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新军革命第一枪 - 安徽安庆马炮营起义首领熊范二烈士专祠之中的吴氏族人
中共早期领导层之中，参加过反清活动的只有两人，一是吴玉章，一是陈独秀。
四川荣县人吴玉章于1911年（吴玉章时年33岁）参加的四川自贡荣县独立起义，成立了第一个脱离清朝统治的县级政权 - 荣县军政府，起义时间比武昌起义早两个星期。
安徽安庆人陈独秀于1905年（陈独秀时年27岁）在安徽芜湖创立岳王会，岳王会分为三部分，一是芜湖总会，陈独秀主持，二是南京分部（南京是江苏的省会），柏文蔚任分部长，三是安庆分部（当时安庆是安徽的省会），常恒芳任分部长。之后，陈独秀通过《安徽俗话报》和岳王会，在安徽新军中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发展了数百名会员，为起义储备了军事力量。从事后来看，陈独秀深知当时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是火炮，所以陈独秀致力于在新军的炮兵部队中发展岳王会的会员，当时的骑兵是机动性最强的部队，所以陈独秀也注重在马营中发展岳王会成员，而且，从事后来看，陈独秀发展的岳王会的会员，很多是安徽寿县人，这说明陈独秀发展会员主要是依靠同乡的情谊，而且会员年龄与陈独秀相仿，是在同龄人之间发展会员，尤其是，寿县是古楚国最后的都城，这给寿县青年带来的是更多的英雄豪气，这也许是参加岳王会之中的寿县人比较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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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岳王会还展开了两次著名的反清行动，
岳王会的第一行动，是在1905年，在日俄对马海战，日本大胜之后，安徽桐城人、岳王会成员吴越（时年27岁）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刺杀清廷五大臣，这是清朝末期发生的第二次刺杀清朝官员的事件（第一次刺杀清朝官员的事件，是1904年安徽合肥人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原广西巡抚王之春）。吴越的事迹深深影响到民国第一侠、暗杀大王 - 王亚樵（安徽合肥人，比吴越小11岁）。王亚樵集团曾经暗杀的有：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成功），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张秋白（成功，不过原目标疑似为原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成功），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成功，由朝鲜人尹奉吉执行），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有壬（成功），以及蒋介石（未遂）、宋子文（未遂，宋子文的秘密被打死），汪精卫（未遂，汪精卫只受伤）。
岳王会的第二次行动，是在1908年，南洋新军之中的安徽新军在安庆发动马炮营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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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新军起源于淮军将领吴长庆的部下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二十年前，消灭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主动解散湘军，此时，清朝国内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只有淮军（主要是安徽合肥一带的人组成），因为，1860年八里桥之战，已经证明了八旗军队的战斗力很弱。据称，这与清朝对于满族旗人的优惠政策有关。旗人从出生到死亡，一生所用一切费用全部都由国家承担，享受的福利待遇极为丰厚，另外，即使是最普通的下等旗人，都能分到十余亩田地，占田多者则达数十亩，不事生产的旗人往往会将土地出租给汉人佃户耕种，他们只需坐收田租。而清朝政府还规定，不准旗人务工经商，只能从政从军。所以，旗人从小就生活优渥，这样的生活条件，从军之后，战斗力可想而知。
然而，淮军在甲午战争中表现不佳，促使清朝建立新军。袁世凯建立北洋新军后，张之洞又建立了南洋新军。安徽新军属于南洋新军，但是稍独立于张之洞。
1907 年，浙江绍兴人、光复会首领、安徽巡警学堂校长徐锡麟（时年34岁）在安徽的省城安庆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之后，带领数十人发动起义，不久起义失败，清廷在安徽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陈独秀成为重点通缉对象，被迫东渡日本避祸，芜湖岳王会总部随之停止活动。之后，革命党人熊成基（时年21 岁，江苏扬州人，安徽新军炮营队官）主持岳王会安庆分会，在安徽新军中秘密发展力量，此时，岳王会安庆分会成员有柏文尉、倪映典、范传甲、熊成基、张劲夫、薛哲、田淑扬和弟弟田激扬兄弟等人。
1908年初，岳王会首领之一、驻扎在安徽安庆的清朝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炮兵营管带倪映典（时年23岁，合肥人），在军营里召集熊成基等人聚会，密谋发动除夕起义，事泄未果。同年十一月间，清廷调集湖北第八镇、江苏第九镇及安徽第三十一混成协新军，在太湖县会操。两江总督端方（时年47岁）和安微巡抚朱家宝（时年48岁）计划前来阅操。倪映典等人计划乘会操之机，擒拿或击毙甚至斩首两江总督端方和安微巡抚朱家宝，发动起义。但安徽巡抚朱家宝早有戒备，将所有可疑新军留在安庆，秋操起义计划落空。11 月 14 日、15 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清廷举国治丧。熊成基大喜："此天意与我也！"于是11月19 日下午，熊成基、范传甲（时年35岁，安徽寿县人）、薛哲（时年25岁，安徽寿县人）、田激扬（时年18岁，安徽凤阳人）等在安庆三祖寺杨氏试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晚起义。公举炮兵队官熊成基为起义军总司令，发布13条作战密令，约定薛哲率步兵营在城内接应。
安庆城内的三祖寺在安徽布政使司（安庆白日青天谯楼）东北方向约六百米处。这座三祖寺的东南方向一百多米处，是国民党（左派）党部大楼（幛建于1919年），国民党元老吴忠信（安徽长丰人）在1930年代任安徽省主席期间，在此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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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祖寺杨氏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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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祖寺巷的路口是龙山路的安庆市中国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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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祖寺巷西南六百米处的安庆谯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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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祖寺巷东南一百米处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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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民党安徽党部大楼现改为老干部活动中心
原安庆老地委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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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安庆市孝肃路210号
1908年11月19日，在慈禧太后驾崩的三天后，当晚9时许，熊成基在驻扎在安庆东门外的炮营（迎江寺以东三百多米处，今阳光花园二期小区附近，现有地名为炮营山）内下令起义，打死管带陈镰，烧焚营房，举火为记，向各营发出联络信号。马营（骑兵营）田激扬立即响应，赶走管带李玉春，焚毁营房。
薛哲见城外火起，立即率百余名士兵，向东门急驰夺城，拟与城外起义军汇合。不料，朱家宝已下令，非有他本人手谕，任何人不得出进城。刚至东门，为城防营所阻。他又速奔北门，而北门戒备更严，不准前进。由此反复，其行动为清军怀疑。朱家宝的亲信，新军统领余大鸿，跟踪而至，传令：“巡抚召见。”至巡抚新门，令其坚守阵地勿动，其实已为清军囚禁。
此时，炮营见安庆东门未打开，于是来到北门，与马营会合，攻占北门外菱湖嘴弹药库，获得大量武器弹药，起义军迅速发展到约 1000 人，包括测绘学堂学生和部分步兵营士兵，然后猛攻北门。城内的其它革命党人，如范传甲、张劲夫等，亦被清军发觉，有的下狱。城门终未得开，起义军内外不能汇合。
遗憾的是，城内准备起义的新军步兵没有拿出以少击多的勇气，没有在城内大打出手，把安徽巡抚围困在总督府内。这导致了城外的炮兵不知道安徽巡抚朱家宝的具体位置，无法准确炮击朱家宝。三年后，在武昌起义时，武昌城内的起义军及时包围了湖广总督府，把湖广总督围困在总督府内，起义的炮兵来到之后，准确地轰击总督府，炮弹在总督府落下爆炸，湖广总督立即逃窜，武昌城内的清朝军队不战自溃，从而武昌光复，起义成功。这也说明陈独秀当时没有成功地在稍高阶军官中发展岳王会成员。而武昌起义之时，虽然领导起义的共进会与文学社也没有成功地在稍高阶的军官中发展成员，但是后来停止活动的日知会也是倾向于革命团体，中级军官吴兆麟是日知会成员，尽管吴兆麟可以拿到高工资，但仍然倾向于革命，所以在楚望台参加了起义。而且，当起义士兵在工程营打死排长后，冲到楚望台军火库的，只有十几人，吴兆麟参加起义后，众多士兵见有军官加入，也纷纷加入起义，起义队伍迅速壮大，足以包围湖广总督府。
到这个时候，起义军炮兵的火力远大于守城的清军。因为炮营起义军的火炮射程远大于守城清军的步枪和机关枪。炮营起义军在当时约有十门左右的大炮，据称主要是江南制造总局（上海兵工厂）根据德国克虏伯75毫米山炮仿制的野战炮，射程可达四公里左右。炮兵可以在步枪机关枪的射程（有效射程一千米）之外，安全地发射炮弹，而守城的清军只有挨炸的份，毫无还手之力。
安庆城内的留守清军是安徽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的其它部队，协统余大鸿当时直接指挥城内防务），第六十一标的部队，第六十二标的部队、驻扎在关帝庙的工程队和辎重队，共约2000 人，另外还有安徽巡防营，约 1000人，安徽巡抚朱家宝的卫队，安庆巡警学堂学生队，督练公所卫兵（约500人）。总之，这些部队只有步枪机枪，一门大炮也没有。
这个时候，安庆城内还有水师营。但是水师营在1897 年就开始缩编减兵，当时水师营的主管是吴紫卿（吴绍凯）。吴紫卿本来就不愿意做武官，看到清廷要裁撤水师营，就离开了水师营，开始在芜湖望江等地办厂经商。后来，在民国时期，吴紫卿（吴绍凯）的一个儿子吴镜天担任安徽大学教务长，一个儿子吴天铎是安徽总商会五常委之一（会长是胡玉美的掌门人胡子穆）。总之，马炮营起义之时，虽然安庆城内也存在着水师营，但时年53岁的吴紫卿已经不在安庆城内的清军之中。另外，虽然吴紫卿的祖父从怀宁石镜迁到安庆城内，住在城北百花亭一带，与当时陈独秀家住的比较近，两家或许相识较早，但吴紫卿比陈独秀大二十三岁，而且吴紫卿已经不在军中，只是经商办厂，所以，陈独秀也不会向吴紫卿发出邀请，参加岳王会，吴紫卿有的子女虽然年龄与陈独秀相仿，但他们也主要是从文从商，也不是陈独秀发展岳王会会员的对象。
但是，此时在安庆城内的安徽巡抚朱家宝发电报命令在安庆太湖进行秋操训练的新军（安庆在1884年就设立了电报局，而且清末新军部队中也有电报），这些新军之中也有火炮。朱家宝之所以没有打电话通知援军，是因为虽然安庆是全中国第一个造出电话的地方。早在1889年，当时在安徽主管安庆电报业务的彭名保，就设计制造成中国第一部电话机，取名为‘传声器’，通话距离最远可达300华里。但是，安庆制作的电话机并没有实现量产，当时在清朝普及的电话机都是外国生产的，而且电话网只集中在京津沪、广州、武汉等少数通商口岸。安庆在很迟的时候才成为通商口岸。这是因为曾国藩非常重视安庆，视其为“江防重镇”，将安庆作为湘军大本营和洋务运动起点（如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清朝政府担心在安庆开放通商口岸会，削弱对这一军事政治中心的控制，因此多次拒绝列强把安庆设为通商口岸的要求，安庆直到1902年才被正式辟为通商口岸，此时上海、汉口、南京等城市已凭借通商红利发展数十年，安庆错失了19世纪下半叶的关键发展机遇期，尤其是，清政府虽名义上开放安庆，但设置多项限制，比如不设海关，禁止外国轮船停靠，不划租界，安庆虽有“通商口岸”之名，却无其实，未能有效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所以，那个时候的安庆还没有电话网，直到民国之后，安庆才有电话局。
正因为朱家宝能够及时通知援军这件事，为三年后的武昌起义提供了启发，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楚望台接受起义士兵的要求而成为起义军首领的吴兆麟，在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士兵切断武昌城内的电话线，阻止湖广总督及时联系其它的清朝军队。
在马炮营起义之后，安徽巡抚朱家宝又打电报命令停泊在南门长江江面的江贞、保民、楚材等5艘兵舰，向起义军阵地猛烈炮击。这些兵舰的人员违起义之约，听从了朱家宝的命令，于11月20日上午开始炮击起义军占据的迎江寺炮台和城北阵地。兵舰的背叛，大大改变了起义军与清军之间的火力对比，因为兵舰上也有大炮，兵舰上的大炮的射程比炮营的大炮的射程更远，这大大造成了起义军的重大伤亡，也切断了起义军的水上退路。
这说明，陈独秀在清朝水军之中发展岳王会成员非常不到位，这是马炮营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1月20日，马炮营起义军弹药将尽，朱家宝从太湖调来的援军已经在来安庆城的路上，这些部队有第三十一混成协第六十二标第一营（原担任秋操警备队），湖北第八镇（统制张彪）的部分步、炮部队，江南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的混成部队，总回援兵力约1500人。这些部队于11月20日中午抵达安庆城郊。
起义军在清军与江面上炮舰的攻击下，伤亡惨重，已经无法攻入安徽总督府，击毙或斩首朱家宝，宣布安徽独立。于是起义军决定离开重兵把守的省城安庆，向兵力薄弱的庐州进发。11月20日下午，熊成基下令起义军向安庆城北的集贤关方向撤退，计划先取庐州（今合肥）为根据地，再联络凤阳、颍州等地革命力量进取中原。起义军在撤退途中遭到清军围追堵截，过舒城后分成三路。熊成基率一路直驱庐州，沿途多次打败追兵，但因缺乏援助，队伍不断散失。快到庐州时，只剩下 300 多人，熊成基不得已将余部解散。此时，陈独秀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
范传甲、张劲夫、薛哲等留在城内的革命党人被捕，英勇就义。熊成基逃亡日本，1909 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1月在哈尔滨谋刺载洵（时年24岁，海军大臣，道光皇帝之孙）时被捕，2月27日就义于吉林，年仅 2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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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炮宫起义五天后，于1908年创刊的民间报纸《时事报图画杂俎》报道了起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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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马炮营起义，是自原淮军将领吴长庆的部下袁世凯编练北洋陆军（新军）之后，新军发动的第一次起义。可谓新军革命第一枪，打破了 "新军为清廷支柱" 的传统认知，标志着新军正式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被孙中山和史学界公认为 "辛亥革命的前奏曲"，安庆因此成为辛亥革命中著名的 "铁血城市"。
安庆马炮营起义后，清廷对新军的控制大大加强，但这种高压政策反而促使更多新军士兵转向革命，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埋下了伏笔，马炮营起义被誉为“启武昌之先声”。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岳王会领导层的柏文蔚（时年35岁，安徽寿县人）担任安徽都督，陈独秀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民国元年(1912年)，在岳王会首领、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持下，安徽省政府为祭奠民主革命先烈熊成基和范传甲，将迎江寺旁的英果敏公祠改为熊范二烈士专祠。英果敏公祠原是建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慈云阁，1901年改建为英果敏公祠（英果敏全名是萨尔图·英翰，字西林，满洲正红旗人，曾任晚清安徽巡抚、两广总督、乌鲁木齐都统）。
熊范二烈士专祠毗邻安庆迎江寺，西边现为皖江文化园。距离原新军炮营不远。想当年，熊范等岳王会首领在三祖寺密谋起义，如今，熊范二烈士专祠与迎江寺为邻，更为甚者，迎江寺与三祖寺一样，同为禅宗丛林，迎江寺属禅宗临济宗丛林。似乎中国禅宗与新军首义有缘份。熊范二烈士专祠正门上端镶嵌着汉白玉石门额，上刻楷书“熊范二烈士专祠”七字。东西次门上额分别镶嵌楷书“铭勋”、“建绩”石刻门额，门前置抱鼓石和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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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熊范二烈士专祠内，主要展示的是清末发生于安庆的反清活动，以及安庆籍人士在各地的反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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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旸谷 熊范二烈士专祠内最先介绍的吴氏族人
吴旸谷（吴春阳，1884年—1911年），出生于安徽合肥。1905年，在合肥开明士绅的资助下东渡日本，并结识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遂被推选为安徽主盟，后又争取到芜湖岳王会加入中国同盟会。在合肥，吴旸谷还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分支机构江淮别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负责安徽光复的吴旸谷首先响应，并亲赴湖北请兵支援。在各地光复大势群起之下，三年前镇压马炮营起义的安徽巡抚朱家宝不得已于11月8日宣布安徽独立。朱家宝被推举为都督，同盟会员王天培为副都督。王天培想把副都督之位让给于吴旸谷，让吴旸谷主管安徽军政，吴旸谷以“东南未定，战事方殷，不能以一身羁留安徽”之理由，坚辞不受。吴旸谷请求长江上游革命军增援安徽，却不想引狼入室，九江黄焕章部抵达安徽后纵兵掠夺且不愿撤出，吴旸谷在黄焕章司令部，怒斥黄焕章，被黄焕章下令杀害。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盟会员李烈钧，当时是九江军政府的参谋长，闻知“浔军祸皖”事件，遂于11月21日带兵赴皖，拘捕了黄焕章，退赔商户的损失，平息了安庆的骚乱，安庆绅民于是推举李烈钧做安徽都督，但武昌前线战况紧急，黎元洪一日五次电报催促李烈钧赴武昌救急，李烈钧于是在11月30日离开安徽，去武昌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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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故居在桐城延陵巷
吴越 熊范二烈士专祠内最多介绍的吴氏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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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的吴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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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的手迹《暗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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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的刺杀对象：出国考察宪政的清廷大臣与随从
1911年，清政府在“预备立宪”背景下，搞出一个“皇族内阁”，内阁13名成员中，满族占9人（其中7人为皇族），汉族仅4人。这充分表明，1905年吴越刺杀的清廷五大臣是正义之举，是反对清廷假民主和真独裁的正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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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芝瑛 熊范二烈士专祠内介绍的唯一的女性吴氏族人
吴芝瑛（1867年一1933年），女，字紫英，别号万柳夫人。桐城县高甸人，与吴越是同乡。是吴汝纶的侄女。父亲吴康之历任宁阳、禹城、蒲台、武城等地知县。吴芝瑛年十九，嫁无锡文士廉泉，廉泉有诗名，人称“无锡才子”。吴芝瑛居北京时，与女侠秋瑾近邻，朝暮相处，遂成至交。1904年，秋瑾去日本，旅费多由吴芝瑛资助。1907年，秋瑾于绍兴被害，尸体在绍兴街头曝晒数日，因为如领尸体，便被视作同党。吴芝瑛闻讯，悲痛欲绝。秋瑾死后旬日，吴芝瑛与女诗人徐自华（徐寄尘）冒死将秋瑾尸体“偷”回，在丈夫廉泉的全力协助下，义葬秋瑾于杭州西泠桥畔（文革前夕，1965年1月29日，秋瑾墓被炸毁，秋瑾遗骨被迁葬别处），徐自华撰写墓表，吴芝瑛书写碑文，勒之于石。吴芝瑛悲撰《秋女士传》、《秋女士遗事》。书中详记秋瑾平日行事、报国壮心及视死如归之大义，为后人研究秋瑾留下史料。
吴芝瑛又致书两江总督端方，郑重声明：“是非纵有公论，处理则在朝廷，芝瑛不敢逃罪。”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执政的是慈禧太后，吴芝瑛的意思很明确，你端方别管我，要管我，叫慈禧太后来。一时间，其命运受到各国舆论关注。英国《泰晤士报》在头版刊登吴芝瑛大幅照片，发表她的美国女友麦美德撰写的专文，声援吴芝瑛和徐自华。迫于中外舆论的强大压力，清王朝未敢贸然加害于二位女士。
吴芝瑛故居，在安徽枞阳著名风景点-浮山以西的3公里处，名“鞠隐山庄”，系其父吴康之所建。吴康之，是吴汝纶从兄，少时因丧父母，在吴汝纶家长大。鞠隐山庄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原有三进厅房和其它瓦屋40余间；外有围墙，南北门楼及石级台阶；正厅悬挂吴芝瑛亲笔书写的“鞠隐山庄”匾额，可惜毁于“文革”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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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锡麟塑像
安庆市人民路步行街黄梅戏会馆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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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黄花岗烈士石德宽（时候26岁 安徽寿县人）的德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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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市玉琳路旁的宋玉琳塑像
宋玉琳 安徽怀远人 黄花岗起义烈士 时年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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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市玉琳路 图中街道（司下坡）的尽头
是古迹“白日青天谯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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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黄花岗烈士程良（时年28岁 安徽怀远人）的程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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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安徽都督柏文蔚，在建立熊范二烈士专祠的同时，也修建了安庆辛亥革命九烈士墓，位置是在安庆鸭儿塘东面的平山头（今安庆五中校园北面，2016年，安庆五中与安庆四中合并组建安庆四中西校区，去年，安庆四中西构区因招生量不足而停止招生），烈士墓坐西朝东，墓园中建有宏大墓祠，祠前有塔。墓碑由张之屏撰文，柏文蔚书写，张辅伯镌刻《皖江九烈士墓表》。墓表有云：“民国成立，柏都督始运之吴柩（吴越的灵柩），命合诸先烈安葬于安庆之平山头。值国是纷纭，厥工未尽。十二年，封树既迄，孙总理遣使致祭，并亲题墓门云。”
从墓表所记，可以得知，因“国是纷纭”，从九烈士遗体安葬到陵墓完全建成，前后逾十年时间。孙中山先生对马炮营起义评价甚高，誉之是“辛亥革命前的一次规模很大的武装起义”。孙中山亲自题写“国魂不死”四字，镌刻于碑，嵌于塔上，以彰烈士英迹于永远。同时，还题写了“皖江九烈士墓”碑。本世纪初因城市改造，烈士墓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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