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访深吴会

崇让堂

地质先生

江西南城龙湖的埂上自然村，与龙湖镇政府隔河相望。埂上村两个村小组，一百多户人家。几十年来，村民的红白喜事，都是我父亲和我主管柬房（账房）。我们村俗定一种习惯，红喜事要请人帮忙，白喜事不用请，一户去两个主动帮忙，就是平时有纠纷的也得去。不是亲戚不送礼，做义务工即可。

我们村的白喜事，是不请地质先生的（迷信，信则有，不信则无）。一般老人故去，在厅堂放两个晚上，如果亲人没到齐，就多停一晚上，出殡那天，凌晨四点开始妆敛，孝子理发，行家祭。折腾到八点左右，打出朝门（就是把棺木抬出厅堂，放到路上)，吃早餐。吃完早餐，绕棺材顺走三圈，逆走三圈，就出殡，下葬，完毕后正式开酒席。席上安放神位，葬礼结束。

坟地是我爷爷看好的。我爷爷晚年时，家里人多吃饭，又养母猪，柴火需求量大。我们年小，父亲长期在外为民工管伙食，爷爷年老，远处砍柴困难，就在附近山上砍茅柴（一些灌木类的柴），周边的几座山，被他扒了个精光。

砍柴想后事，他发现有一处的柴，从来不生白蚁，这里的山，座西北，朝东南，后有靠山，前面开阔，日照时间长，土质好，于是他交待，百年归后，就葬在这里。尊重老人遗愿，1974年他故后，就安葬在这里。

老人安葬得好，我家人丁兴旺，生活蒸蒸日上。我家弟妹同年两中举。又同一年双双考取江西师范大学第一届教育硕士。村民们看在眼里，继我爷爷后，村里老人都葬在这里。现在这里有几十个“邻居”了，我爷爷自然就成了这里的开山大师，一个文盲地质先生。

崇让堂

道德之我见
  

道就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路，是万事万物发展的过程，是万物的本原，是物质运动的规律，也是一种人们遵循的法则。

我认为道就是责任感的体现。它分为正道，歪道，邪道。对自己，对家人，对邻里亲朋，对团体，对国家，有责任感，有担当，为正道。只顾自己利益，万事与我无关，漠不关心，无责任感，无担当，是歪道。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为邪道。

德是对道，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理解，践行，革命，是人文精神的传播。德实际就是道的施行。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生活及行为的共同的准则与规范，具有认识，调节，教育，评价，平衡，这五个功能。

有道德的人，对国家，对集体，对亲朋，对家人，都有强烈的责任感，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想到他人的利益，以维护众人利益为前提，为准则，去发展，去奋斗。想想看，大家都能在言行中兼顾别人与团体的利益，这个社会怎么能不和谐、文明、发展呢？“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没有道德的人，只为了自己，不顾国家，集体，他人的利益，包括家人，亲邻的利益，如果大家都为自己利益。利益源在哪儿呢？只能是损人利己啰！

道德行为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人们永恒的行为规范，“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就是说，不道德的事，再小也不能做，道德行为就是要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

道德行为的报应，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冥冥之中是有的，这不是迷信。但我们是凡人，不是仙，解释不清楚，也不用去解释，顺其自然吧。最直接的报应，是心理报应，你做人做事，信守道德规范，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心安理得，心理感觉舒服，就从中得到快乐和幸福。若经常有些不道德的行为，当时感觉有快感，事后忧心忡忡，恐惧和不安，看什么都不顺心，就会感到生活在痛苦之中。

道德没有明确的标准，标准在你的心中。

崇让堂

宗亲心中的“佛”

常说：“出家人只要心中有佛”，这个佛是什么？这个佛就是善念，就是悲天悯人，推己及人，造福众生。不仅爱自己，而且爱他人，爱众生。

出家人心里不一定都有佛，不出家的人可能心里真有佛。

2021年4月25日，是深吴会副会长吴显云宗长、吴俊霖宗长经营的深圳安七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司的乔迁之日，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宗亲。邀请了二十多位宗亲参观了他们的新公司，并设宴款待。宗亲们很多人是久别重逢，见面分外亲热，一个个谈笑风生，给整个活动增添了喜庆的色彩，宗亲们非常感谢他们兄弟，为大家相聚搭建平台。大家一致祝贺他们生意兴隆，万事大吉。

这就是宗亲心中的“佛”。大事小事，多忙多累，把宗亲挂在心中。就是佛中恩惠众生的体现，也就是积“德”。只要人人心中都有这个“佛”，宗亲事业就会健康发展。

崇让堂

弘扬祖德 传承家风 --- 浅释义公

宣公第十一孙，纶公第九子，名义（仪），字敬立，谥名文慧，生于战乱纷飞的五代十国时期、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六月初八未时。故于大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农历己卯年九月一日，享年89岁。娶妻平氏，生有五子，依次为倣珑、倣珠、倣璞、倣璨、倣璋。义公故后，与平氏夫人合葬在南城四十二都超坊墩下山飞凤下台形。

义公从小聪慧过人，不高傲自大，喜欢接济众生。常劝学友以忠孝廉节挂在心中，长辈们经常夸他，父亲纶公说他日后将继承祖志。

公元960年，农历己未年正月十五日，皇帝在御崇元殿召集诸侯访问贤才，大家知道宣公高风亮节，办事公正，后代儿孙必有贤能，当时就有学者举荐义公。

公元978年（太宗兴国二年）农历丁丑年，时年27岁的义公，在开宝寺参加御试，他和吕蒙同榜进士及第，在京任职。

公元979年，他嫡母刘夫人（大妈）去世，回家守孝。

公元984年（雍熙元年）农历甲申年三月，上京复命。当时扬延庆等许多进士都派出去守路州（当时路、州、县为三级行政机构），封为宰相或刺史之职，义公也调任守古杭。

做地方官，经常与民众打交道，如果没有贤德的人去治理，老百生受祸多啰。过去秦彭任颖川太守，推行儒教，政令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治民有良法，多次受到皇上的表彰，得到史民的称赞，是好官，廉官。义公就崇拜他。

义公调任古杭，开始治理古杭，建前贤祠宇，修筑西湖河堤，为官冰清玉洁，公正廉明，百姓对他肃然生敬。

公元987年（农历丁亥年），杭城常闹水灾，洪水泛滥，钱塘潮冲不退，西湖水淹城池，居民三日不能生火烟。城内北面有一阔山，义公组织渡船将数十万灾民运送到山上安顿，这座山当时就叫“吴山”。然后组织民工疏通河道，分流排水，将水从湧金门排出，东分流至钱塘江，西分流如杭西镇。经过治理，杭城无水患，西湖水澄清，加固后的湖堤，花红柳绿，景色迷人，游赏湖景的杭城父老络绎不绝，留连忘返。地方父老乡绅力奏朝廷留任三年又三年，就这样历任九年。

公元994年（淳化五年），农历甲午年，调任泉州参军右司马两年。

公元997年（至道三年），农历丁酉年，父亲纶公去世，回乡守孝三年，庚子年生母曾夫人病重，在家服侍生母一年，辛丑年生母病故，在家守孝。

公元1009年（真宗祥符二年），农历己酉年春，上面召集各省老臣复命。义公补授两浙提刑兼参知政事右枢密，任期五年。壬子年春，古杭隐士林逋退隐 ，义公替任又六年。

农历丙辰年，义公要求退休，荣归故里。居官多年，清廉布衣素茹而己。公元1027年（天圣五年），农历丁卯年，迁居南城四十二都磜下，安度晚年。

有铭赞曰：公德无量，受禄无疆，后之子孙，万福弥昌。

崇让堂

弘扬祖德 传承家风 --- 从宣公遗嘱中了解宣公

江南始祖宣公生于公元874年，卒于公元950年，享年77岁，娶妻孟氏，生三个儿子：纶（伦）、经、绍。居蜀阆州（现在四川阆中县）。

孟氏夫人是当时蜀王孟知祥的女儿，后蜀末代皇帝孟昶的姐姐，贵为公主。昶继承帝位后，准备封宣公为王。辅佐朝政，宣公不受。时年63岁的宣公，带领全家老小十八人，迁居江西石井（临川辖区）。为了家人的发展，他留下次子经居住石井，自己带领长子纶、幼子绍，迁居南丰梓口庙李宁庄加禾驿，后迁祝家山里屋金斗窠定居。

宣公与孟夫人同庚，他们夫妇两人75岁时立下遗嘱，将家产均分三子受用，每人分得税粮田五百多石（dan 通担，也就是良田一百多亩吧），大片山地（周围十五里无间），共同照业。预留税粮田20石，祠堂门前园地、鱼塘、穿塘，供祠堂开支。训诫子孙后代不许倚强凌弱，互易变卖家产。交待了修墓、立碑、建三个祠堂等事宜。

研读宣公遗嘱，对宣公有初步的认识，认为：

宣公是一位思想家，在那战乱纷飞的“五代十国”年代，明确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不贪图荣华富贵。为保家人平安，弃官不做，隐居江南，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事实也证明，后来昶几乎杀掉全部老臣，有的殃及全族。

宣公是一位实干家，夫妇俩64岁从四川迁江西定居，经过12年的艰苦创业，置办了粮田、菜地、山地、鱼塘等巨大家产，修建了金斗窠祠堂。

宣公是一位管理师，三子十八孙，众多产业，且分居于两县，他管理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在年高75岁时，自知力不从心，管业不周，主动退隐，将家产平衡公正地分配在三个儿子名下，让他们自由管理。预留了资产用于公用开支。立训后代严守家业，不准互易变卖。

宣公是一个教育家，身教重于言教。宣公身先力行，图谋家族发展，十二年的功夫创下如此庞大的家业，就是一个实业家的典范。立遗嘱告诫后人，不许倚强凌弱。建祠堂、立碑，提倡同源共本，给后代发展树立了榜样。

宣公是家庭的典范，家人的楷模，宣公支系，遍及江南。


克堂牛马走包恢宏齐题 （包恢，南城人，南宋刑部尚书）
不膺王爵孟家封，跋涉云山几万重。
来向江南为始祖，后人千古仰高风。

崇让堂

两年半教育恩 半世纪师生情

龙湖乡（现改为镇）是江西南城的一个偏僻乡村，洪门水库的上游，离县城四十多公里。七十年代初，这里通往县城只有一条弯弯曲曲、上坡下岭的山间沙石公路，一天一趟班车，车票价七角，如遇恶劣天气，或洪水库水位上涨（会淹没公路），班车停开，交通中断。

龙湖中学就在这样一个山村里，当时叫带帽子的学校，小学加初中，一个年级一个班。我们在这所学校学了小学五年半，初中两年半（学制两次更改，小学由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初中又从春季招生改回秋季招生，所以小学、初中各多学了一个学期），1973年初中毕业。

不要小看这么一所不起眼的学校，那时小学部分公办、民办老师各占一半，中学部分师资实力可强了，名牌大学毕业的老师有好几个，那年代的学校经常停课闹革命，学校学不到什么东西。而我们“躲进深山为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老师认认真真地教，学生踏踏实实地学，确实学到不少东西。后来升高中，同学们在县城中学，徐家中学读书都名列前茅。

我们初中两年半都是朱清白老师任班主任。

朱清白老师，高高个儿，修长的身材，一对深度近视的眼睛，透过镜框，是那么炯炯有神，让人敬而生畏，上课十分严肃，一本正经，轻言细语，从不重复，不体罚也不责罚学生。同学们敬重他，又怕他，不得不认真学习。就是现在，毕业都快半个世纪了，还是有点怕他。

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工作高度负责，对学生及其家庭状况了如指掌。记得我毕业录取了高中，我父亲考虑经济压力，不想让我上高中， 朱老师硬 是追到田里做我父亲工作，要我读高中。

热情好客，和蔼可亲。我们走向社会，他也调县一中任教了，经常碰到他，碰到了，就要去他家做客。没有很特殊的理由，是无法拒绝他的邀请，所以打算拜会他，就要有在他家吃饭的心理准备。有一次，我们三个同学来到深圳玩，不知不觉地来到一所医院附近，忽然想起有人说他女儿在这所医院工作。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医院找到她，她说她爸妈都来深圳了，现在到外面玩去了，回来会告诉他们。我们刚回到住所，朱老师就打电话来了，要我们六点到医院大门口会面。见面后带我们直接到酒店，他早就叫女儿女婿安排好套间，那可是上档次的啊。

朱老师与同学关系密切，但从来不麻烦学生，不向学生要东西，不要同学帮这帮那。只有他帮别人，不要别人帮他。就是师母病重、去世，都没有透露一点消息。

我班同学崔和平病情严重，有一个心愿未了，就是要和朱老师见上一面，要求我们安排一下。他的心情我们理解，可是一个病人送到一个八十多岁高龄的长者家里，实在不合适。于是我打电话与朱老师商量怎么来安排见面。话音未落，他就表态要亲自去医院探望，我们说安排车子接他，也拒绝了，第二天亲自去医院看望学生，还送了六百元现金。

这样的师生情，能叫人不感动！

崇让堂

审美观的变迁

美，就是漂亮，人人皆爱美。但什么是美，怎么才算美？谁也说不清楚，美没有标准，没有定论，时代不同， 年龄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审美观就自然不同。现就服饰美，看看审美观的变迁。

着装是人类审美最普遍，最直接的，从着装可以了解人的个性和审美观。大家喜欢穿着漂亮，显眼，有特色的服饰，走在人群中，吸引着观众。

六、七十年代的男人喜欢穿青年装，也叫学生装（三个荷包），中山装（四个荷包）。女人“不爱红装爱武装”，喜欢穿绿色军装。那个年代，大家生活比较拮据，提倡艰苦朴素。人们对穿新衣服有点别扭，喜欢穿白了的，甚至打了补丁的旧衣服。

那时做衣服的布是要凭购布证买的，每人一年的购布证（布票）是一丈四尺八寸（做一件成人的衣服大约要六尺布，一个人的购布证，只能买到做两件半的衣服的布）。计划经济，有钱也买不到。因此，一件衣服要穿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件衣服哥哥穿小了，给弟弟穿，弟弟穿小了，留给更小的，没有更小的，就送给亲戚家的小孩穿。孩子长大了穿父亲的旧衣服，就是烂了不能穿的衣服，也要把好的布拆下来，洗干净，留着以后拼补相同颜色的衣服或做鞋用，总的是衣尽其用，布尽其用，不会浪费。

尽管那时的衣服旧得发白，破烂不堪，当时对着装的审美是，干净，整洁，对称，庄重。不三长两短，七孔八洞，飘须吊带。衣服烂了，找相同的布线补上。不补上人们会说他的衣服“能挂24把秤”。妇女们中午、晚上有空就补衣服，有的巧妇还会把衣服补成一些美丽对称的图案。裤子的膝盖、屁股部分，是最容易烂的，有心的妇女会在裤子这两个部位里面缝上托布，加个双保险。膝盖烂了，不好穿，也不好走路，容易风湿，摔跤最易受伤。屁股烂了，就不雅观咯。

时代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在不断提高。市场繁荣，服饰琳琅满目，艰苦朴素己成历史。有的衣服只穿了一两次，或只试过一两次，就进了垃圾筒。人们对服饰审美观也在转变。颜色胡乱搭配，左右不同， 前后不同，叫异色美吧。一半长，一半短，前面长，后面短，里面长，外面短，一眼就能看出穿了哪几件衣裤。衣服裤子穿不烂，就挖几个洞，膝盖烂得最严重，可能是体验关节炎吧，也可能是忆苦思甜啰。敏感部位也挖几个洞，显露一点，可能是吸引观众，提高回头率吧。不知不觉这种邋遢美已经盛行。

时代不同啰，审美观在变迁啰！当然，总是自我感觉，自我觉得美，就是美。

崇让堂

家乡婚俗的变迁



婚姻是人生中的大事，也是由青年迈进成年的转折点。各地各年代的婚俗各有千秋，空闲之余，表表家乡婚俗的变迁。

六七十年代，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方父母看中哪家闺女，就要托媒人说合，谈好后，媒人领着男方家长及男孩到女方相亲，看中后，男孩给女孩见面礼（就几十元吧），女孩接受了，事就定下来了。女方招待男方吃中午饭，双方商定日子订婚，各请各自的亲戚。

订婚这天，男方要送彩礼到女方，彩礼包括聘金（钱），衣服，六色礼（香菇、目鱼、鱼、肉、蛋、鸡），男方亲戚到男方喝订婚酒是要送礼的，女方就不要了。

到了九十年代，看亲就是男方所有亲戚都去女方，叫会亲，都要给女孩见面礼（几十元钱），女方叫上所有亲戚陪同，大摆酒宴。

那个年代，女孩找老公的标准是：“三弯床，四间房，毛料，呢子，的确良。收音机、手表跑街上，呢绒伞，玻璃镜，少一样，哇不成。"

订婚以后，男方要接女孩发始，就是女孩到男孩家走亲戚，一般是婆婆带媳妇，一家一家走，到亲戚家送一斤白糖，年长的送冰糖，有孩子的加送一个饼干，给两元压岁钱（后来有增加）。亲戚招待标准：普通亲戚，每人一碗粉干（或面条），四个荷包蛋。回来时，压岁钱加倍，外加八寸鞋面布。更亲密的亲戚，杀一只鸡，婆媳两人各一只腿一碗粉（面条），回家时加倍压岁钱，衣服一件（或布料，或一斤毛线）。村里所有邻居，要送汤（即一碗粉干，四个蛋），不愿煮的人，就给一斤粉干（或面条），四个鸡蛋。这些东西女孩回娘家时要带回娘家的。

九十年代后，就是相亲那天，将女方带到男孩家发始，那天不是结婚，其实就开始同居。

接下来就女方接女婿发始了，就是男孩子到女孩子家走亲戚了。礼节，招待跟前面一样，只是男孩回家的前一天，岳父家要请所有亲戚来聚餐，叫圈席，来宾们带好回礼（红包、米或面，蛋，衣服，布，毛线等），这些是给男孩带回家的。

最后是结婚。结婚的前一天，男方要准备付清聘金，红包（包括给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整容，化妆，媒人以及前来帮忙的人）六色礼等派人送到女方家里。女方要给送东西的人红包，还要回男方的礼包（理发，回郎等）。结婚当天，女方嫁妆先行，嫁妆最开始就是衣服，热水瓶等日用品和一些压箱钱。然后新人出门，亲人换鞋后不能踩娘家的地，要由舅舅抱着出大门的，女方送嫁的一行人到男方，男方也要弄汤（粉或面，蛋）接待，发红包。

结婚三天，小夫妻到岳父家回门，要带饭壶（鸡，目鱼、肘子，香姑，海带，粉丝等一锅煮），岳父家邀请亲戚开饭壶。吃了饭壶要给红包的，下午小俩口要回家，这天不可以住下。

随着时代的迁移，打工族的出现，婚俗也就渐渐地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成历史，提倡婚姻自由，只要认识或经人介绍认识，就谈，不在一起可以网上谈。

结婚不用择日子，没有那些繁琐程序，也没有谁有空去参与那些繁琐程序，双方谈妥了就同居，大多是先生孩子后结婚，婚礼只是种形式，孩子都上学了才补办婚礼。打工族分散五湖四海，莫说走亲戚，婚后婆媳不相认识，女婿不知道岳父的事，比比皆是。

女方对彩礼要求两极分化，有的分纹不取，有的漫天要价，要求男方在城里有房有车，彩礼几十万，黄金以斤而论。

嫁妆由几件衣服和一些日用品，发展为家电，家具，自行车，手表，摩托车，轿车，房子等。现在就一个存折，一足百足。

婚俗变异万千，摘录仅供大家茶余饭后尚响。

崇让堂

游南康百家姓和谐城有感

江西赣州 中国南康百家姓和谐城

南康百家姓和谐城，座落在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风景秀丽的南山森林景区，依山傍水而建，是一座“以姓氏文化为主题”的公园，被誉为江南最大的姓氏文化城。

这个公园始建于2008年，占地面积为480亩，由政府牵头，总投资约1.08个亿，其中政府投资7600万元，各姓氏民间投资3200万元。

整个和谐城分为三部分，一是仿清古建“和谐堂”，和谐堂由三个大殿和108间百家姓氏宗祠组成，建筑面积29998㎡。三大殿分别乾坤殿、始祖殿、熙和殿。108间宗祠，依山就势，分三排，与外循环路形成国字格局，寓“国泰民安”。二是恢弘宽广的和谐广场，占地81680㎡（风景秀丽、文明生态的园林广场）；三是50多亩宽水面的挹翠湖，碧波荡漾、波光滟潋，把总个和谐城映衬得尤其秀丽。另有六幅共312㎡长的大型艺术石雕墙，诠释了中华姓氏的根源、由来，镶在殿前大台阶中间的“和谐城大印”、“九龙石雕”、“和谐城颂”三幅石雕，是和谐城的点睛之景；大殿内安放的盘古、伏羲、炎帝、黄帝、尧、舜六尊铜像，雍容庄严。整个和谐堂飞檐斗拱，气势恢宏，青墙黄瓦，金碧辉煌。


图片

和谐城各姓氏宗祠排列表

吴氏宗祠在第三排（熙和殿）中间向右数第四位


游南康百家姓和谐城，感悟不浅。

和谐城体现了以和谐为中心，政府牵头，各姓氏宗族协调，为百家宗亲活动提供了场所，为各宗族活动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创造了契机，也为管理的系统化，规范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政府与民众，各姓氏之间大团结铺路搭桥，是民生工程。

和谐城把家族史教育，国史教育民众化，使广大民众能直接了解当地，了解历史，国史，是爱家，爱国教育的重要基地。

和谐城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把历史教育与旅游事业有力地结合起来，是一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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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和谐城的青色花岗岩的奠基石下方，有一尺五寸等深等宽的金井。井中放置有五谷种子，五帝明钱，文房四宝。还有三京土（北京万寿山，西安终南山，南京紫金山各取一杯土）、四海水（山海关的渤海金汤水，青岛的黄海尊贵水，长江口的东海财富水，珠江口的南海平安水）、五岳石（东岳泰山的三颗青石子，西岳华山的三颗白石子，南岳衡山的三颗红石子，北岳恒山的三颗黑石子，中岳嵩山的三颗黄石子）。

三京土、四海水、五岳石，专程送到湖南炎帝陵，礼敬始祖，感受灵气。当这些圣物放进金井后，撒入朱砂，水泥浇牢，再将奠基石吊装放正。

据称，和谐城三大殿中有一个三尺见方的石函，内置一红木匣子，里面有《南康市志》，祭始祖文，南康地图，筹建方案，设计图纸，筹建机构名单，文房四宝等，各件吉祥物用红布包严包实。放进木匣子，锁紧封牢。

崇让堂

八字头上一口塘


“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在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盖在山坡上。充分利用水发电，植树造林满山岗。自力更生创大业，世界革命担肩上。”这首歌，花甲老表应该还记得吧！

歌的意思是：在“八”字形的山谷上修建一个水库“一口塘”，用于蓄水。“一口塘”下面，是按照大寨的标准，一层层地修建梯田，在山坡上建起一排排农舍。也就是文革期间的新农村建设的标准。

1970年，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书记程世清亲自制订的具有江西特色的学大寨模式。他一声令下，文件下达到县，公社（乡镇），大队（村）。全省人民积极动员，各级革委会层层落实，把“八字头上一口塘”活动做成考核干部、社员（村民）对待学大寨的态度，并且上升到对伟大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没有人敢于异议。

那时，全省农村到处张贴大幅水粉画，宣传青山绿水，白墙灰瓦，绿树成荫，远景描述非常漂亮。

大会战轰轰烈烈，老表们挑灯夜战。基干民兵排，铁姑娘队，知识青年突击队，----，轮番上阵。到处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开渠挖塘，兴修水利，搭桥铺路，植树造林，一个个累得精疲力尽，但都意气风发，力争上游，奋力拼搏。兴建了很多小型水利工程，许多保留至今。（参加劳动的人，按出勤的天数，记入工分，年终按工分拿钱。实际上，农民平时靠卖鸡蛋等少量副业挣钱，有生活物品的需，是向生产队借钱购买，所以到年终往往是计算了工分之后，还欠生产队的钱。农民一年到头没有钱）

这次活动局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差，生产资料落后，进展还是比较慢的。后因“三查”政治运动，程世清落马，新农村建设从此流产。

程世清，外号程麻子，河南新县人，是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参加过东渡黄河的战斗，八路军时期参加过平型关战役，后在第四野战军任132师政委，参加四平战役，辽沈战役与平津战役，1955年少将，装甲兵司令部干部部部长，政治部主任，第26军政委，福建军区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是个多才多艺、能吹拉弹唱、办实事、说话算数的人物。他是林彪的老部下，写了一篇《到林副主席家作客》的文章，刊登于《人民日报》。他对平息江西各地武斗，稳定江西局势有功，曾向毛主席透露林彪有外逃意向，也是有功。林彪垮台，他受牵连。

程世清为南城龙湖（文革时叫红湖公社）人民，办了两件实事。

五十年代人们对生活的向往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六十年代末，龙湖公社买了一台煤碳发电机，放在“大字阁”古庙里，请出庙里的菩萨，放进了几吨重的铁疙瘩、以煤、炭为原料的发电机组。

那机子可笨，两个大飞轮直径一米多。每天下午六点前，电工就在路上拦路人，凑齐十多个人一齐拉着粗大的麻绳，摇动飞轮发动机子发电，每天发电两到三个小时，成本太高，电量少，只能供应龙湖公社所在地社员短时间照明用，总算是用上电了吧。

龙湖是一条河分隔成两部分，两边人们出行靠木桥，涨水木桥就冲走了，一年要修好多次，后来改用渡船，给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程世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轻车简从地视察了龙湖公社，也就是龙湖人民近距离与省委书记交流的唯一的一位领导了。交流中，人们提出了许多实质问题。程世清当场定案两件事。

龙湖属于洪门库区移民集散地，要洪门水力发电厂直供龙湖的电。这样，龙湖包括与龙湖公社临近的资溪、黎川的山旮旯都用上了水电。

第二件为龙湖修建一座钢筋水泥汽车桥。为龙湖公路延伸到黎川提供了条件，后来这条路成了战备路。


附一:  关于人民公社

中国解放初期，开始了斗地主分田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农民以户为单位，分到田地之后，土地成为农民私有财产，农民对土地具备所有权。后来，以户为单位的单干，变成志愿联合的互助组，明晰了集体所有的土地性质。并且，以政府和农民出资入股分红的农村农业合作信用社(银行)自此扎根于农村集市。后来互助组在政府倡导下，从初级合作社发展到高级农业合作社。

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化，合作社每社平均200农户左右，土地不再归农民私有，而是集体所有。1957年冬和1958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又出现了联队、联社。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搞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觉得需要办大社。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在与山东领导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撤乡、镇并大社，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行使乡镇政权职权，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称生产大队。

人民公社下辖生产大队，成立大队管理委员会，设大队长、副大队长、秘书（有的由会计兼任）、保管员、出纳员、民兵队长、治保主任和妇代会主任。公社干部为国家干部，大队干部一般都脱产或不脱产的村民担任。大队下辖生产队，设立队务委员会，由大队干部任命生产队的队长、副队长、妇女副队长、会计（兼记工员）、保管员。

人民公社普及的同时，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也推广开来（但这仅限于在农村的公社，而在城里面，并不没有吃饭不要钱的公共大食堂）。“吃饭不要钱，老少尽开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这是当时人们对公共食堂的理解。媒体宣传也把大办公共食堂，上升为进一步解放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措施。到1958年的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基本上每个生产队都有食堂，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同时，当时宣传部门针对如何办好公共食堂发表文章，提出饭菜要多样化，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种，有菜有汤，尽量免费供应酱油、醋、葱、蒜、辣椒等调味品。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食堂要讲究卫生，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对年老社员、儿童、病员、孕产妇应在饮食上适当照顾，要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地新建简易饭厅。
　
　　公共食堂为广大农民勾勒出了梦想家园的美景，吃饭不限量，吃菜不重样。在人们的概念里，只有“放开肚皮吃饭”，才能“鼓足干劲生产”。不少公共食堂便倾其所能，倾其所有，以供应柴米。不久之后，中国出现大饥荒，人民公社设在各个生产队的大食堂没有充足的米饭供应给农民，在中国农村很多省份出现大量的农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但是，在中国的各个大中小的城市里面，以及军队里面，并没有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现象，城市里面的人口，只出现因为饥饿与营养不良而导致的不同程度的浮肿现象）。

1961年6月份，中央下达文件，文件不再硬性规定“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文件明确指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这些食堂，都要单独核算，同生产队的财务分开。生产队对于社员办的食堂，应该给予可能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在经济上不应该有特殊的待遇。对于参加和不参加食堂的社员，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可以在收获后一次发，也可以分期发。”之后，在全国农村维持三年之久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相继解散。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既要负责全社的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也要管理工农商学兵等各方面的工作。人民公社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实行最为普遍的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和伙食供给制，是社员收入中的主要部分。人民公社会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人民公社制度初创时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在过程中大刮共产风，不仅造成对农民的剥夺，也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破坏。

1983年人民公社被取消，改为乡镇。


附二:  关于革命委员会

1967年上海首先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在当时已经背上“野心家、阴谋家”的骂名的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干事、民兵连长王洪文等为首的群众组织，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权力，组织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但普通群众并无投票选举权，只是有被选拔权），由张春桥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全国各地效仿，纷纷夺权，各地组织的新政权名称并不统一。毛泽东主席认为上海公社的名称不好，发出了“最高指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高等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

1968年，中共上海市委重新成立，王洪文任第三书记，后兼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1969年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王洪文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同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76年，王洪文到上海建立由他直接控制的武装，预谋策动上海民兵暴乱。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使其合为一体，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或解放军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全称为《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是进驻机关、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代表）。

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到了文化革命后期，工农兵代表逐渐撤出革命委员会。


1978年宪法进行修改，第五次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于1979年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各级人民政府。

与革命委员会的产生相伴随的，是中国民间风俗“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


据介绍，“早请示、晚汇报”的大致流行时间是1966年夏至1971年底的林彪事件几个月之后，共约五年时间。

据报道，林彪事件后，尽管中央全力保密，但是小道消息仍然迅速传开，不过，在当时的中国正式媒体上，并没有宣布。在林彪死后的第17天，是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在刊登《人民画报》第10期的目录时，还标明该期画报的封面图片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合影；10月6日，中央照常以非常隆重的仪式，迎接来访的埃塞俄比亚皇帝。

关于“九一三”事件情况的传达，中央采取了“内外有别、有步骤”的逐级传达方式：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



但是，每年国庆节必有的游行检阅，在1971年却以“节约闹革命”为借口取消了，并且通知说今后国庆不再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林彪、叶群及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在国庆节期间以及此后的国事活动报道中，全部销声匿迹；在所有报刊、广播的报道中，包括赞颂毛泽东与批判刘少奇的报道中，都不再出现“林副主席”及“亲密战友”等词句。

但是“小道消息”很快就以各种方式向尚未听到传达的、自己信任的“最可靠的人”泄露出去，扩散到全国，包括被罢官、“靠边站”，以及被监护、蹲“牛棚”甚至被关在监狱、劳改农场的一些干部、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首先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这个绝密信息私下里告诉了陈毅，他说：“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我今天特意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说明。先让你高兴高兴。”

1971年9月16日，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的妻子甘英独自一人在单位从事劳动时，忽然听见有人在她的背后喊了一声：“林彪摔死了！”当她回头看时，却不见了人影。这位在林彪死去4天就知道消息并敢于向她通风报信的人，当然是属于能从高层获知重要信息的非一般百姓。

1971年9月20日，奉命回国向中央报告温都尔汗坠机事件的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光，10月3日参加了外交部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他这才知道自己带回国内向周恩来汇报用的那些照片上的死人和飞机残骸，是林彪等人的遗体和座机。


北京电视台播音员吕大渝回忆：“1971年9月下旬，一群领导突然成群结队地到各处‘检查卫生’。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以‘为了突出毛主席，以后一律不再悬挂其他领导人的画像’为由，要求大家取下林彪的画像，气氛神秘兮兮。”预感都出了大事，但都没有一句质疑。

　　不过，听到过“小道消息”的许多人，在中央文件正式传达的时候，对林彪叛逃摔死一事仍然非常震惊。曾在崇明岛插队的知青赵丽宏记述：“会场里静得出奇，只有传达这消息的公社干部的声音，在寂静中回荡。”



　　由于中央文件分层次与分类传达产生的“时间差”，在有些单位还一度出现这样的现象：在“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人们继续虔诚地高声领呼：“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些地方“九一三”事件的泄密者，其散布“谣言”的行为受到尚不知情的地方公安机关的追查。


总之，林彪事件在几个月后宣布时，“早请示、晚汇报”风俗很快终结。

据介绍，在当时，“牛鬼蛇神”等一类“坏人”是不能“早请示，晚汇报”的，他们只能“早请罪，晚请罪”。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腰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名大声地诅咒自己。

对于普通人，有的家庭自觉全家一起每天早、晚都“早请示，晚汇报”，但不论是否在家“请示”、“汇报”过，都必须参加单位、学校的集体“请示”、“汇报”。在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每天至少四次，即上午下午上下班、上学放学各一次，如在单位、学校食堂吃饭，每餐饭前都要有一次。家庭妇女、社会青年等无业人员则要到居委会参加。“早请示，晚汇报“属于雷打不动的程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扰。


“早请示，晚汇报”的内容一般是集合整队、鞠躬敬礼之后，听口令“祝毛主席——”，之后大家呼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后来增加有“祝林副主席——”之后大家呼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据说在城市中的各个单位的食堂，每次吃饭，食堂里总会听到各种口音的叫喊声：“毛主席万岁——半斤！”“毛主席万岁——六两！”

有学者认为，“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起源于殷商先人的祭日仪式：“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殷人于日，盖朝夕礼拜之。”类似于基督教的饭前祷告。


“忠字舞”出自谁的发明，已经无从考证，忠字舞流行的时间比较短，产生于1967年革命委员会出现的时期、兴盛于1969年的上半年，终结于1970年初，共约两年多的时间。忠字舞是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毛泽东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忠字舞舞蹈动作粗放、粗糙、僵硬、稚拙，简单、夸张，缺乏美感。无需特别舞蹈基本功和专门训练，易学易会。跳舞者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在车间、操场、码头、街头、田间……每天早晨，随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有点类似80年代、90年代的中老年健身舞。


据介绍，1969年4月“九大”开幕之后，江青有一个讲话，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不是宣传毛泽东，而是丑化毛泽东。当时康生还插话，说这是强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泽东思想。

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件  重申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并且明确指出，“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毛泽东的批复是：照办!

之后，忠字舞很快消失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但在一般节日和表演中仍然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