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认为： 吴回部落属于荆蛮 泰伯奔荆即泰伯奔吴回部落

崇让堂

当初，炎帝、黄帝和蚩尤，混战中原，蚩尤战败后，苗族先民被迫南迁到长江以南的洞庭以及大别山（南岳衡山）以南的彭蠡一带，建立“三苗国”。重黎和吴回都是三苗族后裔，吴回是重黎之弟。史载，黄帝之孙帝喾时期，帝喾启用蚩尤三苗后裔重黎。共工作乱，重黎诛共工而不尽，帝喾于庚寅日诛重黎而任用吴回，吴回为火正，为祝融。这里的吴回是人名。虞朝时期，也是尧舜时期，吴回部族的一部分成为吴回部落。有可能是在这个时期，吴回部族从大别山（南岳衡山）以南的彭蠡一带迁居到湖北天门石家河城（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地点）。

在大禹攻占湖北天门石家河城之前，吴回部落就来到了河南巩义花地嘴（一个新石器时代至夏代的考古遗址，是与三星堆一期文化遗址相同时期的考古遗址）。湖北新洲楚文化专家程涛平认为，有考古材料表明，荆蛮的先民是三苗族，一直居住在湖北天门石家河城。一部分荆蛮石家河先民在大禹攻战湖北天门石家河城之前，就已经向北迁徙，形成中国神话中的北祝融，并定居于河南巩义花地嘴一带，在此号称吴回部落。吴回部落后来分出陆终部落，陆终部落又分为六支，最小的一支为芈姓的季连部落。


大禹攻打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后，一部分三苗部族（不属于吴回部落的那部分荆蛮）被俘虏。大多数俘虏被送到大西北，一部分迁徙到了武汉市北郊的盘龙城。因为盘龙城的考古发现，这里是夏代晚期的遗存，从而证明盘龙城不是商代中期出现的。商朝时期，商汤之后的第九个商王大戊，将居于盘龙城的荆蛮赶走。这里的荆蛮迁至江西吴城。考古证明，江西吴城的存在时期的上限正好紧接盘龙城的下限。江西吴城文化在商王武丁时突然中断。商朝第二十二年君王武丁的时代晚期， 吴城的荆蛮遭武丁驱赶，迁至湖南湘江下游一带的宁乡炭河里。炭河里发现的商代晚期遗城，其时间和江西吴城前后衔接，这里的许多出土文物属于武丁之后商晚期，没有一件是武丁之前的物品。同时，商朝的武丁也要将居于河南巩义的吴回部落中的季连部落荆蛮驱逐出中原。


周朝建立之后，居于巩义的吴回部落中的季连部落荆蛮，在首领鬻熊的带领下，从河南巩义花地嘴出发，到了丹江上游的淅河，也就是丹阳一带。同时，周朝建立之后，居于湖南宁乡炭河里的荆蛮，回到最熟悉的湖北武汉盘龙城，定居于在盘龙城不远处的鲁台山。并与周昭王作战。程涛平认为，周朝建立之后，周昭王讨伐居于湖北武汉盘龙城鲁台山的荆蛮，败于荆蛮，并死于汉水。很多学者认为周昭王是和芈族作战，是和楚王族作战，实际是和荆蛮作战。之后，周昭王之子周穆王，出兵战胜了荆蛮，荆蛮正式投降，投降之后缴纳贡品，成为被奴役的部族。周王朝晚期的周宣王，命令武汉盘龙城鲁台山的全部荆蛮军队北上作战，荆蛮部族的青壮年包括一些有为的酋长战死。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荆蛮走投无路，与居于丹阳并发展到汉水中游的芈族（即楚族）合并，两个荆蛮合并后，仍用楚名，开始称为荆楚，而且楚族开始自封为王。此时是公元前707年，楚武王自称为王。但是周恒王不予承认，于是楚武王领军攻打随国。在攻打随国之前，楚武王已经病死。



简而言之，程涛平认为，蚩尤三苗也就是荆蛮，居于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居于湖北天门石家河城的一部分荆蛮北上河南巩义花地嘴成为吴回部落，吴回部落的一部分成为芈族（即楚族）。居于湖北天门石家河城的另一部分荆蛮先后被大禹和商朝驱逐，从湖北天门石家河城驱赶到湖北武汉盘龙城，几百年后，又被驱赶到江西吴城，又过几百年后，又从江西吴城被驱赶到湖北宁乡炭河里。周朝建立后，河南巩义花地嘴的吴回部落之中的芈族（即楚族）迁到丹阳，而湖北宁乡炭河里的荆蛮回到湖北武汉盘龙城，居于鲁台山，并与周昭王和周穆王作战，并且战败，实力大减，之后，这里的荆蛮与居于丹阳并发展到汉水中游的合并，成为荆楚。



《大戴礼记》中记载：回食于吴，是曰吴回。也就是说，吴回之所以称为吴回，是因为吴回居于吴地，或者说统治吴地。也就是说，吴回荆蛮部落所居之地，被称为吴地。这样看来，泰伯奔荆与泰伯奔吴，是一回事。泰伯所奔的，是吴回的荆蛮之地，所以称为奔荆，也称为奔吴。由于商朝的压迫，吴回的荆蛮部落的一部分（不包括芈姓季连部落的那部分荆蛮），于商朝时期，从黄河南岸的河南巩义迁到淮河以南的大别山地区（南岳衡山一带）。这个地方在夏朝时期，就居住了皋陶的后裔。商朝末期，泰伯仲雍为让出王位也来到了大别山地区（南岳衡山一带），由于是来到了吴回荆蛮部落，并与吴回荆蛮部落友好相处，于是，泰伯仲雍不仅纹身断发，遵从荆蛮的习俗，而且在“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之后，还继承了吴回荆蛮部落的名称，自号句吴。



也就是说，在大别山地区，夏朝的时候，皋陶后裔居于此，商朝的时候，吴回部落又居于此，商朝末期，泰伯仲雍定居于此。泰伯仲雍与吴回部落联合，与皋陶后裔也关系融洽，并且自号句吴，周期建立后，泰伯仲雍后裔以及与吴回部落及皋陶部落联姻之后产生的后代，一部分迁到黄河以北，建立虞国，一部分迁到夷蛮之地，在长江下游，越族之地，建立吴国。从此，吴与荆有了分别。到了周宣王时期，荆与楚合并，于是，荆与楚就没有了分别。当然，更有可能的是，吴回部落属三苗族，是荆蛮，一直就居于大别山（南岳衡山）以南彭蠡一带，泰伯奔荆，来到的就是大别山（南岳衡山）地区，与吴回部落相遇，合并成为句吴国。


传说蚩尤擅长制造兵器，又传为主兵之神。也就是说，三苗、荆蛮、居于衡山的族人，有长于制造兵器的传统。这也许是衡山国擅长制造兵器的传说来源，而春秋吴国擅长制造兵器，则是史实。这似乎是文化技术方面的一脉相承。而黄帝之族的后裔“挥”因为擅长制造“弓”这一古代先进兵器而被赐姓“张”。《墨子》说：“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说明这里地广人稀，比较荒芜。晋人左思在《吴都赋》中说：“荆艳楚舞，吴愉越吟”，把荆、楚、吴、越作了明确区分。吴国灭亡之后，“吴”做为地名，很长一段时间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吴”做为姓氏，则开始兴盛，出现了吴起、吴芮、吴广等杰出人物。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其中的会稽郡，领县二十有六，其中有吴县。“吴”做为地名又开始从湮没已久的历史尘埃中走出，再次走进了历史的舞台，并且大放异彩，在后来的历史中，在吴地先后出现一个又一个吴国，直到现代，出现吴地文明和吴文化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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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让堂

自春秋战国开始 荆楚之名扬于华夏


在历史上，在楚地，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楚人以 “荆楚” 为号，建立了共同的荆楚身份，从而得以携手奋进。“荆楚“之名，让楚人对脚下土地有了强烈归属感，“荆楚” 成为楚文化延续的坚固链条。历经朝代更迭、 楚人后裔仍能以“荆楚“之名，回溯先辈荣光，将楚文化传承千载，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添彩。荆楚之名，宛如文化灯塔，引领着楚文化破浪远航。

不过，荆楚之名并非从楚国建国开始之时就存在的，荆楚之名是在楚国发展壮大的过程之中形成的，从而，荆楚之名成为楚国勇于扩张与积极进取的象征。

在中国文字中，带有强烈楚文化特征的文字是“郢“，春秋前期，楚文王将楚国的都城自丹阳迁都于湖北江陵以北的纪南城，从此，郢作为楚国的都城，一路伴随着楚国历史，都城迁移而名不变。直到最后的楚都定于安徽寿县，以至于到后世，，在安徽有一万个左右以带有郢字的地名，占全国带有郢字的地名的95%以上。

然而，比“郢“字更有楚文化特征的字是”荆“。荆楚二字密不可分，人们看到荆，就会联想到楚。

但是，在楚国立国之初，与荆字并无渊源。

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居 “丹阳”。丹阳的具体位置，有河南南阳淅川说，湖北宜昌秭归说，湖北宜昌枝江说。但是，楚之名的来历，据出土的战国时期文献《楚居》记载：“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并戈）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这段记载的意思是，楚国开国之祖鬻熊的妻子妣厉生下熊丽时，遭遇难产。为了保住孩子，妣厉让人剖开自己的腹部，取出熊丽，自己却因流血过多而死。在下葬时，巫医用当地特产的 “楚”包裹妣厉的肋部。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母亲，这个部族后来便自名为 “楚”。由此可见，楚之名的来历之中，毫无“荆”字的影子。

在古代文献中，“荆” 常被用作地域名称。最早提到“荆”字的，是《尚书・禹贡》，其中有 “荆及衡阳惟荆州”，这里的 “荆” ，指荆蛮之地，这里的“衡”，指的是衡山，而古代称大别山为衡山，古南岳是在如今安徽的天柱山，所以，这里衡阳就是指大别山以南的地区。

而“荆楚” 并称，最早出自《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这一时期大致为商朝时期。之后的“荆楚”并称，是出现在西周的周昭王时期，“昭王广楚荆”。然而，这里的“荆楚”与“楚荆”，并非以后楚国自称的荆楚。这里的荆楚，荆是荆，楚是楚。荆是荆蛮，楚是楚蛮，二者完全是分开的，是不同的两个地域，是不同的两个族群。如《诗经・小雅・采芑》中提到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这里的 “蛮荆” 就是指南方的荆蛮，而非楚国，因为此时周王室与楚国并非产生过矛盾，还谈不上“大邦为仇”。

但是，到了东周的春秋时期，情况就出现了进展。此时楚国从丹阳迁都到“郢“之后不久，楚成王弑兄夺位，积极扩张，《史记》中记述“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意思是楚成王对荆蛮地区进行兼并，并对荆蛮夷狄地区采取了自行设置官员和保留原有习俗的措施，尊重当地的原有秩序，从而达成更好地统治和融合。

从楚成王的扩张历史可以看到，楚成王灭掉的国家主要是在大别山地区（古南岳衡山地区）的弦国（今河南息县南），黄国（今河南潢川一带），英国（今湖北英山一带，英山原属安徽），六国（故址在今安徽六安北），可见，这些国家所在之处，就是荆蛮之所在。楚成王吞并这些荆蛮之国之后，楚国就开始自称或被称为荆楚。

到了战国时期，在楚辞《大招》之中，有 “自恣荆楚，安以定只” ，这表示了楚人已广泛认同和使用 “荆楚” 这一称呼来指代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因为将地域名称 “荆” 与楚国的国名 “楚” 结合起来，表征了楚国的广大与辽阔，引得了楚人的自豪与荣耀。从此“荆楚”二字就融入于楚文化之中，并进一步融入到中华文化之中，留传至今，延续着传奇。

从以上论述可知，虽然《尚书・禹贡》中有 “荆及衡阳惟荆州”之句，出现“荆州”一词，但是荆的位置是在大别山地区，而古代的衡山也是大别山地区，“衡阳”指大别山以南地区，所以《尚书・禹贡》中的“荆州”指的大别山周边地区。在楚国灭亡，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之时，并无荆州之名。

荆州之名出现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划分天下为十三刺史部，荆州是其中之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荆州范围包括当今的湖南、湖北全境及河南南部地区。那么汉武帝为何不将这个区域命名为楚？为何不将荆州的治所命名为郢？

其实，其中原委是显而易见的。

前者是因为汉高祖的主要对手就是项羽，项羽号称西楚霸王，所以汉武帝必须抛弃以楚为名的命名方案。后者是因为在楚国灭亡之时，楚国的国都是在现在的安徽寿县，在秦朝没有灭亡之时，在楚都寿县地区的楚国贵族应该是不敢使用也不被允许使用带有郢字的地名的，在秦朝灭亡之后，楚都寿县地区的楚国贵族才大规模地将自己的居住地命名为带有郢字的地名，所以安徽带有郢字的地名特别多，其它地方再用郢为地名，就不太合适了。

因此，在“楚，郢，荆”这三个代表楚文化的字眼中，汉武帝时期的人们自然就将“荆”做为楚国故都地区的名称，“荆州”从此登上历史舞台。“荆”从被楚成王占领的地域之名，成为了楚国故地的代名词，成为楚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