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世家第一 老子列传第三

崇让堂

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曾经称赞舜帝、周文王、吴泰伯为至德。司马迁在《史记》之中，将吴泰伯列为世家第一，将姜太公列为世家第二，将周公旦列为世家第三。司马迁将伯夷列为列传第一，将管仲晏子列为列传第二，将老子韩非子列为列传第三，而且司马迁将孔子列入世家，位列第十七，紧接着将陈胜吴广列入世家第十八。

可见，虽然在民间，在《封神演义》中，姜太公是众神之首，而《周公解梦》也受人追捧，但是，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一般考虑其实际的功绩和影响，不完全拘泥于道德和名分的标准。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吴泰伯的地位高于姜太公与周公旦。同时，也可以看到，在司马迁看来，陈胜吴广的位置也仅次于孔子。实际上，孔子所说的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是相近的。

另外，司马迁将吴泰伯列为世家第一，将伯夷列为列传第一，泰伯与伯夷都与推让王位有关。泰伯的故事，是泰伯的父王古公亶父希望把王位让给泰伯的三弟季历，泰伯为此与二弟仲雍奔荆让王位，并在荆蛮地区建立了吴国。伯夷的故事，是伯夷的父王亚微把王位传给伯夷的三弟叔齐，而叔齐要把王位推让给伯夷，伯夷不接受王位，但叔剂也不肯接受王位，于是伯夷与与叔齐一起奔周让王位。在周国遇到武王伐纣，伯夷和叔齐认为周武王这样做不孝不仁，阻挡周武王伐纣，姜子牙说伯夷和叔齐是义人，并没有杀掉伯夷和叔齐，牧野之战之后，伯夷与叔齐以耻于食用周国的粮食为由，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让王位是很推崇的。这应该是原于司马迁的道家情怀，司马迁赞同老子的不争与无为等道家思想。也有可能是司马迁为缓解统治阶层内部分配不均的尖锐矛盾，而特意提倡孝与让，表现出儒家情怀，认为孝道是高于法治的，孝道是高于嫡长子继承王位的宗法制度的，人治高于法治。

但是司马迁也认可法治，具有法家情怀。所以司马迁也肯定商鞅变法，认可法治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但是，司马迁评价商鞅 “其天资刻薄人也”，认为商鞅的驭民五术，如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等手段，虽然使秦国强大，侵犯了民众的利益，牺牲人民的福祉，也破坏了民间的道德，导致社会动荡，与儒家倡导的仁政相去甚远，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可取的，也没有实现长久的社会稳定。

据记载，老子出生于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地点是现在的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这里在泰伯时期，属于荆蛮地区，也就是泰伯自号句吴，建立国家的这一区域，老子的同乡，也就是认为泰伯仁义而归附于泰伯吴国的千余家荆蛮之民众。

老子过担任东周王室的王家图书馆馆长，孔子曾前往周都向老子请教。老子告诉孔子“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认为孔子虽然强调礼让谦让，其实孔子骨子里傲慢，而且想奋斗的目标太多，并且充满着成就感，自信过度了，到了自负的状态。孔子对此无力反驳。

老子与吴泰伯的相同之处，都是淡泊名利，注重安全，老子与《论语 泰伯篇》中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观点相同，与孟子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观点相同，即不想做乱世枭雄，也不肯挺身而出，拯救苍生，救民于水火之中，而是放弃了尊贵的官场地位与优厚的物质待遇，离开了衰微的周王室，从洛阳西行三百里，到了函谷关，写下《道德经》，乘青牛西去归隐。

老子西去归隐，是与吴泰伯不同的地方，泰伯奔荆并非归隐，而是筑城开沟，立国立号，保境安民，防止黎民百姓陷入水火之中，吴泰伯这种有仁有义，落实仁义的行为举措，也是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第一的重要原因，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司马迁只将老子列入列传第三。与夸夸其谈相比，司马迁更看重实际的历史功绩。

有意思的是，司马迁将道家的老子与法家的韩非子放在一起，记于《史记》中的《老子韩非列传》。

据介绍，这是因为老子和韩非子的思想具有渊源关系，法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是道家。老子强调顺应自然规律，主张无为而治。韩非子则将 “道” 扩张为“法、术、势”。韩非子写过《解老》《喻老》两篇中，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