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差：勾践的另一半？（关于夫差的人格心理分析）

崇让堂

关于夫差的人格心理分析 澎湃新闻有一篇文章《夫差 勾践的另一半？》谈到夫差仁义礼智信，认为夫差追求仁义，而在诚信这一方面不够灵活，从而认为夫差不智。

实际上，夫差追求仁义是没错，讲求诚信也没错。如果讲求诚信而上当了，一般情况下也没关系，关键在于是不是输得起。因为讲究诚信而误信，上了当，输掉了，如果输得起，伤得不重，付出代价之后，可以东山再起，可以重振旗鼓，不再上当，同样保全了仁义礼智信。

这如同在宋元时期，元朝官员搬来一个大箱子，里面全是元宋两国签订的条约，然后元朝官员对宋朝官员说，这些条约，你们哪一条遵守了？然后元朝向宋朝发动理直气壮的不失仁义的进攻，直到灭宋。也就是说，元朝是被宋朝骗了，但是元朝输得起，被骗就成为了进攻的资本与理由。如果元朝输不起，被骗之后亡了国，则成为了一个笑话。

夫差追求仁义诚信，只是在输得起与输不起的判断上出现失误。也许夫差认为他能输得起，即使越国反叛，在开始之时，越国打了几场胜仗，也最终打不赢吴国。实际上，从勾践被释放回国后第一次进攻吴国，到吴国灭亡，这期间有十年的时间，夫差有足够的时间翻盘，然而，夫差十年没有能够翻盘。这就不是求不求仁义诚信的问题了，这是另一个有关真正的实力与潜力的问题。

这个输得起与输不起，本质上也就是安全的问题，是对生死存亡的安全问题的判断，这个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的判断，如果失误，则是满盘皆输。

实际上，说泰伯之德是退让，泰伯之道是退让到位，其围绕的中心点，就是安全。退让是为了安全，退让到位也是为了安全。坚持仁义礼智信的目标与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增加安全，放弃仁义礼智信，也是为了安全。所以，输得起与输不起的安全问题，夫差在此可能没有思考透彻，仁义礼智信与身家性命（不是钱财名誉地位等等这些身外之物）的关系，是前者服务后者，还是后者服务前者，夫差也没有思考透彻，把身外之物、仁义礼智信、身家性命，这三者的顺序位置没有摆好。

仁义礼智信，也是俗话常说的顾人不顾人的问题，说话做事不顾人，也就是缺乏仁义礼智信。顾人，不仅包括照顾到别人的利益，也还包括注意到别人的德行、智商、体能，财力，潜力的发挥条件，这才是全面地顾人，这本应该是做人与为人处事的注意力的重点所在。只有无忧无虑之时，这些才不在考虑之列，这也是彻底的顾人，真正的顾人。

而是不是输得起，这涉及到自量不自量的问题。

总之，夫差也许是在自量的问题上，在为国家与身家的安全方面留出足够的余量的问题上，出现判断失误。毕竟，在称霸诸侯，独步天下之时，这个时候对自身安全问题，更有可能不太在意。

从另一个方面看，实际上，吴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一方面被各诸侯国视为夷蛮国家，一方面被孔子称为至德名邦。吴国国君寿梦自封为王之后，有更多的理由要摆脱夷蛮国家的形象，有更多的理由要树立起至德名邦的形象。由于做为一个国家，背负了这两项其它国家所没有的额外任务，吴国王室成员一直在努力。

首先是吴国公子季札在外交方面的努力。季札出于不认可父亲自封为王这一违背周礼的行为，从而不愿意继承王位，并收获了让王的美名，之后，季札在周游列国之时，尽量树立起吴国的文明与诚信的形象，而且季札的工作卓有成效，为吴国赢得了声誉。然而，公子光以刺杀的方式夺回国王之位的举动，让季札的努力付之东流，吴国的文明与诚信的形象坍塌了。从此季札离开政治舞台，偃旗息鼓，不再为吴国的至德名邦的形象而努力了，因为季札知道再努力也是白费力气。

而做为吴王阖闾（公子光）的继承人，夫差责无旁贷地挑起了重新树立吴国文明与诚信的至德名邦形象这一重担。所以夫差处处显示着与张扬着仁义礼智信，以致于到了被人认为是腐儒的地步，但是到最后，还是没有处理好国家安全、身家性命与仁义礼智信的关系，最终失败。

而对于勾践来说，在各种主观客观条件的协助下，成功地调动了夫差的贪嗔痴慢疑，也成功地调动了夫差的仁义礼智信，前者是动之以情，后者是晓之以理，从而夫差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这是夫差后来丧失主动的原因。

当然，这其中也可能有宿命的原因。毕竟，在几十年前，晋国的史墨看了星相与吴王阖闾率兵伐越的人事之后，就预言了吴国的灭亡。也就是说，吴国亡在阖闾的这一年的这一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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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然大悟④︱夫差：勾践的另一半？

澎湃新闻

2022-08-12 10:20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越王勾践。一提起勾践，大家就会想到他卧薪尝胆、复仇吴国的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刻苦自励、艰苦奋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给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进谏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品读《吴越春秋》，就会发现勾践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们成了两个说谎大师——在赵晔的笔下，勾践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说谎才获得成功的。事实上，说谎的又何止是他俩！从创立吴国的太伯到篡位谋反的阖闾，从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绿叶的渔父，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几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谎。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怎样说谎？赵晔对说谎浓墨重彩的描写又体现了他对哪些问题的思考？换一种角度解读吴越争霸，多一种视角理解这段历史！

千万不要只把夫差看作是勾践的敌人！

夫差当然是勾践的敌人。所谓的吴越争霸，到了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手里，才出现真正的高潮。之前的吴越两国虽然也有摩擦，但是两个弱小的国家之间就算是斗来斗去，也谈不上争霸。是夫差在继承了父王阖闾的大业后，大败越国让勾践俯首为奴，才算揭开了吴越争霸的最后大幕。要记住，把勾践搞得可怜兮兮命悬一线的不是别人，正是夫差；而勾践的卧薪尝胆，也正是为了向夫差报仇。可以说，没有夫差也就没有勾践最后的称霸。将夫差、勾践二人称为一生的对手可谓恰如其分。

作为对手，夫差和勾践在各方面有着截然对立的不同之处：比如夫差好色而勾践自律，比如夫差生活奢靡而勾践朴素节俭，比如夫差讲究仁义而勾践心狠手辣……不过要说到最大的不同，则当属夫差不会说谎而勾践则是个中高手。在《吴越春秋》的众多主要角色中，夫差的特别之处正是在于他既不会说谎，也看不穿别人的谎言。

同样是一国之君，两个人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大到一方刚好是另一方的反面。于是，读者忍不住会想，如果把这两个看似拼得你死我活的敌人合在一起，岂不刚好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充满了欲望又懂得克制的人，一个既手腕强硬又想追求仁义之名的人，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说谎却又试图保持诚信的人……抱着这样的视角去看夫差和勾践之间的斗争，最终打败夫差的与其说是勾践，不如说是夫差的另一半。

为什么说夫差“愚”

夫差不会说谎的特点，其实是由伍子胥指出的。阖闾立太子时征询伍子胥的意见，后者推荐了夫差。阖闾担心夫差愚笨，不能很好地统治吴国。此时子胥说：“夫差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于是阖闾才选择了夫差。

伍子胥对夫差的评价为其今后的表现打下了基调，而这也许正是阖闾所谓的“愚”。和其父阖闾相比，夫差的的确确不够聪明。在走向权力顶峰的路上，阖闾用尽了各种不择手段的计谋。先是设计刺杀了吴王僚——吴王僚不但是阖闾的君王还是他的亲人，接着为了斩草除根而刺杀了吴王僚的儿子庆忌。可以说，阖闾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敦于礼义”的反面教材。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争夺权力的斗争，阖闾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那么，阖闾对百姓的欺骗则找不到任何借口。

阖闾有个女儿叫做滕玉，为了一件小事耍了公主脾气自杀了。阖闾非常悲痛，于是想办法找人陪葬。他令人在吴国的集市中舞鹤，老百姓们看到了热闹，就蜂拥而至，不知不觉跟着舞鹤之人到了滕玉的墓中。吴王的手下就启动了机关把他们都关在了里面，让他们和滕玉共赴黄泉。阖闾这样耸人听闻之举，既是说谎，又很残忍，与“信以爱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此，阖闾嫌弃夫差愚蠢，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夫差的愚蠢体现在他容易相信别人，而他之所以容易相信别人，则是因为他“爱人”。当惨败后的勾践来到吴国为奴时，吴王夫差首先说的是：“寡人于子亦过矣。子不念先君之仇乎？”勾践只是想隐藏自己复仇之心，装得一片忠心来骗取夫差的信任，从而获得活命的机会。面对这样一个手下败将，夫差居然首先作了自我批评，觉得自己对越国和越王都做得太过分了……要是阖闾复生听到这话，估计能被自己的儿子再活活气死——怎么就一点都没有自己心狠手辣的影子呢！而夫差一句“子不念先君之仇乎”则可以又把阖闾气活了：吴越两国的恩怨，先是起于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阖闾趁机起兵伐越，结果被刚刚即位的勾践打败，阖闾身受重伤，临死前叮嘱夫差不要忘记勾践的杀父之仇。现在，夫差觉得战胜了勾践就能算成功复仇了吗？看看身边的伍子胥是怎么为父亲复仇的！伍子胥为了复（父）仇而鞭仇人楚王之尸，可是夫差却对着仇人说自己做得太过分了……怪不得在阖闾看来，夫差“爱人”与“愚”划上了等号。

觉得夫差愚蠢的似乎并不仅仅是阖闾。事实上，两千多年来人们都觉得夫差是个愚蠢之人，对他居然看不穿勾践的野心而感到不可理解，从而忽视了夫差之所以“愚”的根源。“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究竟是哪一条导致了夫差的“愚”呢？其实，能够做到这三条的人，无疑是道德高尚之人，而事实上，勾践也至少做到了其中的一条。当夫差看到勾践和妻子衣着简陋地养马三年而面无愠色，并且和范蠡之间保持着君臣之礼时，他对太宰嚭说，越王和范蠡即使在穷厄之地，也不失君臣之礼，“寡人伤之”。夫差竟然会为勾践与范蠡的守礼而感动，这表明他自己对礼仪充满了敬畏的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即使是无时无刻不再说谎的勾践，也恪守着必要的礼仪。那么，守礼的勾践为什么会让人觉得聪明，而同样守礼的夫差却让人觉得愚蠢呢？

僵硬的信与灵活的信

答案也许在于“信”字。在《论语》中，孔子和子贡之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孔子明确地告诉子贡，“言必信”是小人之举。对此，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说：“君子达士，贞而不谅，言不期苟信，舍藏随时，何期必遂？若小行之士，必行信果，守志不迥，如小人也。”也就是说，君子有着比“信”更高的处事原则，会根据现实的需要而选择是否“信”。《论语》中反复强调，对朋友需要坚持信，例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相反，对待敌人就不“必”信。也就是说，“言必信”的问题关键在于“必”。君子并不是不能信或不需信，而是不能死板地坚持“信”。《子罕》篇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必”显然是孔子所反对的。当“信”与其他原则相冲突时，就不需要一定遵守。

显而易见，作为君王的夫差在“信”勾践时，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把敌人当作了朋友。当勾践为了获得他的信任而选择尝粪便时，夫差甚至用“仁人”来夸赞勾践，把他当作一个忠臣。忠与仁，当然是典型的儒家道德标准。在赵晔的笔下，夫差是一个活脱脱的腐儒，只知道用这两大标准来僵硬地判断他人。根据这样的标准，夫差认为伍子胥不可信。他批评伍子胥说，自己生了三个月的病，伍子胥没有一句关心的话，也没有送上好吃的东西，这是伍子胥不“仁”的标志，而一个不“仁”的臣子也就不会是一个忠臣。

以忠与仁为前提，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预测夫差的行为：对于他所认为忠与仁之人，他会选择信任，反之则会怀疑；而更重要的是，不论对方忠仁与否，他都不会选择说谎，有话直接说是他的不二选择。

几乎每一次夫差与伍子胥的对话都遵循了这一原则。有一次夫差征伐齐国后班师回朝，群臣祝贺，伍子胥对夫差说吴国“忠臣掩口，谗夫在侧”，对此夫差大怒，批驳说：“老臣多诈，为吴妖孽”。值得注意的是，夫差用了“诈”这个字，表明他并非对他人毫无防范，充分了解别人可能欺骗自己。他接着指出伍子胥不过是独揽大权而已，自己看在先王阖闾的面子上才对伍子胥忍让，警告对方不要不知好歹。可以看到，夫差完全不相信伍子胥的话，不过他的判断也并非毫无根据——伍子胥的确心怀鬼胎，偷偷把儿子送到了齐国。

更重要的是，夫差毫不掩饰自己心中所想，不像勾践对范蠡和文种那样或多或少留一手。对伍子胥，夫差直接定性为“不忠信”，其理由就是出使齐国时将儿子留在了齐国。很显然，夫差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他对伍子胥的不信任，并非纯然出于昏庸。伍子胥是在夫差十二年（公元前484年）将儿子送到齐国的，而勾践将西施、郑旦献给夫差是在公元前482年。可以想见的是，此时的夫差已经不再信任伍子胥，因此伍子胥越是劝谏夫差提防勾践的美人计，夫差越不会听他的话。

夫差也不是一开始就无条件信任勾践的。他反复地考验勾践，一直到勾践尝了其粪便后才相信了勾践的忠心；而在将勾践定性为忠臣之后，夫差便报以百分百的信任。当勾践诈称越国缺粮要向吴国借粮食时，夫差马上答应了勾践的要求，丝毫都没有起疑，因为他认为：“越王信诚守道，不怀二心。”《吴越春秋》对这一幕的叙述颇值得玩味。在吴王表示愿意借给越国粮食后，伍子胥表示了反对，认为越国并无灾荒，借粮是越国的奸计。对此夫差再一次表示：勾践“岂敢有反吾之心”！这一个回合清楚地告诉我们夫差对“信”的坚持过于僵化，颇有刻舟求剑之感。他认为勾践做过令他信任之事，就永远是一个值得信任之人；同样，他觉得伍子胥不忠不信，就彻底否定伍子胥所有的话，即使伍子胥说的话有道理也不予理睬。这种非此即彼的两分让夫差陷入了自己设下的道德陷阱。

伍子胥接着说，如果我们暂且相信越国遇到了饥饿问题，那么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吴国可以趁机灭了越国，要是给他们粮食，这恰恰违背了上天之意。伍子胥甚至用类似东郭先生的故事来警告夫差不要帮助勾践。然而，夫差表明越国有难而救之，这是符合德行之举，不必忧虑。伍子胥进一步用武王伐纣的典故，认为如果夫差这么做，有一天越国就会一样灭吴。

这时候整个对话的亮点出现了。一旁的太宰嚭反问伍子胥，武王难道不是纣王的臣子吗，即使他战胜了殷商，难道不是不义之举吗？太宰嚭一般被视为奸臣，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对伯夷、叔齐的回应。伍子胥回答说武王就是这样成名的，而太宰嚭则回答说他不愿意靠杀戮主上而成名。

可以看到，太宰嚭和伍子胥的对话已经不知不觉地转变了话题。伍子胥说的是如果借给越国粮食，吴国可能就要落得被灭的下场；而太宰嚭并没有直接否定伍子胥的这个结论，他所暗示的是越国如果灭了吴国，那么就会背上不义之名，而勾践是不会这么做的。两人其实并不是在同一话题下进行对话。如果说伍子胥是站在功利主义者的角度分析借粮的后果，那么太宰嚭的话则代表了道德主义者的立场。而夫差对太宰嚭的支持，也表明了他对道德的推崇。他不相信一个人会为了现实利益而违反仁义，或者说他认为不能在违背仁义的前提下去追逐现实利益。因此，不难想象夫差总结说，伍子胥的话“非忠臣之道，类于佞谀之人”，最终听从了太宰嚭的建议，将粮食借给了越国——这也就相信了勾践的谎言。

夫差与勾践：自我与影子

伍子胥和太宰嚭的争论让人想起了儒家的“义利之辨”。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西汉的董仲舒也有名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很显然，太宰嚭的主张更符合儒家的观念，而支持太宰嚭的夫差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儒家的信徒。夫差对勾践信任的前提正是他对仁义的理解。由始至终，夫差都以“仁”自居，这使得他不愿意用恶意去揣测勾践，也就无法识别勾践的谎言。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推崇仁义的夫差不但最后惨遭灭国之痛，而且被视为昏君的典型呢？同样，为什么主张儒家观念的太宰嚭却是以奸臣形象被大家批判呢？

我们大可不必由此断定《吴越春秋》是在质疑儒家的伦理观念。夫差的问题，是在于僵硬地坚持“信”，不懂得灵活运用。同样，如果我们习惯性地用昏君奸臣来看待夫差和太宰嚭，用忠臣来看待伍子胥，否定前者的一切行为而赞扬后者的一切举动，那么也就会和夫差一样“僵硬”。《吴越春秋》的叙述告诉我们，不要简单地把标签贴在人身上，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多重性。耽于女色的夫差也可以不说谎言，贪财谄媚的太宰嚭可以宣扬仁义，用于直谏的伍子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卧薪尝胆的勾践则善于欺诈。没有一个纯然的“善”者，也没有一个完全的“恶”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将夫差与勾践合二为一。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由意识和潜意识组成的。占据个人意识主导部分的“自我”经常被误认为是一个人的全部，而潜意识组成的“影子”尽管被自我所压制，但却是真实的存在，又会对自我产生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夫差看成是“自我”，那么勾践就是他的“影子”；反之亦然。一方面，夫差希望自己是一个仁义的君王；而另一方面，他的潜意识可能知道要强大就必须要说谎，因此他竭力否定或者说完全无视“说谎”的潜意识。同样，勾践希望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君王，而与此同时他也希望人们称颂自己的德行，当两者出现冲突时他会选择不择手段地用说谎来追求“强大”。

更重要的是，自我和影子的关系并不只限于个人，社会群体一样具有着“潜意识”。越国的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君王带领他们复仇，也希望自己的君王是仁义的；同样，吴国的百姓希望自己的君王在推崇仁义的同时，也能捍卫吴国的霸主地位。但是，在现实中要同时做到却是如此的困难。那么，在复仇的重要性压倒一切时，大家就会无视“信”；而在仁义成为最高准则时，也就会由于扼杀那个逐“利”的“影子”而导致了吴国的衰落。《吴越春秋》告诉我们，把夫差和勾践的优点合在一起，才可能会出现一个春秋时代的“理想”君王。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