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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究竟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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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27 15:14: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梅里”,究竟在何处
——兼谈句吴国和吴文化历史

作者:吴龙保

撰稿人简要情况:吴龙保,男,1941年12月生。吴太伯105代孙。皖怀宁人。1958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1961年至1991年共从军30年,在军队曾担任过团、旅、师领导职务。军委主席邓小平授于大校军衔。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参加过全军军事大比武,被评为神炮手。在部队曾获优秀教员、模范干部称号,三次记功。曾受到国家主席杨尚昆等十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部队高级将领的接见。退役后任镇江市民防局局长。退休后居镇江市健康路28号2栋304室。邮政编码212001  。2012年08月吴龙保在宜兴参加了CCA老兵创业商会第一届二次大会(CCA老兵创业商会由一群来自全国各地怀着创业梦想、退役不退色的退伍军人于2011年7月30日在杭州市创立)。2013年7月1日出版《乐在其中》作品汇集



“太伯奔吴”,史籍有载,世人传颂。

遗憾的是,史籍对句吴国的史事均语焉不详,没有明确地记述太伯所奔之地的具体位置。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卷一吴太伯传》载:“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还有其他一些史书也提到“太伯居梅里”、“太伯葬梅里”。因此,“梅里”成了后人研究太伯及句吴国和吴文化历史的焦点。这个“梅里”到底在今哪里?
多少年来,由于某种原因,或者说由于某种利益的驱动,社会上先后出现了两种“梅里说”:其一,太伯(泰伯)所居的梅里是指今江苏南京市与安徽马鞍山市交界处的小丹阳横山一带(以下简称小丹阳横山梅里说);其二,太伯(泰伯)所居的梅里是指今江苏无锡市梅村镇梅村村集镇(说梅村村这个村庄古时叫梅里。以下简称无锡梅村梅里说)。
两种“梅里说”,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或者都不正确。
“有据不书是弃祖”。为了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吴姓人负责,我们认为有必要把现有的证据清楚明白地告知世人,明确孰是孰非,还太伯所居“梅里”以本来面目。
“梅里”与句吴国和吴文化紧密相连。要把太伯所居的“梅里”位置说清道明,必须联系句吴国和吴文化历史。本文拟从三个方面立体型介绍、对比、分析:
一、从史籍记载和现代有关专著考证
史籍虽然没有系统、明确地记述太伯所奔“梅里”的具体位置,但我们可以从其“碎片化”记载中略知一二。
东汉时会稽人袁康、吴平所著的《越绝书·卷第八》载:“传闻越王子孙,在丹阳皋乡,更姓梅,梅里是也。”笔者遍查地方志,查找历史上有没有“丹阳皋乡”这个地方。结果在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委员会编的《横溪镇志》中找到了。该镇不但古有皋乡,而且秦始皇建大秦王朝时就设有丹阳县,县治就在该街道委员会的丹阳镇(编者注:今人为了区分江苏镇江丹阳市,俗称该镇为小丹阳)。唐人陆广微《吴地记》注云:“梅里,又名番丽,今横山”。《吴郡志》(引《世本》)曰:“梅里,一作梅李或蕃离”。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世本·居篇》云:“吴孰哉居藩篱,孰姑徙句吴。”东汉宋忠注:“孰哉”是仲雍的字,“孰姑”是仲雍十九世孙寿梦的字。古时,番丽、蕃离、藩篱读音相同,写法不一样。战国时期的《左传》载:“鲁阳公十年楚子婴齐伐吴取鸠兹至衡山”。清代史学家、汉学家钱大昕《廿一史考异》说:“衡山,即当涂的横山”。《左传·卷二十九考证》载:“衡山或曰丹阳县之横山,离鸠兹不远”。今安徽芜湖古名“鸠兹”,和小丹阳横山邻里相望。
这些史籍片段反映了两个信息:一是商代时期越国势力一度达到了梅里一带;二是梅里、番丽、蕃离、藩篱、衡山、横山等地名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即今当涂、江宁、溧水之间的横山一带。马鞍山市博望区《横山文化》对横山古名的记载与上述一致,还介绍了寿梦到横山祭祖情况,并说句吴国一直奉横山为祖庭。
屈原《天问》:“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孰期夫斯,得两男子?”屈原赞美句吴有了太伯、仲雍(两男子),才能在南岳(丹阳衡山)一带居住,吴国才得以国运长久。可见太伯、仲雍居住在丹阳衡山是古代民间皆知的大事。
许倬云《西周史》载:“太伯们过秦岭,经汉水上游河谷进入湖北,又由江汉东徙而来到宁镇地区。”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太伯奔荆蛮”。这个“荆蛮”在今哪里呢?因楚国起源于今湖北荆山一带,所以中原统治者称楚国为荆楚。一般来说,“荆”是指楚国,“蛮”是中原人对南方人的貶称(即粗野、凶恶、不开化的意思)。广意地说,“荆蛮”就是泛指楚国。但从史籍有关记载看,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荆蛮”应是指特定的地方。              
唐人司马贞《史记索引》说:“荆蛮,地在楚越之界”。按照司马贞的解释,司马迁此处所说的“荆蛮”地在越国边界处,不是越国内地。小丹阳横山一带当时正处越国边界地(今无锡梅村当时处越国内地)。可见,司马迁所说的“荆蛮”也是指今小丹阳横山一带。
《太平御览·丹阳记》云:“丹阳县东十八里有横山,连亘数十里。或云,楚子重至于横山是也。”所云子重攻横山之事发生在公元前570年。当时楚军克吴地鸠兹(今芜湖)后进军横山,但吴国突以水陆奇兵拒战,使楚军大败。这也说明小丹阳横山是吴国的“祖庭”,因而防卫有力。
今小丹阳镇地处江苏南京市与安徽马鞍山市交界处,集镇北片属南京市江宁区管辖,集镇南片属马鞍山市博望区(原属当涂县)管辖。该集镇上有两个镇机关,一个属江苏南京市的丹阳镇党委、政府,一个属安徽马鞍山市的丹阳镇党委、政府。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此地非常悠久而特殊的历史。   
“丹阳横山(衡山、梅里、番丽、蕃离、藩篱、横望山)跨于当涂、江宁、溧水三县,主峰高459米,东西约22.5公里,南北约16公里,周围40公里。由62条主要山脉组成。”横山东北部今属南京市江宁区、溧水区,西南部属当涂县(编者注:今属马鞍山市博望区)。横山是宁镇山脉的起点。其处有两壁相峙如门,故称石门。南边壁上有摩崖石刻“石门”二字,传为唐人书刻(编者注:据《横山文化》和横山林场职工介绍,此石门是当年太伯所建的句吴国南面防守重地)。石门之内的山谷中有一长达数里的泉溪从石门中间流出,大旱不涸。此或为李白所云“石门流水”也。
笔者先后五次到小丹阳横山一带实地调查,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各种传说和地形地貌,无不印证了史籍有关太伯在此建句吴方国的记载。
清康熙《太平府志》:“横望山在郡治东北六十里永保乡,高二百丈,周八十里。苍翠亘天际,与江宁、溧水接壤,丹阳湖在其南。春秋楚子重伐吴至衡山,即此。四望皆横,故名。”
中山大学人类系教授商志潭先生《吴国都城的变迁及阖闾迁都苏州的缘由》指出:“《吴越春秋》、《吴地记》皆言:吴太伯居梅里,死后也安葬于此;《吴地记》注云:‘梅里,又名番丽,今横山’;明代洪武年陶宗仪编撰的《说郛》,万历中年吴馆校勘的《古今逸史》,天启时樊维成、钟人杰分别辑刊的《盐邑志林》、《唐宋丛书》,还有清初顺治朝曹溶辑成的《学海类编》等丛书中的《吴地记》注皆如是;清嘉庆乙丑年(1805)张云鹏《学津讨原》所收录的《吴地记》注亦然。说明前儒皆以梅里即横山。”(见《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镇江博物馆原馆长、资深研究员、全国知名考古和文物鉴赏家萧梦龙在其《吴国的三次迁都试探》中指出:“衡山地名很多,实际应是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指出的在南京江宁县,或钱大昕《廿一史考异》卷四所说的皖南当涂县北横山(古衡与横通用)。”(见《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吴文化史丛》:“《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伯奔吴时,土著荆蛮人‘归之者千余家’,当系这样的台形聚落家族。” (江苏人民出版社) 。《当涂县志·自然环境·台地》载:“分布于境内北部丘陵、低山区与平原的过渡地带,原系河流或湖泊阶地。再被抬升,形成地势高兀和起伏不平的台地。”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邑春秋》载:“太伯部族南下,抵达的是当涂的丹阳衡山。这个丹阳是今安徽、江苏交界处的小丹阳,在其东面15公里左右就是南京市与马鞍山市交界处的横山(衡山)。此横山(衡山)前后曾有过许多名字,小横山、梅里、番丽、皋乡、隐居山等,其实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史书有关于‘太伯居梅里’的记载,就是指这里,不是无锡梅里。”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吴楚横山》一书,非常具体地叙述了当年太伯在今小丹阳横山一带立国建都的情况。
张荷《吴越文化》:“吴文化的诞生地,据考证是在宁镇地区。”
《南京辞典》清楚记载了“太伯奔吴”的路线:“为让位给三弟季历,以赴衡山(即南京小丹阳的横山)采药为由离国出走。在今安徽和县—带,太伯队伍分成两路,主力渡江到达今江宁区丹阳镇东面的横山(时称衡山),驻在梅里。不久,继续东进至句曲山(今茅山)、摄山(今栖霞山),传播周人较先进的文化技术,使当地千余户荆蛮归附。”   
《句容县志》载:“周亶公之子太伯、仲雍采药句曲山中,民感恩泽,从之日众,乃建国号句吴。”在江西、湖北、安徽、四川等地一些吴氏宗谱中也有“太伯居句曲山,乃国号句吴”的记载。《吴地记》:“仲雍立,号句吴,所居地名”。《中国上古文明考论》说:“远古时代,氏族名与居住地名往往同一,周之得名源于居地”。可见句吴国得名与句曲山(今名茅山)有关。衡山、句曲山、摄山,虽然山名不一样,但地质上为相连的同一山脉,说明句吴建国时期太伯就在这一带活动。
2014年6月10日《皖江晚报》、《皖江在线》发表《当涂横山是古吴都城》一文。其中有几段这样说:“而句吴部落则以衡山为大本营,在紧临衡山脚下石门溪水——神仙河下游筑起了城池。”“后来,又在深入湖中的衡山南麓支脉上筑起了一座前沿城池。当时,人们把盛长红杨树的大湖叫做丹杨湖,把湖中之城称为前城,衡山脚下之城称为后城。”“为避开衡山山洪水口,吴王将新城城址选在衡山另一支脉‘十里长山’与衡山交界的开阔地。取左虎右龙之地形,以衡山为卧虎,以十里长山——围屏山为长龙(后称龙山)。该城位于丹杨湖北端,因水之北为阳而被叫做丹阳(后来丹杨湖也循此称作丹阳湖)。”“吴国灭亡后,故里人将城子山下的田圩取名‘黄土圩’,以怀念黄河流域的先人故土;将城子山附近的一座土墩取名‘吴小山’,以留念吴国;将发源于衡山经当涂流入长江的河流取名姑孰溪,以示纪念太伯、仲雍等先祖。”(编者注:今当涂县城仍叫姑熟镇,该河仍叫姑熟溪)。窗体底端
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故事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建刚、武进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蒋凤姣撰写的历史小说《大吴春秋》,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该小说共19.5万字,并配有与故事相对应的地图。小说以春秋裂变的大背景为依托,采用穿越时空而又还原情景的文学手法,从周公反商到奄君筑城,从太伯兴吴到颇高灭奄,从吴国兴起到季札让国,从伍子胥阳湖建城到阖闾王槜李丧命,从吴王赐死伍子胥到越王雪耻姑苏台,从穷兵黩武霸业成梦到愚而不仁夫差亡吴……,小说勾勒了从吴太伯南奔创建句吴方国直至吴王夫差亡吴的全部667年的历史。同时穿插了周灭商,周驱奄至淹城,以及吴灭奄的历史背景。作者潜心于春秋吴地文化研究10多年,数易其稿,推敲再三,反复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并有针对性地实地考察了多处春秋吴文化遗址和博物院,还拜访讨教了多名历史与考古学家,最终合作完成了这部历史小说《大吴春秋》。该历史小说系统、具体地介绍了太伯在今小丹阳横山及宁镇地区一带建立句吴国的情况,明确告诉人们:太伯建句吴国与远在数百里外的无锡梅村毫无关联。
南京工学院、常州工学院中文组长谢忱先生,曾历经十多年时间潜心研究句吴国历史,多次到实地考察,写出专著《勾吴史新考》。该专著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00年10月出版。该专著以详实的史料论证了:太伯所奔的“梅里”在今小丹阳横山一带,吴国六百多年的历史中有五百多年国都在今镇江地区,吴国疆域是由西向东发展,阖闾时期吴国势力才逐步进入太湖流域。该专著以大量无可辩驳的考古事实否定了“泰伯奔无锡梅村和在梅村建吴都”的说法。
谢忱先生还对句吴国的建国时间进行了精心考证。考证结果是:句吴立国时间在古公亶父去世之前,早于季历即位。
古公亶父去世于商王武乙二十一年(据《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武乙二十一年》),商王武乙元年是公元前1147年(据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夏商周年表》),古公亶父去世时间应为公元前1127年。如果谢忱先生考证结果“句吴立国时间在古公亶父去世之前”是正确的话,那么句吴立国时间当在公元前1130年左右。“太伯一去不复返”,这是当今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主流共识。所谓“泰伯回周原奔丧”的说法没有考古学支持,属误传。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史学界、考古学界的专家专著、论文和许多文史丛书都介绍了当年太伯、仲雍在今小丹阳横山及宁镇地区建句吴国情况,否定无锡梅村是太伯所奔之地的说法,这里不一一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为什么还有许多人在说太伯奔的梅里是今无锡梅村呢?这主要是唐代张守节误读《史记》造成的(当然,此前也有类似的以讹传讹之词,张守节也是以讹传讹)。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就是这段话影响了后世对吴国发源地的理解。张守节的误读《史记》,遭到了后世很多学者的严厉批评。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批评张守节说:“这些都说明张守节恰恰最拙于地理,根本不知古今地名的变迁,误以为千古一名”。钱大昕还说:“张守节的误注《史记》地理名词,给后人解读古代地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实在是《史记》的千古罪人”。实际上,张守节这段话本身就自相矛盾。“无锡县东南六十里”(编者注:唐代一里是454.2米,六十里相当于今54.5里),应在今苏州市境内,怎么可能是今无锡梅村?如果吴都在无锡梅村,如何“诸樊南徙吴”?难道把吴都南迁到太湖里去吗?或者迁到太湖以南的今浙江境去吗?但无锡一些书刊、报纸、地方志、谱牒却避开此说的矛盾性,“添油加醋”地宣传“无锡梅村是泰伯居地,是泰伯到阖闾之前共计600多年的勾吴国都城,是吴文化发源地和中心”。有人还别出心裁地编出一些“传说故事”,想以此证明太伯当年奔的就是今无锡梅村。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无锡扩建“泰伯陵园”,连年举办“吴文化节”,在梅村集镇造“泰伯城”,邀请中央电视台拍专题片,大规模网络炒作,等等,铺天盖地般地宣传“无锡梅村梅里说”。在这种“大气候”影响下,有关专家的声音被淹没了,“小丹阳横山梅里说”被覆盖了,国内外吴姓人纷纷到无锡朝拜、投资。这实在是有悖尊重历史原则。
从文史依据角度看,“小丹阳横山梅里说”注重以据说理,并且有一份据说一份理;而“无锡梅村梅里说”明显是以讹传讹,以随意编出的“传说故事”为支撑,“勾兑了权力造势”,从而“仗势取胜”。
二、从历史大背景考证分析
我国利用考古出土的甲骨文字研究古籍与历史第一人王国维,曾利用甲骨文资料与《史记》、《世本》、《山海经》、《楚辞》等文献对照研究,结果发现“《史记》、《世本》之为实录”,而《山海经》、《楚辞》则有不实的成分。文章是人写的,书是人编(著)的。据实者有之,道听途说者也有之,胡编乱造者亦不少见。今有之,古也有之。两种“梅里说”,如何分清孰是孰非?有人给我们提出了好建议:“把两种‘梅里说’放到历史大背景下照一照,就自然知道誰是正确的,誰是错误的。”这个办法确实很奏效,只要一对照,是者自然合情合理,非者立马不攻自破。
1、翻开史书,我们可以了解到,越国初建于夏朝,相传始祖是夏代少康庶子无余,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
夏朝统治者被推翻后,时值商朝时期。商初统治者取消了越国原来的地盘,将越国的封地改在古雷泽地区。古雷泽地区就是现在的山东菏泽地区。后来越国逐步向南扩张至今苏浙地区。越国南扩时西边的地盘到达今小丹阳横山一带,所以才有《越绝书》云:“传闻越王子孙在丹阳皋乡,更姓梅,梅里是也。”
周灭商后,越国被保留。西周初,越国北方受周诸侯国强力打压,疆域南缩,国都也被迫南迁至今苏州吴中一带。后越国势力逐步到达会稽,越国都城也随之迁回会稽(今浙江绍兴)。
以上是越灭吴之前越国疆域和越国国都迁徙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小丹阳横山一带的有关情况。今小丹阳横山南面有一片32万亩的大湖,名叫石臼湖。该湖历史悠久,是古丹阳湖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丹阳湖,早称“巨浸”,旧名“南湖”,又称“西莲湖”。《太平府志》载:“丹阳旧多红杨,一望皆丹,故曰丹杨,杨与阳同音,遂称丹阳湖”。今分化出的丹阳湖已经是军垦农场,剩下的一条大河位于当涂县城东南部,与石臼湖相通。石臼湖西部属当涂县(今属马鞍山市博望区),石臼湖东部属南京市高淳区。据史籍记载,古丹阳湖原为江南著名的大泽,大致成湖于二、三百万年前,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编者注:1平方公里=1500亩,计600万亩)。约在春秋前期,古丹阳湖逐步分化成固城湖(今属南京市高淳区)、石臼湖、丹阳湖(今为军垦农场)。唐时,该地还是烟波浩渺、水天相连的泽国。后来,由于泥沙淤积,湖面日趋缩小。至大陆解放时这些湖已经逐步分化成若干小湖,总面积只有357平方公里(即535500亩,包括石臼湖、固城湖)。这些湖现在仍然相连并和长江相通。
史载夏商时期此湖面积约近3000平方公里,和万里长江连成一片。从芜湖东的荆山到“两省三县”交界处的小丹阳横山,是一片延绵起伏的高山、丘陵伴随着湖水。商代中期,此地是越国的边缘地带。越国鞭长莫及,占据此地的荆蛮人(此荆蛮人来历本文后面有介绍)乘机用武力把居住在横山一带(梅里)的越国贵族赶跑了。这就给商代末期南奔到此的太伯一行提供了极好的安身之地。另外,据有关专家介绍,太伯在周原时擅长狩猎,主张坚持狩猎传统。这些连绵的山场给太伯提供了一展技艺的好舞台。商末时期太伯一行来到此地,面对与大江大海相连、一望无际的“水国”,身处水边延绵不绝的山林和荆蛮风俗,顺势而为,“入乡随俗”,“断发纹身”。
这些历史背景充分印证了太伯一行居小丹阳横山、句曲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而今无锡梅村,商末周初正处在越国腹地(西周初,越国都城在今苏州吴中一带)。远途跋涉、疲惫不堪的太伯一行凭什么能力打进越国的“敏感地带”?越国统治者怎么可能容忍太伯在越国的重要地盘“归之者千余家”、“建勾吴国”、“筑勾吴国都城”?今无锡梅村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毫无回旋之地,太伯怎能保住句吴国?没有山林之地,太伯怎能实现“坚持狩猎传统”的主张?
2、史书告诉我们,殷商时期,在今山东境有个奄国,国都就在今曲阜县东淹里。周灭商后,奄国仍被保留。周成王初年,奄人随同纣子武庚和蒲姑人、东夷人一起反抗周朝。“三年,周杀武庚、定奄、灭蒲姑。”奄的遗民南逃,逗留在江淮之间。《通鉴·外记》载:成王二十一年,“商人服(驯)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周公旦率领周军把奄的遗民赶到了江南。
当时的句吴国,约在吴君周章或熊遂时期。其时,吴文化开始脱颖而出,在吴、越疆界一带形成了吴文化与越文化交汇线。这一条交汇线,是吴、越两国统治薄弱地带。奄人正是从这一地带进入了江南。这条交汇线在哪儿?就在今江阴、武进、宜兴一线。奄人沿交汇线南下,在延陵南部至滆湖之北的地区定居下来,重建奄国。奄人用“淹”为国名(故都在淹里,加上古时“淹”“奄”通用),以示不忘故国。淹国的东边是越国,西边是句吴国。淹国的都城在淹君地,今常州武进区淹城遗址一带。
淹国巧妙利用吴、楚、越之间的争斗,在今常州一带生存了三百多年,致使句吴疆域一直被逼在今江阴—常州—宜兴以西。颇高是仲雍的15代孙,是句吴国16代国君。颇高在位时间大约是公元前680年至公元前672年,期间,西面的楚国日益强盛,东面的越国也不容小视,加之淹国明显倒向楚、越。楚、越都在暗地唆使和利用淹国蚕食句吴国土。句吴国感到威胁日大,颇高迫不得已决定灭淹。颇高乘楚、越没有觉察,秘密调动句吴军队直捣淹国。淹人虽然依靠宽阔的河流进行抵抗,但最终不是句吴国的对手,求楚、越相救又来不及,只好弃地而逃。东汉史家写道:“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这段文字记载颇高灭了淹国,把殉国的淹君子女按吴人的葬俗葬在淹君地。史籍关于“颇高灭淹”的记载,被考古出土文物印证。
这个历史事实,说明从太伯时期到颇高时期句吴国的疆域还未达太湖流域。也就是说,直到颇高为吴君时,今常州以东地区仍属越国地盘。既然这样,地处常州以东并距常州一百多里的越国属地无锡梅村,此时怎么可能是句吴国国都呢?
这个历史事实,进一步映衬了“小丹阳横山梅里说”的正确性。
3、今安徽芜湖市东有大荆山、小荆山。该山在商代时,与衡山仅隔一片大湖。大湖又与长江连成一体,水天一色。可见,当时的荆山和衡山都是长江大堤。
这个大荆山、小荆山取名是有来历的。
黄帝八世孙季连,其一支后裔定居在今湖北荆山之南的巴东、秭归、枝江一带。
公元前13世纪时,商帝武丁“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见《诗经·商颂·殷武》)。荆民遭受到巨大的摧残,其中一支逃离故土,沿汉水、长江东下,进入人烟稀少的今皖南地带。有些在今芜湖东部山区定居下来。他们怀恋原居住地,将所占据的山场取名为荆山(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人又划分出大荆山和小荆山)(见谢忱《勾吴史新考》)。
这些荆人接着又越过大湖,占据今小丹阳横山一带,武力赶跑了居住在横山一带(时名梅里)的越国部族。南京工学院、常州工学院中文组长谢忱先生专著《勾吴史新考》载:“原居衡山梅里的姓梅的越国部族,在今无锡东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便以原居地的地名‘梅里’作为新居地的地名”。荆人还沿着宁镇山脉向东北武力扩张至今茅山(古名句曲山)、栖霞山(古名摄山)、镇江(古名朱方)一带。《勾吴史新考》指出:“荆人定居在宁镇地区和皖南地区北部,这里连成一个整体,成为湖熟文化的主要覆盖范围。”当时中原统治者称今皖南北部直至今镇江一带为荆蛮之地,此地的荆人被称作荆蛮人。荆蛮人以山湖为伴,以山湖为生。越国此时主要精力是向南扩张,急于夺回老家——今绍兴一带,西面边远地区无力顾及,以致此地成了荆蛮人的天下。
今无锡梅村被划到“荆蛮”范畴,是从句吴国被灭亡一百多年楚国又灭越国后而据之才开始的。把战国时期的帽子戴到商代头上,不是混淆了历史吗?太伯时期,今无锡梅村根本就不是荆蛮之地,更谈不上有荆蛮人。由此可见,“无锡梅村梅里说”津津乐道的“泰伯在今无锡梅村和荆蛮人相融”之辞是站不住脚的。
4、《吴学研究专辑2》载肖梦龙《吴地先秦考古学文化综论》:“江南原始文化分太湖流域和宁镇地区两大区系。太湖流域文化发展序列为: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此区系属越文化范畴。宁镇地区文化发展序列为:句容丁沙地遗址文化(时间相近于河姆渡文化)、南京北阴阳营遗址文化(时间相近于马家浜文化)、咎庙遗址一期文化(时间相近于崧泽文化)、江宁点将台遗址文化(时间相近于良渚文化)、湖熟文化(时间相近于马桥文化),此区系属吴文化范畴。”
李虹岗《无锡历史大事记》:“约公元前5千—4千年间,无锡地区属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前4750—3700年属马家浜文化,稍后属崧泽文化,前3300—2250年属良渚文化。”接下来无锡地区属于良渚文化的后续马桥文化(马桥文化时间是夏至西周前)。“在地域上,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也处于同一分布范围”(互联网上关于马桥文化的权威解释)。
宁镇地区,是指长江下游之南,小丹阳横山以北,茅山以西,镇江地区以南的绵绵相连的山丘地区。谢忱《勾吴史新考》:“宁镇地区和皖南的部分地区,其早期文化以南京北阴阳营遗址文化为代表,时间上与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晚期相近。北阴阳营遗址文化的上层还有一个湖熟文化层,这二个文化层构成了吴文化赖以产生的土壤。”
对区域文化的定义,不是某个人的说法,而是考古界的考古结论。考古界认定太伯时期乃至太伯后几代人时期,无锡地区属于越文化范围。
既然这样,太伯时期的无锡梅村怎么可能是吴文化中心呢?
此时的小丹阳横山一带直至整个宁镇地区属于湖熟文化,湖熟文
化属吴文化范畴,按此理解“太伯在小丹阳横山、句曲山、摄山一带建国立业”是顺理成章。
5、我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很早以前就告诉人们:“吴人生居台形聚落,死葬平地土墩”、“吴文化早期特征:一是台形居民聚落,二是土墩墓。”台形居民聚落是句吴人早期居住特点,土墩墓是句吴国独有的丧葬习俗。
关于台形地,《南陵县志》对境内的台形地介绍,《芜湖县志》对境内的台形地介绍,《当涂县志》对境内(包括小丹阳横山一带)的台形地介绍,《南京市志》对境内的台形地介绍,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委员会《横溪镇志》对境内(包括小丹阳横山一带)的台形地介绍,《句容县志》对境内的台形地介绍,《镇江市志》对境内的台形地介绍,《扬州市志》对境内的台形地介绍,所述与史学界、考古学界认定的句吴人居地情形均完全相符。有关部门经过多年的考古,在皖南东部、宁镇地区和秦淮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句吴国台形聚落遗址。这些都说明,上述地区就是句吴人居住地。
什么叫土墩墓?土墩墓是句吴国流行的与越国不同的葬制。其特点是:1平民土墩墓:不挖墓穴,不用棺木,只在平地堆土起坟埋葬。用圆石柱夯平地面,铺上一层用烟火熏红的黄土并夯实,将死者平放在黄土上,把他生前随身使用的几件代表性的工具、武器和日用品置放在遗体之旁,然后挑土掩埋,挑一层土夯实一层,最后垒成两米左右由下到上逐渐缩小的坟墓。后面的逝者再葬在先辈们的坟墓上,如此循环往复。此为一墩多墓。2贵族土墩墓:平整地面更为讲究,其上平铺一层隔潮材料。在此堆筑高大的土堆,然后在其上挖造墓穴,起墩为墓。一墩一墓。3一等贵族土墩墓(句吴国君王墓):除贵族土墩墓特点外,土堆结构较复杂(一般第一层为沙性土,第二层为褐色土,第三层为黏土,最上面一层为地表土),规模宏大。句吴国中后期,土墩墓的结构细节有变化。在皖南东部、宁镇地区、秦淮河流域等句吴国早期地域发现的数以万计的句吴国土墩墓可作证。先后在南京江宁小丹阳不远处陶吴发掘的句吴国早期国君墓和镇江丹徒发掘的吴君周章墓、吴王余昧墓、吴君熊遂墓、吴王寿梦墓以及安徽芜湖繁昌汤家山发掘的西周晚期句吴国国君墓,都是大型土墩墓,也非常有力地鉴证了“吴人死葬平地土墩”这个史籍记载。
“考古界在皖南东部、宁镇地区及秦淮河流域发现的大量土墩墓遗址,其中一部分属商末周初时期。商末周初时期的土墩墓遗址只在这些地方发现,其他地方均未见”(见谢忱《勾吴史新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地质遥感中心联合对芜湖市南陵县境内的句吴土墩墓进行考古调查,发现该县境内有成千上万座句吴国土墩墓(见《安徽省南陵县千峰山一带土墩墓及石铺塘西古城遗址遥感调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关部门在镇江市所属丹徒、丹阳、句容三县市范围内进行了土墩墓的普查。这次普查也采用了现代航空遥感技术,在以上三县市范围内共查出土墩墓3134座,台形居民聚落遗址185处。1995年南京新机场高速公路修建时,在江宁区南部小丹阳横山不远处发现了多处台形聚落遗址和多座土墩墓,其年代均是商代末期。1984年5月至8月,在镇江丹徒大港发掘的吴王余昧墓等三处土墩墓,其中出土的“尸祭缶”盖周围有铭文,记载了句吴三代四王的名字,与《史记》、《吴越春秋》所载的句吴世系完全相同。在这次出土的鸠杖、杖墩和悬鼓环座上皆铸有周身布满花纹的跪坐人像,这是首次发现的反映句吴“断发文身”习俗的实物形象。
“皖南东部、宁镇地区的土墩墓遗址,除了密集的特点之外,而且早见于商末周初,盛行于西周时代,至春秋战国之交即随着吴国的灭亡而绝迹”(见谢忱《勾吴史新考》)。
早期土墩墓的分布,反映了句吴国前期地域面积较小,大致为东至茅山,南至宣城边,西至长江两岸,北至六合、仪征。这个区域与湖熟文化的覆盖面和荆蛮人的活动范围基本重合。“早期土墩墓的分布还明显反映了勾吴国东面与越国分界线在江阴、武进、宜兴一线”(见谢忱《勾吴史新考》)。
有关资料显示句吴国后期的土墩墓分布:东到上海金山,南到苏浙交界的太湖沿线,西到皖南屯溪,北到仪征、六合。这反映了句吴国后期疆域情况。
从土墩墓的时间跨度来看,太湖流域及其以东地区的土墩墓不仅稀少,而且时间均属句吴国末期。上海戚家墩的土墩墓是句吴国灭亡以后的遗迹。
让我们看看无锡梅村情况。有关部门在当地政府的再三要求下,在无锡梅村全域采取了拉网式查找。尽管此地墓地不少,但没有发现一座土墩墓或土墩墓遗址。梅村范围内压根儿就没有台形地,根本就找不到台形聚落遗址。
这些都充分说明,今无锡梅村与早期句吴国毫无瓜葛,更谈不上是早期吴都。
应该郑重强调的是,太伯是句吴土墩墓葬制的创始人、倡导者,太伯身后必定是土墩墓。至于无锡鸿山上的“泰伯墓”,笔者认为这不是太伯墓。理由有七:(1)这不是句吴国葬制的土墩墓,而且明显不是君王墓的规模(在镇江丹徒先后发掘的周章墓、余昧墓、熊遂墓、寿梦墓,在南京小丹阳不远处陶吴发掘的句吴国早期国君墓,在芜湖繁昌汤家山发掘的西周晚期句吴国国君墓,都是土堆结构复杂并且规模宏大的土墩墓)。(2)我国考古界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句吴国墓葬等级规定很严格,一般贵族葬在山腰处,一等贵族(君王)均葬在山顶部(不论是山还是丘、平地,必须是处地最高点)。无锡鸿山上的“泰伯墓”,不但处在山腰以下,而且处在山之角落,这显然不是句吴国君王墓。(3)无锡鸿山一带在太伯时期是越国重要地盘,越国怎能容忍侵蚀本国疆土的敌国首领在此安葬?句吴国又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开国之君送到敌国地盘上受辱?(4)如果太伯葬在此处,社会知晓,越灭吴时肯定要被愤怒无比的越人平毁掉,哪里还有墓呢?(5)“无锡梅村梅里说”讲吴都在无锡梅村六百多年。如果真是这样,此处决不可能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泰伯墓”。(6)我国考古界早已明确:太伯时期的句吴国地盘很小,仅在今皖南东部、宁镇地区和秦淮河流域。太伯身后怎么可能“飞”到数百里外的越国地盘上去呢?(7)东汉《吴越春秋》卷一载:“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墟”是曾经有人住过,后被废弃的地方。鸿山上的“泰伯墓”,既不在梅里(“无锡梅村梅里说”:梅村镇梅村村,古时候这个村庄叫梅里),又不处平墟。唐代《吴地记》明确记载:“泰伯……卒葬梅里,又名番丽,今横山。”
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墩墓习俗对保存墓地有一定的好处。一些重要人物的墓,堆得象小山丘一样,处在蔓延起伏的大小群山或丘陵中,肉眼根本就分不清哪是山丘哪是墓。现在发掘出来的句吴国几位君王墓都是因为如此而保存到现代。此前根本不知情,只是发掘后才经有关专家考证出来。所以说,句吴国历代君王墓,后人不知才是正常的,才得以保存。如果社会知晓,早就被越国平毁了。
从有关史籍中考证,从句吴国的历史分析,从太伯的活动范围推理,笔者认为,真正的太伯墓,应是句吴国早期葬俗明显、土堆结构复杂、规模宏大、或处山丘之巅或处平地高墩的土墩墓。其址应在今宁镇地区。
通过以上历史背景对照分析,顺理成章地显现“小丹阳横山梅里说”是正确的。同时也充分凸显“无锡梅村梅里说”是离谱的。
三、从出土文物和考古专家的意见来确认
文物是无言的历史,是最能展现历史真实状态的证据,也是认识历史本来面目最好的“书本”。按照王国维《古史新证》提出的著名的以地下文字资料与地上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和郭沫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三重证据法”,笔者认为,关于“梅里”的研究,只看地上传世文献不可靠,只对照历史背景也不完整,这些只能是参考资料,没有定论的资格。真正具有定论资格的是考古出土文物,是考古专家的意见。考古成果具有头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地上传世文献、历史背景、考古成果“三点成一线”,才能确认“梅里”乃至句吴国的本来面目。
早在上个世纪,考古专家们就在皖南东部、南京江宁横溪小丹阳一带、宁镇地区和秦淮河流域,发掘出土了大批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都带有北方中原关中地区特色,具有殷末周初的特征”。宁镇地区及皖南地区的滁汉渡、瓜洲渡、铜陵渡一带出土的殷末至西周初期土墩墓文物,均融合了当地土著民族和中原周文化特色。考古界还在小丹阳横山脚发现了“许多船墩台地新石器遗址”,这印证了马鞍山市博望区《横山文化》所载的“当年句吴国在横山方圆三百多里傍山沿湖之处挑筑墩台以御敌”的说法。也证明当时湖水就在横山脚下。
江苏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委员会《横溪镇志》和安徽当涂县《当涂县志》均载有大量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小丹阳横山周边一带考古发掘出土的殷末周初青铜器图片。
2007年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队在小丹阳横山不远处的南京江宁陶吴发现两座超大规模的土墩墓,一座呈馒头状,另一座被削成长方体形。考古人员还发现,此地山坡上到处可见带有商周文化纹式的陶片。考古队根据有关部门的有序安排,组织对馒头状大墓进行发掘。遗憾的是,该墓此前多次被盗,有三个较大的盗洞,墓内随葬器物遭到洗劫,无法确认墓主是谁。专家们根据墓葬规模、残存器物、史料记载以及历年来的考古发现推断,墓主应该是句吴国的早期君主。2007年11月14日的《南京晨报》报道了该墓发掘情况。《南京晨报》在报道中还引用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赵建中的评说:“南京市博物馆在江宁陶吴的考古发现非常重要,这可以明确证明,江宁陶吴、横溪(编者注:小丹阳<江苏部分>、陶吴、横溪同属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委员会)所在的宁镇山脉和秦淮河流域就是吴文化的发源地。这里就是吴文化的源头。”“江宁陶吴、横溪地区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太伯奔吴’的所在地。”“这一发现更加证明,当年太伯奔吴不可能奔苏州、无锡。其路线应该是不断东进,从宁镇地区,多代人之后陆续行进到常州、无锡、苏州地区。如果太伯、仲雍带随从南奔那样长途跋涉,先奔苏州再反过来向西数百里奔丹徒岂不是舍近求远?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而且这也和最后的史实吴王阖闾都于姑苏悖道而驰。”“太伯、仲雍来到小丹阳横山一带后,与当地土著人一样断发纹身,双方感情融洽。他们见多识广,被当地人拥立为部落首领,这就是吴部落的兴起。‘吴’的名称则来自当地‘句吴’图腾音义。句吴的吴,与鱼古音相同,吴人以水渔山猎为生,视鱼为通灵之物,以鱼为图腾,并以鱼为姓氏。在古文字里,吴又与‘鱼’相通,句音‘钩’,是当地土语的发声词,句容的‘句’字即出于此处。句容的地名出自古句曲山(今茅山),古句曲山为太伯到横山后的第二个活动地点和驻扎地。太伯之后,仲雍继位,很可能在仲雍或其后代才又迁至今镇江丹徒一带。之后又经过多代君主的演变迁徙,最后定都姑苏。”
从小丹阳横山沿着宁镇山脉向东北,数十里处就是句曲山(今镇江句容茅山)。小丹阳横山从地质上说与句曲山属一条山脉。句曲山是当年太伯来横山后沿着宁镇山脉向东北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经营地。今茅山主峰带是国家5A风景区。茅山建有“江南土墩墓博物馆”,占地面积25亩,建筑面积6230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唯一一座展示土墩墓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该博物馆以皖南、宁镇地区大量土墩墓出土的文物,鉴证当年太伯在小丹阳横山、句曲山、栖霞山一带活动,充分展示“太伯奔吴”的场景。


位于大港镇魏家墩的“魏家墩土墩墓”,属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土墩墓。这是一句曲山(今茅山)脚下有一处国家级文保单位——城上村遗址。考古人员通过对城上村遗址勘察、试掘,初步断定,该遗址在新石器时代就是聚落址,但人员稀疏,所以文化层堆积较薄。商代时住者开始密集,也许是当时荆蛮族一支重要的部落在此定居。商代末期,太伯、仲雍奔荆蛮,发展到这里,以自己的入乡随俗,加上由中原地区带来的先进文化征服了这支荆蛮部落后,在原有聚落的基础上挖掘环壕,构筑城池,建起了“上规模”的句吴国都城。该遗址商代后期至周代早期的文化堆积最为厚重。考古工作者在此遗址西北部勘察时,发现一种独特的现象:在地表以下2.2米左右有近0.3米的黑色草木灰层。说明该城址当时可能遭遇了火焚,也许就是战争造成的火灾。这个层位正处于商末周初,进一步证明在商末周初时,该遗址就是重要的城堡。《吴越春秋》载:“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这段记载似乎可以作为城上村遗址就是当年太伯城的佐证。按汉制“一里相当于415.8米”计算,太伯城周长为1330米。经过考古人员实测,城上村遗址周长约为1280米,和《吴越春秋》所载太伯城周长相当。城上村遗址的面积为70650平方米。有关专家根据勘察和试掘结果推断:城上村遗址可能是史籍记载的太伯城。
镇江市丹徒区大港至谏壁的沿江山坡上竖立着很多土墩墓。这些土墩墓外表呈馒头状,一般底径40米以上,高度在6米以上。文物部门曾经对这一带的土墩墓进行过调查和考古发掘,先后发掘了烟墩山、青龙山、北山顶、王家山、母子墩、大笆斗、小笆斗等多座土墩墓。通过发掘已经确定为句吴国王侯墓的有四处:(1)文物部门于1954年发掘的位于镇江丹徒大港镇东的烟墩山土墩墓,据古文字学者唐兰考证,墓主是吴国国君周章(见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江苏社联通讯》1988年01期刊载的考古专家肖梦龙《江苏丹徒大港烟墩山二号墓的发掘与研究》)。该墓随葬物主要有鼎、簋、鬲、盂、觥等,其中著名的是“宜侯夨簋”。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镇江物质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图录》载:“1956年郭沫若、唐兰等专家考证认为:‘宜’是地名,就在丹徒及附近一带;‘侯’是封号;‘夨’是人名,即吴国君主仲雍的曾孙周章。‘宜侯夨簋’鉴证句吴国此时国都在今镇江丹徒一带。”(2)位于镇江市丹徒的北山顶春秋墓(土墩墓),经考古专家发掘考证,墓主是吴国国王余昧(见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3)位于镇江市丹徒大港烟墩山土墩墓西南约1公里处的母子墩西周墓(土墩墓),经发掘考证,墓主是吴国国君熊遂(《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综合上述对母子墩墓各类随葬器物的年代推断,与烟墩山宜侯夨墓相近。”墓内出土的方座青銅簋有铭文:“伯作宝尊彝”。学界称该器为“伯簋”。青铜器研究专家据其紋饰,一致认定为西周昭王时器。据昭王时器即推定为周章之子熊遂。另见张敏:《吴王余昧墓的发现及其意义》)。(4)位于镇江市丹徒的青龙山顶春秋墓,是规格首屈一指的大型土墩墓。该墓早年被盗,遭后世破坏严重,能证实墓主身份的有铭器荡然无存。具体发掘者江苏省丹徒考古队,综合残存的各类随葬器物和墓葬结构及墓葬规模考证,认为墓主是吴王寿梦(见江苏省丹徒考古队:《丹徒青龙山春秋大墓及附葬墓发掘报告》)。
丹徒大港至谏壁的沿江山坡上,土墩墓形制高大,已发掘的墓葬多为一墩一墓,墓内有大量青铜器随葬。考古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一区域是吴国王陵区。
家住大港并长期从事句吴国历史研究的赵金柏先生在《京江晚报》发表文章说:“镇江市大港镇境内丘陵绵延,丘陵之上或为土墩大墓,或为聚落遗址。横亘于古镇中心的是丘陵山脉——吴勾山,山上的磨盘墩是吴国贵族的土墩大墓,墓下重叠着新石器文化遗址。吴勾山500米方圆的区域积淀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吴勾山山脉的东端是烟墩山,烟墩山有四座西周早期的吴侯大墓。大港沿江丘陵是吴国的王陵区,也是吴文化之文脉所在。王陵区出土的青铜礼器都是吴国的国家重器,伯方簋、吴王鸠杖、余昧矛等,都与宜侯夨簋一样,铸有反映吴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文字;青铜礼器、车马器、兵器、乐器、农具是社稷民生的物化。吴君周章墓所在的东陵区埋藏着吴国早期发展的文化秘密,吴王余昧墓所在的西陵区埋藏着吴国后期的历史隐奥。”“大港香兰山及周边的吴家墩、乌龟墩、断山墩、癞鼋墩、海船山与镇江地区众多的台形遗址一样都是句吴人的聚落遗址。”
处未发掘的土墩墓,2012年被批准为江苏省文保单位。该墓直径有60米,高约6米。该墓经过几千年雨水冲刷,加上早些时期被取土破坏,至今还如此高大,可想而知当年的雄伟。因该墓又处“吴国王陵区”,文物部门据此推测该墓定是吴国王侯墓。只因附近是居民安置小区,住家复杂,有关部门正在审慎地安排发掘工作。
位于镇江市丹徒区丹徒镇西南部丘陵岗上的四脚墩土墩墓群,有六座土墩墓,呈半弧形分布在隆起的高岗上。该墓群是江苏省级文保单位。在土墩墓群的东部300多米处有一保存完好的台型遗址,面积约8万平方米,文化层十分丰富。台形遗址与土墩墓群隔着开阔的洼地遥相呼应。四脚墩土墩墓群是西周时代句吴国文化葬制的典型墓葬。文物部门在此组织了两次发掘,发现的随葬器物有原始青瓷碗、夹砂陶鬲、泥质红陶盆、泥质灰陶豆、印纹硬陶罐、青铜矛、青铜剑、青铜戈等。墓葬中出现的“二次封土现象”以及构筑“石槨”,对研究西周到春秋时期句吴国墓葬演变和丧葬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墓群已发掘的五座土墩墓中,有三座出现了“二次封土”的现象。“二次封土”大致有三种情况:1、一墩一墓,其上封土,再第二次加封。2、一墩一墓,其上封土,二次封土之前在首次封土之上摆置各类器物。3、一墩多墓,将最早的死者埋入墓中以后,起封土。尔后又在第一个死者周围埋入后死者,稍事掩埋或加以平缓的封土覆盖住。当最后一名死者埋入墓地后,在整个墓地上起以高大的封土。句容浮山果园一带的土墩墓就属于一墩多墓的形式。四脚墩土墩墓群的土墩墓大致都是前两种情况。“二次封土”是后人对死者(多属先辈)进行祭祀的一种主要方式。四脚墩土墩墓群中已发掘的土墩墓与东部的遗址遥遥相望,其中一个墓的墓主人头向东,朝着遗址的方向,恐怕不是古人无意之举。将封土加高加大,遥遥可望,便于人们寄托哀思,怀念祖先,祈求保佑,攘祛灾难,求得心理的平静与安定。在“二次封土”之前放置以鬲、坛,应该是一种更加直接的祭祀行为。另外,通过对四脚墩土墩墓群中部分土墩墓的发掘,说明今镇江丹徒一带离长江较远的丘陵岗地生活着普通土著居民(即荆蛮人)。
镇江市句容春城的土墩墓群,呈现家族墓形式,数量众多。用考古专家的话说:“多为贵族墓,形制大”。
位于镇江市丹阳珥陵镇的葛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葛城遗址是一处西周到春秋时期的吴国城址,发现于2005年。2007年5月,镇江博物馆对葛城遗址及周边进行了考古调查,新发现了珥城、神墩两处遗址。2007年11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丹阳市文化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葛城、珥城、神墩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并对葛城遗址和神墩遗址进行了发掘。经勘探试掘,确认葛城遗址为一座吴国城址。城址内分布有窖穴、房基、水井、水沟,城址外分布有土墩墓。遗址中出土有较丰富的陶器、石器、青铜器等吴文化遗物。通过对出土陶器分析,可将该文化遗存分为三期:早期为西周中晚期,中期为春秋前期,晚期为春秋后期,三者之间连续无缺环。据2012年7月15日的《京江晚报》载,该报采访并报道葛城遗址的记者何菁、戴蓉、季宏伟等,于当年7月11日打电话给武汉大学杨宝成教授。杨教授全程参与了葛城遗址考古发掘,他在电话中说:“吴国的兴起和发展应该是在宁镇地区,它有一个从宁镇地区向东南太湖流域发展的过程。春秋时期,吴国开始向太湖流域扩张,与越国争霸,而丹阳葛城古城则是吴国向东南扩张的重要据点。”(见2012年7月15日《京江晚报》)。考古专家通过认真考证,认为葛城遗址应为吴国都城遗址(见张敏《吴国都城初探》)。很多学者认为,“朱方”可能就是此处(朱方城,先在今镇江丹徒区城区,后在此处)。
固城遗址位于南京市高淳区固城镇,为春秋时吴国所筑,名濑渚邑。城垣夯筑,分内外两重。经江苏省考古研究所考证,史书所载的“诸樊南徙吴”,当年诸樊就是将句吴国国都从朱方南迁到此处。由于楚国的进犯,吴王余昧时期又将句吴国国都迁回朱方(见张敏:《吴王余昧墓的发现及其意义》,《东南文化》1988年z1期<增刊>)。
淹城遗址位于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淹城行政村(今已处常州市武进区城区)。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淹城遗址东西长850米,南北宽750米,总面积65万平方米。淹城的城墙,系用开挖城河所出之土堆筑而成。现高3—5米,墙基宽30—40米。三道护城河平均深4米左右,宽30—50米,最宽处达60余米。淹城遗址先后出土1000余件珍贵文物,有些堪称“国宝”。主要有独木舟4条,青铜器20余件,以及大量的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尤其是独木舟,经C14年代测定,距今已有2800余年的历史。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独木舟,有“天下第一舟”的美称。淹城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吴王阖闾早期一度将句吴国国都从朱方迁到此处。要说明的是,淹城遗址是被多次利用的遗址,既是淹都、吴都遗址,又是后代多次使用的遗址,其建筑多是吴国灭亡后的建筑。在此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并非都是句吴国遗物,有的是淹国的遗物,有的是后代遗物,其中独木舟就是淹国遗物(应是颇高灭淹时的遗存)。此处出土的文物也鉴证了史籍关于“淹国都城在淹君地”和“颇高灭淹”的记载。
阖闾城遗址位于常州市雪堰镇城里村与无锡市胡埭镇湖山村之间,为春秋后期城池遗址。阖闾城遗址城墙残高3—4米,墙基厚约20米,均系夯土筑成。城址长方形,城中段有残存城墙相隔,呈东西两个方形城区。东城较小,约占城址的30%,在无锡市境内。西城较大,约占城址的70%,在常州市境内。据有关考古专家考证,阖闾曾三迁吴都:1、阖闾从僚手中夺取句吴王位后将吴都从朱方迁往淹城;2、随着句吴国军事指挥中心的东移,在伍子胥的协助下,阖闾又将吴都由淹城迁往“常州阖闾城”;3、随着吴对越的军事节节胜利,句吴国军事指挥中心进一步东移,阖闾第三次将吴都自阖闾城迁往“今苏州木渎古城”。有关考古专家经过综合考证,认定在常州市境的是阖闾大城是阖闾中期的句吴国都城,在无锡市境的阖闾小城是保卫都城的兵城。阖闾前期,句吴国疆域仍在阖闾城以西,这是考古界的一致意见。阖闾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加上又善于发现和重用军事人才,打了不少胜仗,为句吴国争得了很多疆土。阖闾后期,句吴国终于攻克了越国“堡垒区”——今无锡至苏州一带。
关于常州市雪堰镇境内的阖闾大城遗址是不是阖闾中期的句吴国都城问题,学术界至今还存在一些争议。笔者认为,“主张都城者”论据是充分的,应该肯定。
苏州木渎古城遗址又称苏州木渎春秋城址,位于苏州西南部山区。有关部门自2009秋季以来对该城址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结果显示,木渎古城址呈不规则状,城墙大致沿盆地边缘分布,其中南北两道城墙的遗迹之间相距约6728米,东西城墙的遗迹相距约6820米。城墙外侧均有护城河等水面遗存,古河道穿过城墙的水门连通城内外。护城河遗址,四周环绕一圈山脉,通过四个山口与外相通。西南通过胥口与太湖连通。城内还有小城1座。整体城址规模大,等级高。城址周边分布有大量聚落、墓葬以及玉器窖藏等遗存。专家初步认定,木渎古城就是春秋晚期吴国都城(见《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3期刊载的古吴轩出版社张维明《吴王阖闾都城考——关于苏州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的讨论》)。该遗址,2010年被选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木渎古城遗址群和许多高规格春秋墓葬,印证了宋代方志所记载:“吴故都在馆娃宫侧”。春秋晚期句吴国都城终于显露出本来的面目:西为吴国故都,东为新都吴大城,中部郭城之内则有姑苏台,东西绵延约20公里。显示出一方霸主的强盛国力。
苏州木渎古城遗址,不但是阖闾末期吴都,也是夫差时期的吴都。
我国考古界历经长期的考古发掘,在皖苏一带发现的明显带有吴文化特征的古城遗址主要有:芜湖南陵县石铺的牯牛山古城遗址,芜湖黄池的楚王城遗址(鸠兹城遗址),南京江宁区、溧水区与安徽当涂县交界处的小丹阳横山的船墩台地新石器遗址,南京高淳的固城遗址,南京溧阳南渡的平陵城遗址,镇江句容的城上村遗址,镇江丹徒的朱方城遗址(今镇江市丹徒区城区),镇江丹阳珥陵的葛城遗址,常州武进的淹城(淹君地)遗址,常州武进湖塘的留城和胥城遗址,常州武进雪堰镇与无锡胡埭镇交界处的阖闾城遗址,苏州木渎古城遗址以及扬州蜀冈的邗城遗址等。
以上仅是一小部分考古成果。还有很多很多句吴国前期疆域仅在皖南东部、宁镇地区和秦淮河流域的考古铁证,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能一一介绍。大家可以查阅以下考古专著、考古报告和考古论文:郭沫若:《夨簋铭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宫希成:《皖南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屯溪西周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张敏:《吴王余昧墓的发现及其意义》,《东南文化》1988年z1期(增刊);张敏:《鸠兹新证—兼论西周春秋时期吴国都城的性质》,《东南文化》2014年05期;张爱冰、陆勤毅:《繁昌汤家山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文物》2010年第12期;张小帆:《繁昌汤家山西周墓的再认识》,《南方文物》2014年01期;王志敏、韩益之:《介绍江苏仪征过去发现的几件西周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陈达祚、朱江:《邗城遗址与邗沟流经区域文化遗存的发现》,《文物》1973年12期;肖梦龙:《吴国王陵区初探》,《东南文化》1990年04期;吕春华:《宁镇地区大型土墩墓的等级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03期;镇江市博物馆:《江苏丹徒出土东周铜器》,《考古》1981年第5期;镇江市博物馆、丹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镇江市博物馆、溧水县文化馆:《江苏溧水乌山二号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1978年;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大港土墩墓发掘报告》,《文物》1987年第5期;肖梦龙:《江苏丹徒大港烟墩山二号墓的发掘与研究》,《江苏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南京博物院、丹徒县文管会:《江苏丹徒磨盘墩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1期;镇江博物馆、丹徒县文管会:《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5期;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7年第3、4合期;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年第12期;江苏省丹徒考古队:《丹徒青龙山春秋大墓及附葬墓发掘报告》;《东方文明之韵——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邹厚本、宋建、吴绵吉:《丹徒断山墩遗址发掘纪要》,《东南文化》 1990年05期 ;杨正宏、肖梦龙:《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肖梦龙:《母子墩墓青铜器及有关问题探索》,《文物》1984年第5期;郎剑锋:《试论繁昌汤家山出土“ 鸟形饰” 的用途》,《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张敏《吴越贵族墓葬的甄别研究》,《文物》2010年01期 。
我们再来看看无锡市鸿山和梅村境内考古发掘情况。
2003年至2005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无锡鸿山考古发掘。结果是,经发掘的7座墓,皆是越国贵族墓,出土的文物全是越国遗物。无锡鸿山遗址明显是越文化特征。“鸿山越国贵族墓地的考古发掘,是继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之后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不仅填补了春战时期越国考古资料的空白,同时为重新审视越国的历史,为全面而系统地进行越国埋葬制度、礼乐制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研究方向”(摘自无锡鸿山遗址宣传资料的<历史价值>部分)。
应当地政府的要求,有关部门对无锡梅村进行了全方位考古查找;当地政府对梅村集镇进行了大规模拆迁,深挖彻查;在梅村泰伯庙边开沟造河;等等。均未发现任何句吴国遗物。
无锡市鸿山、梅村的考古发掘结果,与皖南东部、宁镇地区、秦淮河流域的考古发掘结果形成鲜明的对比。是非十分明确。
2009年11月,在镇江召开了中国镇江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国和德、日、韩等国顶级历史考古专家共10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东南文化》2010年01期刊登的《2009年中国镇江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著名的商周考古专家、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邹厚本,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敏等先生作大会重点发言。李伯谦先生用‘硕果累累,任重道远’八个字总结了吴文化研究的现状,客观评价了吴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即:已经确认或基本确认了吴文化是从宁镇地区发源并向东部和其他地方发展这样一个大的趋势;基本建立起了吴文化发展的年代框架和历程;对吴文化的性质和特色有了基本认识;对吴文化与越、楚、中原文化等的关系有了认识;对吴文化不同时期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也有了初步认识。”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兼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敏先生在其论文《吴国都城初探》中指出:“吴国的疆域主要在长江以南的皖南东部和苏南西部,即芜铜(芜湖—铜陵)地区和宁镇(南京—镇江)地区,吴王阖闾时扩张至太湖西区,吴王夫差时扩张至太湖东区。吴国的历史可以追述到太伯奔吴。”张敏所长《吴越贵族墓葬的甄别研究》:“春秋前期宁镇地区是勾吴国的发源地(而非无锡梅里);春秋中期吴越分界线为江阴、武进、宜兴一线;春秋后期吴文化中心已经东移,大致位置在常州淹城至常州阖闾城一带(而非苏州古城)。”
    关于句吴国都问题,我国考古界目前已形成的共识是:当年吴都,迁徙较频繁,基本上是随军事指挥中心的迁徙而迁徙。
依据现有的考古发现,综合各位考古专家的意见,可以基本确认句吴国先后在以下地方建都:
1、江苏南京市江宁区、溧水区与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今马鞍山市博望区)交界处的小丹阳横山一带(约公元前1130年—太伯前期)。
此处说明:小丹阳横山一带未发现句吴国大型都城遗址,这是正常的。因为句吴国刚建立时,当地荆蛮人靠“山上打猎,湖中求食”为生,生活非常艰苦,句吴国不可能有财力和物力建造“上规模”的都城。此时的句吴都城,大不了也就是就地取材的茅棚群。横山船墩台地新石器遗址足以印证句吴人早期在此建都和战斗。随着句吴国的发展,后来才在离句曲山主峰不远的城上村遗址处建了像模像样的句吴国都城。
2、江苏镇江市句容城上村遗址(太伯后期—?约数十年后迁至
句曲山余脉地朱方)。
3、江苏镇江市境的朱方城,今镇江丹徒区城区和镇江丹阳葛城
遗址(?—公元前515年,约500多年。期间有吴都多次迁出迁入情
况,例如:西周晚期吴都迁至鸠兹(今“楚王城遗址”),春秋前期
吴都迁至“邗城遗址”,公元前560年诸樊将吴都自朱方迁至“固城
遗址”,余昧后期又将吴都自“固城遗址”迁回朱方,公元前515年
阖闾将吴都自朱方迁至淹君地。考古工作者已发现朱方城有三次复建情况)。
此处说明: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兼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敏先生的重要论文《鸠兹新证—兼论西周春秋时期吴国都城的性质》和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张小帆公元2014年发表的论文《繁昌汤家山西周墓的再认识》,认为鸠兹(地在今芜湖市城郊)是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句吴国国都,离鸠兹不远处的汤家山西周墓墓主是西周晚期句吴国某国君。长期从事先秦历史研究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暉公元2000年发表论文《西周春秋吴都迁徙考》,认为春秋前期句吴国国都曾一度迁至今扬州市邗城遗址处。笔者认为,张敏所长、张小帆专家、王晖教授论据充分,有史籍记载,有历史背景印证,有考古出土文物作证,论述清楚,应予以充分肯定。这些地方是句吴国早期就据有的重要地盘,也是句吴人早期居住地之一,完全有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句吴国国都阶段性迁至上述地。同时又必须指出,大量的考古成果(从周章时期到阖闾之前句吴国君王陵多在今镇江丹徒附近)证明,句吴国国都从城上村遗址处迁出到阖闾迁都淹君地,期间500多年句吴国国都主要是在朱方城应确凿无疑。
4、安徽芜湖市境的鸠兹,今芜湖市城郊(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吴都)。
5、江苏扬州市境的邗城遗址(春秋前期吴都)。
6、江苏南京市高淳区的固城遗址(公元前560年—余昧前期吴都)。
7、江苏常州市武进区境的淹城(淹君地)遗址(阖闾早期吴都)。
8、江苏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境的阖闾大城遗址(阖闾中、后期吴都)。
9、江苏苏州市西南部山区境的木渎古城遗址(阖闾末期、夫差时期吴都)。

有学者撰文,认为南京市溧阳平陵城遗址、江西永修县吴城集镇曾一度为句吴都城。文章列举了大量的史籍、考古、历史背景、民间传说等证据。笔者拟进一步考证。
考古出土文物证明:吴文化的发源地在今南京市与马鞍山市交界处的小丹阳横山一带和镇江市句容茅山一带及秦淮河流域;吴文化的成熟期中心在今镇江市境(句吴国存国六百多年,三分之二以上时间都城在今镇江市境);吴文化鸠兹发展期中心在今芜湖市境;吴文化邗城发展期中心在今扬州市境;吴文化固城发展期中心在今南京市境;吴文化淹君地发展期和阖闾城发展期中心在今常州市境;吴文化“木渎春秋古城”发展期中心在今苏州市境。秦灭六国后的吴文化(吴地文化),其中心多在今苏州市。三国时期的吴国,是因地处吴地而得名,此时的吴文化中心应在今镇江市、南京市。
因为真实,所以直指人心;因为事实,所以真假分明。综上所述,结论非常明确:太伯当年所奔的梅里,是今江苏南京市与安徽马鞍山市交界处的小丹阳横山一带,不是今无锡市梅村(无锡梅村在阖闾末期才从越国划入句吴国版图,此时离句吴国灭亡已经不到30年了)。
历史被人为扭曲,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可怕。真相,可以暂时模糊,但不能永远消失。在我们这个文明而伟大的国度里,理应形成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主持公道的社会氛围。但愿真正的吴文化发源地不再被冷落,真正的吴氏祖地不再被淡忘!
注:1、关于太伯的写法。有写作“太伯”,也有写作“泰伯”。正史史书均写作“太伯”(《论语》除外)。唐及唐代以前,各姓谱牒均由官府修,严禁民间修谱。唐代的《元和姓纂》是此前的各姓氏谱牒集大成者,收集在《元和姓纂》上吴姓谱牒均写作“太伯”。《论语》写作“泰伯”。《论语》,一说是孔子的弟子写的,一说是孔子的弟子的弟子写的,写作时间学术界至今还在争论。另外,《论语》的版本也很多。《论语》是后人根据回忆或口传的孔子言论而写的,具体到某个字的写法,就不一定是孔子本意。本文按照我国考古界的一致意见,并尊重绝大多数正史史书和谱牒权威《元和姓纂》的记载,写作“太伯”。
2、关于句吴国名的写法。周灭商后,封句吴方国为周王朝的诸侯吴国。按理此时开始应写作“吴国”。然而,句吴国的历代君王念念不忘句吴发源地——句地(今小丹阳横山、茅山<时名句曲山>、栖霞山<今属南京市>、镇江丹徒<时名朱方,此地至今还有吴勾山>一带),一直自称为句吴。由于句吴国没有完善的文字体系,对句吴的具体写法,各个时期不尽一致。据学者王秀英研究,从现有出土器铭文中看,句吴国国名在诸樊之前写作“工”,诸樊时期写作“工卢”,阖闾时期写作“攻五”、“攻吾”,夫差时期写作“攻吴”。写作“句吴”,可能源于周宫廷。不论什么写法,读音都与“句吴”相同,“只可音训不可义解”。古汉语“句”音“勾”,后来有人干脆按读音写作“勾吴”。笔者认为,现在著书立说写作“句吴”或“勾吴”均可,涉及句吴的古迹标识应写作“句吴”。


永定吴氏族谱(民国十一年版)吴氏族谱讚并引记载:“泰伯,仲雍托採药而奔荆蛮居于梅里村渤海,自号勾吴。于是吴氏以国为姓,以所居之地渤海为郡。”最近,反复阅读了吴龙保发表的“梅里,究竟在何处”的论文,才知道这个版本的记载是准确的。泰伯,仲雍奔荆蛮以横山(衡山)为大本营,在紧临横山脚下石门溪水-神仙河下游筑起了城池。后来,又在深入湖中的横山南麓支脉上筑起了一座前沿城池。这个湖就是丹阳(杨)湖,太伯时期,丹阳(杨)湖面积3000平方公里,是江南特大湖,一望无际。每逢风雨来临,湖面波涛汹涌。“渤”,水涌也,“海”,湖也,或大洋靠近陆地的水域也。居住在这里有如住在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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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27 16:41:2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崇让堂 于 2018-3-27 16:43 编辑

     武王伐纣完成商周换代之后,历经成王康王三代周王,不断征服周边蛮夷戎狄,发展了疆域扩张了版图,并基本奠定了周王朝分封的格局。

    周康王封第五代吴君周章为宜侯,确定吴国为周王朝的东南诸侯国,吴国铸鼎宜侯夨簋,并刻上周康王分封吴国的诏书铭文: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王令虞侯矢曰:〔迁侯於宜。锡〔〕鬯一卣、商瓒一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十〕又七里。锡奠七伯,厥〔庐〕〔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大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

    宜侯夨簋于1954年6月在江苏镇江大港镇烟墩山出土(或为春秋早期吴都朱方城遗址),共有铭文120余字,是春秋时期最重要的国宝级文物。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始于西周初年周王朝对诸侯国的分封,大量史书详细记载了当时分封诸侯的史实,但几千年来只有这件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宜侯夨簋,是考古发掘材料中有铭文明确记载了西周分封情况的唯一一件实物,这就决定了宜侯夨簋在中国文物界有着不可动摇的历史价值,号称“春秋第一器”。

    25世吴王世系:太伯-仲雍-季简-叔达-周章-熊遂-柯相-疆鸠夷-余桥疑吾-柯卢-周徭-屈羽-夷吾-禽处-专-颇高-句卑-去齐-寿梦-诸樊-余祭-余昧-僚-阂闾-夫差。

武王伐纣,周王朝取代商朝,周天子分封天下,将土地和连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贵族,让他们建立自己的领地,拱卫王室。《荀子.儒效》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这种现象是古代分封制所产生的,也是中国目前许多姓氏的源头。中国封建制度源自于周王朝的分封诸侯,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诸侯必须服从周王室,按期纳贡,并随同作战,保卫王室。

    比较典型的姬姓诸侯国有:吴国、虞国、鲁国、邢国、管国、蔡国、 曹国、郕国、霍国、卫国、沈国、毛国、郜国、雍国、滕国、毕国、原国、酆国、郇国、召国、北燕国、古魏国、古韩国、邘国、晋国、应国、单国、虢国、杨国、胡国、郑国、刘国、魏国、韩国、西周国、东周国;

    姜姓诸侯国有:齐国、吕国、 申国、许国、纪国、莱国;
    嬴姓诸侯国有: 莒国、 江国、黄国、东梁国、徐国、秦国、赵国;
    风姓诸侯国有:宿国、须句国、颛臾国、任国;
    子姓诸侯国有:邶国、宋国、朝鲜国
    妫姓诸侯国有:陈国、遂国;
    姒姓诸侯国有:杞国、越国;
    芈姓诸侯国有:楚国。


淹城的历史:

公元前1326年,商王南庚迁都到奄(今山东省曲阜县奄里),奄一度成为商王朝的都城。商王盘庚又将商朝都城迁到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后称殷墟。

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商纣王帝辛亡。武王封帝辛之子武庚在商故都奄。后武庚引奄国等反叛周室,周公旦灭奄,武庚被杀。奄国移民逃王至淮夷(今江苏省淮安地区)建立新奄地以避祸难。

新奄君经过多年的修生养息,再次联合徐国等反叛周室。此时周成王已经亲政,成王再度发兵淮夷伐奄。奄再次被灭,奄国移民再度逃亡,南逃至长江以南,修筑三城三河的城池为淹城(今江苏省常州市湖塘镇西南),从此定居下来。

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吴国逐渐强大,吴君颇高攻打淹城,奄国终于彻底灭亡。古奄国自盘庚建都开始,到颇高灭奄为止,一共经历了八百多年的历史,迁徙了三个地方,古奄国遗民在淹城也居住了将近五百年。

在淹城遗址中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独木舟,根据碳14测定,这些独木舟的年限在公元前1000到公元前400多年左右,这与周成王灭奄,奄遗民逃难至此修筑淹城,然后颇高再度灭奄的时间跨度相吻合。这些独木舟是由整段楠木或柏木经火烤后凿成的,这是典型的“刳木为舟”的中原文化的表现形式。在淹城发掘出时间最晚的一条独木舟测定年限距今有2600多年的历史,正好是16世吴王颇高的时期。

到了吴王诸樊-余祭-余昧时期,吴国在与楚国对抗时期处于弱势,为避其锋芒,将原吴都朱方城废弃并转封齐国亡丞庆封,迁都于已经属于吴国的军事要塞淹城,历经30年,后吴王阖闾在常州雪堰建筑真正的都城阖闾城时,才将做了30年临时吴都淹城废弃。



公元前1326年,商王南庚迁都到奄(今山东省曲阜县奄里),奄一度成为商王朝的都城。商王盘庚又将商朝都城迁到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后称殷墟。


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商纣王帝辛亡。武王封帝辛之子武庚在商故都奄。后武庚引奄国等反叛周室,周公旦灭奄,武庚被杀。奄国移民逃王至淮夷(今江苏省淮安地区)建立新奄地以避祸难。


新奄君经过多年的修生养息,再次联合徐国等反叛周室。此时周成王已经亲政,成王再度发兵淮夷伐奄。奄再次被灭,奄国移民再度逃亡,南逃至长江以南,修筑三城三河的城池为淹城(今江苏省常州市湖塘镇西南),从此定居下来。


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吴国逐渐强大,吴君颇高攻打淹城,奄国终于彻底灭亡。古奄国自盘庚建都开始,到颇高灭奄为止,一共经历了八百多年的历史,迁徙了三个地方,古奄国遗民在淹城也居住了将近五百年。


在淹城遗址中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独木舟,根据碳14测定,这些独木舟的年限在公元前1000到公元前400多年左右,这与周成王灭奄,奄遗民逃难至此修筑淹城,然后颇高再度灭奄的时间跨度相吻合。这些独木舟是由整段楠木或柏木经火烤后凿成的,这是典型的“刳木为舟”的中原文化的表现形式。在淹城发掘出时间最晚的一条独木舟测定年限距今有2600多年的历史,正好是16世吴王颇高的时期。


淹城出土的一批独木舟时间跨度相当大,有几百年的差别和不同形式的独木舟,有挖河泥用的,有当摆渡船用的,有当战舰用的,这恰恰说明了淹城作为城市功能的护城河里独木舟的各种用途。如果淹城真的是一个墓葬的话,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豪华最庞大的坟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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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27 16:43:47 | 显示全部楼层

不管是春秋的吴国建都南京镇江常州,还是三国的吴国建都南京,又或隋唐之前的杨吴建都扬州,都比苏州更代表吴。苏州在春秋早期中期都是属于越文化区域,只是到春秋晚期,大概在吴王寿梦开始,吴国侵蚀越国北部大片领土,才将苏州至东海划入吴国疆域。所以苏州作为吴国区域是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之间,吴国早期大部分时间所辖疆域为江西至婺源景德镇一带;皖南至黄山、铜陵、芜湖、马鞍山一带;苏南至南京、镇江、常州一带;苏北中原至扬州、徐州、州来(河南安徽交界处)一带。吴国早期疆域很大,但的确不含苏州区域,以及无锡东部区域,苏州及无锡东部一带全部属于越文化区。


最纯净最正宗的吴语是吴语毗陵小片:含高淳、常州、丹阳、江阴、宜兴、张家港、靖江等地。这恰恰是吴国中期核心区域。而苏州、无锡东部、上海,以及浙北一带的语言是吴语苏嘉沪小片,正好是吴国时期越文化区域。所以最能体现文化的就是语言!

南京的高淳讲的吴语是最古老最纯净的吴语,与常州话江阴话宜兴话张家港话等毗陵吴语小片相似度达到了80%,高淳话是夹在现在南京镇江江淮语系里最后一片吴语的净土和飞地。

南京镇江估计以前是讲吴语的,单后来被中原移民所带动,已经全部讲官话就是江淮语系了,唯一幸存的则是高淳。至今高淳吴语甚至比苏锡常沪地区的吴语还要古老与纯净。这是因为高淳地处南京进深山区,与官话几乎封闭,这才得以保留吴语传统。

当然苏锡常地区肯定是最正宗的吴语区,只不过是常州、江阴、宜兴、张家港、靖江、溧阳等地讲吴语毗陵小片;而苏州、无锡、常熟、太仓、昆山等地讲偏向越语的吴语苏嘉沪小片。

越剧用的话是“吴式官话”,就是吴语的文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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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27 16:51:50 | 显示全部楼层


《左传》:“鲁襄公三年(公元前570)楚子重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此处记叙的衡山是当涂县东北面的横山。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鸠兹设县,易名芜湖。鸠兹城址则位于水阳江南岸一带侵蚀残丘向北延伸的尽头。由此往西地势低平,多为湖塘沼泽地区,因湖沼草丛,鸠鸟云集,而得名鸠兹,又称“勾兹”、“皋兹”、“祝兹”等。在鸠兹附近有一长形湖泊因“蓄水不深而生芜藻”,故得名芜湖。此段水阳江当时称为中江,西连长江,东通太湖,为一条重要的东西交通水道。

鸠兹是控制中江的一个渡口,位置相当重要。战国时期,周元王四年(前472年),吴国为越国所灭,鸠兹属越。秦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鸠兹属鄣郡。公元前109年即汉武帝元封二年,鸠兹已设县,易名芜湖,此乃早期的芜湖城了。

早年的芜湖是中江的渡口城防,也即是现今的黄池镇楚王城。楚王城是于湖旧迹之所在,因近于丹阳湖(丹阳湖古称“巨浸”,旧名“南湖”,又称“西莲湖”。《太平府志》载:丹阳旧多红杨,一望皆丹,故曰丹杨,杨与阳同音,遂称丹阳湖。芜湖县红杨地名或也与此有关)《幼学琼林•地舆》:“润州之丹阳”。丹阳湖简称丹湖,因秦置丹阳县而得名。先秦时为薮泽,古中江由泽所经,即沟通吴楚的“中江出(芜湖县)西南,东至阳羡(今江苏宜兴县南)入海”(《汉书•地理志》)。迨两汉时中江淤塞,湖泊才逐渐定型,最大湖面积3000平方公里,形成皖南山洪的汇集之区,长江西水东流入震泽的通道。

今丹阳、石臼、固城、南漪四湖以及当涂、宣城、芜湖、溧水、高淳等县沿湖圩区,原均属古丹阳湖地。

后期于湖随着古扬子江的逐渐退让,遂迁于大小荆山处置郡,再次而迁入芜湖古城址,形成东括大小荆山,北坐鸡毛山,南面青弋江,西临长江的县邑群落。“先有荆山街,后成芜湖城”,此一传说应该也是佐证。

如今,在早已消失的丹阳湖区和日益缩小的石臼湖区,放眼看到的都是滩涂与水田。

从安徽省当涂县往南,穿过姑孰镇,逆姑溪河而上,沿着小花津去寻找湖山画稿似的丹阳湖,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站在湖阳大桥上极目远眺,曾经碧波万顷的湖泊早被历史的涂抹改变了模样—滩涂遍地,围网层层。丹阳湖往日风帆出没、远山浮黛的风采,烟波浩渺的磅礴气势,如今只有回到历史的记忆里去探寻。

位于安徽省当涂县东南部的丹阳湖,东靠湖阳镇与石臼湖相通,西邻大公圩东堤埂,北界新市镇,其东南角与江苏省高淳县交界。北面有姑溪河、西南面有水阳江与长江相接。“丹阳旧多红杨,一望皆丹,故曰丹杨,杨与阳同音,遂称丹阳湖”,这就是古称“巨浸”的江南大泽得名的由来。

如今到处是农田和水塘的丹阳湖在历史上经历过由小变大,再变小的过程。丹阳湖的原貌已不复存在,只剩下运粮河道水面与姑溪河相连,运粮河也成了丹阳湖古老历史的见证。
水色傲溟渤的江南“巨浸”

丹阳湖地区古为中江流域,地质构造属于南京凹陷部分,中生代时期曾有多次的垂直上升与下降,最终形成了广袤的冲积平原、湖泊和沼泽洼地,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势使得皖南之宣城、黄山北麓等地区之水大都汇集于此,逐渐成为皖南山洪的汇集之区、长江西水东流入震泽的通道。

“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汉书•地理志》中对芜湖地区这样记载。汉代的芜湖县在今芜湖市之东,阳羡在今江苏宜兴以南,此中江之西段正是水阳江与青弋江下游,东段则是当今的胥溪与荆溪,中间连接的便是丹阳大泽。当时由于中江通顺,排水便利,所以丹阳湖面积并不很大。但是随着这一地区陆地的不断下沉,加上气候的变迁以及中江的自然淤积、排水不畅,于是湖泊面积自东汉以后日益扩展,最大湖面积3000平方公里,今丹阳、石臼、固城、南漪四湖以及当涂、宣城、芜湖、溧水、高淳等县沿湖圩区,原均属古丹阳湖地。正如唐《元和郡县志》记述“丹阳湖周三百余里,与溧水(县)分湖为界”,这“三百余里”的丹阳湖谓称中,石臼湖与固城湖自然包括在内。诗人李白留下的“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诗句便成了傲比大海的丹阳湖三百余里湖面风光的写照。

丹阳大泽的分化现象,其实早在春秋晚期已经出现。那个时候的丹阳古地,江湖相连,十分宽阔。而也正是这个时期,古丹阳湖开始瓦解,直到两汉中江淤塞,随水阳江、青弋江而来的泥沙逐年沉积形成湖滩,湖泊才逐渐定型,于是形成石臼、固城等众多湖泊。但由于彼时诸湖之间牵绊相连,所以,那时的丹阳湖仍然呈现出“夏秋一片wang洋,冬春则露滩”的奇美景象。

延至宋代,三湖开始真正走向分离,宋代乐史撰写的《太平寰宇记》开始有了对石臼湖的记载。丹阳、石臼、固城三湖的名称在此时也已经有所专指,不再将丹阳湖作为三湖的统称。此后的几百年间,丹阳湖地的概念更是进一步被分化,且随着生齿日繁,军屯兴起,沿湖的滩地由零星围垦逐渐发展成为连片的圩区,湖泊面积日渐缩小,至今已狭长如带—丹阳湖早已成为一个仅仅用于记忆的地理名词。

丹阳湖地区,史上较大的移民活动共有四次。最大的一次是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当时,皖南地区作为接受移民的区域之一,户数激增,人口压力迅速增大。人地的压力也日益显现出紧张的势态,除了加剧与水争地的速度,别无他法。

与此同时,对于三湖的归属问题伴随着当涂、宣城、高淳三县民众的围垦进程日益显现,原本模糊的边界因民众隶属的行政层级的不同而成为矛盾产生的源泉。在这其中,丹阳湖因为本身变动较大,处于三县交界,历史上对其归属一直记载模糊,当人地关系紧张之时,该地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三县民众争夺的焦点。

再加上冬春枯水期,湖泊面积缩减,肥沃的滩地裸露,沿湖居民可以坐船前去收割湖草、芦苇,甚至有的滩地因地势以及肥力而可以收获一季农作物。但是湖泊水位变化不定,裸露的滩地面积也不一而足,随着沿湖居民人口的增加,如何分配这无主滩地上的物产就经常成为沿湖居民纠纷的导火索。

因此一直到民国初年,丹阳湖依然保持着这样一种均衡的原始状态。但是随着民国的兴起,规模化经营理念的引进与推广,像丹阳湖这样具有巨大垦殖潜力的地段就成为很多人觊觎的对象,想方设法要圈垦丹阳湖滩地,此时矛盾的双方便成了基层民众与承垦者。

从1925年5月起,垦务公司与丹阳湖地的民众因是否开垦丹阳湖滩而产生的矛盾便一直存在,由于事件涉及省界纠纷而久悬未决。虽然最后由行政院作出裁决,规定一切垦务一律停止,但是垦务公司继续私下执行垦务的行为加剧了民众的不满与恐慌。面对切身利益可能遭受的损害,高淳县民甚至激动高喊“公司有的是金钱,淳民有的是生命,如果政府不爱惜民众生命,我们民众只有仗自己的生命来同金钱争斗”等语句。不久,双方矛盾因为抗战的到来,只得不了了之。

抗战过后,国民政府鼓励恢复生产,兴办实业。丹阳湖滩地纠纷再起。

小花滩血案是民国时期丹阳湖苏皖两省省界纠纷过程中规模最大且结果最为惨烈的一次。

1946年5月,夏旭东、李慰农等组建的利民垦务公司和高淳民众在丹阳湖大滩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双方械斗不止。高淳民业麦滩遭毁,损失大小麦六七百担,刈草居民遭拘捕,小花村遭放火,村民遭威吓,高淳农民3人失踪,两人被击毙,尸体被抢;利民垦务公司在此次冲突中死伤50余人,公司经理冯宏全等10余人被囚禁,垦民棚屋计128所被烧毁,物品用具被抢劫一空,重伤者被加以处死,所有尸体被转移。
此次的暴力冲突仍然由垦务公司圈垦丹阳湖滩而起,双方从1942年利民垦务公司强行圈占丹阳湖滩,高淳县民强烈抗议未果开始积怨,至1946年利民公司强行搭棚垦地,矛盾进一步升级,最后引发械斗,血染小花滩。
血案发生后,利民公司和高淳县民都上书国民政府,从各自的角度陈述了此案发生的缘由和经过。双方均各执一词,指责对方为罪魁元凶。苏皖双方为了尽快善后处理小花滩血案,事隔15年之后再次进行两省联合会勘,然而此时利民公司将安澜中学(即今芜湖市第二中学前身)牵涉进来,企图寻求以公益方式开垦丹阳湖。苏皖政府眼见矛盾此起彼伏,为了解决持续不断的丹阳湖垦务纠纷,提请行政院再次划分省界。
事实上,丹阳湖自民国以来的纠纷其症结都是违反丹阳湖永禁开垦的法令,不顾水利进行圈垦。省界划分只不过是图谋侵占湖滩的一种手段而已。如果寄希望于用划界的方式来解决垦务纠纷,“无异于抱薪救火,将来得寸进尺,势必垦荒害熟,自祸祸人”。为此高淳全县民众“为生命之驱迫,誓决挣扎到底”。
后来,政府为了处理这个历史难题,刻意回避“省界划分”的敏感字眼,采取湖泊收归国有的方式,平息了民众的怨气,减少了来自民间的阻力,丹阳湖的开发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名存实亡的丹阳湖
自从民国以来,延续了近30年的丹阳湖省界之争终于尘埃落定,随着边界线的确定,丹阳湖的开发也就除去了最大的阻碍。

1966年12月,解放军南京部队某部报安徽省批准,围垦丹阳湖20平方公里,建造起了丹阳湖军垦农场。此后的许多年,一批又一批青年人潮水一般涌向这里,穿起绿色军装,为防治血吸虫病、开垦条田贡献出青春。

然而,纵横的良田沟渠,交错的“圩子”—丹阳湖早已面目全非,仅剩一条运粮河道,南通水阳江,北接姑溪河,日夜奔流着,向长江呜咽它也曾波澜壮阔的脚步和轨迹。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讲师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徐建平)


特注:芜湖旧城名鸠兹,又名楚王城,在芜湖城东郊区横岗镇,距此不远有芜湖的大荆山小荆山,泰伯奔荆蛮的“荆”,或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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