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勄：吴国都城与吴国王陵 （PPT课件 文字版）
吴国都城与吴国王陵
張勄
以下是张敏先生在2026年1月11日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吴文化研究社成立庆典暨镇江吴文化考古专家学术报告会的演讲课件的文字版
一.吴国文化
吴文化是长江下游两周时期的地域文化，吴文化是吴国先民在吴国立国至灭国期间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因此吴文化即吴国文化。
吴文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质有如下几点：
一、吴文化的时间范畴
吴始于周章。《史记·吴太伯世家》：“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武王克殷时在公元前1046年，封周章约在公元前1045年。
吴亡于夫差。《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冬，越灭吴。”哀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473年。
公元前1045～公元前473年即吴文化的时间范畴。
二、吴文化的空间范畴
吴文化的空间范畴即吴国疆域。
西周至春秋中期的吴国疆域分布于茅山以西，黄山、天目山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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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晚期，由于吴越争霸，吴国一度扩张至太湖流域。
因此，吴国疆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吴文化的空间范畴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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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吴文化的属性
吴是蛮夷国家，吴文化属中国之外的蛮夷文化，吴国疆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际并入中国版图。
《左传》成公七年：“吴伐郯，……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谷梁》哀公十三年：“吴，夷狄之国也”；《史记·吴太伯世家》：“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蛮夷，……王寿梦二年，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
四、吴人的族属
夏商周时期的的中华大地形成了匈奴、华夏、东夷、苗蛮、百越五大民族集团，吴人属华夏之外的东夷民族集团。
由于吴国地处东夷民族集团分布区的最南端，与苗蛮、百越相邻，因此吴文化或多或少地受到楚文化（苗蛮文化）、越文化（百越文化）的影响。
五、吴人的语言
先秦时期的吴人语言属不同于华夏语言的古夷语。
卫侯与吴王夫差会于郧，吴人扣押了卫侯作为人质；之后卫国贿赂大宰嚭，放走卫侯。回到卫国后，卫侯居然会讲吴国话，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左传》哀公十二年（前483年）专门记载了件事：“卫侯归，效夷言。”
六、吴国的历史
吴国为偏居一隅的蛮夷国家，历史文献中的吴国历史除周武王封周章之外，主要为寿梦至夫差时期的历史，而熊遂至去齐的历史一片茫然。
寿梦至夫差时期的历史缘于吴王寿梦“始通中国”。
七、吴国的世系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的吴国世系如下：
太伯—仲雍—季简—叔达—周章—熊遂—柯相—彊鸠夷—余桥疑吾—柯卢—周繇—屈羽—夷吾—禽处—转—颇高—句卑—去齐—寿梦—诸樊—余祭—余昩—僚—阖闾—夫差
吴国世系中的人名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太伯、仲雍、季简、叔达，人名中出现排行次序的伯、仲、叔、季，为华夏人名。
第二类：周章、熊遂、柯相、彊鸠夷、余桥疑吾、柯卢、周繇、屈羽、夷吾、禽处、转、颇高、句卑、去齐、寿梦、诸樊、余祭、余昩、僚、阖闾、夫差，人名为古夷语的音译，为蛮夷人名。
八、吴国的冒荫
春秋时期由于征伐、争霸、会盟等政治需要，非华夏系统的蛮夷国家都纷纷追溯华夏先祖以示自身血统的高贵和纯正，是春秋时期普遍出现的“冒荫现象”。
吴始于周章，周章之前的吴国世系都是附会。
吴为“太伯之后”“吴为姬姓”都发生在吴王夫差之际，显然是后世的移花接木，是典型的“冒荫”。
九、吴国的政体
我国的夏商周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奴隶制社会是奴隶主和奴隶二元结构的社会；奴隶制社会晚期出现了自由民（国人）阶层，形成了三元结构的奴隶制社会。
春秋时期的吴国是新兴的奴隶制国家，吴国是二元结构的社会。
一〇、吴文化的先进性
1.先进的矿冶业
矿冶业是吴国的官工业。西周至春秋时期，吴国不仅大规模地开采冶炼铜矿，而且率先掌握了硫化铜的脱硫工艺，从冶炼氧化铜发展到冶炼硫化铜，开拓了铜矿冶炼的资源空间。
2.先进的兵器制造业
《楚辞·九歌·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战国策·赵策三》：“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
吴国兵器的制造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擅长铸剑的干将、莫邪名噪一时。
3.先进的军事组织
吴国的军事组织除步兵之外，还有舟师、车师，并出现了春秋时期的“超级航母”——艅艎。
4.先进的战争队形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吴师皆文犀长盾，扁诸之剑，方阵而行。”
春秋时期，吴国最先出现了步兵方阵，吴国方阵早于公元前四世纪腓力二世所创的马其顿方阵。
5.先进的军事思想
吴国率先在战争中应用了孙子构建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作战策略、作战方法，为《孙子兵法》最初的践行者。
二.吴国都城
一、历史文献中的吴城
由于吴楚争霸和吴越争霸，吴国都城成为军事化组织的直接反映。全民皆兵的军事组织成为吴国的国家形态，御驾亲征、倾巢而出是吴国的战争模式。
吴国都城即军事指挥中心，随着战争的需要或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吴国都城在不断地迁徙，因而在今皖南、苏南一带留下许多名句吴音译的城。
见诸先秦两汉历史文献的吴城有句吴、故吴、鸠兹、朱方、固城、吴城、姑苏。
句吴，《世本·居篇》：“孰哉居藩篱，孰姑徙句吴，诸樊徙于吴。”宋衷曰：“孰姑，寿梦也”。
故吴，《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
鸠兹，《左传》襄公三年（前570）：“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
朱方，《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前545）：“齐庆封……奔吴，吴句余予之朱方”；《左传》昭公四年（前538）：“楚子……伐吴，……使屈申围朱方”；《史记·吴太伯世家》：“吴予庆封朱方之县，……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
固，《左传》昭公十三年（前529）：“因群丧职之族，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吴，《越绝书·吴地传》：“阖庐之时，大霸，筑吴［越］城，……吴大城，……吴郭，……吴小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筑小城”；唐以后称之为阖闾城。
姑苏，《墨子·非攻中》：“至夫差之身，……遂筑姑苏之台，七年不成”；《国语·越语》：“范蠡……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荀子·宥坐》：“女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
据历史文献记载，吴国都城曾经数迁。
如商都数迁仍称亳、楚都数迁仍称郢、蔡都数迁仍称蔡一样，吴国都城虽经数迁，仍称句吴，因此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故吴、句吴、鸠兹、朱方、固、吴、姑苏，都是北方人根据吴人读音的文字记录，都不同时期的不同音译，故吴、句吴、鸠兹、朱方、固、吴、姑苏的出现是同名异译现象。
吴国国名“句吴”，都城也名“句吴”，即“国、都同名”。
两周时期“国、都同名”并非孤例，蔡国的都城称蔡，为了区分数迁的蔡，文献中出现了上蔡、下蔡、新蔡、高蔡、望蔡。
音训属训诂学。古文字的释读有形、音、义三端，由于音译的文字没有实际意义，因此音译的地名只可音训而不可义解，音训即以因声求义辨其文义，以双声叠韵别其通假。
吴国是“国、都同名”的国家，吴国号句吴，吴都亦名句吴。
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故吴、鸠兹、朱方、固、吴、姑苏都是句吴的音译，都是句吴的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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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古音韵相关的书籍有《汉语史稿》《汉字古音手册》《汉语古音手册》《上古音手册》等，有兴趣可以查阅。
明·杨慎《升庵经说》：“越曰於越，吴曰句吴，邾曰邾娄，本一字而为二字，古声双叠也。”
中国文字的读音由声母和韵母组成，汉代以前的读音称上古音，上古音的声母称母，韵母称韵。
古声双叠即首字的声母相同，尾字的韵母相叠。
句吴，首字“句”是见母[g]；尾字“吴”是鱼韵[ɑ]，句吴的上古音是见母、鱼韵，读若[gɑ]。
据此，凡首字是见母、尾字是鱼韵的地名即句吴的音译。
故吴 故，见母[ɡ]；吴，鱼韵[ɑ]；故吴即句吴。
鸠兹 鸠，见母[ɡ]，兹，之[ə]韵，鸠兹与句吴声同韵近，鸠兹即句吴。
固城 固城即固，城是后缀。固，见母[ɡ]，鱼韵[ɑ]，固即句吴的疾读，固即句吴。
姑苏 姑，见母[ɡ]，苏，鱼韵[ɑ]，姑苏即句吴。
与镇江相关的是朱方。
朱方，朱，章母，《世本·居篇》：“姑之言诸也，《毛诗传》读姑为诸”，朱、诸的上古音都是章母，读姑为诸即读朱若姑，姑，见母[ɡ]；方，阳韵，据依王力的古韵“十一类二十九部”，第五类鱼部[ɑ]、铎部[ɑｋ]、阳部[ɑŋ]为阴、入、阳三声，吴是魚韵，方是阳韵，吴与方阴阳对转，句吴与朱方属声同韵转，朱方即句吴。
楚灭越后，改朱方为谷阳。谷，见母[g]；阳，阳韵[ɑŋ]，谷阳与朱方的古音相同。
二、考古发现的吴城
经过考古调查或发掘的古城遗址有芜湖湾沚的鸠兹城、高淳的固城、丹阳的葛城、常州-无锡交接部的阖闾城和苏州的木渎古城；吴国城址的分布范围从芜湖至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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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城址分布示意图
在吴国城址中，只有葛城在镇江境内，所以今天主要介绍葛城。
葛城遗址位于丹阳珥陵镇，与珥城、神河头遗址构成遗址群。
葛城内城呈不太规则的长方形，周长约660余米。内城外有三道城壕，城壕系统较为复杂，目前已确认与葛城同时期的两道城壕，距第一道壕约50～60米为第二道壕，第一道壕宽8.5～13米，第二道壕宽13.5～15米，在第二道壕南面向外引出一条称为“长沟”的古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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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城复原示意图
经考古勘探和发掘，内城有相互叠压且方向不尽一致的三个时期的城墙和四个城门，东西、南北门之间有宽约4米的道路，南北向道路出北门后延伸至城外，越过第二道壕沟；城内的布局因城墙的相互叠压而显得空间较小，未见高土台，仅在城的西北角探明有一块东西长22米，南北宽18米，面积约400平方米的红烧土堆积区，应为主要建筑所在。
葛城遗址是始筑于西周、沿用至春秋晚期的吴国古城遗址，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吴国城址。
葛城三期城墙的时代分别为西周早中期、西周晚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距发现吴国贵族墓葬的大港一带约30公里，距发现吴国贵族墓葬和窖藏的访仙、司徒约10公里。
大港一带吴国大型墓葬的年代分别是西周早期、西周晚期和春秋晚期，访仙墓葬与司徒窖藏（？）的年代为西周晚期，与葛城三次建城的时期基本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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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访仙四方山西周墓随葬的部分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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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西周窖藏（？）出土的部分青铜器
《世本》张澍稡集补注本按：“《诗地理考》引《世本》云：孰姑徙丹徒句吴。”
丹徒句吴即朱方，朱方是吴国都城，朱方在丹徒一带。
谏壁至大港一带至今未发现吴国城址，而葛城周边大型墓葬的年代又与葛城三次建城的时期基本对应，据此推测葛城可能历史文献中的朱方。
我发表过与吴国都城相关的文章有：
《丹徒考》（《文博通讯》1983年第6期；后收入《东方文明之韵》和《张勄文集》）
《吴国都城初探》（《南方文物》2009年第2期）
《鸠兹新证——兼论西周春秋时期吴国都城的性质》（《东南文化》2014年第5期），有兴趣可以翻翻。
三.吴国王陵
随葬青铜器的吴国大型墓葬主要集中于大港一带，已发掘的有烟墩山西周墓、荞麦山西周墓、磨盘墩西周墓、北山顶春秋墓、青龙山春秋墓、粮山春秋墓、王家山春秋墓。
通过随葬器物的比较研究，烟墩山西周墓、荞麦山西周墓为西周时期的吴国王陵，北山顶春秋墓、青龙山春秋墓为春秋时期的吴国王陵。
一、烟墩山西周墓
墓葬位于烟墩山顶部，1954年发现，后进行清理，墓坑情况不明，随葬器物基本完整。
随葬的青铜器有鼎、鬲、宜侯夨簋、簋、盘、盉、牺尊、兕觥、虬杖首、杖镦等18件以及矛、镞、镳、衔、辔饰等兵器以及车马器1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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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耳素面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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夔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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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耳弦纹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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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侯夨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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夔纹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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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鸟纹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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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首钮凤纹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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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纹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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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纹饰锈蚀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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兕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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虬杖的杖首与杖镦
据夨簋铭文，烟墩山西周墓墓主的爵位为侯。
据随葬器物中的虬杖推测，烟墩山西周墓的墓主为王侯。
据墓葬年代推测，烟墩山西周墓的墓主可能为第一代吴国国君周章。
二、荞麦山西周墓
墓葬位于荞麦山的山巅，1982年发掘，墓葬基本完好，随葬器物基本完整。
荞麦山西周墓随葬的青铜器有鼎、鬲、伯簋、簋、鸭形尊、尊、卣、壶、角杖首、杖镦以及矛、镞等兵器、軎、辖、镳、衔、车饰、辔饰等车马器120余件，其中有青铜矛8件、镞129余件，伯簋内有铭文“伯作宝尊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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夔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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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雷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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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雷纹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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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纹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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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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夔纹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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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形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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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鸟盖钮联珠纹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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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盖钮云雷纹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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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杖的杖首与杖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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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杖首与青铜杖镦的出土位置
据伯簋铭文，荞麦山西周墓墓主的爵位为伯。
据随葬器物中的角杖推测，荞麦山西周墓的墓主为王侯。
据墓葬年代推测，荞麦山西周墓的墓主可能为第二代吴国国君熊遂。
三、北山顶春秋墓
墓葬位于北山的山巅，1984年发掘。墓葬早年被盗，随葬器物大多散失，仅在墓道中发现部分随葬器物，并发现人殉和人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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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顶春秋墓平面图
随葬器物有鼎、勺、盥缶、鉴、鸠杖首和鸠杖镦、钟、镈、磬、錞于、丁宁、悬鼓环、桴等礼乐器37件，盖弓帽、盖斗帽、軎辖、带钩方策、合页、厢壁插、马衔、马镳及大环、小环、节约、辔饰等车马器400余件，戟、矛、鍭矢、镦等兵器20余件，其中有青铜暗纹大矛2件、矛8件、戟1件、鍭矢16件，带铭文的青铜器有尸祭缶、甚六鼎、甚六钟、甚六镈、余昩矛等1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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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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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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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六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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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鼎盖与盖内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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蟠螭纹盥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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缶盖与盖上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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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六钟与甚六钟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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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六钮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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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六镈与甚六镈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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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六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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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磬与桴
《周礼·小胥》：“凡悬钟磬，半为堵，全为肆”，郑玄注：“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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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钮錞于、丁宁与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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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悬鼓环
《国语·吴语》：“（吴）王乃秉袍，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三军皆哗，釦以振旅，其声动天地。”
北山顶春秋墓随葬的军乐器与之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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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纹大矛——余昩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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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杖的杖首与杖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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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杖首与青铜杖镦的出土位置
北山顶春秋墓出土了江南地区唯一一件有“攻吴王”铭文的青铜鼎，出土了“余眜矛”，还出土了鸠杖的青铜杖首和杖镦。
据随葬器物中的鸠杖推测，北山顶春秋墓的墓主为王侯。
据甚六鼎、余昩矛的铭文，北山顶春秋墓墓主为吴王余眜。
四、青龙山春秋墓
墓葬位于青龙山的山巅，1987年发掘。
墓葬早年被盗，有人殉和马牲。随葬的青铜器几乎被盗掘一空，青铜礼乐器仅存甗、鸠杖首、铎等3件，有戈、暗纹大矛、矛、剑、小矛、钩、镞、矢和镦等青铜兵器64件，马衔、马镳、铃、泡、合页和鸟尾形车饰等青铜车马器15件（套），其中有青铜暗纹大矛1件、剑1件、矛8件、戈36件、戟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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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山春秋墓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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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雷纹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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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纹大矛与鸠杖杖首
青龙山春秋墓与北山顶春秋墓都是带墓道的大型墓葬，青龙山春秋墓与北山顶春秋墓都用人殉、人祭或牺牲，青龙山春秋墓与北山顶春秋墓都随暗纹大矛和鸠杖，据此推测青龙山春秋墓亦为王陵；据大港一带吴国王陵的排葬规律推测，青龙山春秋墓的墓主可能为余眜之子——吴王僚。
五、吴国王陵的标志
大港一带自东而西分布着烟墩山西周墓、荞麦山西周墓与北山顶春秋墓、青龙山春秋墓，通过吴国王陵的分析，大港一带先后为吴国王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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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港一带两周墓葬分布示意图
杖是权力的象征，杖是判断吴国王陵的物化标志。
《礼记·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
烟墩山虬杖与荞麦山角杖的出现，表明西周时期吴国的权杖尚未定型；北山顶、青龙山鸠杖的出现，表明春秋时期吴国的权杖已成定制。
两周时期吴国权杖的发展演变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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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表过与吴国王陵相关的文章有：
《吴王余昩墓的发现及其意义》（《东南文化》1988年第3-4合期）
《吴越贵族墓葬的甄别研究》（《文物》2010年第1期）
《吴越贵族墓葬的等级研究》（《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有兴趣可以翻翻。
四.宜侯夨簋
夨簋是长江下游西周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器，夨簋铭文对于吴文化的研究，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指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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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5年烟墩山青铜器见诸报道后，先后对夨簋铭文进行释读或研究的有陈梦家、陈邦福、郭沫若、唐兰、岑仲勉、谭戒甫、陈直、刘启益、黄盛璋、李学勤、董楚平、杨向奎、曹锦炎、谢元震、梁晓景、马三鸿、王永波、王晖、曹定云、胡进驻、于薇、郭宝钧、马承源、沈长云、顾孟武、彭裕商、袁志洪、任伟、王健、刘凡超、李世宇、张广志、徐中舒、于省吾等先生以及镇江的陆九皋、刘建国、胡顺利等先生。
夨簋为康王器，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铭文中的宜是国名、夨是人名，也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然而夨簋铭文的释读则歧义颇多，其中尤以宜、夨二字为甚。
我曾发表过《浅释夨簋铭文中的“宜”与“夨”》（《青铜器、金文与齐鲁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对“宜”与“夨”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宜”在铭文中的字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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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释言》：“宜，肴也”，《说文·且部》：“俎，礼俎也。从半肉在且上。”夨簋铭文中的宜字是两块肉置于且上之形，即俎上鱼肉之俎也。
且读若祖，《礼记·檀弓上》：“夫祖者，且也。”
陈梦家先生认为“宜为国名”；陈邦福先生释“宜”为“俎”，“俎……可能是在洛邑边鄙几百里之间的一个地名”；郭沫若先生认为宜的“地望或即在今丹徒附近”。
唐兰先生认为“簋出土在丹徒，它在春秋时是朱方，正是吴国的地域。……簋铭所说的宜，可能就在丹徒或其附近地区”（《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其后，唐兰先生改释宜为俎，并明确指出“在商周时，只读俎音，……俎国即后来的吴国”（《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
金文考释，首先是隶定，其次是释读。
《尔雅·释言》：“宜，肴也”，李巡注：“宜，饮酒之肴也。俎、宜同训肴，可为一字之证。”
据此，夨簋之“宜”当隶定为俎，俎为宜的初文，俎、宜为一字。
“夨”在铭文的字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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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夨部》：“夨，倾头也”，夨的本义是倾斜着头。在夨簋铭文中，夨是人名，显然与“歪头”无关。
陈梦家先生认为“作器者夨亦见于洛阳出土的令方彝、令尊和令簋，……宜侯夨和令方彝、令尊、令簋的作册夨令应是一人”，郭沫若先生认为“往年曾出夨令簋与夨令彝，为周成王时器。……然则此宜侯夨或虞侯夨与彼二器之作册夨令，当系一人。”
作册夨令是一个名夨的作册小令，与侯的身份相去甚远。
唐兰先生认为“虞侯夨应该就是周章，夨和周章的声母是很接近的。”（《宜侯夨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夨簋是周天子赏赐给吴王的青铜器，即“宗周器”，因此铭文中的国名和人名都是音译。
俎为宜的初文，俎即句吴的音译。俎，庄母，鱼韵；句，见母，吴，魚韵。庄、见旁纽，俎与句吴声近韵同，俎即句吴。
夨，庄母、职韵；周，章母、幽韵。夨见于西周夨簋，周章见于西汉《史记》，两者相距近千年，夨与周章的声部相近，是不同时期的不同音译，夨与周章属同名异译。
在诸多学者的考释中，唯有唐兰先生对吴国地名、人名采用了音训，唯有唐兰先生的结论更接近史实。
唐兰先生是浙江嘉兴人，唐兰先生可能对吴越语言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感悟。
今天主要介绍了可以互证的文化遗存——吴国都城、吴国王陵和夨簋铭文。
在吴文化的研究中，应用“二重证据法”进行发微，利用考古发现进行互证，既为镇江的吴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也为镇江的吴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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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3-13 22: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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