四个大字。门楼正梁上，有墨笔书写的“中华民国三十五年重修”字样。三官殿前的石崖。名试心崖，崖壁上有两个天然洞穴，可容数人，站在峰顶可见洞口，名风洞、石窗洞。此处虽称崖。然而并不陡峭，行人可攀登上下。山上无灵霄树，也无其它庙宇。
　　霍山县城西五里有淠河，河东有古城坂，此处是古潜邑的旧址。在淠河东岸的沙堆边，有一高数米、周50米的土墩，墩前有“潜台”二字石刻碑记，以标古潜邑所在。淠河上游是磨子潭、佛子岭水库。淠河经霍山县城西至六安后和史、杭河汇合，抵寿县正阳关入淮。过淠河向西数里便是迎驾厂，以应汉武帝南巡所历臣民在此迎驾之故。
　　霍山县城东北15公里处，有复览山，今属洛阳河林场管理，是以汉武帝重游南岳的故事命名的。安徽省地图标名为复南山，标高392米。峰顶西侧，有座古寺遗址。原寺于清末毁于战火，除大门楼外，其余皆不存遗迹。门楼内壁上，有“龙泉禅林”四字行书石刻，门楼外壁上有“汉帝重游”四字楷书砖刻。
　　通过这次考察，得出如下认识：
　　一、从山势地貌看：霍山县城周围的山为大别山东南麓霍山余脉的边缘，平均海拔高度仅在300米左右。南岳山海拔高度405米，相对高度百余米，复览山海拔392米。周围群山环围，整个山势低矮，坡度平缓，称不上巍峨雄伟，高耸峻拔。旧版《霍山县志》称：“高以丈计者三千七百，周以里计者二百五十，其言不无过奢”。所谓五岳，东岳泰山海拔高度1524米；北岳恒山2017米；中岳篙山1440米；西岳华山1992米。《汉书·郊祀志》载：武帝侍臣公玉带建议武帝封东泰山（在今山东琅琊朱虚界），并说黄帝曾“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武帝到东泰山后，以“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焉”。武帝竟不惑于长生不老之说，决然不封小山。可见，汉武当年所号日的南岳如指今霍山县城南5里海拔仅405米的南岳山，似无可能。
　　二、从水系流向看：霍山县境内唯一的一条比较大的河流即淠河。它当源于岳西县的鹞落坪，绕霍山县城西经六安至寿县正阳关入淮。《尔雅·释山》：“霍山在今庐江潜县，潜水所出，别名天柱山。武帝以衡山辽旷，故移其神于此”。《史记·孝武本记》载：“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浔阳出枞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汉书·武帝纪》载：“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潜天柱山。自浔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遂北至琅琊，并海。所过祀其名山大川”。《史纪》、《汉书》讲得很明白，汉武帝是顺江而来，自江陵而东，至于盛唐，薄枞阳而出北至琅琊并海。《史纪纲目》注：“盛唐在今安庆府治内，浔阳、枞阳乃潜山之上下境”。盛唐又是皖水的入江处。无论汉武帝至盛唐后是继续泛舟溯潜水还是舍舟登陆，都不可能往返千里之遥，翻越无数崇山竣岭到霍山县境的天柱山去登礼，更何况是在冬季。
　　三、从生长的植物看：南岳山除了一些次生松杉类的针叶林外，绝大多数是灌木丛，看不到高大乔木。旧《霍山县志》载：“……其上有灵霄树，碧桃花诸迹”。碧桃花是否碧桃，未作深考。灵霄树即鱼鳞木，又名珍珠黄杨。此树只能在海拔900米以上的高山上才能生长。因此，灵霄树之说是无法成立的。旧版《霍山县志》亦称：“今已无存”。
　　四、从遗迹景物看：南岳山三官殿西门楼匾额“汉帝敕封”四字砖刻和复览山龙泉寺门楼匾额“汉帝重游”四字砖刻，均系颜体书法，并且出自同一时期同一人之手。西门楼正梁上，有墨笔书写的“中华民国三十五年重修”字样。三官殿门匾的“小南岳”三字，也是于佑任于民国二十五年写的。当地所称的南岳庙，实际上就是三官殿，从碑记可以看出，三官殿始建于嘉靖二十四年。从南岳山峰顶南端台地上的两根旗石夹和三官殿前试心崖的名称以及当地人每逢重九登高的诸种习俗看，足以证明此处在古代实为道教圣地。由此可知，汉武登礼前叫龙泉寺，汉武登礼后改名复览山之说，也是难以成立的。《霍山县志》自称：“说者谓宛委之，文废于天柱，荒远无征，姑勿深考。元封登礼，巨典煌煌。当时玉检金泥，应与岱碣峰碑并峙。惜载籍不传其文，岳麓不存其迹，烟云过眼，亦付之想象而已”。(本文节选自《天柱山志》一九九一年版)
也谈天柱山的地理方位
　　众多的史志资料和今人的论说，对南岳天柱山所在，就大的方位已归于一说，即霍山，亦称潜山。霍山或称潜山，整个山系中，有两座山都叫天柱山。一是安徽省潜山县城西北二十里的天柱山，一是安徽省霍山县城南五里的天柱山。这两座天柱山，哪座天柱山是汉封的南岳呢？从以下几方面考察，我们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一、辨析登封路线
　　汉武登封路线，对确定南岳天柱山的地理方位至关重要。古今对汉武帝登封路线争论的焦点是旱路，还是水路？我们认为水路说是正确的。
　　持水路者的根据是《汉书》：“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潜天柱山，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遂北至琅琊，并海，所过祀祠其名山大川。”这里记载的路线是非常清楚的。“至于盛唐，薄枞阳而出”。未提及“江陵”，无疑是水路。
　　持旱路观点的根据是《史记》认为“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即是证明。其实，《史记》记载的路线也是很明朗的。“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这是司马迁先写登封事件的。接下去的“浮江，自浔阳出枞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琊，并海上。”是写具体路线的。如果走旱路，“至江陵”即使“登礼潜之天柱山”，那么又从何路去“浮江，自浔阳出枞阳，过彭蠡”
　　二、判定盛唐所在
　　弄清盛唐所在，也就定了天柱山具体方位所在。有的同志以霍山县历史上曾一度称盛唐，即判定南岳天柱山在霍山。其实霍山县称盛唐是在汉武帝登封天柱山以后845年的事。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霍山县志》载：“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更名盛唐，天宝元年（(742年）析盛唐，别置霍山县。”何况这个盛唐属淠水流域，淠水入淮，无从“浮江”。
　　那么盛唐在哪？只有按《史记》、《汉书》所载，在浔阳以下，彭蠡以东，沿江去找。清康熙辛丑（1721年）《安庆府志》：“皖城为吴楚接壤，天柱、龙眠背枕而卧，其面则吞岷江，汇彭蠡，洞庭”。由此可见，盛唐乃安庆府所辖之内。《史记纲目》称：“盛唐在今安庆府治内。”以上两种说法吻合。《安庆府志》：“宋景定元年(1260年）府治迁至盛唐湾宜城渡北（即今安庆市，安庆简称宜亦源于此）”。《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盛唐山，在安徽怀宁县城内（怀宁县治亦是今安庆市）”。
　　《汉书》、《史记》均无记载盛唐具体方位，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未标出盛唐具体方位。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日前我们到安庆沿江寻访，得知安庆市上二十里处，自古至今沿袭一名，叫盛唐湾，湾因山得名，此处恰是皖水入江处。盛唐所在，无须赘述，理已自明。
　　三、考察两座天柱山
　　大别山自西北入皖后称霍山，主要山体属花岗岩结构。山阳之水入江。霍山山脉南段，西汉时为皖、潜两县的分水岭、界山。至今还有一座山叫公界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我们对霍山山脉的两座天柱山进行了实地考察。
　　霍山的天柱山（当地人称为南岳山），位于霍山县城南五里，与旧《霍山县志》记载的方位一致，是霍山旁系余脉与江淮平原接壤的丘陵地带中一座山头，海拔405米，相对高度不过百米。十五里以内没有海拔500米以上的大山。
　　潜山天柱山位于潜山县城西北二十里，亦与旧《潜山县志》记载的方位一致，是霍山山脉南段主山，属以天柱峰为代表的天柱山系。海拔500以上的有名山峰44座，整个山体属花岗岩结构。主峰天柱峰海拔1490米，全身石骨，一峰突起，拔地约500米，如“一柱擎天”。在其周围有23座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天柱峰潜在其中。
　　从两个天柱山的山体、山势比较来看，潜山天柱山最有资格称岳。《说文通训定声》释：“岳者，高也、尊也。”
　　再说两山的古迹遗址。霍山天柱山山顶有一组古建筑，当地人称南岳庙。旧《霍山县志》称五岳观。其实是明代万历十年捐资“鼎建”的道教三官殿。从尚存的几间殿房和东西两座门楼来看，都几经修建。东门楼屋梁上标有“民国三十五年重修”字样。三官殿内外墙壁下方嵌有七块捐修题名碑刻。其年代最早的是明代，最晚的是民国。西门楼门楣有“汉帝敕封”颜体正楷四字砖刻，未标明何人何代题刻，系后人伪造。颜真卿是唐代书法家，“汉帝敕封”是颜体应该是唐以后的事。再说“敕封”不是“登封”，岳庙建在山顶，不合封岳之体，道家建观于山顶倒是真的。山上的植物多是松、杉，山顶三官殿前有几棵檀树。至于汉帝种植的灵霄树、碧桃花不存。其实，灵霄树就是珍珠黄杨，它必须在海拔900米以上的高寒多雾地带才能生长。
　　潜山天柱山，现山麓野寨中学后墙东侧山地平台上，尚存汉武祭岳坛和五岳祠础石、础砖，其遗址规模清晰可辨。现野寨粮站外有驻辇处、旌驾桥遗址。这与“旌驾桥连拜岳坛，神仙何处留空山。石牛洞里诗无数，尽在烟云飘缈间”摩崖石刻吻合。从山麓到山峰绝顶，共有400多幅石刻，仅用“天柱”为题的就有七幅摩崖石刻。三祖寺西侧山谷流泉摩崖石刻，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潜山天柱山植被率达87%，在青龙涧以上，到处都有灵霄树。
　　两县的旧县志和《江南通志》记载一致的宝志禅师与白鹤道人都想得到天柱山这块宝地，粱武帝令其斗法的故事，在霍山天柱山及其附近，均不见遗址、古迹。而潜山天柱山宝志所建山谷寺，今塔院保存完好，香火不断，被国务院列为全国142个重寺院之一。白鹤宫尚存殿房四间及其殿院遗址。
　　上述考察结果表明，汉武登封的南岳，实为潜山的天柱山。清乾隆四十六年《霍山县志》也曾载：“元封登礼，巨典煌煌。当时玉检金泥，应与岱碣峰碑并峙。惜载籍不传其文，岳麓不存其迹，烟云过眼，亦付之想象而已”。(本文节选自《天柱山志》一九九一年版)
辨析武帝南巡路线及登礼南岳天柱山问题
    《汉书·武帝纪》（以下简称《帝纪》）载：“（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潜天柱山（据《史记》原意此处应句断），自浔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枞阳盛唐之歌”等语（以下称此文为《帝纪文）））认为，武帝有可能是自南郡陆行，过江夏郡，翻大别山，登潜县（今霍山县）天柱山后，才南下浔阳（今黄梅、广济间）浮江。假如先登的是浔阳下游皖县（今潜山县）天柱山，就不会再回头“自浔阳”开始“浮江”了。
    据《帝纪文》前半字面，按顺序章法作如此认定，此说不可谓不能成立。笔者从其历史背景考查，按汉武巩固其统治权力的需要作辨析，又觉此说有待商榷之处。
    请看《帝纪》中与此时间相近的几年兵事形势诸条；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夏四月，南越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王、王后”。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得吕嘉首，以为获嘉县”。
    ——“秋，东越王余善反，攻杀汉将吏”。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诏日：‘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睡，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经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漠）北寒苦之地为？’匈奴折焉。”
    ——“东越杀王余善来降。诏曰：‘东越险阻反覆，为后世患，迁其民于江淮间。’遂虚其地。”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夏，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
    ——“秋，发巴蜀兵平西南苗夷未服者。”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秋，武都氏人反。”
    综观上述史料，可知这些年间，正是汉武安内攘外，平乱拓疆、征伐频繁之际，而据《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以下简称《封禅书》、《郊祀志》）载，此其时，也正是汉武“侵寻泰山”，“东巡海上”，登太室、礼天柱等，从事封神活动的高潮期。学史者皆知，汉武通西域，击朝鲜，定朔方，平南夷，是刘氏致力开边，颇具谋略的一代君主。其所以东巡西狩，北视南行，主要意图岂止于封天祀地？陈兵耀武，宣扬国威，安定邦畿，才是真正的目的。
此次“行南巡狩”所以“亲射蛟江中”，“舳舻千里”，即“振兵择旅，射秉武节”是也。“巡边睡”是其四年前真正的初衷；“登潜天柱山”，只是即景生情，偶尔为之的一段插曲。《帝纪文》不书“礼”，“号曰南岳”事，便是证明。
    整个《帝纪》中，仅见汉武有过这一次性的南下巡江，“亲帅”“舳舻千里”，“巡边”却不及“边”，反弃舟北上，跋高山，翻峻岭，登礼潜县天柱山，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果如此，则北距夷越境更远，其君威向谁扬？神威向谁耀？况且“圣驾”辛外，远离调度中心长安，聚千里水师于江上，旷日持久地“候驾”，不愁其有变么？窃以智勇如汉武者，决不会作如此决择。“浮江”应始于《帝纪文》的“盛唐”。三国的吴国史官韦昭，曾注此盛唐“在南郡”。笔者认为，或许就是《封禅书》、《郊祀志》所说“而东”的“江陵”。如按今人所说，此盛唐在安庆市上游不远处，或者在市区内，按地理方位说，《帝纪文》有文理欠通之弊。
    将《帝纪文》按《封禅书》原意在“登潜天柱山”后标上句号，解“自浔阳浮江”为句，船队驶入浔阳境后，汉武出立船头，面临浩荡长江；再释后文为：汉武自盛唐逦江而下，驶舟于滚滚江涛之中，旌旗千里，舳舻相接，挽射蛟获之，其乐无穷，因作歌以纪此行，歌题为《盛唐枞阳之歌》。“薄枞阳而出”者，欲巡江淮间以慑东越之移民也。这样理解着读下去，就觉《帝纪文》首尾相顾，前后无抵捂之处了。世人公认马班是史家大笔，行文不会欠通。在肯定这一点的基础上。就文论文，只能作如此理解；就事论事，也只能作如此认定：汉武行南郡后，是沿江而下浔阳的。不存在北行霍山的可能。
    以上浅析，如获得公允，就不难认别汉武号曰南岳的是哪座天柱山了。
    《封禅书》、《郊祀志》载：“明年（元封五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郊祀志》此处误为逗点）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浔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文中明白指出，船队顺江而下，在浔阳至枞阳的江段中，过了那阳湖，才开始祭祀沿江的名山川。浔阳、枞阳，正是汉庐江郡临江的起止县名。这段江流中，千里舳舻只有从皖口溯水才有名山，这就是今潜山县的天柱山。汉武观其势险状奇，乃“号”为“南岳”。旧志载：清顺治军入境，“小吏港战舰逶迤十余里”。潜、皖二水，以前不象今日模样。自这段江流沿任何水道上溯，都不能到今霍山县的天柱山。
    这里，笔者就用以史证史之法，采摘与汉武“号日南岳”时、地相近的史书文句（均取正文，不取注文）以证明以上的观点。
    一、后于汉武逝世14年（公元前73年）即位的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诏祠五岳为“常礼”时，直书“南岳潜山”语（见《郊祀志》），班固将此事书于汉武“号岳”后的不远处。删注语，两则事的记述前后只隔一页，想必非笔误。下诏时间也仅后于汉武“登礼”后45年。在历史长河中，它最能从“时近”角度证明：当年汉武号曰南岳的天柱山就是潜山。
    二、《后汉书》载：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遣马援、段志平“妖巫李广”。《马援传》说，李广“以言惑众，攻没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此事距汉宣帝诏祠南岳也才102年，尤其可据“皖城”、“皖侯”，从“地近”角度证明：其时的南岳确在汉皖县境。否则，“南岳大师”义自何起呢？
    三、成书早于《后汉书》的《三国志》，在《魏书·张辽传》中记载张辽督师讨陈兰，梅成事中说：“成遂将其众就兰，转入潜山。潜山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余里，道险峻，步径裁道”。这更直接明载：天柱山就在潜山中。文中描绘的山势高险，两个天柱山中，唯独潜山者毕具之。
    这里，笔者还要强调一点：取据越早越好，收《史》下限不要突破《三国志》，上限不封顶，而且应重于用史书正文作据。夹注之文，应详考其注时间与所据，或作注者与其事其地有何特殊关系，然后才可取之为用。至于遗迹，时隔两千年，政权更替，风雨侵蚀，真是当时存留者有几何？！以之为据时，必先识别其真伪，以免鱼目混珠。(本文节选自《天柱山志》一九九一年版)
潜岳辨（节选）
    自浔阳而东，过小孤山大雷口，再下大江以北，遥望有峰巍然秀出云表者，天柱山也。又下百五十里为枞阳。汉武帝元封五年，南巡江汉，亲射蛟江中获之，作盛唐枞阳之歌。登礼潜之天柱山，号为南岳，移南岳之神祀之于此。《尔雅·释山》：“霍山为南岳”。郭璞注云：，“天柱山也，潜水所出”。邢昺疏之最详。山势雄峻旷远，今潜山县治在其下，霍山县地在其北，虽潜山元至治置县，时代已后。而霍山县置自隋，省于宋，复于明。其复也，盖又在潜山后矣。霍山之人，乃于城南五里众山中，指一山曰南岳，又于其东数里指一小山曰回望，言武帝登封后，至此回望南岳。此不待智者知其谬妄。而世之言地理者，耳目未及，足迹未经，犹且栩栩自得，谓汉武登封之南岳在潜者非，在霍者是，不亦傎乎。予向居霍山半年，其邑人之士，每为予言南岳，予以其山名实不称，尝窃笑之。后十余年从江上望天柱山，奇其雄伟。因复检《史记》、《汉书》及《尔雅注疏》，反复参定，乃为之辨，俾后之学者识所从焉。(本文节选自《天柱山志》一九九一年版)
汉封南岳——汉武帝登礼天柱山
　　天柱山旖旎风光，博得古今多少游人的惊叹。又因它是汉封南岳，历史名山，更使它声名卓著，千古遐迩。
　　元封五年冬，汉武帝刘彻行南巡狩，至江陵而东，自浔阳入皖口，法驾谷口，登封天柱山，号日南岳。嗣后，神爵元年，汉宣帝祠祭南岳天柱山。大明七年二月，宋孝武帝诏祭天柱山。永乐三年，明成祖仍遣祭古南岳天柱山。
　　开皇九年，隋文帝志在南疆，改封湖南衡山为南岳，南岳尊号南移至今。
五岳封禅的地理方位，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历朝无变更，唯南岳易北移南，史学界都已公认。只是对汉封南岳天柱山的确切位置，　　几百年来争论不休。我们既不轻易旁录他说，也不倚墙随和，莫衷一是。对纷繁的史料，我们做了认真地考证。对霍岳天柱山和潜岳天柱山又进行了实地考察，确认汉封南岳，该定位潜山的天柱山。
　　武帝登礼
　　古代帝王对天地鬼神、名山大川的祭祀，极为重视且名目繁多；其礼仪一般称作“祠、礼、郊、类、旅、祭、祀”等。司马迁《史记》将此类祭祀活动悉数记入《封禅书》。
　　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刘彻登基，是为武帝。他效先世“皇王能事”，以封禅祭祀活动彰明帝德，改制应天，宣告太平。封禅前，先振兵择（释）旅，安邦定畿，扬威天下，后行祭天地鬼神之事。武帝在位54年间，从北到南，巡视各郡，并沿途礼祭名山大川，仅到泰山祭祀就有七次之多。
　　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初，“武帝与公卿诸生议封禅”。三月，遂东幸缑氏，礼中岳太室（嵩山别名），封太室奉祠。四月，至奉高（今山东泰安东），封泰山，禅梁父。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武帝又效封禅泰山、梁父故事，耀兵南境，亲率群臣南下，巡狩南郡，望祀九嶷，登礼天柱。
　　武帝登礼天柱山，史不绝书。司马迁始为记实，班固也载入《汉书》。《史记·孝武本纪》、《史记·封禅书》：“其明年（元封五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浔阳出枞阳……”。《汉书·武帝纪》：“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潜天柱山。自浔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始任太史令，武帝南巡，太史令随驾记事。武帝此举，司马迁核简精记。170年后，班固《汉书》所述较为具体。汉武帝是从水路还是陆路“登礼潜之天柱山”，后世学者，看法不一。一般认为，武帝至江陵东下，舳舻相拥。先至盛唐（今安庆市西南有盛唐湾，南郡无盛唐故迹），由皖口（今怀宁县山口镇）入皖河转舟潜水，进抵谷口（今潜山县野人寨），舍舟登陆。是时，皖、潜二水皆深一阔，宜行大船，且舒州治所在皖城，武帝从水路登礼天柱山，实为顺应自然。旧志对此也多有记载：“法驾到谷口。”舍舟登陆向北登山，约1里，过旌驾桥（旧志载：在善士坊。汉武帝登礼潜之天柱山，法驾到谷口，由此登山礼祀，后人因此名桥），再上2里许，在白鹿岗上，设坛礼拜，（后名祭岳台，又名汉祀台，今野寨中学后墙边台地为其遗址）。祭台高筑两丈许，共3层，基层占地约400平方米，最上层为汉武帝祭台，中层为文武百官陪祭处，下层则为护卫（台基尚存）。上有极厚的石础，下有石雕门神像两面。像为勇士，短衣带剑，衣纹古朴。祭台上旧有“汉燎亭”，明末毁于兵火。武帝在祭岳台播柴祭天，巨典辉煌，号天柱山为南岳。臣民山呼万岁。礼毕，欲登天柱峰。继续北登，至天柱寺前，山陡路险，鸟道难越，始回驾南归。后人修石桥，称“回龙桥”。汉武帝回驾至驻辇处（在今野寨粮站附近）而后，“薄枞阳而出”，“并海上，至琅琊”。汉武帝登礼天柱山之后，当地官府即建有五岳祠（明末毁于战火）、拜岳台，历代每年至此四祭，后改三祭。
　　自汉武帝登礼天柱山，此山“号曰南岳”达700年之久。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后，志在南疆。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天柱山“南岳”称号，改称湖南衡山为南岳，但邑人至今仍称天柱山为“万岁山”，简称“万山”。
　　历代祭岳
　　汉宣帝祠祭《汉书》载：“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宣帝修武帝故事，祠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潜山于潜，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博雅·释山》：常山谓之恒山）于曲阳。”又载：“神爵元年，帝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岁为礼，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读，皆有常礼。”
　　《汉书·郊祀志下》载：“自是五岳四读，皆有常礼。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潜山于潜，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曲阳。”
　　继武帝登礼天柱山并号为南岳后，宣帝又祠祭南岳天柱山，且祭祀五岳四渎，自宣帝始成为“常礼”。
　　孝武帝诏祭 大明七年（公元463年）春二月，有司奏礼祭南岳天柱山，孝武帝因“驻跸于野，有事歧阳”，不能亲往，于是下诏遣使致祭。对此，《宋书·世祖本纪》载：“大明七年（公元463年），春二月，甲寅、车驾南豫南兖二州。丙辰，诏曰：‘江汉楚望，咸篷秩周湮，礼九嶷于盛唐，祀蓬莱于渤海，皆前有流训。列圣遗式，联驻跸于野，有事歧阳。瞻娣风云，徘徊以想，可遣使致祭。’”
　　孝武帝遣使礼祭南岳天柱山，虽未亲驾，但祭祀仪式非常隆重。殿中郎邱景光向孝武帝上《祭霍山仪》中称：“修祀川岳，道光列代，君秩珪璋，义昭联册。但业旷中叶，仪漏典文。寻姬典事继宗伯，汉载持节侍祠，血祭霾沈。经垂明范，酒脯牢具，悉有详列。又名山著珪币之异，大家有尝禾之加。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玉，此准酌记传，其可言者也。今皇风缅畅，辉祀通岳。愚谓宜使以太常持节，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时谷立以赤璋珪币。又人之职，凡山川四方，用赈则盛酒当以蠡杯，其余器用无所取说。按郊望山渎，以质表诚。器用陶匏，藉以茅席。近可依难山川以兆，宜为增域。参议景先议为允，令以兼太常持节奉使。牲用太牢，加以璋币，器用陶匏，时不复用贩，宜同郊祀以爵献，几肴馔种数，一依社祭为允。”
　　明成祖遣祭明成祖朱棣即位，改年号永乐。永乐三年（1405年），他亦遣使致祭南岳天柱山，并立碑颂德。惜此碑今已不存，但史志仍有记载。

(本文节选自《天柱山志》一九九一年版)


---------------------


天柱山古南岳源流考
　　

　　天柱山历史上是古南岳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对史书南岳衡山表述的理解存在分歧。汉以前南岳衡山到底是湖南衡山？是今安徽霍山？还是皖西南天柱山？作者翻阅大量史料，从《尚书》到《史记》、《汉书》以及后世史料的记载中，仔细考证了皖西南天柱山与南岳衡山的关系。

　　一、史籍关于南岳和天柱山是南岳的相关记载

　　《尚书》：（舜）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尚书》准确记载自唐虞起就遵循上古之制“五载一巡狩”，隆祀四岳（周以后才有五岳），其中之一是南岳。《史记》：“天子祭天地山川皆以四时之中月亲至其山柴祭燔燎，周鉴于二代（夏、商）十有二岁王巡狩于方岳，祀以圭壁，乐奏六歌。”

　　《礼祀·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二月东巡狩，至东岳。五月南巡狩，至南岳。八月西巡狩，至西岳。十一月北巡狩，至北岳。”这是迄今为止最早关于南岳的记载。只是这里南岳到底指何山，语焉不详。

　　《史记·封禅书》记载：“其明年（元封五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琊，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封焉。”（灊为潜山的古潜字，清代《潜山县志》的潜字即为灊，后世通用）。《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北至琅琊，并海，所过礼其名山大川。”《史记·孝武本纪》载：“其明年冬，上（指汉武帝）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汉书》卷二十五下：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制诏太常，“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潜山于潜，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

　　《史记》、《汉书》对南岳天柱山地理方位的记载十分明确，毋庸置疑。《史记》、《汉书》是继《尚书》《礼记》之后最早的信史，不可不信。再有，明确记载“南岳潜山于潜”的《汉书》与记载“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的《史记》成书时间最为接近，没有理由怀疑南岳即潜山天柱山。

　　《尔雅·释山》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释义词典，成书于西周，由晋郭璞作注、宋邢昺作疏。《尔雅·释山》载：“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即天柱山。潜水所出。）恒山为北岳，（常山。）嵩高为中岳。（大室山也。）”这里再明确不过地说明南岳霍山即是天柱山，且位于潜水之滨。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载：“霍山一名天柱，在舒州怀宁县，自汉以来为南岳，隋文帝开皇九年，以南衡山为南岳，废霍山为名山。”（注：潜山以及天柱山在元至治三年以前为怀宁县辖境）这里又进一步佐证霍山、天柱山为南岳，稍稍有异的是“自汉以来为南岳”，忽略了隋时废岳的事实。按正常逻辑思维推论，绝不会就此否认南岳地理方位的基本事实。

　　清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霍山在今安徽省潜山县，唐虞时霍山为南岳”。这里霍山、潜山、南岳一并与天柱山的关联表述清晰无误。虽然晚至清代，后人有理由相信孙星衍的研究是基于史料传承。汉晋唐宋清各时代学者皆有认定潜山（霍山）是南岳的文字，且都认为唐虞时代即为南岳。综上所述，天柱山一山五名：天柱山、潜山、霍山、衡山、皖山（皖公山）是也。

　　二、汉以前帝王巡守祭祀南岳的推论

　　《尚书·尧典篇》载：“（舜）受终于文祖，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祭）于山川，遍于群神……觐四岳，二月东巡狩至于岱（泰）山。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礼，用特（牛）。八月西巡狩至西岳，十一月北巡狩至北岳，五载一巡狩。”《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五月南巡狩，用特牛礼，五岁一巡狩。”

　　《尚书》和《史记》都对舜帝祭祀南岳的时间作了相同的记载，即“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秦博士伏生所著《尚书大传》则曰：“五岳谓：岱（泰）山、霍山、华山、恒山、嵩山也。”有道是“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尚书大传》亦足可征信。

　　《始皇本纪》曰：（秦始皇）“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显而易见，这里的衡山明显是在渡淮水后浮江前，空间方位上只能是江淮间的天柱山。

　　清代湖南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诗人魏源所著《释道山南条阴列附》曰：“汉武帝南巡皆始皇所巡旧道。”此处坐实汉武帝南巡走的是当年秦始皇南巡之路。

　　综合以上引文可以认为，天柱山早在唐虞之前即为南岳，汉武帝隆祭南岳天柱山是遵循古制惯例。诚如《古今图书集成》所言：“汉武帝按古图书遂复南嶽之旧，非汉武始以霍山为南嶽也。”

三、衡霍之辨
　　《史记·封禅书》记载：“舜……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南岳，衡山也。”《白虎通巡狩篇》引《大传》云：“五岳，谓岱山、霍山、华山、恒山、嵩山也。”《论衡书虚篇》：“舜巡狩，东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华，北至恒山。以为四岳者，四方之中，诸侯之来，并会岳下，幽深远近，无不见者，圣人举事求其宜适也。”唐杜佑《通典》引《三礼义宗》的一段文字云：“唐、虞以衡山为南岳，周氏以霍山为南岳。”盖传写互误。周礼以衡山为南岳，唐、虞南岳即是霍山也。窃谓经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舜都平阳，吉行五十里，计一月可至霍山。若至衡山，辽远且又涉江，不便以觐南方诸候。”
　　有必要提及的是，秦汉之际天柱山一带曾为衡山郡、衡山国建置。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后，设衡山郡，郡域涵盖今潜山县境内的天柱山，全境相当今鄂、豫、皖交界大别山脉周围一带。公元前206年，楚义帝置衡山王国，吴芮为衡山王。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废衡山王国为郡，属淮南王国。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复为衡山王国，直属汉廷。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又废衡山王国改为郡。二年，撤衡山郡，分衡山郡东部及九江郡南部组建新庐江郡，分衡山郡西部及南郡地设置江夏郡。《史记黥布列传》：“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
　　四、古代图书相关记载和天柱山麓南岳遗存的佐证
　　晋穆帝升平年间（357—361），何皇后何法霓伯父何琦向晋穆帝司马聃上奏《岳祠论》。奏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载一巡狩。顺时之方，柴燎五岳，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惟潜之天柱，在王略之内。旧台选百户吏卒，以奉其职。中兴之际，未有官守。庐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时祷赛，春释寒而冬请冰。咸和迄今，又复隳替。计今非典之祠，可谓非一……巡狩柴燎，其废尚矣。崇明前典，将俟皇舆北旋。稽古宪章，大厘制度。俎豆牲牢，祝嘏大辞，旧章靡记……”何琦在此大声疾呼恢复礼制。可见天柱山作为南岳在当时依然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干宝《搜神记》载：“汉武徙南岳之祭于庐江灊县霍山之上，无水。庙有四镬，可受四十斛。至祭时，水辄自满，用之足了，事毕即空。尘土树叶，莫之污也。积五十岁，岁作四祭。后但作三祭，一镬自败。”这段文字记述的正是天柱山麓三祖寺，证明霍山、潜山、天柱山是一山。
　　潜山在唐宋时代为舒州治所，曾任舒州刺史的独孤及有诗《酬皇甫侍御望天灊山见示之作》，诗曰：“早岁慕五岳，尝为尘机碍。孰知天柱峰，今与郡斋对。”“汉皇南游日，望秩此昭配。法驾到谷口，礼容振荒外。”诗作明确无误地确认他早年心仪的南岳是天柱山，并有对汉皇南巡法驾谷口壮观阵容的陈述。
　　清翰林院编修、宿松籍人文学者朱书《戴南山集序》载：“霍山者，今安庆天柱山，古南岳也……霍山独皭然太清之表，石岩泉瀑间，上之为黄帝、虞舜之所祭告，下亦不失为汉武之所封，后世淫渎之物不得而污之。”朱书直截了当地言明天柱山为“黄帝、虞舜之所祭告”地。此外，《白虎通》、《广雅》、《水经·山川泽地记》、《明史·地理志》及《古今图书集成》、《安庆府志》、《潜山县志》等史志皆载：“霍山是南岳，”“天柱山是霍山”。
　　皖西南天柱山麓至今仍存有古代帝王南巡的遗迹，如旌驾桥、拜岳台、五岳祠等。《潜山县志》（民国九年版）在五岳祠条目下明确记载：“在真源宫左，汉武帝建，祀泰、嵩、恒、华及潜。至明时燎亭犹存。明末寇焚。”
　　自上古迄秦汉，晋、唐、宋以降的舒州官吏著文赋诗称颂南岳天柱山，点赞汉武帝封禅大典盛况，如此等等，都证明皖西南天柱山在隋以前是南岳无疑。
　　无论是出于开疆扩土的需要，还是从国家五岳的合理布局看，南岳南移亦属情理之中。本文作者在此搜索史料竭力证明天柱山为古南岳，并非纠结于隋文帝废岳，只是求证还原皖西南天柱山南岳礼遇这样一段历史，仅此而已。

青龙

..

青龙

..

青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