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历史 砥砺前行 --- 吴氏宗亲正视“灭吴九术”（续）

崇让堂

接前文

（直面历史 砥砺前行 --- 吴氏宗亲正视“灭吴九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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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孔子对于泰伯三让天下而奔荆吴，赞不绝口，认为“民无得而称”，虽然孔子没有记录下来民众如何称颂泰伯，但孔子表明“民无得”，民众没有直接得到任何物质财富和物质利益，却对泰伯加以称颂，因为泰伯让位，带来了和谐与和睦，避免了战乱，俗话说，大鬼打仗，小鬼遭殃，和平可以避免民众的物质财富与物质利益甚至生命的损失，民众为此感恩戴德。

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侍于殷”，虽然孔子没有说周文王的行为“民无得而称”，但也是由于同样的上述原因，也确实是“民无得而称”，因此，孔子终其一生，只称吴泰伯与周文王这叔侄二人为“至德”。

儒家圣人盛赞泰伯，而道家鼻祖却对泰伯不置一字。庄子还专有文章一篇，取名为《让王》（南华经第28章），也未提到泰伯。庄子在《让王》篇里，强调的是对生命健康的保全，认为这比获取荣华富贵要重要得多。这其实正是“民无得而称”所要表达的。而在老子留下的言论中，主要是对天地自然的考察与论述，没有留下对历史人物加以评价的内容。

虽然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的两大学派，但二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冲突，虽然老子对孔子有所否定，庄子对孔子有所抨击，但是其实在其中包含着的是对儒教更多的认同，而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与儒教。比如老子对孔子的告诫，仅仅是老子看出来孔子是想做官，又有点志向高远的傲慢，感觉他会撞南墙，庄子对孔子的学说，在抨击最激烈的《盗跖》篇中，也只是表示孔子的学说并非全真，仅仅有部分是事实，而另一部分的事实却没有考虑到。而孔子对道家则是有更多的学习与借鉴，不用说道家的《易经》也是儒家的经典，孔子对道家的五行学说也大加认同，并收纳于儒家学说中。

可见，孔子对泰伯的赞美，并非表示道家对泰伯不认同，泰伯的精神与行为的伟大，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所褒扬的。所以泰伯的吴国，被称为至德名邦。

但是在春秋后期，礼崩乐坏，至德名邦在一些诸侯面前，成为了夷蛮小国，从而激起了吴国王室全力的抗争，而且是以战争的形式来抗争，甚至导致逆反，最后形成悲剧。

东周时期，周室衰落，吴国寿梦可能认为与周天子结盟并不能保障国家安全，寿梦也知道，只有贤德之人治理国家，国家才可以安全，并非完全是国弱就会挨打，而是国无道则会挨打，有德者主政，国则有道，就能保障国家安全。很可能寿梦认为吴国的安全威胁是来自于楚国，所以，寿梦拜会周天子回来之后，就自立为王，以与楚国分庭抗礼，面对咄咄逼人的强大楚国，寿梦没有选择示弱。同时，寿梦可能认为，做为周王室的嫡系后裔，吴国也没有理由选择对楚国示弱。

然而，周朝的中原文化是以礼为先，努力学习中原文化的寿梦之第四子季札，也是崇尚以礼为德，所以，在寿梦称王之后，季札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这个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王位，因为接受王位自然是与礼制相违的。从而，吴国的贤德之人季札，不会走上吴国的治国之君王的位置，而寿梦也无法解开这个结，从而，以至德立国的吴国，在寿梦之后，与以德治国的道路失之交臂，也与以立德为主来摆脱蛮国形象的道路失之交臂，剩下的，只能走上了“显示军事力量来摆脱蛮国形象、以求获得尊重与国家安全”的道路。

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于晋齐两个大国来说，最不希望的是看到中国南方的统一，而从发展趋势来看，楚国最有可能统一中国南方，所以，晋国与齐国是最希望吴国能够起来阻止楚国统一中国南方，当然，晋齐两国也不希望吴国来统一中国南方。因而，晋国派来了屈巫，教吴国车战之术，提高吴国的作战能力，而孙武子则是来历可疑，是不是齐国的当权者---田氏集团派孙武子到吴国（孙武子与齐国田氏属同一宗族），以增加吴国的军事力量，现在是无法说清的。总之晋国使臣的被派遣以及齐国孙武子的到来，确实加强了吴国的军事能力，以对抗楚国的统一战争。

然而，战争是非常消耗国家财力的，这是常识，孙子兵法中也说得很明白（动用十万之师，从士卒的招募、训练，到武器、装备的制造，从内政、外交的开支，到后勤供应，日费千金。“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十去其六”）。尤其是孙武子的精兵政策，更需要国家拿出大量财力来加以维持。后世之中，禀承孙武子精兵政策的吴国王室后裔吴起，在魏国建立武卒，可能是魏国地处中原，生产力水平比较高，能养活的人口比较多，所以吴起在魏国建立了七万人的武卒，而孙武子在吴国只能建立三万人的精兵。有人分析，孙武子和吴起建立的精兵，大大消耗了国家的财力，所以这两个国家的精兵，只能维持十多年的时间，以图得一时的强大，如果不能以战养战的话，必然不能永久维系。事实上，吴国与魏国的强大，也确实只维持了十多年的时间，之后是吴国灭亡，魏国衰落。这种政策，非常迎合了“成功必须在我”的不讲谦让德行的国君心理。（原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持“成功不必在我”之口号，有德行君子之风度。）

至于柏举之战，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吴国的作战目标是不是灭楚，也是很难说，当然，做为楚国人，伍子胥是不愿意楚国灭亡，伍子胥最希望的，应该是他来找一个傀儡来做楚国国王，而做为齐国人，孙武子也不愿意让楚国灭亡，让吴国来统一中国南方。如果孙武子确实是齐国当权者派出来增强吴国军事力量的话，孙武子必定不能让吴国来统一中国南方，因为这与齐国的国家战略安全不相符合。（当然，如果孙武子是为齐国的战略而来，那么，在柏举之战，孙武子在前期尽全力战胜楚军，在后期却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故意不战胜秦国军队，那么，孙武子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战略间谍）

后来，随着秦国出兵援楚，越国出兵攻吴，吴国没能在柏举之战之后统一中国南方（在三国时期，统一中国南方的，则是吴国，三国时期的吴国，占据的正是春秋时期吴国、楚国、越国的地盘，所以，人们说，三国时期的吴国，是有吴国之号，楚国之域，越国之心）。

柏举之战的结果，也许是孙武子最希望看到的，一来吴国没有统一中国南方，以保障了齐国的安全，二来一战成名，成功地为孙武子自己扬名立万。而孙武子在柏举之战之后选择隐退，也许正是孙武子看到了精兵政策的不可延续性，所以在精兵政策的弊病出现之前，赶紧隐退，以避免自己的名声受损。

在槜李之战，吴国战败，一般的认识是越国玩弄让越国死囚在阵前集体自杀的把戏，让吴国军队的阵型混乱，从而失败。实际上，吴国的精兵是靠野战取得胜利，尤其在柏举之战，并非靠阵列来维持战斗力，槜李之战的败因，是这支征战楚国的部队，战斗意志消弱了（因为军功而赏的财物己足够），而且在征楚八年之后，年龄也增长，体力也不如前，战斗力也减弱了。这没有出乎孙武子的预料，但是出乎了吴王阖闾的预料，以致于吴王阖闾阵亡。这在本质上，也是吴国在柏举之战没有实现以战养战的悲剧。

关于这一点，或许伍子胥在后来看到了（虽然孙武子早就看到了），在吴王夫差攻齐之前，伍子胥说“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而夫差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夫差比伍子胥开悟得更迟。以致于夫差无法以吴国的国力来对抗越王勾践。虽然从后来“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将吴国占领的楚国、宋国、鲁国、齐国的大量土地归还给各国（实际上这些土地也是这些国家从别的国主那里抢过来的，因为这些诸侯国在周朝初年分封之时，顶多只有方圆一百里）”这件事上看，吴国的国土扩张了不少，但还是没有实现以战养战的效果。

国家对抗，从来都是实力的对抗，越国灭吴，也是如此，是实力的较量，越国灭吴，并非诗句上所说的“三千越甲可吞吴”，有人分析，越国攻吴的兵力，在十万以上，而吴国的国力虚弱，拿不出这么多兵力，更没有这么多斗志旺盛的士兵，从而战败而亡。

明朝时期，刘伯温写了一个寓言《吴王吝赏》，说吴王夫差因为舍不得花钱激励将士，而致亡国。实际上，那个时候吴国国力衰弱，是拿不出大量的钱财来激励将士，从而“泰伯之国遂亡”。

而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不仅解决了以战养战的问题，而且解决了战斗意志的问题。商鞅变法，废除了秦国贵族的特权，军人以战功获得土地的，土地靠战争夺取，而这种奖赏不可世袭的，后代不能继承，后代需要战功才可以取得，于是战斗意志持久。这也就是现在有人所说的：做义工的打不过拿工资的，拿工资的打不过发奖金的，发奖金的打不过拿提成的，现在还有人说拿提成的打不过给股份的。看来以后还得有象美国那样“想继承股份的，得缴纳巨额遗产税”。

集“至德名邦”与“夷蛮小国”为一身的吴国在争霸成功之后，不幸亡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可以与吴国相比较的，有两个国家，一是鲁国，与吴国一样有高贵的身份。鲁国是周公之后建立的，吴国是泰伯之后建立的。另一个是中山国，与吴国一样被称为蛮邦。

由于中山国与吴国有着同样的“姬姓”的蛮国身份，而且中山国是鲜虞族所建立，虞与吴在古代相通用，所以中山国很重视吴国的兴亡史。中山国曾被魏国的乐羊和吴起在赵国的支持下灭掉，后来又在赵国的支持下复国，在复国之后，中山国国君在中山王鼎铸下了“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的吴国前车之鉴，忠告中山国后来的国君，不要象吴国那样把国力和德行消耗掉。然而，警句在目的中山国，并没有改变奢靡之风，就在把这警句铸在中山王鼎上的十几年之后，中山国被赵武灵王灭掉了。（赵武灵王在实施胡服骑射的政策之后，国力增长，灭掉中山国，赵武灵王并未对中山国实施什么“灭中山九术”，赵武灵王在灭中国山的第二年就死去）。

而与吴国相比较的鲁国，是孔子的家乡，虽然也有过武力扩张，但是大体上没有过分失德，一直也崇尚礼制，同时也没有过分消耗国力，所以，鲁国国祚较长，到公元前249年（秦始皇灭六国之前的28年）才被实力悬殊的楚国所灭。老子之国灭掉了孔子之国。

实际上，吴国也有机会成为象鲁国那样国祚长久的国家，因为吴国有季札和子游这样的贤人，再凭着泰伯仲雍之高贵身份，完全可以把吴国带入礼仪德治之邦的行列。然而由于历史的阴错阳差，吴国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却走上了军事抗争的道路，同时在这条道路上，也没有做到以战养战的德政之道，从而国力耗尽而亡。即使没有亡于勾践之手，也会亡于其它势力之手。

可见，当时的吴国国君，以及后世的吴国王室后裔，面对亡国之事，本不该怨天尤人（孔子儒家明确反对怨天尤人），更不必在明里暗中声讨“灭吴九术”之所谓阴谋，而是禀持至德家风，广施仁德，其中尤其是要做到仁德之道之中的“反求诸己（返求之于自己，即求人不如求己之意）”，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努力实践道家经典《易经》所言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从而促进自己的不断进步，这正是君子之道，也是孔孟所推崇的“仁道”，以此保持力量稳固与德行长久，这就是继承了泰伯的“至德之道”，从而让至德名邦国祚长久。

实际上，儒家在初学入德之门的《礼记·大学》所推崇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八个条目）之中，前五项条目，均是“反求诸己”与“自强不息”的具体实践。（当然，如果某些势力在“致知”这个环节为民众施以障碍，为一己之私，推行信息封锁，滥用立法之权，以邪恶与恶毒之心来立法，将真实信息的流通定为违法，实施愚民政策，那么，民众，民族，国家，也就走上了衰亡的轨道）

吴国故事已经成为过去，吴氏宗亲做为至德传人，自然要吸取至德名邦的亡国教训，弘扬至德精神，反求诸己，自强不息，兴旺延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