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何时以至德称赞吴泰伯 ？

崇让堂

善良的人容易被骗，是因为善良的人相信道德。不相信道德的人，不容易被骗，是因为不相信道德的人相信实力以及实力下的制度与法律。有的人不相信道德（指不相信别的人会恪守道德），自己却恪守道德，这是深明世事、深谙大道的人，是至德归道之人。吴祖泰伯就是这样的人。

泰伯精神，归纳起来，就是浅显易懂的四个字：无私无畏。泰伯三让王位的谦让精神，来自于无私，泰伯开拓荆蛮的进取精神，来自于无畏。人们说，无私无畏，长命百岁。然而，能做到无私无畏，不是说一句话、听一句话就可以做到的，这需要的不仅仅是聪明，不仅仅是精明，更需要的是高明，也就是说，不仅无私无畏，而且不是无知。而且这还需要创造性，从而带来并保全用于养生安命的财富，而且不伤害人，从而能团结人。

孔子称赞句吴国的开创者吴泰伯为至德的时间，是不是在句吴国的国力鼎盛的时期，这难以考证，虽然孔子的青壮年时期，是吴国国力最强盛的时候。在孔子之前，只有周朝王室成员在供奉泰伯仲雍，而没有人称赞吴祖泰伯为至德，包括老子（《道德经》的作者）与左丘明（《左传》的作者），都没有称赞泰伯为至德。

不过，虽然老子没有称赞吴泰伯，但是，泰伯三让王位的举措，以及泰伯立国护民的举措，正是老子所崇尚的“上善若水”的水的品质，所以，按老子的逻辑，泰伯已经达到了至道（道法的顶点）的境界。虽然老子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当然，要很自然地做到“上善若水”，其前提条件也必须是无私无畏。

在孔子盛赞吴祖泰伯为至德的时候，句吴国的君臣所做的，其实是至道的行为。从伍子胥逃到吴国的路途中所遇到的鱼丈人以及浣纱女的事迹来看，句吴国平民是极为讲究诚信与信誉的，以至于季札以徐墓挂剑的诚心举动而享誉中原各诸侯国。同时，句吴国的上层统治阶层遵循水一样的道理，实际上也是以行动来履行着老子《道德经》所主张的水的特性。这表现在吴国君臣在战争中不受任何人为规矩的拘束，如此得道行道、归道至道，常常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也正是这个原因，句吴国强大起来。

但是，孔子不提句吴国的至道，只提吴泰伯的至德，如同孔子不提吴泰伯建立句吴国的开拓精神，也不提吴泰伯在荆蛮之域成功地建立起句吴国以护民安生的有道（得道多助）之举，只提吴泰伯三让王位的至德精神。也就是说，孔子只提泰伯的无私，不提泰伯无畏。孔子只领略到泰伯精神的一半，如果说泰伯是一条龙，那么孔子只领略到了一鳞半爪。

寿梦从宁镇一带的句吴国千里迢迢来到洛阳拜访周简王，这也许是自周章以来，第一个拜访周朝王室的吴国君主，吴国也因此而进入了中原各诸侯国的视野与史料之中。不过，这个时候，吴国是子爵国家。本来，吴国的兄弟之国虞国，是最高等级的公爵国家，但虞国被晋国灭掉，泰伯仲雍的后裔也就没有公爵国家，但是，周简王虽然对寿梦的来访非常客气，据说赠送给寿梦德鼎，但也并没有因为这次寿梦向周王室的拜访，而封吴国为公爵国家。

也许这让寿梦感到很气馁。于是，寿梦从周朝首都洛阳回来，感叹了周朝以礼治国维持统治的所谓仁术之后，就依照楚国自封为王那样，也自封为王，与楚王平起平坐，从而也与周王平起平坐。之后，吴国对于楚国的扩张，发起了反抗战争。

寿梦自封为王，是出于对抗楚国的需要，因为楚国的国君为了对抗周朝而早已经自封为王。当然，寿梦自封为王，肯定是不符合周礼，寿梦自封为王之后，也就无法与周王室再次见面，甚至连派个使者正常交流的机会也没有了，因为周王室不可能正常的以周礼来接持公然违背周礼的诸侯。

尤其是，吴国的称王与楚国的称王不同，楚国国君毕竟不是姬姓，楚国无论怎么称王，在东周时期的姬姓国家是没有号召力的，而那个时候，姬姓国家的数量和掌握的人口占大多数，所以周朝王室并不在乎楚国君主称王，仍然可以称之为荆蛮之国。而吴国君主称王对周朝王室而言，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吴国君主不仅仅是姬姓，而且是周王室之祖 - 周太王的长子次子泰伯仲雍的后裔，对于东周的姬姓国家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吴国如果要夺取周王室的地位，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且这个时候，周王室已经到非常衰微的时期，所以，寿梦称王，对于周王室来说，是一件非常担心的事，对于周朝王室来说，也是一件极为厌恶和恐惧的事，总之，寿梦称王，必定是失去了周朝王室所有成员和臣民的人心，引起周朝王室的深深怨恨。

从寿梦称王的结果来看，寿梦之后的六个吴王，有五个吴王是非正常死亡，而那个正常死亡的吴王余昧，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都是非正常死亡。这个代价是惨痛的，也是惨重的。这要么说明寿梦自封为王这一自我傲慢与自高自大的决策是错误的，要么说明寿梦去世后，寿梦的墓地不是好风水。

寿梦去世时，希望自己的小儿子季札能够继承王位。然而，季札学习的是周礼，按照周礼，季札应当是不认同寿梦自封为王的举动，也不认同寿梦立幼子继承王位的安排，所以季札以曹国子臧的事例为借口，拒绝继承王位，即拒绝了王位所带来的王权，也不惜拒绝随着王权而来荣华富贵，同时也拒绝了王位所承当的责任。

虽然吴国自封为王，但中原各诸侯并不承认，仍然以子爵国家看待吴国，并称吴国的国君为吴子，而不是吴王。不过，季札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在外交出访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精彩，非常优秀，虽然吴国国君称王，有违周礼，但季札仍然为吴国赢得了文明之国的声誉，为吴国摆脱蛮国形象做出了努力。

既然季札拒绝直接继承王位，那么寿梦就强行制定了兄终弟及的王位传承方案，这也造成了寿梦之后的六位吴王有五位吴王的非正常死亡，只有寿梦的第三子余昧这一位吴王是正常死亡。

按史料记载，吴国二十五位君主，从寿梦开始称王，共有七位吴王，这七位吴王包括夫差，在富国强兵方面，都做得不错。夫差只是国力消耗一时过度，节奏没掌握好，被越国钻了空子。除富国强兵之外，寿梦所做的两件事，对吴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是自封为王，二是选季札继承王位。这二者或许也有因果关系。因为寿梦知道，吴国自封为王，完全影响到吴国与中原各诸侯国的外交关系，所以，寿梦特意挑选极具外交才能的季札来继承王位，以便与中原各诸侯国修好，弥补吴国称王造成的不良影响。因为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寿梦的长子诸樊与寿梦的长孙姬光（公子光）都是很优秀的人，如果是正常情况，寿梦的长子长孙继位，并非不好的选择。

然而，寿梦称王之后选择季札继位，让吴国脱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或许，孔子称赞泰伯三让王位，也是针对寿梦自封为王而言的，表示孔子对寿梦违背周礼的不满。

不过，也正是因为崇尚周礼而阻挡了孔子的美好前程。因为史料记载，在孔子与其弟子被困于陈蔡之间之时，楚昭王派人解救了孔子等人，并请孔子来楚国，请孔子担任国相，帮助楚昭王治理国家，楚昭王还准备封给孔子七百里土地，然而，非常喜欢做官的孔子，面对如此大好前程，却被周礼毁掉了。因为楚昭王的大臣对楚昭王说，孔子崇尚周礼，如果孔子在楚国推行周礼，那么，按照周礼，楚国是子爵国家，楚国只应该占有方圆五十里的国土，而楚国此时已经是千里之国，所以不能让孔子在楚国推行周礼。楚昭王只好把孔子送走，孔子只好回到鲁国，编辑《春秋》，一直到死。实际上，楚国也是一个自封为王的诸侯，这是公然违背周礼的，而崇尚周礼的孔子，到一个明显违背周礼的诸侯国做官，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非常不妥，按孔子的话来，这个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按理说，孔子对于楚昭王的邀请应该是严辞拒绝，因为楚国是严重违背周礼的诸侯，但是毕竟是楚昭王把孔子一行从陈蔡之间受困之时救了出来，所以孔子不好意思发作，不好意思摆出正义凛然的姿态。（或许，也是出了于同样的原因，孔子不来吴国做官，也不来越国做官，因为吴国越国都与楚国一样自封为王）

寿梦去世后，长子诸樊为了尽早把王位传给季札，在战场上主动身先士卒，最后在战场上阵亡。次子余祭也为了尽早把王位传给季札，故意忽视自身的安全保卫，最后被越国的俘虏兵刺杀身亡。此时，孔子已经二十岁。三子余昧继位之后，在开始的时候，也是要把王位传给季札，只是余昧并不像两位哥哥那样急于把王位传给季札而主动献身。

因此，孔子看到两位吴国君主这样的无私献身的表现之后，联想到吴国的开国君主吴泰伯让位奔荆的行动，不由得赞叹吴泰伯的至德高风以及至德精神一代一代的深远传承。这个时间大约是公元前530年。

孔子赞叹泰伯为至德，两个前提条件是“三以让天下”和“民无得而称”，前者是无私精神，后者是民众的赞扬与认可，在孔子看来，称为至德，这两者缺一不可，但主要是前者。孔子认为无私是至德，是道德的顶点。这从孔子赞叹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侍于殷”可以见得，这也是在赞叹周文王的无私精神以及奉献而不求回报的精神。

德的顶峰是无私，而无私的顶点，应该就是无我，这是达到了至道的高度，无论佛教和道教，都强调了达到无我境界的重要性，通过无我，从而得道。而无我的第一步，是无私，也就是说，得道的第一步，是至德。

从这一点来看，孔子以至德来赞叹吴泰伯，赞叹的时间应当是在吴王余祭去世之时，或在吴王余祭去世之后。

后来，余祭的弟弟余昧去世之时，季札仍然拒绝继承王位。也有可能孔子是在这个时候赞叹吴泰伯为至德。这个时候，孔子二十四岁。当泰伯被孔子称为至德之后，句吴国自然就可以被称为至德名邦。

然而，就在孔子称赞吴泰伯达到道德的顶点的时候，吴国的悲剧开始了，因为，这个时候，吴国君主在道德的顶点之上开始了道德的滑坡。这也被老子的“物极必反”所不幸而言中。孔子是不是乌鸦嘴，有待讨论。毕竟，按一般的心理规律，当某个诸侯国被人捧到极高的位置的时候，别的诸侯国的君臣就只会等着看笑话了。如果孔子知道这层道理，那么孔子以殷商后裔的身份是不是以“捧杀”之道向姬族发起复仇（因为吴国是姬周先祖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所立之国），这也有待讨论。（后来孔子派出子项贡游说五国，让吴齐两国爆发大战，衰弱了吴国，保全了鲁国，在这个过程中，子贡使用的也是“捧杀”之术，极力提议夫差救鲁国以获美名，打齐国以获霸名，似乎是继续着殷周后裔孔子向姬周的复仇之路）

所以，当孔子称泰伯为至德的时候，泰伯后裔吴氏族人，不应该是洋洋得意，自以为鹤立鸡群，孤芳自赏，而是应当更加保持警醒的态度。这种情况，到现在也是这样，当有人赞赏的时候，不应当是得意，而是要警惕与检讨并反省自己。

在季札拒绝了余昧交给他的王位之后，不知道余昧有没有向他的大哥诸樊的长子姬光（公子光）征求过意见，或许，即使余昧向公子光征求了意见，公子光也不敢说出心里话，总之，最后余昧把王位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姬僚（吴王僚）。这一行动，这一道德滑坡的举动，造成了余昧之后的三位吴王都非正常死亡，直到吴国的终结。虽然吴王余昧是吴王寿梦之后的六位吴王之中唯一正常死亡的吴王，但是，余昧的这一决策，结果是余昧的三个儿子（吴王僚以及吴王僚的两个弟弟

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以及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余昧的孙子，那位在被刺身亡之前还说“一天不能死两个英雄”的豪杰），都是非正常死亡。这个代价是惨痛的，也是惨重的。这要么说明余昧的违背公理公道的自私决策是错误的，要么说明在江苏镇江大港北山之顶的余昧的坟墓的风水不好。孔子以至德称赞泰伯，肯定是在余昧传子这件事之前。

后来吴国虽然发生了“专诸刺王僚”的事件，但这也不能认为完全是公子光贪恋王位，因为，从后来的历史事件来看，吴王僚常常将公子光派往前线，与楚国作战，在这里，公子光有可能被楚国军队杀死，也有可能因为公子光的战败，给国家造成损失，而被吴国的法律所处罚或处死，所以，公子光把王位从吴王僚那里夺回来，也很有可能仅仅是出于自保的需要。

然而，无论如何，公子光杀吴王僚，堂兄弟之间相残相杀，这在道德上是更一步的滑坡与堕落。至此，不知道此时36岁的孔子是不是后悔当初极度赞扬吴泰伯。

后来，公子光成为吴王阖闾，并以三万吴军打败二十万楚军，攻占了楚国的国都-郢都，一个夷蛮之国大败了在中原各诸侯国之中属于出类拔萃的荆蛮之国，这不仅震动了中原各诸侯国，也不仅震动了周朝王室，而且震动后来两千五百多年的中国，可谓震古烁今。

然而，吴国军队在楚国的表现也让中原各诸侯国瞠目结舌，首先是吴国军队的将领、楚国人伍子胥对楚平王掘墓鞭尸，之后是吴国君臣不以礼遇来对待楚国王宫的嫔妃，这里面应该是包括楚平王的嫔妃和楚昭王的嫔妃，因为楚昭王从郢都逃出来的时候，只带了自己的妹妹和几个随从侍卫。

这在世人看来，吴国君臣的道德在继承滑坡，离道德的顶点（也就是至德，也就是无私之心与无私之行）越来越远。这个时候，已过不惑之年的四十多岁的孔子只能无言以对。不过，实际上，话可以说回来，虽然孔子儒家对于男女关系，对于平民的婚事，要求甚严，但是对封建王室的三宫六院，甚至对于毫无人性的太监制度，均不加抨击，甚至丝毫不提，视而不见，这也可以看到孔子儒家的虚伪。如同后世的朱熹大谈仁义，却对妇女裹脚这一残忍残酷的陋习不加阻止。

以上史实主要是记载于《史记》之中，再之后，是《吴越春秋》中的吴王阖闾葬女的事件，这件事是不是属实，很难确定。《吴越春秋》中描述吴王阖闾在葬女之时，以阴谋的方式，使用了活人殉葬，这是采用了殷商时期的王室做法，完全违背了周礼，如果这事是真的，而不是越人对吴王的污蔑，那么，这事对于孔子和世人看来，吴国国君的道德水准还在继续大幅度滑坡。

这件事，虽然已经距离道德的顶点（至德）已经很远了。但在儒家看来，这还没有突破道德的底线。

之后，吴王阖闾趁越王允常去世，越王勾践新立之时，发动对越国的攻击，然而，在楚国的范蠡文种等人的帮助下，越王勾践摆出了一个心理战法，派出大量囚犯在两军阵前大规模挥刀自刎，这一心理战法打乱了吴军的军心，从而打乱了吴军的阵势，最后在越军的进攻中，吴王阖闾受伤后去世。此后，吴越两国都同时在大兴土木，安葬国君，越国用越族的墓葬形式为越王允常修建了大型陵墓，吴国用吴族的墓葬形式为吴王阖闾修建了大型陵墓。

接下来，是世人皆知的吴越故事。吴王夫差战胜了越国，俘虏了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卑躬屈膝，甚至尝粪表忠，吴王夫差释放了越王勾践，越王勾践采用了文种的灭国七术，最终消灭了吴国。实际上，这其中有不少是吴王夫差试图修复吴国统治者道德形象的举动，试图大力阻止吴国的道德滑坡与道德堕落。

吴王夫差释放越王勾践，是吴王夫差试图修复吴国统治者道德形象的举动之一，以此向中原各国宣示自己的道德理念。虽然吴王夫差赐死了伍子胥，有损于道德形象的确立，但这也表示吴王夫差维护“臣不可犯上”的周礼与朝堂纲纪，也算是在试图修复吴国的道德形象。

按《越公其事》中的记载，吴王夫差是一个谦卑恭谨、谨小慎微的人，并不是一个飞扬跋扈、好大喜功、缺乏远见、嚣张武断、亲小人远贤臣的君主。在这里，夫差答应勾践求和，并未做错什么，也不能说错失天赐良机，更与美女、重金等无关，只是因为“吴之善士将中半死矣”，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是基于现实情况的理性考虑，是时势使然。当然，如果《越公其事》的记载是真的，吴王夫差表现出言辞谦卑，也有可能是吴王夫差还在继续着力表现自己做为君主的战争礼仪和基本修养，试图修复吴国的道德形象。

然而，在孔子派出的子贡游说齐鲁晋吴越五国，导致吴齐艾陵之战爆发之后，吴王夫差带三万精兵黄池会盟之际，勾践偷袭吴国，俘获吴国太子友。吴人连忙向夫差汇报，由于夫差害怕勾践偷袭的消息被诸侯获悉，于是一连斩杀七个报信的使者。

这种掩盖真相，试图以虚假的强大形象来骗取霸主之位，在会盟之中骗取盟主之职的行为，是完全突破了道德的底线，而不仅仅是道德滑坡的问题了。

因为，无论是在儒家道德体系之中，还是在其它的各民族的道德体系之中，道德的底线是诚，是诚实与诚信，是不欺骗不欺诈。诚信，并非道德的顶点（至德），而仅仅是道德的底线。

夫差杀信使，一方面表征的是杀死说实话的人，一方面表现的是以虚假的强大，靠掩盖真相，来骗取霸主名号。这已经完全突破了道德底线，毫无道德可言，更与至德是天壤之别，云泥之别。此时，夫差的行为已经表征着吴国的道德堕落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滥杀说真话的人，滥杀道出真相的人，可以说是恶贯满盈。因为这表示着，一方面，吴国再也难找到向夫差说实话的人，另一方面，其它各诸侯国也再难以相信夫差的各种言行表现，哪怕是听其言，观其行，也认为其行也是诈骗之举，是欺诈之行。夫差的这种失信之举，虽然使夫差的霸业达到顶峰，但是，也让句吴国从孔子眼中的道德顶峰，堕落到了世人眼中的道德底谷与道德深渊，达到了恶贯满盈的程度，让吴国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吴国的亡国只剩下时间问题。

不过，吴王夫差在卸下王号、取得霸主名号之后，以吴公夫差（夫差自定自己是公爵）的身份，派出了自己的孙子（王孙苟），向在辈份上是自己侄子的周天子（周敬王）派出使者报喜。而且，即然夫差卸下了王号，周敬王也自然愿意以周礼接待夫差的孙子姬苟。

左丘明所著的《国语》记述：吴王夫差既退于黄池，乃使王孙苟告劳于周，曰：“昔者楚人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吾先君阖庐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以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举。天舍其衷，楚师败绩，王去其国，遂至于郢。王总其百执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概王作乱，是以复归于吴。今齐侯壬不鉴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夫差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遵汶伐博。簦笠相望于艾陵。天舍其衷，齐师还。夫差岂敢自多，文、武实舍其衷。归不稔于岁，余沿江溯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以彻于兄弟之国。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于下执事。”

（译文是：吴王夫差从黄池盟会返回后，使派王孙苟向周天子报功，说：过去楚国人不遵守礼仪，不共同承担天子的贡赋，疏远我们这些同姓诸侯国。我们先君阖闾不愿宽赦容忍这种行为，披甲佩剑，拿起武器，指挥军队，与楚昭王在中原柏举一带展开激战。上天赐福给吴，楚军被打败，楚昭王逃离本国，吴军攻进楚国的国都。阖闾集合楚国的百官，让他们恢复对社稷的祭祀。因为阖闾和弟弟夫概王关系不好，夫概王在国内作乱，所以才回到吴国。现在齐侯壬不吸取楚国的教训，也不共同承担向天子纳贡的义务，疏远我们这些同姓诸侯国。我夫差不愿宽赦容忍这种行为，披甲佩剑，拿起武器，指挥军队沿着汶水北上去攻打齐国的博邑，冒雨在艾陵与齐军交战。上天赐福给吴，齐军被打败。我夫差怎敢自夸，其实是周文王、周武王赐福给吴国啊。回国后不等庄稼成熟，我又沿江溯淮河而上，挖掘长沟，直抵宋国和鲁国，来沟通同姓诸侯国。我夫差终于能成就大事，冒昧地派王孙苟向您的手下官员报告。）

面对着突然冒出来的伯父夫差，久受各诸侯国冷落的周敬王，大为感慨。

周王答曰：“苟，伯父令女来，明绍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祸，遭民之不祥，余心岂忘忧恤，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历年以设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译文：周天子回答说：王孙苟，吴伯父派你来，说明他要继承先君的传统拥戴我，我嘉勉他的做法。过去周王室遭逢天降之祸，王子朝率民众作乱，我心里哪能忘记忧患，不仅是忧虑下面的诸侯不安宁。现在吴伯父说：‘与我同心合力。’他如果真能这样做，那真是我的福气啊。希望他健康长寿，他的德行真是伟大啊！）

然而，跌落道德底谷的吴王夫差，最终是身死国灭，即使想做好事，希望重修道德，希望重振周礼，希望聚拢人心，但也帮不了周天子什么忙。（一说渴望重修道德的吴王夫差后来到达日本九州，再建吴国）。

虽然本文开始之时所说的不相信道德，只相信实力，然而没有道德支撑，实力终究很快衰落。因为道德的崩溃，导致的是人心的散失，虽然人分为聪慧的人与愚笨的人，但是道德的堕落，不仅失去了聪慧之人的人心，也失去了愚笨之人的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无论是得到了聪慧之人的人心，还是得到了愚笨之人的人心，无论天下之人是聪慧的人多，还是愚笨的人多，总之先能得人心，才可以得天下，坐江山。

所以说，不相信道德，但自己恪守道德，这才是至德至道之人。在吴王余昧之后，吴国的统治阶层只是做了上文所述的五件失德之事（余昧传子、兄弟相残、非礼楚妃、活人殉葬、斩杀信使），就从道德顶峰（由泰伯三让王位、诸樊轻死让位、余祭轻死让位、季札循礼让位，而得到的至德名号）滑落到道德谷底，人心大失，实力大减，虽然吴王夫差也发现了这一情况，试图努力修复道德形象，但夫差毕竟是求得霸主之名过于心切，最终突破了道德底线。在吴国的后期，七位吴王有五位吴王非正常死亡，这在各诸侯国之中是绝对少见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最后不幸亡国，国人被迫四处流散。

因为余昧的私心而传王位于子，失去了公正与公道，失去了无私与无畏，失去了泰伯精神，私欲蒙蔽了双眼，出现了部分无知和愚昧的短视状态，失去了远见，开始了至德名邦句吴国的道德滑坡，引发的一连串的道德崩溃，人心尽失，尽管夫差也曾试图竭力挽回这种局势，但是最终还是失国。这其中的教训，应当引起吴氏族人的深刻反省和警醒。

1984年5月，丹徒考古队在江苏镇江大港北山的山顶发现了吴国君主余昧的土墩墓，余昧是寿梦之后的六位吴王之中唯一正常死亡的国君。余昧的墓中还发现了人殉与人祭的现象。吴氏族人应当在此建立深刻反思的标志性建筑，以这种方式来反衬无私无畏与远见灼识的泰伯精神的伟大与重要性以及必要性。
虽然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季札发扬周礼中的孝道，遵从父命，完全不顾违反周礼中的诸侯不得称王的规矩，照样继承了寿梦的王位，那么，吴国很有可能成为鲁国那样的礼仪之邦，讲究诚信，温文尔雅，不讲究无私无畏，失去泰伯精神，成为东南邹鲁。最后，也如同以周公旦为先祖的鲁国那样，被违背周礼而不断扩张的楚国灭掉，走出历史舞台。

图片

在余昧墓中发现的余昧矛

长江下游的吴国消失后，吴国特有的土墩墓的墓葬形式在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逐渐消失了（这有考古为证），而吴国特有的土墩墓的墓葬形式，又出于内蒙、东北、日本与韩国。

而且，吴国的重器，也散落于各诸侯国。这些都表征了长江下游的吴国消失之后，吴人的迁徙路径与人口流向。

在清朝同治年间，山西代县出土了“吴王夫差鉴”（有13字铭文：攻吴王夫差择吉金自作御鉴）。1959年，淮南蔡家岗出土“工虞太子姑发剑”，还出土了一件“攻郚王夫差戈”。1961年，山西汾阴出土了勾余（也就是夫差）的戈（王子于之用戈）。1964年，山西省原平县出土了一把“攻敔王光自作用剑”。1965年，在山东省平度县废品收购站里，文物工作者抢救下了一把被截成6块的青铜剑，上面有10字铭文：“攻敔王夫差自作其元用”。1976年，湖北襄阳蔡坡12号楚墓出土了一件攻郚王夫差剑。1977年，在陕西凤翔高王寺发现一处铜器窖藏，出土了12件青铜器，其中有铭文：“吴王孙无土之脰鼎”。1978年安徽南陵县出土了一把吴王光剑（上面的铭文是“攻敔王光自作用剑，以赏勇人”）。1983年，在山东沂水出土一把剑茎断裂的“工虞王剑”。1983年，湖北江陵马山砖瓦厂5号楚墓出土了一件吴王夫差铍。1985年，山西榆社城关出土吴季子剑（剑上的铭文是：“工吴王姑发訾谒之弟季子肵扃后余厥吉金甸曰其元用剑”。铭文大意为：吴王诸樊得了疾病，请告弟弟季子，为他祈祷福祥，求得永贞，免去灾难，行肵之礼并设扃后，制作了这把剑。）1991年，在河南洛阳东周王城出土了一把窄格圆茎剑，这可能与《国语》中记载的吴王夫差朝拜周天子有关。20世纪，在香港古玩市场发现吴王夫差青铜盉（上面的铭文是“郚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

在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这件青铜戈通高6.9厘米，宽14.9厘米，重0.24千克。铸有八字铭文：“邗王是埜，作为元用”。这里的“埜”同“野”。“元”是顶好的意思。“是野”应该是这位“邗王”的名字。铭文的意思是说，邗王“是野”做了这件顶级的兵器，供自己使用。所以这件青铜器名称是“邗王是野戈”。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赵孟庎壶上，有铭文“遇邗王于黄池”。这与《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的“吴王夫差十四年，吴王北会于黄池”的史实相一致。所在人们推断“邗王”是指吴王。在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认为“是野”是吴王寿梦，也就是夫差的曾祖父，其依据是“寿梦”的别称“孰姑”古音与“是野”二字分别属于同一声部。但也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有可能“邗王”是邗国被攻灭之前的邗国国王，“是野”就是那个王的名字。

崇让堂

善良的人容易被骗，是因为善良的人相信道德。不相信道德的人，不容易被骗，是因为不相信道德的人相信实力以及实力下的制度与法律。有的人不相信道德（指不相信别的人会恪守道德），自己却恪守道德，这是深明世事、深谙大道的人，是至德归道之人。吴祖泰伯就是这样的人。

泰伯精神，归纳起来，就是浅显易懂的四个字：无私无畏。泰伯三让王位的谦让精神，来自于无私，泰伯开拓荆蛮的进取精神，来自于无畏。人们说，无私无畏，长命百岁。然而，能做到无私无畏，不是说一句话、听一句话就可以做到的，这需要的不仅仅是聪明，不仅仅是精明，更需要的是高明，也就是说，不仅无私无畏，而且不是无知。而且这还需要创造性，从而带来并保全用于养生安命的财富，而且不伤害人，从而能团结人。

孔子称赞句吴国的开创者吴泰伯为至德的时间，是不是在句吴国的国力鼎盛的时期，这难以考证，虽然孔子的青壮年时期，是吴国国力最强盛的时候。在孔子之前，只有周朝王室成员在供奉泰伯仲雍，而没有人称赞吴祖泰伯为至德，包括老子（《道德经》的作者）与左丘明（《左传》的作者），都没有称赞泰伯为至德。

不过，虽然老子没有称赞吴泰伯，但是，泰伯三让王位的举措，以及泰伯立国护民的举措，正是老子所崇尚的“上善若水”的水的品质，所以，按老子的逻辑，泰伯已经达到了至道（道法的顶点）的境界。虽然老子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当然，要很自然地做到“上善若水”，其前提条件也必须是无私无畏。

在孔子盛赞吴祖泰伯为至德的时候，句吴国的君臣所做的，其实是至道的行为。从伍子胥逃到吴国的路途中所遇到的鱼丈人以及浣纱女的事迹来看，句吴国平民是极为讲究诚信与信誉的，以至于季札以徐墓挂剑的诚心举动而享誉中原各诸侯国。同时，句吴国的上层统治阶层遵循水一样的道理，实际上也是以行动来履行着老子《道德经》所主张的水的特性。这表现在吴国君臣在战争中不受任何人为规矩的拘束，如此得道行道、归道至道，常常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也正是这个原因，句吴国强大起来。

但是，孔子不提句吴国的至道，只提吴泰伯的至德，如同孔子不提吴泰伯建立句吴国的开拓精神，也不提吴泰伯在荆蛮之域成功地建立起句吴国以护民安生的有道（得道多助）之举，只提吴泰伯三让王位的至德精神。也就是说，孔子只提泰伯的无私，不提泰伯无畏。孔子只领略到泰伯精神的一半，如果说泰伯是一条龙，那么孔子只领略到了一鳞半爪。

寿梦从宁镇一带的句吴国千里迢迢来到洛阳拜访周简王，这也许是自周章以来，第一个拜访周朝王室的吴国君主，吴国也因此而进入了中原各诸侯国的视野与史料之中。不过，这个时候，吴国是子爵国家。本来，吴国的兄弟之国虞国，是最高等级的公爵国家，但虞国被晋国灭掉，泰伯仲雍的后裔也就没有公爵国家，但是，周简王虽然对寿梦的来访非常客气，据说赠送给寿梦德鼎，但也并没有因为这次寿梦向周王室的拜访，而封吴国为公爵国家。然而，按照以先祖功勋与名望来封公爵的规则或潜规则而言，泰伯仲雍后裔理应有一个公爵国家。

也许这让寿梦感到很气馁。于是，寿梦从周朝首都洛阳回来，感叹了周朝以礼治国维持统治的所谓仁术之后，就依照楚国自封为王那样，也自封为王，与楚王平起平坐，从而也与周王平起平坐。之后，吴国对于楚国的扩张，发起了反抗战争。

公元前585年，寿梦自封为王，或许是出于对抗楚国的需要，因为楚国的国君为了对抗周朝而早已经自封为王。或许与公元前482年夫差在黄池会盟时的心理相似，在黄池会盟时，泰伯仲雍的后裔夫差对季历的后裔晋定公说“于周室我为长”，认为自己是长房，按照周礼，理应称王坐天下。然而这就与吴祖泰伯的让天下的初衷就不相符了。

况且，周王室得到天下，虽然是得益于吴泰伯让王位，但更是周王室付出了季历以及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被殷商所害，周文王被囚等惨痛代价之后，在周王室全体成员长期努力之下所获得的。此时寿梦如果企图与周王室争天下，似有坐享其成、下山摘桃子之嫌。

当然，寿梦自封为王，在周王室看来，肯定是不符合周礼，寿梦自封为王之后，也就无法与周王室再次见面，甚至连派个使者正常交流的机会也没有了，因为周王室不可能正常的以周礼来接持公然违背周礼的诸侯。

尤其是，吴国的称王与楚国的称王不同，楚国国君毕竟不是姬姓，楚国无论怎么称王，在东周时期的姬姓国家是没有号召力的，而那个时候，姬姓国家的数量和掌握的人口占大多数，所以周朝王室并不在乎楚国君主称王，仍然可以称之为荆蛮之国。而吴国君主称王对周朝王室而言，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吴国君主不仅仅是姬姓，而且是周王室之祖 - 周太王的长子次子泰伯仲雍的后裔，对于东周的姬姓国家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吴国如果要夺取周王室的地位，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且这个时候，周王室已经到非常衰微的时期，所以，寿梦称王，对于周王室来说，是一件非常担心的事，对于周朝王室来说，也是一件极为厌恶和恐惧的事，甚至引起周王室成员在内心深处暗暗的诅咒。总之，寿梦称王，必定是失去了周朝王室所有成员和臣民的人心，引起周朝王室的深深怨恨。

实际上，在统治阶层之间的这种诅咒，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并不少见。

据称，清朝的女真族的叶赫部与爱新觉罗部曾经发生大战，叶赫族战败，并结下了不可调和的仇恨，据传叶赫部落首领在战败之时曾发誓：即便叶赫部只剩下一名女子，也要将爱新觉罗部摧毁。后来，大清王朝真的亡于叶赫那拉氏的手中。

在美国的肯尼迪家族，肯尼迪总统被刺身亡之后，担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又被刺身亡。之后，爱德华·肯尼迪与一位金发姑娘开车过一座小桥时，汽车冲入河中，爱德华逃生，金发姑娘却死在车中。再后来，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博比1983年还因吸毒被判刑。他的弟弟戴维更糟糕，第二年因过量吸服海洛因致死，年仅28岁。1997年，罗伯特的另一个儿子迈克尔在科罗拉多滑雪时意外死亡，终年39岁。1999年7月16日，小肯尼迪的私人飞机发生意外，坠海身亡。这次的空难事故差不多是断绝了肯尼迪家族最后的指望。肯尼迪家族经常发生不幸事件，据说是被诅咒了。咒语魔力缠扰肯尼迪家族60多年，惹来美国民间不少说法。

从寿梦称王的结果来看，寿梦之后的六个吴王，有五个吴王是非正常死亡，如果加上阖闾的弟弟夫概自封吴王，有六个吴王是非正常死亡（夫概自封吴王被阖闾驱逐之后，被封在楚国的吴房<河南遂平>，后来在与越国的作战中阵亡），如果夫概算半个吴王，那么也有五个半吴王非正常死亡。而那个正常死亡的吴王余昧，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都是非正常死亡。这个代价是惨痛的，也是惨重的。这要么说明寿梦自封为王这一自我傲慢与自高自大的决策是错误的，要么说明寿梦去世后，寿梦的墓地不是好风水。

寿梦去世时，希望自己的小儿子季札能够继承王位。然而，季札学习的是周礼，按照周礼，季札应当是不认同寿梦自封为王的举动，也不认同寿梦立幼子继承王位的安排，所以季札以曹国子臧的事例为借口，拒绝继承王位，即拒绝了王位所带来的王权，也不惜拒绝随着王权而来荣华富贵，同时也拒绝了王位所承当的责任。

虽然吴国自封为王，但中原各诸侯并不承认，仍然以子爵国家看待吴国，并称吴国的国君为吴子，而不是吴王。不过，季札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在外交出访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精彩，非常优秀，虽然吴国国君称王，有违周礼，但季札仍然为吴国赢得了文明之国的声誉，为吴国摆脱蛮国形象做出了努力。

如果寿梦仍然顶着子爵的头衔，行富国强兵之道，这也就不必选择季札为国君继承人，吴国也就在正常的轨道上发展，而且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寿梦的包括长子在内其它三个儿子，尤其是寿梦的长子长孙，在富国强兵方面都做得不错，可以说都有自己的一套。虽然吴国的强大与晋国教授车战之术有关，但吴国后来在战争中，以当地的地形地貌为基础，并没有过多使用车战之术，不过，吴国能方便地接触到车战之术，倒是可以方便地研究如何对付车战之术。实际上，寿梦与之后的吴国国君顶着子爵的头衔一直厉行富国强兵之道，拓展生存空间，获取人口，获取人心，达到当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程度，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可见，寿梦虽然在富国强兵方面做得不错，但是自封为王之举，是傲慢之举，也操之过急，或者说是胆大妄为（或者说是糊涂胆大），过早暴露企图，结果是之后的六位（或是六个半吴王）非正常死亡，唯一的一位正常死亡的吴王，其三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都非正常死亡。代价是非常惨重的，教训是非常惨痛的。可见，如果寿梦把戒骄戒躁做为自己的座佑铭，即使是在落后与不利的情况下（从寿梦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名字颇高、句卑、去齐，可以见到，吴国在与齐国的对抗中，先暂时胜利，后暂时失败，大踏步后退，这从管子的“割吴半”的说法中可以证明。到了寿梦之时，吴国暂时处于劣势），也要戒骄戒躁，那么，吴国的情况就好得多了。做为寿梦后裔的吴氏族人，理应吸取这个教训，把戒骄戒躁做为自己族人的座佑铭，从而取得人生与事业的顺利。而季札拒绝了这个王位，结果是后代繁衍昌盛，源远流长，终于能够“泰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扬波涛的意思是引出了长河，而且是波浪翻滚的长长的大河，不是死水微澜的小沟渠，象征着吴氏族人的人口众多，兴旺发达）。

实际上，吴国王室后裔、战国时期的吴起，在富国强兵方面也是才华横溢，但结局也是非正常死亡，令人嘘唏感叹不已。

基督教十宗罪之首，是傲慢。佛教的五毒之首，是傲慢。寿梦以其祖孙四代的惨痛给了吴氏族人一个反面的事例。相反的是，周易六十四卦之中，六爻皆吉的，是谦。季札以其后世的繁盛，给了吴氏族人一个正面的事例。

而季札，或许是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点，果断地拒绝了王位，从而躲过了这一魔咒，延陵堂子孙后代繁衍昌盛。

泰伯仲雍的让位立国的行为，表征的是，吴氏后人，即使在争夺方面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也不要在现有的存量果实之中展开争夺（如寿梦要称王代替周王室，阖闾夺位代替王僚，夫概篡位代替阖闾），而是应当在努力发展开拓之中得到硕果，以此避免内部争夺与倾扎，破坏团结与和谐。

也有一种可能，寿梦知道季札不肯继承王位，但寿梦仍然选季札继承王位，这样的设计，目的是让季札拒绝王位的举动公开于光天化日之下，让各诸侯国都知道季札拒绝王位，这样，季札再周游列国，访问各诸侯国之时，季札面对各诸侯国的君主、大臣、贤德之人，就大大减轻了吴国君主自封为王所带来的尴尬。

从后世来看，吴芮（衡山王与长沙王）、吴玠（涪王）、吴璘（信王）、吴三桂（平西王），他们的王位都是被封的，不是自封的，吴玠与吴璘的王位还是去世以后追封的，吴三桂被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封为平西王之后，在康熙下令撤藩的时候，吴王桂在云南昆明易服剃发，自封为周王。这或者是当年寿梦所希望得到的称号，或者是周王室非常担心的事情，而吴三桂以周为王号，意思是为周争光，为古公亶父争光，为先祖争光，如同武则天以周为国号，也是为先祖争光。最后，吴三桂看到自己无法取得胜利的时候，就在湖南衡山自封为大周皇帝，以周为国号，再次高举周的大旗，以示周吴一家(不过妨碍吴三桂打败清朝的，居然是一个叫周培公的人，周培公制造清朝之后，在甘肃平凉劝降了原来是站在吴三桂这一方的统治西北地区的将军王辅臣，导致吴三桂不能从陕甘开始直接经过山西进攻北京)。

寿梦与吴三桂都未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吴三桂之所以在衡山称帝，应该说明吴三桂知道当年泰伯是在南岳衡山自号句吴，不过，或许吴三桂不知道泰伯自号句吴的所在地是在古南岳衡山，实际的地点是在安徽安庆的天柱山，所以吴三桂在湖南衡山称帝，或许吴三桂知道泰伯自号句吴的所在地是在古南岳衡山，但是，那个时候吴三桂的势力范围并没有达到安徽安庆的天柱山，吴三桂鼎盛时期的势力范围包括云南 、贵州、湖南、湖北、四川、广西、甘肃、陕西、福建、广东，但是势力范围没有达到安徽，所以吴三桂无法在安徽安庆的古南岳衡山称帝。最称，吴三桂自封为王五年，自称为帝五个月之后去世。170多年后，1852年，生性豪爽的广西富豪、天地会首领吴凌云借太平天国起义之机，在云南昆明东南方向约一千里的广西崇左发动起义，九年后，吴凌云在广西崇左自封为王，建立延陵国，两年后吴凌云阵亡，其子吴亚忠继位后，冲出重围，继续战斗，并于六年后阵亡。)

吴三桂以周为号，自封为帝，似乎是实践着夫差“于周室我为长”的诉求，然而，周吴一家亲，但是周吴不相争，吴不必争取周的国号。从历史上看，武则天以周为国号，自封皇帝，那是因为武则天是周武王的后裔，而郭威以周为国号，自封皇帝，那是因为郭威是周文王的后裔。后来，郭威把帝位传给柴荣（柴氏是姜太公吕望后裔），周国在六岁时的柴宗训（柴荣的第四子）手中被赵匡胤篡夺。而吴氏做为泰伯仲雍后裔，确实不必与周文王周武王后裔那样争相以周为号。周吴一家亲，周吴不相争。周的荣耀是周文王作《周易》以及周文王的“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得到的福报，吴氏不必去争，吴氏后裔自有其祖荫所庇护的福报。夫差的“于周室我为长”，走错了一步，吴三桂以周为号，也走错了一步，或许都是因为争取以周为号有关。

既然季札拒绝直接继承王位，那么寿梦就强行制定了兄终弟及的王位传承方案，这也造成了寿梦之后的六位吴王有五位吴王的非正常死亡，只有寿梦的第三子余昧这一位吴王是正常死亡。

按史料记载，吴国二十五位君主，从寿梦开始称王，共有七位吴王，这七位吴王包括夫差，在富国强兵方面，都做得不错。夫差只是国力消耗一时过度，节奏没掌握好，被越国钻了空子。除富国强兵之外，寿梦所做的两件事，对吴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是自封为王，二是选季札继承王位。这二者或许也有因果关系。因为寿梦知道，吴国自封为王，完全影响到吴国与中原各诸侯国的外交关系，所以，寿梦特意挑选极具外交才能的季札来继承王位，以便与中原各诸侯国修好，弥补吴国称王造成的不良影响。因为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寿梦的长子诸樊与寿梦的长孙姬光（公子光）都是很优秀的人，如果是正常情况，寿梦的长子长孙继位，并非不好的选择。

然而，寿梦称王之后选择季札继位，让吴国脱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或许，孔子称赞泰伯三让王位，也是针对寿梦自封为王而言的，表示孔子对寿梦违背周礼的不满。

不过，也正是因为崇尚周礼而阻挡了孔子的美好前程。因为史料记载，在孔子与其弟子被困于陈蔡之间之时，楚昭王派人解救了孔子等人，并请孔子来楚国，请孔子担任国相，帮助楚昭王治理国家，楚昭王还准备封给孔子七百里土地，然而，非常喜欢做官的孔子，面对如此大好前程，却被周礼毁掉了。因为楚昭王的大臣对楚昭王说，孔子崇尚周礼，如果孔子在楚国推行周礼，那么，按照周礼，楚国是子爵国家，楚国只应该占有方圆五十里的国土，而楚国此时已经是千里之国，所以不能让孔子在楚国推行周礼。楚昭王只好把孔子送走，孔子只好回到鲁国，编辑《春秋》，一直到死。实际上，楚国也是一个自封为王的诸侯，这是公然违背周礼的，而崇尚周礼的孔子，到一个明显违背周礼的诸侯国做官，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非常不妥，按孔子的话来，这个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按理说，孔子对于楚昭王的邀请应该是严辞拒绝，因为楚国是严重违背周礼的诸侯，但是毕竟是楚昭王把孔子一行从陈蔡之间受困之时救了出来，所以孔子不好意思发作，不好意思摆出正义凛然的姿态。（或许，也是出了于同样的原因，孔子不来吴国做官，也不来越国做官，因为吴国越国都与楚国一样自封为王）

寿梦去世后，长子诸樊为了尽早把王位传给季札，在战场上主动身先士卒，最后在战场上阵亡。次子余祭也为了尽早把王位传给季札，故意忽视自身的安全保卫，最后被越国的俘虏兵刺杀身亡。此时，孔子已经二十岁。三子余昧继位之后，在开始的时候，也是要把王位传给季札，只是余昧并不像两位哥哥那样急于把王位传给季札而主动献身。

因此，孔子看到两位吴国君主这样的无私献身的表现之后，联想到吴国的开国君主吴泰伯让位奔荆的行动，不由得赞叹吴泰伯的至德高风以及至德精神一代一代的深远传承。这个时间大约是公元前530年。

孔子赞叹泰伯为至德，两个前提条件是“三以让天下”和“民无得而称”，前者是无私精神，后者是民众的赞扬与认可，在孔子看来，称为至德，这两者缺一不可，但主要是前者。孔子认为无私是至德，是道德的顶点。这从孔子赞叹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侍于殷”可以见得，这也是在赞叹周文王的无私精神以及奉献而不求回报的精神。

德的顶峰是无私，而无私的顶点，应该就是无我，这是达到了至道的高度，无论佛教和道教，都强调了达到无我境界的重要性，通过无我，从而得道。而无我的第一步，是无私，也就是说，得道的第一步，是至德。

从这一点来看，孔子以至德来赞叹吴泰伯，赞叹的时间应当是在吴王余祭去世之时，或在吴王余祭去世之后。

后来，余祭的弟弟余昧去世之时，季札仍然拒绝继承王位。也有可能孔子是在这个时候赞叹吴泰伯为至德。这个时候，孔子二十四岁。当泰伯被孔子称为至德之后，句吴国自然就可以被称为至德名邦。

然而，就在孔子称赞吴泰伯达到道德的顶点的时候，吴国的悲剧开始了，因为，这个时候，吴国君主在道德的顶点之上开始了道德的滑坡。这也被老子的“物极必反”所不幸而言中。孔子是不是乌鸦嘴，有待讨论。毕竟，按一般的心理规律，当某个诸侯国被人捧到极高的位置的时候，别的诸侯国的君臣就只会等着看笑话了。如果孔子知道这层道理，那么孔子以殷商后裔的身份是不是以“捧杀”之道向姬族发起复仇（因为吴国是姬周先祖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所立之国），这也有待讨论。（后来孔子派出子项贡游说五国，让吴齐两国爆发大战，衰弱了吴国，保全了鲁国，在这个过程中，子贡使用的也是“捧杀”之术，极力提议夫差救鲁国以获美名，打齐国以获霸名，似乎是继续着殷周后裔孔子向姬周的复仇之路）

所以，当孔子称泰伯为至德的时候，泰伯后裔吴氏族人，不应该是洋洋得意，自以为鹤立鸡群，孤芳自赏，而是应当更加保持警醒的态度。这种情况，到现在也是这样，当有人赞赏的时候，不应当是得意，而是要警惕与检讨并反省自己。

在季札拒绝了余昧交给他的王位之后，不知道余昧有没有向他的大哥诸樊的长子姬光（公子光）征求过意见，或许，即使余昧向公子光征求了意见，公子光也不敢说出心里话，总之，最后余昧把王位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姬僚（吴王僚）。这一行动，这一道德滑坡的举动，造成了余昧之后的三位吴王都非正常死亡，直到吴国的终结。虽然吴王余昧是吴王寿梦之后的六位吴王之中唯一正常死亡的吴王，但是，余昧的这一决策，结果是余昧的三个儿子（吴王僚以及吴王僚的两个弟弟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以及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余昧的孙子，那位在被刺身亡之前还说“一天不能死两个英雄”的豪杰），都是非正常死亡。这个代价是惨痛的，也是惨重的。这要么说明余昧的违背公理公道的自私决策是错误的，要么说明在江苏镇江大港北山之顶的余昧的坟墓的风水不好。孔子以至德称赞泰伯，肯定是在余昧传子这件事之前。

后来吴国虽然发生了“专诸刺王僚”的事件，但这也不能认为完全是公子光贪恋王位，因为，从后来的历史事件来看，吴王僚常常将公子光派往前线，与楚国作战，在这里，公子光有可能被楚国军队杀死，也有可能因为公子光的战败，给国家造成损失，而被吴国的法律所处罚或处死，所以，公子光把王位从吴王僚那里夺回来，也很有可能仅仅是出于自保的需要。

然而，无论如何，公子光杀吴王僚，堂兄弟之间相残相杀，这在道德上是更一步的滑坡与堕落。至此，不知道此时36岁的孔子是不是后悔当初极度赞扬吴泰伯。

话可以说回来，吴国一度达到了称霸或者说争霸的层次，那也是夫差以前的四位吴王的非正常死亡换来的，是几位吴王不懈努力得来的，不是白给的。

武王带着八伯伐纣，首先是牧誓八国，也就是说，带着八国联军发动牧野之战，在一战而胜之后，乘胜追击，直捣朝歌，而后灭商，可见武王伐纣的前提条件是周文王的“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在实力上的绝对优势。而夫差伐齐，只有越国在子贡的劝说之下派兵跟随，而包括鲁国在内的其它国家并没有参加组成联军。所以夫差伐齐，并非在实力上绝对碾压齐国。虽然这个时候，齐国还是姜氏齐国，但是齐国已经被田氏（与孙武是宗亲）所把持。所以夫差在艾陵之战并不能像柏举之战那样，在五战五捷之后，直接攻取楚国郢都。

寿梦自封为王并安排季札继承王位，这样的设计与安排，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促进各位吴王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因为长子诸樊和次子余祭，三子余昧，均不是寿梦真正所选的继承人，他们走上吴王之位之后，就会努力奋斗，而不是坐享其成，安享太平，从而使国家取得进步。而吴王僚得到王位理由并不公正，所以吴王僚也要努力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所以会奋发图强，而吴王阖闾夺得王位，得到王位的方式也不是政治正确，所以更会奋发图强，以证明自己的正确。然而，诸樊与余祭以及吴王僚和吴王阖闾，均是以不断地对外战争而做为奋发图强的方式。只有吴王余昧以休生养息的方式奋发图强。只是在交出王位这件事上，给吴国造成了内乱。也就是说，余昧和夫差（夫差的对外作战基本上不是主动的，夫差对越作战，是被迫的，不仅是为报仇，也是越国主动进攻而被迫应战，夫差对齐作战，是被子贡引诱的。可见《越王其事》中谨小慎微的夫差是可信的，夫差是爱好和平的，是不喜欢战争的，这也许也是寿梦所害怕的吴王的精神状态）主要是以休生养息的方式，打算以培养实力的方式奋发图强，其它吴王均是靠激昂的战斗意志来对外扩张。

如果寿梦不自封王，而阖闾完全攻灭了楚国，那么，这就是一个完美的维护周礼的行为，因为楚国擅自称王，而被子爵的吴国灭掉，吴国不仅是泰伯三让王位造就了周朝，而且是泰伯仲雍后裔灭掉了敢于称王的，妄图与周王平起平坐的蛮国，继续维护的周王室的尊严与统治。成为历史美谈。然而，周简王并没有给寿梦一个公爵或伯爵的位置，寿梦失望之余，为了激励子孙奋发图强，只好自封为王。周简王的失误，以及寿梦的急躁，让周吴两国走上了另一种道路

后来，公子光成为吴王阖闾，并以三万吴军打败二十万楚军，攻占了楚国的国都-郢都，一个夷蛮之国大败了在中原各诸侯国之中属于出类拔萃的荆蛮之国，这不仅震动了中原各诸侯国，也不仅震动了周朝王室，而且震动后来两千五百多年的中国，可谓震古烁今。

然而，吴国军队在楚国的表现也让中原各诸侯国瞠目结舌，首先是吴国军队的将领、楚国人伍子胥对楚平王掘墓鞭尸，之后是吴国君臣不以礼遇来对待楚国王宫的嫔妃，这里面应该是包括楚平王的嫔妃和楚昭王的嫔妃，因为楚昭王从郢都逃出来的时候，只带了自己的妹妹和几个随从侍卫。

这在世人看来，吴国君臣的道德在继承滑坡，离道德的顶点（也就是至德，也就是无私之心与无私之行）越来越远。这个时候，已过不惑之年的四十多岁的孔子只能无言以对。不过，实际上，话可以说回来，虽然孔子儒家对于男女关系，对于平民的婚事，要求甚严，但是对封建王室的三宫六院，甚至对于毫无人性的太监制度，均不加抨击，甚至丝毫不提，视而不见，这也可以看到孔子儒家的虚伪。如同后世的朱熹大谈仁义，却对妇女裹脚这一残忍残酷的陋习不加阻止。

以上史实主要是记载于《史记》之中，再之后，是《吴越春秋》中的吴王阖闾葬女的事件，这件事是不是属实，很难确定。《吴越春秋》中描述吴王阖闾在葬女之时，以阴谋的方式，使用了活人殉葬，这是采用了殷商时期的王室做法，完全违背了周礼，如果这事是真的，而不是越人对吴王的污蔑，那么，这事对于孔子和世人看来，吴国国君的道德水准还在继续大幅度滑坡。

这件事，虽然已经距离道德的顶点（至德）已经很远了。但在儒家看来，这还没有突破道德的底线。

之后，吴王阖闾趁越王允常去世，越王勾践新立之时，发动对越国的攻击，然而，在楚国的范蠡文种等人的帮助下，越王勾践摆出了一个心理战法，派出大量囚犯在两军阵前大规模挥刀自刎，这一心理战法打乱了吴军的军心，从而打乱了吴军的阵势，最后在越军的进攻中，吴王阖闾受伤后去世。此后，吴越两国都同时在大兴土木，安葬国君，越国用越族的墓葬形式为越王允常修建了大型陵墓，吴国用吴族的墓葬形式为吴王阖闾修建了大型陵墓。

接下来，是世人皆知的吴越故事。吴王夫差战胜了越国，俘虏了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卑躬屈膝，甚至尝粪表忠，吴王夫差释放了越王勾践，越王勾践采用了文种的灭国七术，最终消灭了吴国。实际上，这其中有不少是吴王夫差试图修复吴国统治者道德形象的举动，试图大力阻止吴国的道德滑坡与道德堕落。

吴王夫差释放越王勾践，是吴王夫差试图修复吴国统治者道德形象的举动之一，以此向中原各国宣示自己的道德理念。虽然吴王夫差赐死了伍子胥，有损于道德形象的确立，但这也表示吴王夫差维护“臣不可犯上”的周礼与朝堂纲纪，也算是在试图修复吴国的道德形象。

按《越公其事》中的记载，吴王夫差是一个谦卑恭谨、谨小慎微的人，并不是一个飞扬跋扈、好大喜功、缺乏远见、嚣张武断、亲小人远贤臣的君主。在这里，夫差答应勾践求和，并未做错什么，也不能说错失天赐良机，更与美女、重金等无关，只是因为“吴之善士将中半死矣”，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是基于现实情况的理性考虑，是时势使然。当然，如果《越公其事》的记载是真的，吴王夫差表现出言辞谦卑，也有可能是吴王夫差还在继续着力表现自己做为君主的战争礼仪和基本修养，试图修复吴国的道德形象。

然而，在孔子派出的子贡游说齐鲁晋吴越五国，导致吴齐艾陵之战爆发之后，吴王夫差带三万精兵黄池会盟之际，勾践偷袭吴国，俘获吴国太子友。吴人连忙向夫差汇报，由于夫差害怕勾践偷袭的消息被诸侯获悉，于是一连斩杀七个报信的使者。

这种掩盖真相，试图以虚假的强大形象来骗取霸主之位，在会盟之中骗取盟主之职的行为，是完全突破了道德的底线，而不仅仅是道德滑坡的问题了。

因为，无论是在儒家道德体系之中，还是在其它的各民族的道德体系之中，道德的底线是诚，是诚实与诚信，是不欺骗不欺诈。诚信，并非道德的顶点（至德），而仅仅是道德的底线。

夫差杀信使，一方面表征的是杀死说实话的人，一方面表现的是以虚假的强大，靠掩盖真相，来骗取霸主名号。这已经完全突破了道德底线，毫无道德可言，更与至德是天壤之别，云泥之别。此时，夫差的行为已经表征着吴国的道德堕落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滥杀说真话的人，滥杀道出真相的人，可以说是恶贯满盈。因为这表示着，一方面，吴国再也难找到向夫差说实话的人，另一方面，其它各诸侯国也再难以相信夫差的各种言行表现，哪怕是听其言，观其行，也认为其行也是诈骗之举，是欺诈之行。夫差的这种失信之举，虽然使夫差的霸业达到顶峰，但是，也让句吴国从孔子眼中的道德顶峰，堕落到了世人眼中的道德底谷与道德深渊，达到了恶贯满盈的程度，让吴国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吴国的亡国只剩下时间问题。

不过，吴王夫差在卸下王号、取得霸主名号之后，以吴公夫差（夫差自定自己是公爵）的身份，派出了自己的孙子（王孙苟），向在辈份上是自己侄子的周天子（周敬王）派出使者报喜。而且，即然夫差卸下了王号，周敬王也自然愿意以周礼接待夫差的孙子姬苟。

左丘明所著的《国语》记述：吴王夫差既退于黄池，乃使王孙苟告劳于周，曰：“昔者楚人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吾先君阖庐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以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举。天舍其衷，楚师败绩，王去其国，遂至于郢。王总其百执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概王作乱，是以复归于吴。今齐侯壬不鉴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夫差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遵汶伐博。簦笠相望于艾陵。天舍其衷，齐师还。夫差岂敢自多，文、武实舍其衷。归不稔于岁，余沿江溯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以彻于兄弟之国。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于下执事。”

（译文是：吴王夫差从黄池盟会返回后，使派王孙苟向周天子报功，说：过去楚国人不遵守礼仪，不共同承担天子的贡赋，疏远我们这些同姓诸侯国。我们先君阖闾不愿宽赦容忍这种行为，披甲佩剑，拿起武器，指挥军队，与楚昭王在中原柏举一带展开激战。上天赐福给吴，楚军被打败，楚昭王逃离本国，吴军攻进楚国的国都。阖闾集合楚国的百官，让他们恢复对社稷的祭祀。因为阖闾和弟弟夫概王关系不好，夫概王在国内作乱，所以才回到吴国。现在齐侯壬不吸取楚国的教训，也不共同承担向天子纳贡的义务，疏远我们这些同姓诸侯国。我夫差不愿宽赦容忍这种行为，披甲佩剑，拿起武器，指挥军队沿着汶水北上去攻打齐国的博邑，冒雨在艾陵与齐军交战。上天赐福给吴，齐军被打败。我夫差怎敢自夸，其实是周文王、周武王赐福给吴国啊。回国后不等庄稼成熟，我又沿江溯淮河而上，挖掘长沟，直抵宋国和鲁国，来沟通同姓诸侯国。我夫差终于能成就大事，冒昧地派王孙苟向您的手下官员报告。）

面对着突然冒出来的伯父夫差，久受各诸侯国冷落的周敬王，大为感慨。

周王答曰：“苟，伯父令女来，明绍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祸，遭民之不祥，余心岂忘忧恤，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历年以设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译文：周天子回答说：王孙苟，吴伯父派你来，说明他要继承先君的传统拥戴我，我嘉勉他的做法。过去周王室遭逢天降之祸，王子朝率民众作乱，我心里哪能忘记忧患，不仅是忧虑下面的诸侯不安宁。现在吴伯父说：‘与我同心合力。’他如果真能这样做，那真是我的福气啊。希望他健康长寿，他的德行真是伟大啊！）

然而，跌落道德底谷的吴王夫差，最终是身死国灭，即使想做好事，希望重修道德，希望重振周礼，希望聚拢人心，但也帮不了周天子什么忙。（一说渴望重修道德的吴王夫差后来到达日本九州，再建吴国）。

虽然本文开始之时所说的不相信道德，只相信实力，然而没有道德支撑，实力终究很快衰落。因为道德的崩溃，导致的是人心的散失，虽然人分为聪慧的人与愚笨的人，但是道德的堕落，不仅失去了聪慧之人的人心，也失去了愚笨之人的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无论是得到了聪慧之人的人心，还是得到了愚笨之人的人心，无论天下之人是聪慧的人多，还是愚笨的人多，总之先能得人心，才可以得天下，坐江山。

所以说，不相信道德，但自己恪守道德，这才是至德至道之人。在吴王余昧之后，吴国的统治阶层只是做了上文所述的五件失德之事（余昧传子、兄弟相残、非礼楚妃、活人殉葬、斩杀信使），就从道德顶峰（由泰伯三让王位、诸樊轻死让位、余祭轻死让位、季札循礼让位，而得到的至德名号）滑落到道德谷底，人心大失，实力大减，虽然吴王夫差也发现了这一情况，试图努力修复道德形象，但夫差毕竟是求得霸主之名过于心切，最终突破了道德底线。在吴国的后期，七位吴王有五位吴王非正常死亡，这在各诸侯国之中是绝对少见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最后不幸亡国，国人被迫四处流散。

因为余昧的私心而传王位于子，失去了公正与公道，失去了无私与无畏，失去了泰伯精神，私欲蒙蔽了双眼，出现了部分无知和愚昧的短视状态，失去了远见，开始了至德名邦句吴国的道德滑坡，引发的一连串的道德崩溃，人心尽失，尽管夫差也曾试图竭力挽回这种局势，但是最终还是失国。这其中的教训，应当引起吴氏族人的深刻反省和警醒。

1984年5月，丹徒考古队在江苏镇江大港北山的山顶发现了吴国君主余昧的土墩墓，余昧是寿梦之后的六位吴王之中唯一正常死亡的国君。余昧的墓中还发现了人殉与人祭的现象。吴氏族人应当在此建立深刻反思的标志性建筑，以这种方式来反衬无私无畏与远见灼识的泰伯精神的伟大与重要性以及必要性。

虽然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季札发扬周礼中的孝道，遵从父命，完全不顾违反周礼中的诸侯不得称王的规矩，照样继承了寿梦的王位，那么，吴国很有可能成为鲁国那样的礼仪之邦，讲究诚信，温文尔雅，不讲究无私无畏，失去泰伯精神，成为东南邹鲁。最后，也如同以周公旦为先祖的鲁国那样，被违背周礼而不断扩张的楚国灭掉，走出历史舞台。

以上内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图片
在余昧墓中发现的余昧矛

长江下游的吴国消失后，吴国特有的土墩墓的墓葬形式在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逐渐消失了（这有考古为证），而吴国特有的土墩墓的墓葬形式，又出于内蒙、东北、日本与韩国。

而且，吴国的重器，也散落于各诸侯国。这些都表征了长江下游的吴国消失之后，吴人的迁徙路径与人口流向。
  
在清朝同治年间，山西代县出土了“吴王夫差鉴”（有13字铭文：攻吴王夫差择吉金自作御鉴）。1959年，淮南蔡家岗出土“工虞太子姑发剑”，还出土了一件“攻郚王夫差戈”。1961年，山西汾阴出土了勾余（也就是夫差）的戈（王子于之用戈）。1964年，山西省原平县出土了一把“攻敔王光自作用剑”。1965年，在山东省平度县废品收购站里，文物工作者抢救下了一把被截成6块的青铜剑，上面有10字铭文：“攻敔王夫差自作其元用”。1976年，湖北襄阳蔡坡12号楚墓出土了一件攻郚王夫差剑。1977年，在陕西凤翔高王寺发现一处铜器窖藏，出土了12件青铜器，其中有铭文：“吴王孙无土之脰鼎”。1978年安徽南陵县出土了一把吴王光剑（上面的铭文是“攻敔王光自作用剑，以赏勇人”）。1983年，在山东沂水出土一把剑茎断裂的“工虞王剑”。1983年，湖北江陵马山砖瓦厂5号楚墓出土了一件吴王夫差铍。1985年，山西榆社城关出土吴季子剑（剑上的铭文是：“工吴王姑发訾谒之弟季子肵扃后余厥吉金甸曰其元用剑”。铭文大意为：吴王诸樊得了疾病，请告弟弟季子，为他祈祷福祥，求得永贞，免去灾难，行肵之礼并设扃后，制作了这把剑。）1991年，在河南洛阳东周王城出土了一把窄格圆茎剑，这可能与《国语》中记载的吴王夫差朝拜周天子有关。20世纪，在香港古玩市场发现吴王夫差青铜盉（上面的铭文是“郚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
  
在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这件青铜戈通高6.9厘米，宽14.9厘米，重0.24千克。铸有八字铭文：“邗王是埜，作为元用”。这里的“埜”同“野”。“元”是顶好的意思。“是野”应该是这位“邗王”的名字。铭文的意思是说，邗王“是野”做了这件顶级的兵器，供自己使用。所以这件青铜器名称是“邗王是野戈”。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赵孟庎壶上，有铭文“遇邗王于黄池”。这与《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的“吴王夫差十四年，吴王北会于黄池”的史实相一致。所在人们推断“邗王”是指吴王。在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认为“是野”是吴王寿梦，也就是夫差的曾祖父，其依据是“寿梦”的别称“孰姑”古音与“是野”二字分别属于同一声部。但也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有可能“邗王”是邗国被攻灭之前的邗国国王，“是野”就是那个王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