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至善盛德的先祖泰伯 吴氏族人无须言必称孔子

崇让堂

吴氏族人缅怀至善盛德的先祖泰伯 无须言必称孔子 无须言必称至德

古人云，改过为至善，日新为盛德。吴祖泰伯以谦逊为怀，是改过的前提，吴祖泰伯以开辟为志，是创新的基础。吴祖泰伯可谓至善盛德。仅仅至德二字远远不能涵盖吴祖泰伯所具有的优秀品质。

孔子在吴国的国势如日中天之时，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这显然有他的政治目的，他是担心吴国扩展自身的生存空间而危及鲁国的安全，所以极力高调称赞吴祖泰伯的谦德，闭口不提吴祖泰伯开辟与维新、自强不息的乾德，对于吴祖泰伯开创新天地与拓展生存空间的伟大功绩假装看不见，完全视而不见。

孔子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掩盖了吴祖泰伯的一项优秀的品质，所以，吴氏族人缅怀至善盛德的先祖泰伯，无须言必称孔子，无须言必称至德，而宜当传颂吴祖泰伯的至善盛德。

在中国历史中，两千年来，历代有权有势的专制独裁者，把孔子推为圣人，称为至圣先师，这很显然与孔子称赞泰伯之时的心理相同，其政治目的都是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历代有权有势的专制独裁者手握铡刀，并非真的推崇孔子口口声声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如同孔子在手中掌权之时，并非真的欣赏泰伯的谦逊精神。

在术的层面，孔子确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孔子在推广其理念时，语句优美，从而很受欢迎。但在其实际行为中，从道的层面看，则可看出问题，比如孔子说，听其言，观其行。以此言观孔子之行，可见其真相。

据《荀子》记载，孔子称少正卯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简言之，就是少正卯思维敏捷却用心险恶，行为乖僻却固执己见，言辞虚伪却极具煽动性，专记阴暗之事却学识渊博，为错误言论辩护却善于修饰。

实际上，少正卯作为鲁国的 “闻人”，很可能是与孔子针锋相对的学者，甚至开办私学抢夺生源。孔子以执政者身份，将学术对手和生意对手的观点定义为 “异端邪说”，并直接处以极刑，曝尸三日，以 “道德预判” 取代 “事实定罪”，铲除异己，这是典型的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的专制逻辑。完全与孔子自己口口声声所说和 “仁者爱人”、“和而不同” 、“克己复礼”、“诲人不倦”、 “以德服人”等等自相矛盾，而且是尖锐的矛盾，更与孔子自己口口声声所说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 的谦逊姿态相悖，不以教化为本，而是暴力立威，充分暴露了孔子思想中的“唯我独尊” 的狭隘性。这样的人极力称赞泰伯，不能不说是另有企图，直接地说，是别有用心。

同样的是，康熙皇帝在对泰伯后裔-平西王吴三桂全家灭门之后，在苏州泰伯庙题写“至德无名”，乾隆皇帝在对蒙古准葛尔人灭族之后，在苏州泰伯庙题写“三让高踪”（这两块牌匾后来被复制到无锡泰伯庙中），这些坐在高高在上的龙椅上的“禅让爱好者”们，刚把反对者塞进棺材里，就高赞“尧舜禹的禅让精神，吴祖泰伯的三让高风，真是千古楷模啊！”似乎迷上了“推让美学”，成为了“禅让粉”，妄想骗取天下人的忠诚与智商，本质上是独裁者为巩固统治而粉饰独裁、愚弄民众的舆论骗局，让民众在对禅让古制的敬仰中，淡忘其权力的非法性与独裁的残酷性。

如此奸诈，远不如朱元璋为吴氏宗祠题写的“第一世家”，只提第一，这样更加率真，摒弃了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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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而言，专制独裁的核心逻辑是权力垄断与世袭传承，这与禅让制的精神内核截然对立。

禅让谦让的精髓在于 “公”，在于天下为公，在于公权的公开、公平而后实现基本的公正。而专制独裁者的权力逻辑是 “私”，他们视天下为囊中之物，视国家暴力机器为家丁家奴，在实际权力运作中排除异己、打压贤能，只留下唯命是从的庸碌之辈，将权力斗争包装成维护 “公义” 的行动，让暴力清洗披上道德外衣，用美德的面具遮盖独裁的獠牙，容不得任何权力旁落的可能，最终只会让社会陷入权力失控的深渊。

戳破龙椅上的禅让赞歌，戳破所谓至圣先师的圣位上的谦让颂歌，戳破这种虚伪的谎言，清除各类政治骗子直至清除各种社会骗子、商业骗子，才会建立起真正符合公义的秩序，让禅让与谦让的精神，不再成为独裁统治者和各类骗子们的遮羞布、遮凶布、遮恶布。

吴氏族人，缅怀泰伯，传承家风，更是不能借着某些高高在上、有权有势者所鼓吹的让之至德，只提吴祖泰伯的谦让谦德，而是全面传承泰伯的优秀品质，尤其是泰伯的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乾德，在各自的领域开辟新天地，为族人的文明进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族人的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