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荆蛮到朱方 姬周势力锲入湖熟文化与马桥文化

崇让堂

在中国文字中，带有强烈楚文化特征的文字是“郢“，春秋前期，楚文王将楚国的都城自丹阳迁都于湖北江陵以北的纪南城，从此，郢作为楚国的都城，一路伴随着楚国历史，都城迁移而名不变。直到最后的楚都定于安徽寿县，以至于到后世，在安徽有一万个左右带有郢字的地名，占全国带有郢字的地名的95%以上。

然而，比“郢“字更有楚文化特征的字是”荆“。荆楚二字密不可分，人们看到荆，就会联想到楚。

在历史上，在楚地，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楚人以 “荆楚” 为号，建立了共同的荆楚身份，“荆楚” 成为楚文化延续的链条。历经朝代更迭、 楚人后裔仍固守“荆楚“之名。

不过，荆楚之名并非从楚国建国开始之时就存在的，在楚国立国之初，与荆字并无渊源。荆楚之名是在楚国发展壮大的过程之中形成的。

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居 “丹阳”。丹阳的具体位置，有河南南阳淅川说，湖北宜昌秭归说，湖北宜昌枝江说。但是，楚之名的来历，据出土的战国时期文献《楚居》记载：“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并戈）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这段记载的意思是，楚国开国之祖鬻熊的妻子妣厉生下熊丽时，遭遇难产。为了保住孩子，妣厉让人剖开自己的腹部，取出熊丽，自己却因流血过多而死。在下葬时，巫医用当地特产的 “楚”包裹妣厉的肋部。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母亲，这个部族后来便自名为 “楚”。由此可见，楚之名的来历之中，毫无“荆”字的影子。

在古代文献中，“荆” 常被用作地域名称。最早提到“荆”字的，是《尚书・禹贡》，其中有 “荆及衡阳惟荆州”，这里的 “荆” ，指荆蛮之地，这里的“衡”，指的是衡山，而古代称大别山为衡山，古南岳是在如今安徽的天柱山，所以，这里衡阳就是指大别山以南的地区。

而“荆楚” 并称，最早出自《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这一时期大致为商朝时期。之后的“荆楚”并称，是出现在西周的周昭王时期，“昭王广楚荆”。然而，这里的“荆楚”与“楚荆”，并非以后楚国自称的荆楚。这里的荆楚，荆是荆，楚是楚。荆是荆蛮，楚是楚蛮，二者完全是分开的，是不同的两个地域，是不同的两个族群。如《诗经・小雅・采芑》中提到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这里的 “蛮荆” 就是指南方的荆蛮，而非楚国，因为此时周王室与楚国并非产生过矛盾，还谈不上“大邦为仇”。

但是，到了东周的春秋时期，情况就出现了进展。此时楚国从丹阳迁都到“郢“之后不久，楚成王弑兄夺位，积极扩张，《史记》中记述“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意思是楚成王对荆蛮地区进行兼并，并对荆蛮夷狄地区采取了自行设置官员和保留原有习俗的措施，尊重当地的原有秩序，从而达成更好地统治和融合。

从楚成王的扩张历史可以看到，楚成王灭掉的国家主要是在大别山地区（古南岳衡山地区）的弦国（今河南息县南），黄国（今河南潢川一带），英国（今湖北英山一带，英山原属安徽），六国（故址在今安徽六安北），可见，这些国家所在之处，就是荆蛮之所在。楚成王吞并这些荆蛮之国之后，楚国就开始自称或被称为荆楚。

到了战国时期，在楚辞《大招》之中，有 “自恣荆楚，安以定只” ，这表示了楚人已广泛认同和使用 “荆楚” 这一称呼来指代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因为将地域名称 “荆” 与楚国的国名 “楚” 结合起来，表征了楚国的广大与辽阔，引得了楚人的自豪与荣耀。从此“荆楚”二字就融入于楚文化之中，并进一步融入到中华文化之中，留传至今，延续着传奇。

从以上论述可知，虽然《尚书・禹贡》中有 “荆及衡阳惟荆州”之句，出现“荆州”一词，但是荆的位置是在大别山地区，而古代的衡山也是大别山地区，“衡阳”指大别山以南地区，所以《尚书・禹贡》中的“荆州”指的大别山周边地区。在楚国灭亡，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之时，并无荆州之名。

荆州之名出现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划分天下为十三刺史部，荆州是其中之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荆州范围包括当今的湖南、湖北全境及河南南部地区。那么汉武帝为何不将这个区域命名为楚？为何不将荆州的治所命名为郢？

其实，其中原委是显而易见的。

前者是因为汉高祖的主要对手就是项羽，项羽号称西楚霸王，所以汉武帝必须抛弃以楚为名的命名方案。后者是因为在楚国灭亡之时，楚国的国都是在现在的安徽寿县，在秦朝没有灭亡之时，在楚都寿县地区的楚国贵族应该是不敢也不被允许带有郢字的地名的，在秦朝灭亡之后，楚都寿县地区的楚国贵族才大规模地将自己的居住地命名为带有郢字的地名，所以安徽带有郢字的地名特别多，其它地方再用郢为地名，就不太合适了。

因此，在“楚，郢，荆”这三个代表楚文化的字眼中，汉武帝时期的人们自然就将“荆”做为楚国故都地区的名称，“荆州”从此登上历史舞台。“荆”从被楚成王占领的地域之名，成为了楚国故地的代名词，成为楚文化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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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在叙述吴祖泰伯离开周原之后的所到之处的时候，写为“奔荆蛮”，之后又写为“江蛮是适”，意指泰伯所奔之处，是靠近长江的那一部分荆蛮，也就是大别山靠近长江的那片区域（而不是汉武帝时期的长江岸边的荆州）。这一区域也是古南岳衡山（现为安徽安庆的天柱山）所在的位置。而屈原在《天问》中与描述泰伯仲雍“南岳是止”，这一描述与司马迁的荆蛮与江蛮相吻合。这里有衡山，有梅里（天柱山所在的县城的城关镇名为梅城），还有渤海（也就是彭蠡泽，古代鄱阳湖与江北的几个湖泊连在一起，名为彭蠡泽），还有人猜测彭蠡之名，来自于蕃篱，指泰伯初到长江岸边的荆蛮，筑蕃篱为城，后来蕃篱演化为番丽、再演化为梅里。以此看来，彭蠡泽实为梅里湖，所以说，泰伯居梅里，也许指的是泰伯居梅里湖（彭蠡泽），彭蠡泽波涛汹涌，后世称吴氏地望为渤海郡（波涛汹涌称为渤）。这里是湖熟文化以西的地区

也有人认为，泰伯所奔之处，是现今马鞍山的横山（衡山），这里也有大湖泊-丹阳湖，丹阳湖波涛汹涌，也被后世称为渤海。这里是湖熟文化兴盛的地区。

牧野之战结束后，周武王大封宗亲，将泰伯仲雍的后裔从自号句吴之处-荆蛮（江蛮）向东北方向迁移六百里（如果是从马鞍山的横山与丹阳湖<渤海>出发，则是向东北方向迁移一百里），封于夷蛮，也就是江苏镇江大港镇所在的区域，爵位是子爵，按照周礼，子爵的封地为方圆五十里，与楚国相同。

这一区域在湖熟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是在湖熟文化与马桥文化的边缘地区，也是湖熟文化与马桥文化的统治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周王室将泰伯仲雍后裔分封于此，显然是具有希望泰伯仲雍后裔将姬周文化向湖熟文化与马桥文化区域推广的意味。

镇江大港烟墩山出土的宜侯夨簋，表明这里是宜侯的封国，也就是《史记》中所述的夷蛮，宜与夷发音相同，而且现在这附近还有仪征（扬州仪征市）这一地名。可见这里是“仪”地，也是“宜”地，也是“夷”地，也就是西周吴国的所在地。

也有人认为，“宜侯夨簋”中的“宜”字，实为“俎”字，表示的是祭祀，“俎”字的发音与“朱”字的发音相近，这也被认为这是“朱方”一词的来源，朱方也就是俎方，也就是指祭祀的地方。镇江古称朱方。（朱姓或许也是来自于朱方之名，朱姓也很有可能是吴国王室后裔）。这也或许表明，周武王（或是周康王）封泰伯仲雍的长子长孙的后裔（周章）于此，目的是保持对泰伯仲雍及其先祖后稷、公刘和古公亶父的祭祀，而封周章的弟弟虞仲到黄河以北的山西，成为虞国，并将虞国设为最高等级的公爵，是为了守卫周朝的首都镐京。

如此看来，如果“宜侯夨簋”实为“俎侯夨簋”，那么，在周王室看来，为泰伯仲雍后裔设置吴国，吴国的存在目的主要是为了祭祀先祖，长子长孙的后裔也确实具有祭祀先祖的责任。而且，子爵所居的方圆五十里的地方，也足够用于祭祀先祖，以祭祀的方式，对附近的族群产生文化影响力，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于是，吴国在此以文化优势向西向南扩张，以武力向东向北扩张，六百后成为一个泱泱大国，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吴国在成为泱泱大国之后不久，又突然失国，无法继续以国家的形式来祭祀后稷、公刘、古公亶父、泰伯、仲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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