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三年》载：“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 这条记载，是春秋吴楚争衡皖江地带最重要的史料。自西晋杜预作注以来，长久通行之说，以鸠兹在今芜湖东南，衡山为当涂横望山。此说流传千载，载入历代志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几成不易之论。
然皖江本土一脉学人，自《太平寰宇记》引出线索，经清代朱书奠基，再由晚清、民国宿松、潜山学人接续推阐，形成一套截然不同的地理假说：鸠兹即是汉庐江郡的松兹，也就是今日宿松；《左传》所记子重进兵抵达的衡山，不是江南低矮的横山，而是古南岳天柱山。
这套学说的根基，首在于朱书《古南岳辨》。朱书辨析岳祀源流，确凿论证：先秦至西汉礼制中的南岳衡山，本是灊县霍山，即天柱山；直至隋开皇九年，朝廷方才下诏，移南岳之祀于湖南衡州衡山。秦代置衡山郡、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郡名、国名，皆取自天柱这座名山。换言之，在战国、秦、汉初人的观念里，皖西群舒区域的天柱山，才是官方语境里的 “衡山”。
朱书本人审慎，在文末特意做了隔离，他依从杜预旧注，认为《左传》襄公三年的衡山是丹阳境内另一座同名小山，与天柱南岳不可混为一谈。后世宿松考据学者则认为，朱书此处为西晋旧注所囿，未能贯通全部地理线索，于是承接其古南岳的核心结论，而突破他这一层界限，重新串联起鸠兹、衡山、松兹的地理链条。
立论的第一层证据，是地名与古音通假。《太平寰宇记》引《古今地名记》明言：“松兹一名祝兹。” 鸠、祝二字，上古同属侯部，声读相近，古书同音假借本为常例，祝兹即是鸠兹。汉高后四年设立的松兹侯国，并非凭空新设地名，乃是承袭先秦古邑祝兹的旧号。松兹故地，即今宿松；天柱山在宿松之东。对照《左传》“克鸠兹，至于衡山” 的行文次序：楚军先攻克鸠兹邑，而后向东进抵衡山。若是鸠兹在宿松，衡山是东侧天柱山，一西一东，行军次第，方位严丝合缝。反观传统旧说，鸠兹在江南芜湖，衡山在当涂横山，虽也东西相望，但楚军自江汉出兵，远涉大江，深入江南腹地，还要再折返，和吴楚争夺群舒的主战场格局隔阂较远，路线迂曲，不尽合乎情理。
复可附论地名字义。“兹”，《说文》训 “艸木多益”，古常通 “滋”，有滋润蕃茂之义；又《尔雅》云 “蓐谓之兹”，蓐即是厚草芦滩，本指湖泽边丛生连绵的草甸。故而在上古南方滨水区域，邑名取用 “兹” 字，多用来标示湿地沮洳、水草滋生的处所。松兹地处古彭蠡大泽之东、雷池水滨，湖网交错，芦荻弥望，正契合 “兹” 字所代表的湖滨草滩地貌。若鸠兹即是松兹，则 “鸠” 为水边水鸟，“兹” 为水鸟栖息繁衍的草泽滩涂，地名本义恰与湖滨湿地环境一一对应，与历来解释芜湖鸠兹为 “鸠鸟滋生之所” 的训释框架，也能够彼此相通。惟当知晓，“兹” 本不直接训为水多，乃是由草莽滋盛、滩蓐连绵的地貌，连带指向大泽之畔的居邑；这只能作为辅助佐证，不可单独当作定名的核心依据。
反对者最常提出的质疑，是 “鸠兹为吴邑，松兹地处江北，江北群舒故地应当属于楚，不该归吴”。持此假说的学者解释：这种看法，是拿后世固定不变的版图，去套春秋动荡的边境。
考虑到句吴国的立国者泰伯仲雍，在战国初期成书的《左传》中，只提到泰伯仲雍离开周国，没有提到泰伯仲雍到达何处。在战国末期的屈原《天问》中提到“吴获迄古，南岳是止”，认为泰伯仲雍到达南岳（也有人认为《天问》中的“吴”指的是虞舜）。在西汉初期的司马迁《史记》中，表明泰伯仲雍到达荆蛮，创立句吴国，到了周章时期被徙封于夷蛮。在东汉初期的《吴越春秋》中，说的是泰伯仲雍以采药之名到达衡山，荆蛮之地，穿上夷狄的服装。也就是说，泰伯仲雍在衡山驻足立国，周章徙封于夷蛮之时，新的吴国并未放弃衡山荆蛮之地，后来的吴国仍然对衡山荆蛮之地有控制力与影响力，这里一直是吴国的领地，而不断扩张的楚国，首先在这里与吴国发生碰撞。
鲁襄公三年，正是吴王寿梦率领吴国崛起之时，吴国完全有可能在江北彭蠡上游一带设立前沿边邑，以牵制楚国。楚军此番出师，目标便是拔除吴国这座江北据点，攻下鸠兹之后，继续向东，抵达作为地标名山的天柱衡山，再分遣邓廖率领精锐继续深入，整个战事逻辑可以自洽。
考虑到吴国灭亡之后，吴国王室后裔吴芮在鄱阳（彭蠡）一带掌控地方政权，也表征了吴国最后的国都姑苏被楚越联军攻占之后，吴国贵族退回到最初的故地，继续坚守在泰伯仲雍的立国之域（鄱阳就在衡山之南），吴国王室在这里有数百年的人脉基础。泰伯仲雍在衡山立国约一千年后，吴芮在此举起反秦大旗，吴国王室顺理成章的再度控制了衡山地区，之后项羽也就顺水推舟，将吴芮封为衡山王。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推断泰伯仲雍所到的南岳衡山，指的正是宿松附近的天柱山。（待到刘邦政权稳固之后，刘邦担心吴国王室后裔在这里高度固结的人心，便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将吴芮徙封于长沙，建立长沙国。也就是说，在西周初年，吴国被强大势力从这里徙封于长江以东，而在西汉初年，吴国又被强大势力从这里徙封于洞庭湖以南。以致于衡山之意被刻入吴族基因，在吴芮成为衡山王的一千八百多年后，吴三桂在湖南衡山起兵，自封为帝）
其次是山川体量的考量。杜预所说的当涂横山，只是一座低矮丘陵，体量有限，不过培塿。子重发动的是楚国精选主力的大战，《左传》郑重记下 “至于衡山”，说明这座山是战区之内广为人知的标志性名山。若仅仅是江南一座无名小丘，似不足以在大国征伐的史笔中单独立名。而天柱山雄峙皖西，自古号为南岳，在整个群舒区域是无可替代的地标，才配得上载入《左传》的这场战事。“衡山” 本义为横向绵延之山，本是通名，江淮间固然可以有多座山共享此名；但在吴楚西线争夺群舒的核心战场，不加限定、单独书写的衡山，理应指向当时天下共知的南岳天柱。
洪亮吉曾作《与宿松文学书》，严厉驳斥松兹即鸠兹一说，核心依据便是笃信杜预注，认定鸠兹必在江南。后世陈尚孚在《皖江古地丛考・鸠兹衡山辨》中回应这一批评：杜预是西晋之人，他所说的丹阳，乃是晋代已经南移、坐落江南的丹阳，并不是春秋时代的丹阳。先秦 “丹阳” 地名，本跨大江、交错于群舒区域，不能拿晋代的政区位置，倒推春秋的疆界。杜预的注解，只是西晋学者基于当时见闻做出的推测，并不是春秋当时留存的原始档案，不宜奉为不可动摇的铁律。
这条异说在方志之中，也有一段曲折的流传历程。清道光八年《宿松县志》在沿革辨讹之中，明确否定松兹即鸠兹，称其 “尤误”，并引《江南通志》的辨说作为支撑。但到民国重修《宿松县志》时，编纂者不再一味排斥，改为并存两说，将 “松兹即鸠兹、衡山即天柱” 这一套说法录入沿革按语之中，使其正式获得方志文本的载体，自此在安庆、宿松乡土文史之中持续传播。
综上，“松兹即鸠兹” 是一套逻辑自洽、富有启发性的乡土考据假说，它把皖江山川、岳祀变迁、地名音变、湖泽地貌熔于一炉，给《左传》这条记载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注疏的理解路径。虽然没有得到一手先秦史料的证实，但可以作为一说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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