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吴祖泰伯谦逊开拓的至德精神 庄周的至德

崇让堂

在中国古籍之中，最早提到吴泰伯的，是《左传》和《论语》。这两本书都提到泰伯，而且都提到泰伯让位出奔的事件。《左传》里称“吴泰伯”为“吴大伯”，提到吴泰伯的人是士蒍（蒍的发音是委），提到吴泰伯的时间是公元前661年。《论语》里称“吴泰伯”为“太伯”，提到吴泰伯的人是孔子，提到吴泰伯的具体时间未知，应该是在吴国最强盛的时期。也就是说，孔子提到吴泰伯，是在士蒍提到吴泰伯起码150年之后。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不仅提到吴泰伯让位出奔，而且提到吴泰伯是奔吴，并且建立句吴国。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吴泰伯一生的两件大事就是三让王位与奔吴立国。对于吴泰伯的这两个行为，当代吴氏宗亲解读其精神内涵为谦逊精神与开拓精神。这种解读是非常精准的。

孔子在《论语》中提到吴泰伯，只说了吴泰伯的行为（让位），并且拔高了吴泰伯的行为（称吴泰伯三让天下，实际上，准确地说，吴泰伯是让出储君之位，而不是直接让出王位，而且当时的周国是小邦，并非天下，让出周国储君之位，其实并非让天下），然后孔子立即称赞吴泰伯为至德。至于这种行为，为何是至德，孔子并没有直接说明，而是从侧面表示“民无得而称焉”。因为孔子不仅讲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且讲究春秋笔法，并不直接挑明，而是让你自己体会。

在《老子的德 以及老子的道 与 孔子的德 以及孔子的道 孔子的至德》一文，给出了分析，认为孔子推崇泰伯的至德，是在宣扬泰伯的孝的精神，孝顺是德行，而泰伯在受到委屈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孝顺，由于泰伯的父亲是周王，所以，这种孝行的直接结果是维护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也就是说，泰伯在受到委屈的情况下，坚持了忠，这就是至德。因为孔子在赞颂泰伯的同时，还赞颂了虞舜与周文王，前者不仅孝，而且在忠孝不能两全之时，弃孝行忠，后者是忠，而且是在实力比效忠的对象还要强大的情况，仍然坚持效忠。这就是至德。

也就是说，无限的孝行，无底线的孝行，无限的忠，无底线的忠，就是至德。但是孔子不好意思这样说，所以用春秋笔法，含蓄地表达出来。至于大多数的平民读者能不能很快看得出来，孔子不一定在乎，只要最高统治者看出来了就可以了。

因为上文也分析到，孔子在《孝经》中提到，最高的孝是不仅自己名扬天下，还要自己名扬后世，并且还要自己的父母名扬后世。孔子也要求自己行孝，也就是要求自己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孔子要利用最高统治者来为孔子实现这个目标。如何利用最高统治者来为孔子实现这个目标？那就是孔子不断地宣扬要效忠最高统治者，不仅要效忠，而且要无限效忠，无底线的效忠，在最高统治者行为不轨时，在最高统治者力量相对不强大时，也要效忠。这样，历代的包括后世的最高统治者必然会不断地宣扬孔子的说辞，从而实现孔子扬名后世以及父母显名的目标。

但是孔子不敢直接这样说，不过孔子用春秋笔法表达了这个意思之后，只要最高统治者看懂了，就好办。至于做为被统治者的平民看没看懂，孔子是不在乎的。反正平民看没看懂，不影响最高统治者会不竭余力地宣扬孔子的说辞，拼命地为孔子扬名立万。

其实，孔子宣扬无底线地效忠，对于一个人类社群来说，并非没有益处。因为，有人说，人类所有的文化，都是基于人类的生存。而孔子宣扬的效忠的文化，有助于国家对于兵员的动员能力和兵员在战场上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这个人类社群的生存。

孔子宣扬无底线地效忠，本质上是为了提升这个社会对于最高统治者的容错率。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有错，被统治者仍然对其容纳与宽恕，从而，社会得以稳定，统治权力得以稳固。
而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希望提升的是对于最高统治者的纠错率。也就是说，当最高统治者出现错误时，平民能够及时纠正这个错误，包括靠罢免最高统治者的方式来纠正这个错误。这也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本质。

但是，如上文所述，孔子为了方便地实现自己行孝的目标，并不在提升纠错率这方面做出大量的宣扬。但是孟子不同，孟子提出“民为贵”的论调，孟子不指望最高统治者为孟子扬名，孟子只指望天下万亿百姓民众记住孟子并为孟子扬名。孟子似乎比孔子更聪明。

也就是说，孟子主张提高社会的纠错率，不能让民众为最高统治者的错误买单。统治者需要容错率高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氛围与政治环境，被统治者需要纠错率高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氛围与政治环境。这是一对矛盾。

然而，无论如何，吴泰伯三让王位与奔吴立国的行为，仍然可以称之为至德，虽然不完全是孔子心目中的至德，但也是至德，这就是庄子的至德。

有人发文表示，吴氏宗亲弘扬至德精神，其目的是建立一个至德世界。而庄周在《庄子·天地》有云：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庄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至德的世界。所以这位作者提倡“闻庄周圣语，观至德之世”。

庄子的“不尚贤，不使能”，如同老子的“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如果其目的是“弱其志，使民无知无欲”，也就是引诱民众成为无知的愚民和无欲的无志的躺平族，即引诱民众成为弱智与弱志的群体，从而实现天下太平。如果是这样，这显然是一种极为反动的思想与行为。

因为，人类的发展必定是进步的，人类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文明。在人工智能文明之下，物质生产不需要人类劳动的参与，也可以保证极大的丰富，所谓的生产力高度发达。也就是说，即使人类“不尚贤，不使能”，同样可以衣食无忧，怡享天年。这就是至德之世。

庄子对于至德之世的描述，是尧舜时代的情况：上如标枝，民去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是故行而无迹，是而无传。

也就是说，至德之世，人人都是贤者，人人都是能士。但是人们并不在意这些贤与能，人们自然而然地处于贤与能的状态。从现代人工智能科技来看，人们能够自由地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能够愉快地接受学习，在愉快之中，学会技能，并且在愉快之中，自然而然地做出创造发明。不需要“尚”，也就是说，不需要“崇尚与引导” 。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愉快地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从而保持着真诚的谦逊的态度，而不是过度谦虚的虚伪。同时，人们也愉快地积极地从事着开拓性工作，愉快地发明创造，不断地开创新的时代，推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即不是弱智无能，更不是弱志躺平，而是闪耀着文明与智慧的光芒的自强不息与自我圆满。这就是庄周的至德之世。

这就是吴祖泰伯谦逊开拓的至德品质表现出来的至德之世，人人都是君子，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至德精神高度发扬的至德之世，人人都在自强不息，人人都在自我圆满，人人都在实现自我。这就是泰伯谦逊开拓的至德精神的功用与美好，也是弘扬泰伯至德精神的必要性与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