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伯三德说开去

崇让堂

吴鸣镝   

对吴氏文化稍有熟悉的人，都知道泰伯的三让文化，孔子称之为“三让王位，民无得而称焉”，这是泰伯的让德。实际上，泰伯之德，远不止让德。让德至上，只是做为儒家宗师的孔子，从儒家观念而得出的观点。

泰伯三让王位，是出于对周室的家国和谐与前途考虑，而做出的决定。泰伯让王位之后，第一个行动是奔荆蛮，也就是离开周国。这种放弃王位的同时，还放弃王室地位、离开王国故土的行为，是一种更大的德行。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让出王位和让出王位继承权的行为，并不少见。但是，放弃王位的同时，还放弃了王室的优厚的物质待遇与处优养尊的地位，这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即使泰伯第十九世孙季札，放弃了王位继承权，也被誉为让王位，也并没有离开故国，放弃王室地位。

泰伯让出王位之后，再离开周国，奔走荆蛮，同样是出于对周室的家国和谐与前途考虑，为了避免之后的周国可能会出现的间隙与纷争，泰伯让出王储的地位之后，远走高飞，让后来的王位继承者彻底打消了后顾之忧，也让某些人打消了从中作梗的念头，从而让周国王室和谐安宁，家和万事兴，从而周国得以兴旺发达。

可见，泰伯的离德，是比让德更高的德行。

泰伯离开周国之后，来到荆蛮之地，首先是筑城，然后立国，并建立国号。虽然泰伯自号句吴，但是泰伯并没有自封为王，而是踏踏实实地为民做事，筑起土城，保障安全，发展生产，保障生活，人民安居乐业。消息传出去之后，民众纷纷前来投奔，很快就成为一个保卫和平的大集团。泰伯这个定国安邦之德，是泰伯最大的德行。

周易曰：厚德载物。泰伯建立吴国，筑城重产，护国安民，是泰伯厚德载物的明显表现。

由此可见，泰伯的弃让王储、去国远奔、建立句吴，这三个行为所体现出的泰伯三德，比孔子鼓吹的泰伯三让，是更全面地概括了泰伯之德行。

泰伯的三德，在本质上是只有一个核心，也就是维护和谐。弃让王储之位，是为了维护周室的和谐，去国远奔，也是为了周室的维护和谐，建立句吴国，是为了自身以及民众的安全与和谐。泰伯为了这一个核心，也是为了这一个仁心，而做出的这三个行动，同样体现出泰伯的两个品质，一个是诚，一个是智。诚的表现在于泰伯为了自己的仁心与核心，而实实在在地拿出了行动，以行动来表达诚心，并不是只在空想，也不是只喊口号。泰伯的智，表现在他的成功，成功地让王位，成功地奔荆蛮，成功地建国家。虽然每一个行为都有千难万险，但泰伯均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成功。

泰伯处于万人敬仰的王储之地位，表现出的让位之德、离国之德、建国之德，从而表现出泰伯诚与智，最终实现了泰伯的仁心慈意与慈悲精神。

泰伯让王位之前，在周国是受万人敬仰的地位，泰伯让王位之后，在荆蛮也同样是受千家万户敬仰的地位。在如此尊贵之位，泰伯保持了谦逊的精神，从而维护了和谐与和平，让周国和荆蛮都得到了大踏步的发展。

然而，泰伯后裔的处境则大不相同。

牧野之战，武王伐纣之后，武王派人寻找泰伯后裔，对泰伯之弟仲雍长子周章加封，对周章之弟虞仲封为伯爵，并将离周朝首都不远的地方封土为虞国，让虞仲成为伯爵虞国的国君。后来，在齐桓公称霸之时，虞国被晋国所灭。再后来，久久未通于中原的吴国，地偏国弱，在寿梦时期，与中原相通，但却被中原各国的统治者与文人的歧视，被认为是一个子爵国家，在“伯侯公子男”五个爵位中，是倒数第二等的地位。泰伯后裔不再处于受人敬仰的地位。

这种受人歧视的不利地位，也是造成后来的吴国失败的一个原因。

有人认为，“武王追封泰伯为吴伯，故曰吴太伯。”封给周章的是伯爵地位，但是孔子主编的春秋之中，虽然寿梦己自封为王，但孔子却称吴国国王为吴子，认为只是一个子爵国家。国语索隐中记载“黄池之会，晋定公使谓吴王夫差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可见夫差毕其一生，为的是争得一个吴伯的地位，为此不惜抛弃吴王的头衔。

从这个方面来看，夫差也是一位“让王”，夫差为了获得霸主的地位（古代霸与伯相通），为了吴伯的头衔，而放弃了吴王的称号。

泰伯与夫差，同样有让王的行为。但本质是完全不同的。泰伯的让王，是在受人敬仰之位，为了慈悲的胸怀，而做出的让。夫差的让王，是在受人歧视之位，为了重新获得吴伯的称号与霸主的地位，而做出的让。泰伯居尊而持仁，夫差居卑而抗争。然而，有勇有谋的泰伯幸运地成功了，有勇有谋的夫差却不幸地失败了。

在夫差刚刚争夺到第一个歃血的权力，成为霸主之时，吴国国内却传来吴国都城被攻破的消息。之后，夫差杀了七个报信的信差，仁心己失，又为了对中原歧视加以反弹，要求鲁国“征百牢”，僭礼违制，与整个中原文明对抗，人心己失。

泰伯的成功，给人们摆出了一个启示：在处于尊贵地位之时，保持谦逊，可以取得荣耀。而夫差的失败，吴国的衰亡，也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处于被歧视的地位之中，如何获得荣耀。问题的答案可能不止一个，但显然，答案决不是“傲慢”，哪怕是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时候，也要避免傲慢。

商末时期的吴国与春秋时期的吴国，泰伯与夫差的故事，所留下来的吴氏文化，是中华古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需要中国人传承下去，并向全世界推广。这个任务，在现代，是落在了当代吴氏宗亲的肩膀上。如何传承的弘扬吴文化，是当代吴氏的一个重要命题。

在中国，儒家文化与孔子文化得到了传承与推广，这有三个原因，一是孔子所告诫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的时代，文化较为发达，孔子的言行都被记录下来，而且孔子的言辞也较为朗朗上口，所以孔子的文化传得久、传得远。而泰伯的年代，泰伯的言行很少被记录下来，所以传之无物。二是后世统治者独尊儒术，加上再后来的科举考试，只考儒家内容，所以儒家文化传承更广。三是现代中国，无论是民国初期还是文革时期，都曾经对孔子文化大加批判，而且以非常通俗的语言文字与图画的形式加以批判，从而让孔子文化妇孺皆知。

吴氏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一是不可能以批判的方式加以推广，因为大多数人不同意，人们都会以直觉认可泰伯的谦逊精神与开拓精神。二也不指望以统治者的力量来推广。那么，人们可以靠“言之有文，行之久远”这一方式来传承与推广吴氏文化。从高雅的方式来看，可以从诗与歌的形式来颂扬吴氏文化，从而加以传承与推广，从通俗的方式来看，可以用“成语、谜语、歇后语”的方式来传颂吴氏文化，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承吴氏文化，可以加快传承与推广的速度。

关于成语，泰伯后裔的吴国与虞国，都留下了不少成语，但很多都是负面的内容，虞国的故事中，留下的成语有：假道灭虢、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辅车相依。吴国的故事中，留下的成语有：叹为观止、秋风过耳、螳螂捕蝉、三令五申、疲于奔命、如火如荼，等等。这些成语与泰伯之德无关。所以，有关泰伯德行的成语，需要当代吴氏宗亲中的文化工作者发扬创造精神，创作出一个又一个成语，以弘扬泰伯精神。

关于谜语，在第四届世界吴氏宗亲恳亲大会上，曾经举办过谜语大赛，里面有一位闽南谜语专家，创造了不少谜面与谜底，都与吴氏文化有关，这个形式，值得吴氏族人们深入挖掘。

关于歇后语，这更需要当代吴氏的文化工作者加以探索与努力。

对于泰伯精神与吴氏文化的成语、谜语、歇后语的创作，不仅吴氏宗亲中的文化工作者需要努力，也需要当代的吴氏企业家们加以努力，吴氏企业家们可以用向全社会悬赏的形式，鼓励与调动全中国甚至是汉字圈的所有国家的文化工作者和人民，发挥创造精神，创作出与泰伯精神与吴氏文化相关的朗朗上口的成语、谜语、歇后语，从而加快泰伯精神与吴氏文化的传承与推广。

总之，随着吴氏宗亲活动的开展、吴氏文化的弘扬出现喜人的情况，但当代吴氏宗亲，无论是文化工作者，还是企业家，都任重道远，让我们为传承与推广泰伯精神与吴氏文化，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崇让堂

从东汉到南宋----伯渎河的痕迹
吴鸣镝   

在《吴越春秋》一书面世约100年后，公元154年，东汉糜豹在《泰伯墓碑记》中描写在糜豹之时的约1300年前，泰伯“筑城郭以为藩卫，穿浍渎以备旱潦”。这应该也是根据当地居民的相传而做出的认定。

自从越王勾践灭吴，毁吴国王室宗庙之后，至东汉糜豹时期，苏南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战乱，无论楚灭越，还是秦灭楚，以及楚汉相争、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到东汉糜豹任太守，这约628年的时间里（公元前473年到公元154年），苏南地区都不是战场。这里的人民，除了吴国王室成员四散逃开之外，平民没有受到大的动荡，相对比较安居。所以，东汉糜豹在苏州城（今七里山塘附近）重建泰伯庙之时，对泰伯庙的选址，“以宅为祠”，应该是当年吴国王室四散逃离之前，吴国王室宗庙所在之处。因为在当地安居的人民，代代相传（相传约30代），记忆不会有太大的错误。而且，宗庙在都城之内，也是正常。只是吴国从泰伯到阖闾，不断迁都，吴国宗庙也随着都城在不断迁移。可见，吴国最后的宗庙是在苏州城，以前的宗庙，是长江以东到苏州以西的广大区域内。

在东汉太守糜豹建泰伯庙的658年后（从公元154年到公元812年），《唐书》记载，唐朝刺史孟简在苏南地区修建运河孟渎，历史记载比较清淅。实际上，孟简所疏通的河道，是扬中东南到常州奔牛镇这一段。但是因为这一段河道的疏通，长江之水再次注入运河。而在这之前，长江之水是从镇江经丹阳，流到常州奔牛镇。在孟简修建运河之后60年左右，陆广微所撰的《吴地记》一书面世。《吴地记》记载：泰伯筑城于梅李墟，周三里二百步，外廓周三百余里。今曰梅李乡，亦曰梅李村。一百多年后，北宋晏殊所著的《舆地志》（非南朝顾野王所著《舆地志》）也有描述：吴筑城桥里平墟，即此地。自太伯以下至王僚，即此。城内有太伯宅，堂基及井尚在。

在《吴地记》一书面世约100年后，《太平寰宇记》一书面世，其中明确记载“泰伯开渎以备旱涝，百姓利之，为立庙于渎侧。”表明泰伯渎与泰伯庙相伴相随，距离很近。其中还记载“太伯渎西带官河，东连范蠡渎，入苏州界，澱塞年深，粗分崖岸。元和八年，刺史孟简大开漕运，长八十七里，水旱无虞，百姓利之。”描述了泰伯渎的长度（八十七里）。

《太平寰宇记》一书面世后约280年，南宋《咸淳毗陵志》载：“太伯渎在县东南五里，西枕运河，东达蠡湖，孟简尝浚导，袤八十七里，广十有二丈。”描述了泰伯渎的宽度（12丈，约30多米宽，据现代测量，水深约1.4米）。

现在的京杭大运河，在无锡惠山脚下，从西北向东南流过，也流入了与泰伯渎所接的古运河。泰伯渎的水，也主要是从长江而来。长江之水，从惠山脚下的京杭大运河，经古运河，流入泰伯渎，江水经过梅里泰伯庙，与现代人所修的泰伯大道平行（流经梅里泰伯庙的泰伯渎，宽约30米），再流经鸿山泰伯墓以南五里处，流到鹅真荡（鹅湖），进入苏州地界，经常熟虞山（泰伯之二弟仲雍之墓所在的山峦）之西麓，再流回长江。

一条泰伯渎，连接着鸿山与虞山。从鸿山到虞山，水路约60里。或许在三千年前，在泰伯“自号勾吴”之后，泰伯仲雍开凿的这条水道，借助鹅真荡之湖的天然水路，吴国的活动范围，从无锡惠山、锡山、鸿山一带，扩展到虞山。

伯渎河，记载着泰伯仲雍的丰功与伟绩。

崇让堂

简介

吴国在春秋初期的吴子夷吾或吴子禽处的时代，即越过长江，占领邗国，到吴子句卑（吴王寿梦的祖父）时期，吴国的势力曾达到现在的山东阳谷（泰山以西二百里处），成为泱泱大国，但后来被齐国掠夺了一半的国土。到寿梦时期，吴子寿梦自封为王，成为姬氏诸侯之中，第一个自封为王的国君，从而成为姬氏诸侯之中第一个明目张胆地破坏了周朝礼制的国君。泰伯所创建的吴国，在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末期，斗志昂扬，积极进取，斩获颇丰，威震华夏，称霸群雄，似有一统天下、代周而立之势。吴国的最后七个国王，对于吴国霸业，虽然抱有“成功不必在我”的谦逊精神，在努力奋斗的同时，十分注意掌握分寸，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力来把握战争的规模与频率，但是，即使如此，吴国最后的七个国王之中，仍然有五个国王死于非命，这是空前绝后的现象。在最后一任的吴国国君夫差时期，放弃了“成功不必在我”谦逊精神，丧失泰伯至德精神，希望“成功必须在我”，所以，虽然自以为自己的心中有分寸，但发动战争的规模与频率没有掌握好，有些超出国力之上，而且任用了贪图物质享乐的佞臣，不仅造成人才枯竭，而且造成资财枯竭，最后无力支撑战争，最终丧失了至德名邦、泰伯之国。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吴氏宗亲做为泰伯传人，理应传承和发扬至德精神，高举至德大旗，以德弘德，促进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泰伯之国的消亡，在于丧失了泰伯至德精神，夫差没有处理好国内的人才使用，同时也在于夫差没有处理好越国的人才团队，反而让越国的人才团队影响到吴国的人才团队，从而造成国内人才的枯竭与资财的枯竭，而后衰竭而亡。人对了，世界就对了。人错了，一着错，着着错。



吴王夫差 与 诸葛孔明

吴鸣镝

毛泽东熟读经史，他的历史观在他的诗句中表述出来----“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指，他不相信史料中的传说，也不相信史料传说中的道德力量甚至意志力量。比如他认为牧野之战商纣王的部队临阵倒戈，不是因为周国的仁德之政美名传，而是商纣王刚刚在对东夷的战争中取胜，周武王趁商纣王攻打东夷的时候，起兵攻打商朝，商纣王用对东夷的战争中获得的俘虏抵抗周武王的进攻，结果这些东夷的俘虏兵临阵倒戈，导致商纣王最后一败涂地。

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历史说，也谈到了史料（尤其是正史的史料）的可信度的问题，史料中的人物，要么是不断地被美化，要么是不断地被丑化。尤其是对战败者的污名化，在历史上并非鲜见。

吴王夫差，做为一个让至德名邦与东南强国烟消云散的当事人之一，被污名化的可能性更大。

一、吴国的历史

吴国的历史是模糊的，尤其是吴国的早期历史，这应该与吴国过早的亡国有关，这样的结果是，对于吴国早期来说，减少了历史层累的现象，但是对吴国的晚期，却增加了历史层累的行为。

泰伯立国之后，古书记载的吴国与中原文明（华夏文明）的第一次接触，是吴国国君周章的弟弟虞仲被周武王分封到夏朝的故都，建立虞国，这是一个爵位为第一等的公爵国家，同时吴国被封为爵位是第四等的子爵国家。在虞国传到十二世的时候，虞国被晋国灭亡，不知道在虞国祭祀的泰伯庙是否也被毁，因为泰伯也是姬姓晋国的先祖之一。这个时间是公元前655年。

古书记载的吴国与中原文明（华夏文明）的第二次接触，是在虞国灭亡之前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58年，齐桓公即位的二十八年，吴王寿梦的祖父吴子句卑主政时期，据管仲的《管子 大匡》记载，吴国军队攻打到齐国的谷城（即现在山东聊城的阳谷县和东阿县一带，这里是武松的故乡，是武松打虎和担任都头的地方，这一带还有西楚霸王项羽的墓），此处是在淮河以北500里的地方。史称“吴人伐毂（谷）”。

这表明，这个时期，在泰伯立国约500年后，吴国的势力范围，己经从长江南岸的方圆五十里的子爵国家，向北扩张500里以上，发展到淮河以北，占据了从江之南到淮之北的广大的江淮之地。此时，是在夫差时代的130多年前，句卑的吴国，是疆域不比夫差时期小多少的大吴之国。《史记 楚世家》载：“齐桓公称霸，楚亦始大。”实际上在齐桓公称霸之时，吴国己经很庞大，只是后来被齐国压制。

这也表明，吴国最迟是在句卑的祖父吴子“转”和句卑的父亲吴子“颇高”时期，吴国就开始从长江以南向北扩张。吴子“转”是中国进入春秋时期之后（也就是周朝的平王东迁之后）的第三位吴国国君（平王东迁之时的吴国国君是吴国的第十三任国君“夷吾”，是吴国国君“转”的祖父）。这个历史事实，一是说明吴国国君的积极扩张发展壮大的进取精神，也说明了吴国国君骁勇善战的风貌，至迟从吴王寿梦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就开始了，二是说明，无论是不是传说中的古公亶父让泰伯仲雍到达长江以南，有战略部署的意图（让吴国从南边配合周国从西边进攻商朝），以及存留血脉的意图（即使翦商失败，姬氏一脉还可以延续），吴国国君此时，在周王室受犬戎攻击而将都城东迁之后，在吴国国君的心中，己经产生了护周（保护周王室）的意图，甚至有代周而立的意思（如果周王室确实衰微，就主动承担起姬氏继续统领天下的重任，周天子变换为吴天子，但依然还是姬氏的血脉）。因为有资料介绍，在春秋初期（即平王东迁不久），吴国就出兵占领了长江以北的邗国（夫差开凿的邗沟即在此处）。这是在吴国国主夷吾或禽处（分别是吴主句卑的高祖父与曾祖父）的时期。

古书记载的吴国与中原文明（华夏文明）的第三次接触，约在公元前651年，也是吴主句卑主政时期。据管仲的《管子小匡》记载，齐桓公东救徐国而攻打吴国，并且夺去吴国一半的国土。史称“分吴半”。吴国在句卑主政时期的北进，受到齐国的严重打击，吴国的势力范围退到了淮河以南的地区，从江淮大国变成为长江下游的国家。

另外，在管仲的《管子 小称》中，记载了毛嫱和西施的事迹。由此可见，西施是吴主句卑时期的人，是吴王夫差祖父的祖父的时候的人，西施与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没有任何交集。

历史记载的吴国与中原文明（华夏文明）的第四次接触，是公元前601年，这是寿梦的父亲吴主去齐执政时期，这一年，楚庄王灭掉了大别山以西的蓼国和大别山以东的舒国，楚庄王与吴、越两国结盟而还。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吴国与越国开始成为楚国的附属国。这是《左传》记载的内容，也是吴国和越国第一次进入正史之中。从去齐这两个字的含义来看，此时的吴国不再以齐国为霸主，而是离弃齐国，改以楚国为霸主。

历史记载的吴国与中原文明（华夏文明）的第五次接触，是公元前585年，寿梦刚刚即位不久，就去洛阳朝拜也是刚刚即位不久的周天子（周简王）。如果按照后来在黄池会盟上周敬王称夫差为伯来看，寿梦是周简王的伯父。在经过楚国时，寿梦曾观摩诸侯礼乐。从洛阳回来之后，寿梦即仿照楚国，自封为王，也就是表示不再以楚国为霸主，而是离弃楚国。之后，寿梦攻打郯国并战胜郯国。这个举动受到晋景公的注意，并启动了联吴制楚的战略。晋景公派大夫巫臣（也称屈巫，楚国人）及其子狐庸（屈狐庸）出使吴国，教吴国兵车之术。

从此，吴国与中原文明（华夏文明）的联系与交往（战争、出使、联姻），开始千丝万缕，密不可分。吴人与华夏民族开始了不断的融合过程。在此之前，吴国在历史记录中是模糊的，在攻伐之战中，记载的只是“吴人”二字，即无军队主帅的名字，也无军队人数的记录。而在这之后，吴国的攻伐之战，基本上都有了军队主帅名字和军队人数的记录。

到了寿梦的长子长孙吴王阖闾时期 ，楚人说吴国“今而始大， 比于诸华。”子夏甚至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反映了当时四海之内的华夏与吴国的融合己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之后吴国发展迅速，史载“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吴国从取得晋国的战车，到获得楚国的伍子胥，以及齐国的孙武子，从而吴国得到这三大强国的先进文明与文化，最后终于在柏举之战，破楚入郢。

不过，就象一百多年前，吴国遇到齐国那样，这时候吴国遇到了秦国，秦国在被许诺得到商於之地之后，出兵攻击吴国（秦国出兵，其实与申包胥在秦庭大哭七天关系不大，申包胥哭秦庭，只是秦国为美化出兵而找来的借口，秦国出兵的真正原因，是楚昭王答应复国之后，将商於之地送给秦国）。在秦国的进攻下，在楚国的吴国军队退回吴国。一百多年前，吴国受到齐国的打击，而从淮河以北退到淮河以南。这次同样，吴国受到秦国的打击，而从大别山以西退到大别山以东。

到吴王夫差时期，吴国再次与齐国较量，吴王夫差曾三次攻齐，第二次攻齐，是在开凿了邗沟两年后，不顾伍子胥的劝阻，发动了艾陵之战，并成功地击败了齐国，雪洗百年前吴国裂土失地的耻辱。这也许是子贡和伍子胥所不能理解的。有的书籍记载这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的设计与游说的结果，其实不然，这其实是吴国王室的世仇与心结。吴王夫差在艾陵之战两年后，举行黄池会盟，在这个会盟中，夫差不再称王，而被称为吴伯，因为称王而会盟，并接受周敬王的赐赏，与礼制相违。周天子（周敬王）也按姬族的辈份，称夫差为伯。而且在会盟中，夫差在得知吴国国都被越国攻陷，太子被俘的消息之后，仍然布置军阵，全力与晋国争当盟主之位。

总的来看，吴国对楚国和对齐国的打击，客观上保护了周王室，因为楚国和齐国的王室，并非姬氏后裔，如果楚国和齐国的扩展不受到扼制，姬氏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当夫差在黄池与晋国争霸时，这个时候的争斗，就立即转为姬氏内部的矛盾。因为晋国王室也是姬氏后裔。在黄池会盟之时，对于晋国出言“于姬姓我为伯”，夫差喊出“于周室我为长”的时候，夫差的霉运就开始了，而晋国的霉运也开始了。夫差不久亡国，晋国在不久之后，也被一分为三，形成了赵国、魏国、韩国。如果说祸从口出是确有其事的话，吴国与晋国之祸，确实是从黄池之会的姬氏内部相争而出言不逊开始，最后双双灭亡。

这或许是姬氏先祖在天之灵，对子孙内部相争的惩罚。无论吴国还是晋国，攻伐楚国或者齐国，关系不大，因为这两国是外姓国家，但是如果同姓相争，先祖在天之灵不会饶恕。这对现代的同一姓氏的宗亲会内部的相处关系，不能不说是一个警示。


二、吴国的消亡



从历史上看，吴国的消亡，是吴国几代君主的失误叠加而成的。

寿梦自封为王，虽然有与楚抗衡之意，但这样做，己让周天子和天下诸侯产生了严重的敌意，虽然，按辈份来看，当时的周天子（周简王）是寿梦的侄子辈，而这更增加了周天子的心中不安，按礼数，周天子不能指责自己的伯父寿梦，按实力，更无法指责远在天边、而且正在渐渐强大之中的吴国的国君。而且，寿梦自封为王，也是一件严重破坏了周室礼制的大事。在当时，自称为王的，有楚国和徐国，楚国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所封，而徐国的历史比周朝还要久远，更重要的是，楚国和徐国都不是姬氏之国，寿梦是众多姬氏之国的国君之中自封为王的第一人。这让周王室尤其是周天子，产生的不仅是敌意，而是惶恐不安，甚至是极为厌恶，而且是长期的几代人的厌恶。

不仅如此，在历史上看，吴国一直是以攻伐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从平王东迁开始，吴国就开始向北扩展，与楚国向东发展一样，不断地进攻，这不仅仅是让各个诸侯厌恶，而且是让诸侯深感为患，认为吴国是一个只知扩张、不知和睦相处的祸害。寿梦的自封为王，大大加深了各诸侯国的担忧。

总之，寿梦的自封为王，得罪了一大批周王室成员和姬氏诸侯，虽然他们嘴上不说，甚至还会表示轻蔑。

不仅如此，寿梦的自封为王，也得罪了吴国的一批正在以满怀崇敬之情，积极学习周礼和中原先进文化的士人与贵族，这其中包括寿梦的第四子季札。季札是一个贤人，崇尚以和为贵，他不愿意继承寿梦的王位，口头上的理由是要学习曹国的子藏辞让君位（曹国是公爵国家，曹国国君并没有自封为王），以示自己的清高，以示自己不热衷于追求名利荣华富贵，但实质上的理由，很有可能是出于对寿梦自封为王而破坏周室礼制的极度不满，但是季札不仅决不敢直言，而且不敢有一丁点的表示甚至暗示。尤其是，对于以推崇周礼而闻名于世的贤人季札而言，如果自己继承王位，登基王座，戴上王冠，那么，再面对天下，剩下的只有尴尬，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按现代人的说法，是读书没读到肚子里去，而是读到腿肚子里去了，书是白读了。这种口言而实不至、说到做不到的状况，只会给天下人以口实，说吴国是一个蛮邦，而非至德名邦。这必然将对季札本人的形象，以及吴国的形象与吴国的发展，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所以，季札坚决不接受王位。

也就是说，寿梦自封为王，表面风光，表示自己不畏王权，表示自己要与楚国徐国抗衡，表示自己要与楚国徐国平等，不输于楚国徐国，但代价是给吴国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带来了诸多不和的因素。无论是治国还是争霸，人和是第一要素。当内部与外部均处于不和谐不和睦的状态之时，内部的和平与发展也就出现障碍，亡国的因素也因此而初现端倪。

实际上，按照封建礼制，古代的王与侯的区别，只是宫室大小，妻妾多寡的区别，在以实力为背景的春秋时期，称王与不称王，宫室大小与妻妾多寡的礼制，限制不了任何爵位的诸侯国君的享受。吴国即使继续顶着第四等的子爵头衔，只要实力足够，同样无往而不胜。

吴王寿梦的长子长孙吴王阖闾，在发动柏举之战之前，于公元前510年攻打越国（此时是越王允常执政时期），当时的星相家史墨认为，这一年，太岁在越国，吴王犯了太岁，将会在四十年内亡于越。虽然古时的贤人也知道，国之兴衰存亡，主要在于人和，但是也有很多人却在意迷信的那一套学说，而且迷信也是心战（心理战）的重要部分。更重要的是，这种迷信理论，给敌国增加了必胜的信心。

吴王阖闾在思考王位继承的时候，与伍子胥讨论这个问题，这也犯了一个大错误。古代在王位继承上，最大的禁忌是与大臣讨论这件家事。最后结果是伍子胥推荐夫差为王位继承人，后来夫差成为吴王之后，伍子胥自然就有了在夫差面前骄傲的资本，再加上夫差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时候产生的傲慢，以及暴烈的坏脾气，从而让伍子胥自杀，这一事件，极大的影响了吴国各级军民的心理。吴国的人和之失与人心之散，在此进一步严重化，亡国之源，就在于此。这也不是完全是夫差一个人的失误，也是阖闾的一时不慎重，一着错，着着错。

可见，寿梦与阖闾的举措，为吴国的消亡埋下了伏笔。当然，大多数人都认为吴国的消亡，原因只在于吴王夫差释放了越王勾践，从而为夫差的仁慈表现而痛心不己，从而形成一个在道德上的悖论，一方面强调吴祖泰伯的至德之仁，一方面反对夫差的不杀之仁。从而认为杀身成仁的，只应该是个人的高尚行为，而杀人保身，才是一国之君应该做的，因为国家之事，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牵涉到一大批人、一个阶级的大事。从而认为国君不应该做为仁的表率而存在。

其实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判断问题。

夫差的一大失误，在于让伍子胥自杀，而不是不杀勾践。夫差的另一大失误，在于在继承王位的时候，提拔伯嚭为太宰，而不是不杀勾践。夫差提拔伯嚭，原因应该有几点，想当年，在柏举之战之中败退回国的孙武子，可能出于心灰意冷，或者出于心满意足（孙武子的兵法己流传于世），或者出于难辞其咎，总之，孙武子退居二线，或者隐退起来。在槜李之战之中，吴王阖闾阵亡之后，伍子胥也或者是难辞其咎，或者是其它原因，总之不被重用。而夫差与伯嚭，在柏举之战中，应该是曾经并肩作战过，伯嚭熟悉战射，得到夫差的欣赏，从而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友谊，二是伯嚭善于拍马与拉关系。但是，伯嚭贪图物质享受的性格，使之无法成为一个让贤与荐贤的人，必定要阻挠其它贤才出现在吴国以及出现在吴王夫差的周围，没有贤人扶佐，夫差的视野被大大地闭塞了，亡国指日可待。

杀了勾践，是历史假设，谁也不知道杀了勾践之后，会再有什么事（包括举足轻重的小概率事件）会发生。

在春秋时期，人们认为东南方有霸主的征兆，东南方是吴越两国所在之处，而历史上，谈到吴国灭亡的时候，不止一个人谈到了上天，这确实是一种诡异的现象。

范蠡说，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以吴赐越，越其可逆乎天。范蠡将吴国的灭亡，归咎于吴国不取越国，而不是不杀勾践。伍子胥说，上天要吴国灭亡，那就让吴国战胜齐国。伍子胥把吴国的灭亡，归咎于吴国战胜了齐国，把国力消耗在齐国，却从齐国得不到任何补偿。孔子对子贡说，上天让太宰伯嚭降生，就是要用他来灭亡吴国的（所以有人说伯嚭己死的时候，孔子决不相信，认为吴国不亡，伯嚭不会死）。

夫差的失误，确实是在于没有解决越国的问题，夫差以“替父报仇”为口号开始，最后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让越国完整复国，放弃报仇，相当于对先祖的在天之灵失去信用，不守信用，不遵承诺，这是一个重大的道德问题。夫差认为，为自己树立一个光辉形象，远远大于对先祖诺言的遵守。这是一个自私的行为，夫差的失国，也许是上天对这种不守诚信的自私行为的惩罚。

与其说夫差亡于不杀勾践，不如说夫差亡于不统治越国。但是，越国容易取，越族却难以治。这一点，楚国和秦国都证明了这一点，后来楚国灭越，但是楚国在钱塘江一线，就被挡住了前进的步伐，秦国占领越地，也同样如此，秦始皇灭楚之后，置会稽郡，郡所在吴（苏州），而不是钱塘江以东地区。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下令越地的居民全部迁徒到江淮一带，才彻底解决了越国的问题。

历史证明，夫差对越国的谨慎，这个判断没有错，后世的大国、明君猛将，对于越国，都是谨慎处理，知道不能陷入泥沼之中，而不是如同伍子胥建议的那样，杀掉他们的头领就万事大吉。实际上，如果伍子胥真的认定了杀掉勾践可以解决问题，为何不找个刺客杀掉在吴国服役的勾践？要知道，当年他可以找到了一个刺客来杀掉护卫森严的吴王僚。

消灭一个国家，再让这个国家重建，这在春秋时期是常见的事。有人说，春秋无义战，实际上春秋时期的很多战争，都是义战，都是在维护周王室的尊严与各国民众的尊严而战，战争的发动，常常是因为某国对周王室不尊重（要勤王），或者是对本国民众的虐待（伐无道），当然，人们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如果仅仅是以对周王室不尊重或对本国民众的虐待为借口，只是在本国强大的时候来攻伐某国，这种情况，才可以说不是义战，不是为正义而战。

夫差的失误，不仅仅在于轻易就释放了勾践，而且是轻易地释放了勾践的团队，而不是不杀勾践。夫差完全可以优待勾践并软禁勾践，给予有限自由，或者重立傀儡政权，以宽仁之政对待越国人民，以此表现出仁德古风与情怀，或者翦除他的得力谋士，比如范蠡与文种。夫差可能忘记了，吴国的兄弟之国虞国，就是因为失去了贤人百里奚而亡国，反而让秦国以五张羊皮得到百里奚，从而让秦国走上强盛之路。

夫差为了取得好名声而且保证自己不危险，有很多种办法，而不是只有杀掉勾践。对于这一点，伍子胥为何不提一句，确实是一个谜，尤其是伍子胥对待范蠡和文种的那种不作为的态度。伍子胥清楚地知道，从勾践身边拿开范蠡文种，越国力量的消弱，将是决定性的。毕竟，让一个国家强盛的，是一个团队，而不是哪一个人。

实际上，对于越国，夫差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难题，这个难题并非掉杀掉勾践即可解决，这个难题，七百年后的诸葛孔明也遇到过。

公元223年，因为在夷陵大战中，刘备败亡，云贵川地区的土著皆背叛蜀国，两年后，诸葛亮发动蜀国的统一战争，也就是平定土著的叛乱。马谡向诸葛亮提出，对这些土著要采取攻心战略，诸葛亮接纳了这个建议。为此诸葛亮攻取了四川西昌、贵州黔南、云南曲靖，迎战孟获。和夫差一样，诸葛亮的心意在北方，又知道南人叛乱问题的严重性。孟获也与勾践一样，在当地很得人心，为当地人所信服。于是诸葛亮攻心为上，要孟获心服口服，从而让土著顺服，经过七擒七纵，孟获及其他土著首领终于对诸葛亮彻底信服，孟获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并与诸葛亮盟誓，蜀军归还后，诸葛亮不再委任官员来统治土著，而是重用地方势力，保障其既得利益，以怀柔政策，大量起用当地上层分子，虽然诸葛亮的“七擒七纵”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南方的叛乱问题，但在此后，也没有再发生过大规模叛乱，诸葛亮的举措，成功地保存了蜀国的国力不被大量消耗于南方，使诸葛亮能专事北伐中原，后方保持安定。

诸葛亮成功解决了这个难题。吴王夫差也试图用相同的办法解决相同的难题。但是吴王夫差忽视了范蠡和文种的力量，这如同如果孟获有司马懿或庞统这样的谋士的帮助，诸葛亮再想七擒七纵、攻心为上，那就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际上，从历史记载来看，勾践回国之后，曾数次要攻打吴国，都被范蠡拦住，认为时机不成熟，如果没有范蠡的干涉，夫差对勾践七擒七纵也不是难事。

公元496年，夫差继承王位后，夫差与伯嚭的团队厉兵抹马、励精图治、操练军队，公元494年，勾践攻打吴国，在夫椒被夫差与伯嚭打败，两年后，勾践到吴国服役，又两年后，勾践被释放回国，开始阴谋复仇计划，然而阴谋只维持八年。勾践回国后，夫差与伯嚭三次进攻齐国，其中第二次进攻齐国是在开凿邗沟之后，并得到了勾践出兵帮助，第三次进攻齐国，夫差与伯嚭是出动吴国海军，但以失败而终。之后，在公元482年，夫差于黄池会盟之时，勾践偷袭吴国，获得成功，虽然如此，但之后的越国，也无法再向吴国施展阴谋，因为吴越两国的敌对矛盾，此时己经完全公开，之后两国之事，完全是阳谋，而不是阴谋。又过两年，勾践再次发动对吴国的进攻，奇怪的是，夫差和伯嚭在这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并没有象当初他刚刚继承王位的时候那样，奋发图强，重新振作起来，终于在笠泽被勾践打败。再过两年，勾践再次进攻吴国，夫差和伯嚭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也同样没有振作起来，还是被打败。第二年，勾践最后一次进攻吴国，并将吴国都城包围起来，并围困三年，夫差与伯嚭还是没有办法振作起来，最终亡国，夫差自杀，伯嚭被杀。

可见，稍微细看吴越争战史，就可以见得，吴国之亡，完全不是因为夫差不杀勾践，夫差对勾践的可能的叛乱有着清醒的认识，也认识到杀了勾践并不能解决越族叛乱的问题，越国虽弱，但百越之族，如百足之虫，死而不疆，杀了勾践，也消灭不了越族的叛乱与偷袭的力量。吴国之亡，在于没有处理好自身的人才安排，一是没有处理好功臣伍子胥的晚年，造成吴国国内人心的散失，二是没有拆散越国的君臣团队，造成越国凝聚人心，三是重用伯嚭，造成吴国的人才出现枯竭。实际上，对伍子胥的不良处理，以及对越国君臣的不良处理，与伯嚭有着直接的关系，归根结底，对伯嚭的重用，是吴国亡国之因，而非不杀勾践。一个勾践，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不过，伯嚭只仅仅是造成了吴国的人才枯竭，吴国真正的枯竭，是财力的枯竭。刘伯温在元朝的时候所写的《郁离子》一书，以寓言的形式，描述了夫差的一件事，即吴王吝赏。

吴国国都姑苏被越国包围，吴王派伯嚭发动民众抵抗。民众不满地说：“我们打仗战死了，父母妻儿却没有保障；侥幸战胜了越国，又不归功于我们，这仗怎么打？”伯嚭把这话报告给吴王，请求颁发奖赏，吴王吝啬不肯发放；伯嚭请求给予大夫的俸禄，吴王左顾右盼地面有难色。夫差的孙子姬雄说：“暂且答应他们，敌人退了，兑现不兑现再说。”吴王于是让伯嚭发布命令。但是有人说：“夫差喜欢骗人，肯定是在欺骗我们。”于是民众说：“暂且答应夫差，但是越军来了，抵抗不抵抗在我们。”于是，夫差登上城墙督战，而民众却不迎战。伯嚭与夫差向越国请求讲和，越国不同意不答应。于是夫差自刎而死，泰伯之国就此灭亡。

这个寓言，表明了夫差吴国的财力枯竭，国家财力不足，无法照顾烈士家属，无法赏赐能干的勇士，夫差只能用忽悠的手法蒙骗民众，然而蒙骗的手法无法长期使用，吴国民众不再上当，吴国最终只能灭亡。

人才枯竭与资财枯竭，这是吴国的亡国之因。

人才的枯竭是由于任用佞臣（伯嚭），资财的枯竭却是由于连年争战。有人也一针见血的指出，资财的枯竭，是因为吴国的精兵制度。以精兵作战，可以克敌制胜，但对奋力作战的精兵加以赏赐，也是必须的，不仅赏以钱财，还有赏赐土地，但是连年争战，而至无财可赏、无地可赏，从而精兵也懒于克敌立功。到最后，吴国的精兵制消亡于无形之中，国家随之而亡。后世的秦国，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是开疆扩土，从而赏赐的财源一时不会枯竭，二是严刑峻法，以依法治国的借口，想办法把赏给军士的财产土地再没收回来。而夫差则做不到这一点，一是在攻打齐国之后，夫差吴国就再有没有扩张，没有新的财源，二是夫差也做不到对功勋之士以严刑峻法，依恋旧情旧功，不肯把赏给军士的财产以巧取豪夺的方式再没收回来，这也与阖闾说夫差是妇人之仁的评价相合。

可见，简单的说，泰伯吴国之灭亡，是因为失去了至德精神。

因为失去了至德精神，所以傲慢自大，自封为王，造成了国内与国际的不和谐，封建贵族和知书达礼的士人对之而言，是人人皆曰可杀。吴国王室成为了被一些人诅咒的王室。

因为失去了至德精神，所以，连年攻伐杀戮，不仅造成了国内与国际的不和睦，而造成了资财的大量消耗。从寿梦到夫差，吴国的最后七个国王，有五个是死于非命，或战死（诸樊、阖闾、夫差），或被刺杀（余祭、吴王僚），可见吴国对于争战的激烈程度。

因为失去了至德精神，与贪图财货之人（比如伯嚭）亲近，从而闭塞了贤才上升的通道，造成人才的枯竭。最后，小小的越国，也以摧枯拉朽之势，让吴国消亡。

本来，失去了至德精神，泰伯吴国也就不成为泰伯吴国，也就没有了精神，只剩一个躯壳，从而任人宰割。吴国之亡，并非不杀某个特定的人。


吴氏宗亲做为泰伯传人，传承和发扬至德精神，对维护吴族的生存与和平发展，至关重要，对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和平发展，也至关重要，对维护世界的生存与和平发展，同样至关重要。世界各地以弘扬吴氏文化为己任的吴氏团体，当无愧于吴氏先祖，高举至德大旗，以德弘德，让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