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毓周：略论吴文化的族属与历史渊源

崇让堂

范毓周：略论吴文化的族属与历史渊源

吴文化的族属为吴人。吴人与越人不同族。吴人的统治者为周人及其后裔，其祖可能为由陕西白水白(伯)氏周人南下而来。吴人的人民为久居于长江下游两岸的土著居民勾吴族，可能属夷人的一支，非荆蛮。

吴文化乃周人南下与当地土管融汇后共同创造的一种青铜文化。其主流为布于江苏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但受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早期湖熟文化与中原之周文化，同为吴文化的历史淵源。

近些年来，由于中外学者的共间努力，有关吴文化的研究发展很快，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也应看到，目前仍有一些问题，大家见仁见智，看法各异。尤其在关于吴文化的族属和历史渊源问题上，学者间虽经长期论争，迄未获得一致意见。为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作些探索。

吴文化，根据日前学术界的音遍认识，一般是指商末周初吴国建立后直至公元前473年为越所灭大约七百年间吴人所创造的文化。就东周时期吴国的疆域范围而言，吴文化主要分布在今江苏的江淮之间的全部、苏南的全部、上海市、浙江的北部、皖南的大部及赣东和中部分地区。其早期中心地区则在长江下游两岸，以江苏镇江一带为主。因而，要探索吴文化的族画和历史渊源，应当着眼于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分析。关于吴文化的族涵，学者间主要有下述几种看法:

1、荆说;

2、句吴说:

3、三苗说;

4、吴越同族说:

5、吴国统治者是周人，人民为荆说。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4、5两种说法，尤其是吴、越同族说，自六十年代蒙文通先生提出后，不断有人响应，已成为颇具影响的一说。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吕氏春秋·知化篇》、《吴越春秋》、《方言》、《淮南子》诸书关于吴、越“习俗同、言语通”等记载。

鄙人以为，是说似难成立。首先，他们所引用的文献记载，多为秦汉人的记载。吴在公元前473年灭于越后，其地尽为越所有，越人也乘机北徙，语言与习俗渐而混同、相通。到了秦、汉时期，吴、越两地居民，从语言和习俗上已经难以区分。故秦、汉人在心目中，把吴、越视为同出一源的民族，不足为怪。但这毕竞是秦、汉人的看法，与西周至春秋时吴、越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尽相符。

其次，吴在西周以后迅速发展，都城不断南迁，寿梦以后更将疆域南扩至太湖以南地区，故在春秋中、后期部分吴人融入越族是极其可能的，但其民族主体仍应为吴人本身。根据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发掘，长江下游两岸丘陵地区遗址的文化面貌，早在商代就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具有较强地域特点的文化风格，而与太湖水网地区遗址的文化面貌差别较大。只是到了西周中晚期以后，两者的差别才逐渐缩小，文化面貌渐趋一致。因此，吴、越应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民族，吴、越同族的说法欠妥。

吴国统治者是周人，显然是受《史记·周本纪》、《吴太伯世家》诸书记载的影响，这一说法大体上符合古代文献记载，同时也为考古发现所证实。

关于吴人统治者出自周人的说法，早在春秋时即已形成。

例如，《左传·昭公三十年》载楚平王之庶长公子子西，因吴公子掩余、烛庸奔楚而向楚昭王进谏时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楚是吴的近邻，且常与吴处于敌忾之中。子西曾以“王有嗣，不可乱也”，力争让位于楚昭王，受中原文化濡染颇深。他未以夷蛮视吴人，而称之为周人弃在海滨的胄裔，可见吴人的统治者确是来自周人。

《左传·哀公十三年》记黄池之会上吴人与晋争长时云:“于周室我为长。”晋人亦未以夷蛮视之，反而曰:“于姬姓，我为伯。”显然也承认吴人统治者为周人后裔。

又如，《左传·哀公元年》载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后，伍员谏言勿与越人行成，“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仇，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将吴人统治者视为周人胄裔。

《左传·定公五年》记吴人伐楚入郢，追楚昭王于随时而谓随人:“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衷，致罚于楚，而君又窜之，周室何罪?君若顾念周室，施及寡人以奖天衷，君之惠也。”（周朝的子孙中，那些住在汉水流域的，实际上都被楚国消灭光了。上天有灵，把惩罚降给楚国，可您（随国）却又把楚国给放走了。周王室到底有什么罪过？您如果还顾念周王室，把这份恩德施加到我身上，以顺从上天的心意，那就是您的恩惠了。）显然吴人的统治者也是以周人胄蛮自居的。

甚至连孔子也以鲁、吴为同姓之国。《论语·述而》曰:“君取于吴为同姓。”

因此，吴人统治者出于周人，似为春秋时人们的共同看法。这种看法现已基本上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宁镇地区及其周围先后发现过多处周代墓葬和窖藏，如丹徒的烟墩山、磨盘墩、大港母子墩、仪征破山口、江宁陶吴镇、南京浦口、溧水乌山、丹阳司徒和镇江一些地区，相继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西周青铜器。其中既有中原铸器，如《宜侯夨簋》、《伯簋》等，也有当地的产品。

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原铸器当为周人传带而来，这些周人便是吴国的周族统治者。尤其是丹徒大港母子墩出土的《伯簋》，其形制、花纹均与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之《孟簋》全然相似，其铭文则间于陕西白水县1971年所出《伯簋》(甲)的铭文，应为周初康王以前器。铭文中的“伯”即为母子墩墓主人的族氏。从该墓建筑规模极为宏大，现存墓墩底径达30余米，高出地表5米许等情况看，该墓应为吴国开国初期的王陵之一。

《史记·周本纪》、《吴太伯世家》诸书曾详记吴太伯，仲雍奔吴事，自卫聚贤以来，学者多怀疑之，丹徒烟地山《宜侯矢簋》出土后，不少学者据以论证宜侯夨即是商代末年“奔荆蛮”的周人太伯之后周章，后来又为一些研究者所反对，一时众说纷纭，使人莫衷一是。

丹徒大港母子墩《伯簋》的发现，似乎可以说明，《史记·周本纪》、《吴太伯世家》所记吴太伯，可能即是《伯簋》作器者的“伯”传误而成。吴的开国者很可能是由陕西周人京畿附近的白水县(白水县属渭南市，白水县的邻县有黄龙县、黄陵县、宜君县)的白(伯)氏周人系迁南下面来，故其统治者自称姓，春秋时人们多以周人胄裔视之。

图片
伯簋（伯方座簋）

腹内底铸有铭文两行五字：“白（伯）乍（作）宝尊彝”

“伯”为作器者称谓

至于其人民，自应是原来久已居于长江下游两岸丘陵地区的土著居民句吴族，而句吴族可能是东方滨海地区夷人的一支，并非一些人所指的荆蛮。因此，鄙人以为，吴文化之族属为吴人，吴人统治者为周人及其后裔，人民为当地夷人土著居民。吴文化的主流是长江下游两岸丘陵地区的夷人土著居民句吴族创造的，在考古学上，即遍布于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

“湖熟文化”是1951年最早发现于江苏江宁县湖熟镇附近的一种青铜文化，目前已发现数百处。这一文化原来曾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者最好说铜石并用时代)一直到铜器时代的一种文化”，但是后来的发掘和研究证明，湖熟文化往往叠压在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上，更有一些遗址，如南京西善桥太岗寺遗址和北阴阳营遗址等，还直接叠压在相当于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上，因而目前多数研究者均主张湖熟文化是一种青铜文化。

关于湖熟文化的年代范围，鄙人赞同蒋赞初的意见，即其前期为商代，其后期为西周早、中期。尽管人们对湖熟文化的年代范围判別有异，但它仍然应当被视为吴文化的主要来源。在湖熟文化的后期遗址，曾经


出现较多的几何印纹陶。以1956年发掘的扬州凤凰河畔万福桥遗址为例，可以明显地看出，拍印在硬陶上的几何纹饰，主要有回纹、方格纹、折线纹、叶脉纹和套菱形纹等，其中以折线纹与纹、叶脉纹与回纹、回文夹梯格纹和变形云雷纹等的组合印纹为多。研究者认为这些纹饰具行西周铜器纹饰的某些艺术风格。这种情况与江南地区发现的西周时期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青铜器，也多仿自中原青铜礼器的情况是一致的。

两者均可说明，自西周初期周人到达这一地区后，中原文化也是构成吴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

最近十几年来，苏南地区曾经发掘数以百计的土墩墓，由于这类土墩墓多具江南土著民族的葬俗特点，而与中原地区的周人墓明显不同，一些研究者多认为是吴国荆蛮族的墓葬。应当承认，这种“不挖墓穴，只将死者置于地而，用土掩埋”的土墩墓，确实是江南地区自原始社会以来就有的一种土著葬俗。值得注意的是，丹徒自谏壁至大港沿江丘陵地带的吴同王陵区，自西周至春秋分布疗两种类型的大墓，其中时代属于西周的较早墓葬多属上墩类型，但其中都随葬有中原周人礼器和地方仿铸铜器两类器物，即便在陶器中也有典型西周绳纹和地方土著文化两种风格;春秋时期喜葬虽无中原式青铜礼器出土，但其葬则又出现了中原流行的带隧道巨型竖穴室。

这种情况显然表明，吴文化自始至终都是中原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有机结合，其文化渊源可追溯至中原的周人文化和吴的句吴族文化。

根据以上所论，我们不难看出，吴文化是周人南下与当地土著融汇后共同创造的一种青铜文化，它的主流是广布于宁地区的湖熟文化，但在不同时期均受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原的周文化和早期湖熟文化是它的两个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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