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 李政道 与 吴有训 吴大猷 吴健雄

崇让堂

大家知道，杨振宁与李政道因为发现宇称不守恒而在13月之后迅速获诺贝尔奖，成为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他们二人在当时持中华民国护照）。这一发现虽然尚未对实际应用产生影响，但是对于量子力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使其他的科学家构建了弱作用的V-A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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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杨振宁与李政道除了发现宇称不守恒，还有很多其它的物理学方面的贡献，比如杨振宁还发现杨- 米尔斯理论，李政道提出“李模型”，对探讨量子场论基本问题起到重要作用。
后来二人之间在谁先提出宇称不守恒以及在论文排名和领奖顺序方面出现分歧，一直没有和解。但这不影响宣布称不守恒的正确性。据称，李政道曾公开斥责杨振宁。在李振道看望所振宁的父亲杨武之的时候，杨武之对李政道说，杨振宁对不起你，我教过的这么多学生中，你们两人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也是我最遗憾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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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杨振宁、李政道的成长过程与获得诺贝尔奖密切相关的吴氏族人，是吴有训、吴大猷、吴健雄。

当初，在西南联大，杨振宁原本报考的是化学系。阅卷时，时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的吴有训发现杨振宁更适合学物理，便叫了杨振宁过来，向他讲述了物理学对促进人类科技发展的重大作用，引导他转到物理系。



身高一米九的吴有训出生于 1897 年，代表着中国本土接受现代科学教育的第一代中国大学生。1921 年吴有训考取江西省公费留学生，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师从阿瑟·霍利·康普顿。康普顿是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主任，1942 年与费米等人协作建立起人类第一台核反应堆。1927 年，康普顿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晚年康普顿曾感慨吴有训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两名学生之一”。他的另一位得意门生是阿尔瓦莱兹，于 1968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在《杨振宁传》中回忆，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吴大猷。吴大猷 1933 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物理系。杨振宁记得，他在大学四年级念了吴大猷的《论物理》这门课。这门课讲的是 19 世纪发展出来的物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方向，影响到 20 世纪量子力学的发展，而量子力学的发展又影响到所有以后一切物理学的发展，包括今天应用物理学的发展，比如半导体、计算机等。1941 年秋天杨振宁去找吴大猷，吴大猷答应收他为学生，给了他一本《现代物理评论》，让他研究其中一篇文章。杨振宁说，“我非常幸运，吴先生把我带到这个领域，因为对称性是后来整个 20 世纪后半叶的物理学发展的一个最重要支柱，我能够在那么早的时候走进这个领域，实在是非常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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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贝尔奖领奖台上，31岁的李政道特意提到两个人："吴大猷老师送我出来，费米先生骂醒了我。"吴大猷对李政道说"学物理，给中国人争口气"。



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李政道第一时间致电吴大猷：“我的成就，源于在昆明时您的教导。”杨振宁也说：“我对对称性的研究，都可追溯到您当年引领我进入群论领域。”吴大猷在自传《回忆》中谦虚地说：“近年来，李、杨成就卓然，国人常提及二人为我的学生。实则我不过是适逢其会，在那时遇上他们而已。譬如两粒钻石，不管放在哪里，终还是钻石。”



后来，吴有训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大猷担任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



当年，李-杨二人经过推算发现，在四种基本相互作用中，唯独弱相互作用，宇称守恒并没有确切的证明，李-杨二人提出了两种可行的实验方案，1956年，美国华裔物理学家吴建雄（此时吴健雄刚入美国籍不久）根据其中一个方案，领导研究小组完成了实验。这使得李-杨二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点得以验证，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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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健雄在实验中，将放射性的钴-60放在极低温（达到0.003K）的装置中，通过磁场将钴-60的核极化，使之具有统一的自旋方向。钴-60核被极化后，自旋角动量也是向下。实验发现，电流面导入螺线管，钴-60核发出的β射线集中向上出射。第二个实验，电流依线圈绕向与第一个实验为镜像关系，螺线管内的磁场方向向上，所以钴-60核自旋方向向上。然而，实验发现，β射线集中出射的方向居然是向下的。这说明钴-60衰变为β射线的过程中，宇称不守恒。


之后，其它科学家的实验组也做了相关实验，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发现。于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宇称守恒定律被推翻。第二天纽约时报作了报道，两天后，台湾的中央日报也做了报道，并表示哥伦比亚大学宣布我三科学家（李杨吴）有贡献。之后，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举办宴会，宴请了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宴会由胡适主持。宴会中，李政道与吴健雄发言表示，这是受到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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