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荣县吴玉章说：南昌起义的失败 我有责任
川吴 吴氏文化传承 2024年12月31日 09:03
曾经在日本留学的同盟会成员龙鸣剑、王天杰、吴玉章，他们宣布荣县独立，建立中国第一个县级革命军政权，摆脱清朝统治，目的当然不仅仅是反清，更主要的是反秦，这不是反秦朝，而是反秦制。反秦制，也不是反对秦朝的郡县制，而是反对秦朝的商鞅驭民五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五者皆不灵，杀之。这才是秦制的本质，有的叙述还要加上虐民，还有的叙述还要加上壹民：只让天下有一种奴民，除了耕作，就是打仗，人民只仅仅是生产与战争的机器）。郡县制与分封制，只是对于收税人来说，是不同的，对于纳税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而商鞅的驭民五术，无论是郡县制还是分封制，对于纳税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
荣县在成都东南方向约一百五十公里处，在乐山大佛以东约七十五公里处，属于四川自贡，荣县的双石镇是吴玉章的故乡。同属于四川自贡的富顺，是吴艳妮的故乡。2023年6月，在全国田径冠军赛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吴艳妮夺冠。2024年在世界田联洲际巡回赛中，吴艳妮连续第2周在日本夺冠。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双石镇蔡家堰。吴玉章自小忠厚笃诚，坚韧沉毅。吴玉章少年时期，进入泸州川南经纬学堂，成为四川五老七贤之一赵熙的门生。1903年吴玉章赴日本留学，进成城学校、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28岁的吴玉章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员。
1904年，四川总督向民间集资，成立川汉铁路公司，准备兴建全长1223公里的民办的四川铁路，连接成都与武汉，打通千年的蜀道，然而，民间集资远远不够。此时，世界汽车工业兴起，橡胶制品（主要是轮胎）股市大幅上涨。川汉铁路公司将资金投入股市，到了1910年，美国对橡胶实行了限制消费的政策，导致全球橡胶公司的股价下跌，许多投资者因此损失惨重，其中包括川汉铁路公司。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筹集资金，宣布将原为民办铁路的粤汉、川汉铁路主权强行收归国有，并计划出卖给外国。四川民众认为，川汉铁路是他们用血汗钱修建的，清政府无权将其出卖，在四川民众的强烈反对下，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四川民众从请愿到示威，直至9月7日，当时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由满蒙八旗军和绿营军改编而来的巡防军开枪，派巡防军马队冲踏民众，酿成了成都血案，同盟会联合哥老会（天地会）组成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
吴玉章与王天杰于同盟会成立的第二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之后，龙鸣剑也加入同盟会。他们三人同为荣县人。此时，身为四川省谘议局议员的龙鸣剑，率保路同志军进军成都时，在路上遇见吴玉章，龙鸣剑对吴玉章说“我马上到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吴玉章回到荣县，开始筹集捐款，之后，荣县王天杰和龙鸣剑两人同其他同盟会员一起，发动了荣县民众的罢市、罢课，将荣县县令李燊春拘留于县城民团训练所，并强行接管荣县“三费局”（捕费、解费、棚费征收部门），继续筹集捐款。8月27日，王天杰在龙鸣剑的老家五宝镇集中民团武装1000余人，以荣县民团总团长的名义，宣布起义。9月下旬，王天杰率军回到荣县，清政府荣县知县李燊春仓皇逃走。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率队打开牢房，释放被捕革命党人，驱逐清朝官吏，在荣县城内“学衙门”召集各界开会。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布独立，自理县政”。在荣县署衙内建立荣县军政府，行使军、政、财、文大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荣县成为成都东南同志军反清政府的中心。此时，吴玉章33岁。
在荣县军政府的援助下，四川的井研、威远、自贡、富顺、内江、资州、简州（今简阳）、宜宾、犍为、仁寿、南溪等地相继独立，开创了四川反帝反封建的新局面，有力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荣县独立比武昌起义早十五天，是全国第一个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县。
2011年9月25日，荣县县城建立了首义广场，这个广场上建有一座首义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基座高1.911米，寓意辛亥革命1911年，纪念碑通高9.25米，寓意9月25日。“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九字是叶剑英之子、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叶选平为纪念碑题写。在纪念碑揭牌仪式活动的当天，包括吴玉章4个孙子(女)和6个外孙(女)在内的40多人参加了纪念活动。
荣县独立后，清廷的盐务巡防军和湖广总督端方带领湖北新军，准备会师围剿，前锋已达荣县的程家场和威远的高市场。吴玉章在革命军中“定计分兵，收复州县，规划军机，并司发一切密令”。激励人心，稳定危局。吴玉章于11月21日偷越敌军防线去自流井，在与当地党人计议之后，又连夜赶赴内江，藏身在喻培伦烈士家中。第二天就和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接上头，约定他们在资州（现资中县）杀端方，内江党人随即起义。其间，秦载赓不幸在井研牺牲，龙鸣剑误以为荣县失陷，在嘉定呕血患病，于1911年11月25日因病去世。第二天，11月26日，端方被他所率领的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杀死。此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四十多天。
端方被杀的第二天，吴玉章等党人就夺取了内江团防局的武装，同时鸣锣开会，宣布独立。二十五年后，吴玉章在法国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很激动地说：“六号（11月26日）晨，喻烈士之父亲及当地同志召集群众大会于天后宫的露天大戏台前，到数千人。我在戏台上宣布革命宗旨，主张树立革命政权，立即展开革命旗帜，群众欢呼万岁，声震屋瓦。我当时恍然如意大利的马志尼达舞台上宣布独立一幕的重演。我从奔走革命到最荣幸快活之事，无过于此的。”
内江起义后，吴玉章被一致推举为行政部长。当时，成都同盟会还派董修武和康宝忠，由荣县而内江找上了他，促他赴成都举义。同盟会领导的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又一再函电催他赴重庆。当时他已知道武昌起义成功，清政府呈土崩瓦解之势，便连夜东下，以便和领导全国革命的总机关取得联系。途经重庆时，还主持了军政府的军事裁判会，协助整顿纪律，消除反侧，树立革命权威。这段期间，全国各地纷纷起义，南京也被民军攻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着手在南京成立。他又作为蜀军政府的代表赶赴南京，参加全国革命政权的筹建工作。
实际上，在荣县起义之前，吴玉章也参加过同盟会的起义活动。加入同盟会之后，同盟会在汉口谋炸两江总督端方，吴玉章负责在日本购置器材和筹措经费等。又曾经计划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吴玉章被分配到日本去负责购运枪支弹药，吴玉章用各种方法购买军火，并向香港运送了五批军火。还有一次，一位同志把多支手枪装在一个长不到2尺的皮箱里，引起了火车站管理人员的怀疑。此事如走漏风声，不仅从日本运送的几百支军火有损失，而且起义的密谋也会暴露。吴玉章知道后想了许多办法，居然把皮箱安全地取了出来，化险为夷。孙中山和一些革命党人对他都非常佩服。
武昌起义后，吴玉章代表四川军政府赴南京，出任参议院议员、大总统府秘书。在南北和议期间，秘书处职员或到北京另谋新职，或另找出路，皆无心做事，只留下吴玉章收拾残局。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职，举荐袁世凯为大总统，希望藉此保住革命成果。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此时，吴玉章和李石曾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6月，吴玉章又在成都与朱芾煌、沈与白、黄复生等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四川分会，在四川省教育司长（后改为教育厅长）沈与白创办的少城济川公学内（今东胜街）设留法俭学预备学校。11月，第一批出国学生40余人从北京出发，四川就有16人。
宋教仁遇刺身亡，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吴玉章的二哥吴永锟闻讯悲愤不已，在荣县家中书房内悬梁自尽。吴玉章的大哥本是民国元年之后的渠县县长和大竹县县长，因撤职而逃亡，后因身体残疾、最终牺牲。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吴玉章等国民党人，吴玉章逃亡法国，进入巴黎法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王天杰在反袁起义中，于1913年9月19日在重庆永川牺牲。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28日，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与德国开战。
1915年底，吴玉章在法国听到了一起参加同盟会的二哥吴永锟不幸辞世的噩耗。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蔡锷等人发动护国战争，强烈反对中华帝国。此时，逃亡法国的吴玉章由法国议员介绍给英国国民党领袖阿可洛，工党领袖戈斯登、瓦德尔等人。双方经过会谈，英国人均愿意赞助民军。吴玉章又提请各党议员在国会提议不要借款给袁世凯，他们都答应了。后来，袁世凯果从英国没借到一分钱。
1916年3月份，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中华帝国灭亡，中华民国恢复。1916年3月29日，以蔡元培，欧乐（法国人）为正副会长，李石曾为书记，吴玉章为会计，吴稚晖也积极参与，在法国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设立华文学校或华文讲习班，翻译出版中法文书籍、报纸，介绍中国学生到法国留学，组织留法华工教育，联络中法学者和学术团体，并帮助法国人游学中国。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6月22日，华法教育会在法国正式成立。1916年8月，在法国都尔创办由蔡元培、李石曾等担任主编的《旅欧杂志》。
1917年，吴玉章回国，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学制为一年，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学生可以通过在预备学校内外的劳动来赚钱并支付部分或全部学费。之后两年多，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不少留法俭学预备学校的分校，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在此前后，中国赴法留法勤工俭学的总人数即达1600多人，其中四川就有500多名青年，是勤工俭学学生最多的省份。其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张申府等，也包括吴玉章的独子吴震寰。有一个说法是，一个人如果三十岁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话，他就没有良心，一个人如果过了三十岁还相信社会主义的话，他就没有大脑。那时，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张申府等人都不足三十岁。
1922年，44岁的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校长，和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1923年，在吴佩孚镇压了二七大罢工之后，刘伯承在与吴佩孚的军队的作战中受伤，在成都治伤。吴玉章经常探望刘伯承。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结识了杨闇公。
1924年1月12日，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吴玉章与杨闇公等人创建了中国青年共产党，支持和组织成都各行业工人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工会 - 成都职工总会。此时，1924年1月，孙中山领导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2月，吴玉章高师校长的职务被军阀杨森所解除。1924年5月1日，成都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和成都团地委在少城公园联合召开了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会议遭受军阀的强烈压制，会后，吴玉章、杨闇公被迫离开成都，带着刘伯承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吴玉章和李大钊、林伯渠等人参加孙中山的葬礼，吴玉章在孙中山治丧处秘书股工作、林伯渠在孙中山治丧处招待股工作。此时，吴玉章遇见赵世炎，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即由赵世炎、李国暄、童庸生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吴玉章感到在成都成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已无必要继续存在了，后来就解散了，不少成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５月初，中共北方组织派遣吴玉章到上海，面见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秘书长王若飞。由于吴玉章同国民党历史关系深厚，中共中央决定不公开吴玉章的共产党员身份，留在国民党内，并任南充高中首任校长。之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提议吴玉章回川组织国民党。1925年8月，吴玉章来到重庆，组建国民党，并选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925年8月25日，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杀，1925年11月底，吴玉章率领四川代表到广州，准备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在广州，吴玉章只看到了湖北代表董必武、向忠发等人，其他各省代表还未选出。大会一拖再拖。12月初，吴玉章认为，代表大会再不召开，国民党即有解体之虞。于是，由谭平山提议，吴玉章出任大会秘书长。吴玉章临危受命，并坚持要求不改日期。在他的指挥下，出大会专刊，打电报到各地催选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
1926年1月1日至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256名与会代表，其中包括中共产党人100名左右。吴玉章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大会胜利开幕后，宋庆龄、何香凝专门致电感谢48岁的吴玉章，说他拯救了国民党。同时，广西就宣布拥护国民政府，两广统一。随后，贵州黔军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湖南唐生智也率军来归。于是吴佩孚开始进攻湖南与两广。
1926年5月，北伐战争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旗号，拉开序幕，同一时间，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9月，由吴玉章、宋庆龄、谭延 、孙科、徐谦五人担任主席，有毛泽东、董必武、夏曦等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以及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的联席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提高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等重要决议。当北伐军攻下武汉后，10月10日，北伐军占领武汉，吴佩孚率军退守河南。10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又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国民党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中央党部也同时北迁。
1926年12月8日，吴玉章到了武汉，就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的工作，参与主持军政大计。1927年1月1日起，国民政府在武汉办公，吴玉章将贺龙部队调至武汉，但是蒋介石拒不执行迁都武汉的决议，要求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吴玉章对此表示坚决反对。2月9日，吴玉章和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馀等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发表了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宣言；作出了定期召开三中全会的决议。三中全会召开前夕（3月7日），吴玉章作了《政治党务报告》，号召“提高党的权威，恢复民主的集中制，反对独裁制，速开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来解决一切问题”。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剥夺了蒋介石所窃踞的中央职权。吴玉章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并兼任中常会秘书。除参与中央决策外，他还具体负责中枢机构的日常工作，成为领导人，在革命首都武汉享有崇高威望。
武汉政府成立后，又建立了一个指导和解决四川重大问题的委员会，由吴玉章负责。之后，在刘伯承与杨闇公、朱德等人发动下，1926年12月1日和3日，泸州、顺庆起义先后爆发，刘伯承担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泸顺起义策应了北伐战争，实现了抑制四川军阀部队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 在刘伯承任总指挥的顺泸起义发动时，吴玉章在国民政府力争，公开发表了给顺泸起义军以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的番号，和委任刘伯承担任军长的主张。在起义的全过程中，他一直和四川军委保持着密切的电报联系。
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将贺龙部队从第九军中拉出，改番号为独立第15师，调往鄂西担任警备任务，鄂西驻扎期间，贺健、王天培等均对贺龙部看不顺眼，几次愈下手。经吴玉章调解后，贺龙部被调往武汉，这一事件成为南昌起义的伏笔。
此时，中共内部有广东路线与上海路线（陈独秀）的斗争。刘伯承因战事不利被迫撤出泸州期间，重庆爆发了三三一惨案。 在这次惨案中，杨闇公等人牺牲，吴玉章也被列为“宣传共产，运动赤化”的“祸首”，发出了“抄没家产，逮捕立处极刑”的通缉令。不久，蒋介石又在上海进行了“四·一二”大屠杀，建立起南京王朝。1927年4月23日，武汉群众在阅马场召开反蒋大会，适逢“三·三一”惨案凶手杨引之要去南京报功，立即将这个刽子手逮捕捆赴大会，在吴玉章的坚持下，革命法庭判处了杨引之死刑。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吴玉章本来是中共“五大”的代表，为了不暴露身份，没有出席在武汉召开的这次大会。但中共党报《向导》却发表一篇文章，泄露了吴玉章中共党员身分。
中共五大之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但土地问题没有在大会上进行广泛的讨论。同时，也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人批评了陈独秀。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决议案，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1927年6月19日，吴玉章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接到冯玉祥密电，说已完成了到徐州与蒋介石会面的使命。吴玉章质问汪精卫，汪精卫坚决地说是冯玉祥在造谣。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鲍罗廷主持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
1927年7月14日晚，汪精卫秘密召开“分共”会议，直到深夜12点，彭泽民来告诉吴玉章和林伯渠，得知汪精卫“分共”、实为反共。此时，吴玉章的寓所已被何键部队监视，电话线也被剪断。7月15日早晨，吴玉章接到党中央通知，到武昌集合。为不使国民党造谣诬蔑，吴玉章仍镇定地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将他经管的印信、财物、文件等一一交接清楚，留下一封信，谴责汪精卫集团放弃了孙中山三大政策，中断了革命。
吴玉章认为，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发动政变。之后，陈独秀隐居于汉口后花楼街。周恩来、李维汉、瞿秋白等秘密居住于汉口德林公寓（今天津路12号）。中共中央地下交通联络站设在汉口协隆北里17号。中共中央地下交通处在汉口永安里12号，中组部的联络点设在汉口贯中里。宋庆龄与邓演达则转移到苏联。
而吴玉章于1927年7月15日晚离开汉口，到了武昌，并参加了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会议在参加过顺泸起义的川军将领黄慕颜的住所举行，会议主要研究发动起义后，起义部队是南下广东或是西进四川。 吴玉章和一些川籍革命将领主张西进。由于预定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大多是从广东北上的，其将士们仍想以广东为依托，加上彭湃在广东领导的农民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再加上广东濒临大海，容易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援。讨论的最后方案是南下。
1927年7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由唐生智、程潜、朱培德、张发奎等部组成东征军，唐生智任总司令，兵分3路，东征讨蒋。东征军队中包括贺龙的部队与叶挺的部队。
会后，吴玉章、刘伯承等赴九江，成立了一个名为“国民党中央办事处”的机构，主持国民党中央办事处，在九江交涉公署和临江街上的一家书店设立接待站，紧张而又秘密地进行起义前干部的聚集、转送工作，接应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去南昌。
1927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米那兹到达武汉和瞿秋白、张国焘见面。7月26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到南昌向周恩来、李立三等传达有关起义的指示。
7月31日，吴玉章与刘伯承乘铁路中断前的最后一班火车南下。在途中的沙河车站上车的有林伯渠、恽代英、朱蕴山、彭泽民、章伯钧等人，在黄老门邀请上车的有韩麟符、李嘉仲等。7月31日晚，吴玉章等一行人到达南昌，贺龙部队正在作起义动员。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城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叶挺、贺龙的部队二万二千多人在南昌起义，向留守南昌的云南国民革命军部队发动突袭，夺取了这支部队的枪支弹药。
8月1日午后，前敌委员会在江西省政府会议厅（西花厅）召开了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上，首先由叶挺报告了起义经过，尔后讨论通过了由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以及《八一起义宣言》。章伯钧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在主任郭沫若未到任之前代理主任职务，并参与了《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的起草和南昌各界群众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等。接着，推举了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贺龙、叶挺、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彭湃、徐特立、何香凝、苏兆征、郭沫若等25人组成。吴玉章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秘书长，负责主持革命委员会各种日常事务，签发各种密件。
《南昌民国日报》的头版全文刊登了《中央委员宣言》。南昌起义次日，革命委员会即发布命令，任命贺龙、叶挺、周恩来、蔡廷锴四人为参谋团参谋，此参谋团主要负责整个军事活动。
8月3日起，南昌起义的部队按原定计划开始南征。吴玉章因年纪大，又患有严重的痔疾，分配有一乘凉轿。之后，蔡延锴在与部下商讨部队给养等问题之后，率部五千人宣布脱离起义部队。
8月7日，南昌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临川，只剩一万三千多人。这一天，中共在武汉秘密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二楼。这里是1920年英商怡和公司在汉口投资建造的联排西式公寓“怡和新房”，其中一个单元的二楼靠后巷的房间，当时是共产国际代表、苏联农民问题顾问拉祖莫夫和妇女问题顾问拉祖莫娃夫妇的住宅。 在此期间，为了保密需要，处理会务工作的邓希贤把名字由改为邓小平。
八七会议到会的共25人，有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以及另外两名俄国人，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
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8月的武汉，如同火炉一般。但为了会议的秘密进行，会场的门窗都是紧闭的。房屋的女主人拉祖莫娃在门口望风。会议代表有的装扮成农民、有的装扮成商人，分批秘密进入会场。进入会场后就不能出去，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要求全党全面转入地下斗争，一切工作实行全面的秘密化，并作出了逐步建立全国秘密交通网的决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决定中共党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准备农民的总暴动。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表示秋收起义非要依靠军队不可，注意加强军队和士兵中的工作。 蔡和森、邓中夏和任弼时等，还批评了陈独秀的封建家长作风，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表示前期是在阶级估量和阶级分析上的错误导致路线错误。
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
吴玉章在八一起义部队的行军途中，主要是解决一万三千多起义部队的粮饷问题，粮食是靠沿途征发。1927年8月25日，部队行军已经七百多里，经过江西瑞金时，吴玉章邀集当地工商界人士中的近郊士绅地主开会，讲解南征大义，动员大家捐助粮食，以助大军南征。开始，这些士绅地主犹豫观望，装穷叫苦。这时起义军抓住一个“清共”委员，公开枪毙了。地主们找到吴玉章，主动表示捐助。吴玉章立即要他们把捐助数字落实，吴玉章亲自下乡检查督促，组织催收，保证了起义大军南下的粮饷。
1927年9月9日，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简称警卫团（团长是卢德铭，团附<并非团副>是余洒度）为主力的秋收起义爆发。9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因南京简称“宁”，武汉简称“汉”，史称宁汉合流。1927年9月23日，秋收起义总指挥的卢德铭阵亡，南昌起义的部队占领汕头，但南昌起义部队没有等到共产国际的军火，还遭到当地政府军队的分围合击，南京国民政府的军舰又派兵登陆，袭击汕头。
朱德率第九军教导团和第十一军二十五师留守大埔三河坝。周逸群率二十军第三师两个团和政治保卫处警卫团留守潮汕。1927年9月28日，叶挺与贺龙指挥的南昌起义部队5000余人，在广东省揭阳县山湖和丰顺县汤坑交界的揭阳县汾水村，与薛岳、陈济棠指挥的国民党兵1.5万多人相遇。双方激战9个小时。第二天的夜间，起义军才知道敌有1.5万人，武器精良。此此时起义军伤亡过半，粮弹不足，地形不利，于是向海陆丰方向撤退。
1927年10月3日，起义领导机关在揭阳普宁的流沙镇开会研究，决定武装人员退往海陆丰地区，非军事必需人员一律分散。于是，吴玉章召集文职人员开会，分发了路费，销毁了印信和文件，各自分散撤离。之后，吴玉章和他的侄子吴鸣和，以及谭平山等人，步行一百多里，转移到达广东陆丰甲子港，雇了一条小渔船，偷渡香港。在香港，吴玉章等人见到了贺龙和刘伯承等，之后到上海， 1927年10月，他和刘伯承等一道，极端秘密地登上了赴海参威的轮船，辗转抵达莫斯科。
而在三河坝驻守的朱德，带领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四千余人，被三天三夜的阻击之后，撤出三河坝时剩两千多人。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率领的二百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后来朱德的部队只剩八百多人，包括林彪和陈毅、粟裕等人。在发动湘南起义后，朱德的部队有八千多人，并上了井冈山。
49岁的吴玉章到达莫斯科后，1927年12月22日应邀在苏联东方大学就“八一革命”经过情形作报告。后因病疗养。在疗养期间，吴玉章将在苏联东方大学的报告进行整理，“并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作此次暴动的报告”。
吴玉章不仅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参加者、组织者之一，而且是最早详细地向共产国际报告和向国际社会披露八一南昌起义详细经过的人。
吴玉章的报告题为《八一革命》。吴玉章在报告中首先对1927年8月以前的中共中央陈独秀进行了批判。吴玉章在报告中也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k吴玉章写到：“我虽未参加中共中央的指导工作，我却也担负在国民党中的重要责任，而且南昌暴动后，我也处于很重要的地位，我自然应该共同负责，我也是应受批评处罚的一人。我不能以未参加指导工作来卸脱我的或无先见之明，或知道而不言，或言而不力的一切责任。”“我只有诚恳的服从党的纪律，而不能不公开的承认错误，尽量批评，因为不如此则对于党为不真实。”
报告分为八个部分，加上绪言和附录，共10余万言。报告详细分析了八一起义的远因和近因，详细叙述了起义的过程和失败原因，指出了八一起义的巨大影响，总结了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书后附有“八一革命行军日志”。书中所述史实，除吴玉章亲身经历外，其关于军事部分，“大半取材于刘伯承同志的报告”。
在苏联，吴玉章因病去黑海疗治，未能参加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1928年夏，吴玉章与林伯渠一道进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工作。1929年2月，又与林老、徐特立、何叔衡等入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中山大学改名）特别班；1930年到海参威，在远东工人列宁学校任教；1932年任苏联科学研究院远东分院中国部主任；1933年夏回莫斯科，又任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吴玉章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也是共产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1937年抗战爆发后，吴玉章到比利时参加国际会谈，告诫参会的国民党官员不要谈和。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1938年，60岁的吴玉章回国。在延安，中共中央给他过60岁生日的时候，毛泽东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之后，吴玉章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出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代表赴重庆出席政协会议。次年参加重庆谈判，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在在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杀后，吴玉章为李闻二人举办追悼大会。1948年，70岁的吴玉章任华北大学（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校长。1949年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
1950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校址在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原铁狮子胡同1号，此处原为清朝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民国时期曾作为总统府、执政府），吴玉章任校长17年，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吴玉章为人大副校长郭影秋以及成仿吾鸣不平。之后，吴玉章病倒，因身边无人照料，10月份的时候，又摔断了腿，继而又患肺炎，两个月后，1966年12月12日去世，享年88岁。
吴玉章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以来从同盟会成立到文革爆发的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可谓打满全场。
吴玉章的大哥吴永桪、二哥吴永锟早年均留学日本，后又成为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童年时代就失去父母，全靠兄嫂抚养长大成人。1896年，18岁的吴玉章与夫人游丙莲（比吴玉章长两岁）结婚。1903年，即他们结婚6年之后，吴玉章赴日留学。此时，吴玉章的长女春兰(又名慧生)才5岁，儿子震寰不到3岁。
1903年吴玉章留学日本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妻子游丙莲。1946年，吴玉章的妻子游丙莲去世，吴玉章作《哭吾妻游丙莲》。
吴玉章一生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吴震寰，女儿吴春兰(吴慧生)。吴震寰有一个女儿吴本立、三个儿子：吴本渊、吴本浔和吴本蓉。吴春兰(吴慧生)有四女二子，儿子兰其卫(兰其卫夫人是薛正仪)， 双胞胎女儿吴大兰，吴小兰。吴小兰与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叶选平早年是同窗学友，后来成为夫妻。她是一位机械专家，曾任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副市长、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吴小兰于2009年10月29日成立广东省吴小兰慈善基金会，任名誉主席。基金会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6号信息港A栋8楼。
2016年7月31日，深圳市京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小兰女士代表吴小兰慈善基金会在广州市向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赠予支票1.2亿元人民币，捐建吴玉章楼，着力打造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新型智库。并共同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举行揭牌仪式，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副省长蓝佛安，深圳市市长许勤出席活动。
广东省吴小兰基金会自2009年成立以来，已捐资助学1000多名学生，援建50余所希望小学。
吴玉章的独子吴震寰于1919年冬到法国勤工俭学。进了格林诺卜电气专门学校。毕业后，就在法德边境从事水电建设，当上了工程师，并于1930年在法国参加共产党。1933年，吴震寰应父亲之召到了苏联，在乌克兰水电工地工作一段时间，回中国后，在抗日战争中，吴震寰在四川长寿县龙溪河下清渊建水电站，在1939年冬动工。吴震寰又与张光斗等人设计了长寿县桃花溪水电站。1941年3月桃花溪截流，8月20日正式投产发电。吴震寰精湛的知识技能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国民党的一些上级官员，如张群、翁文灏、吴国桢等，都对他赏识器重。工地上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更是对他无比信任、拥戴。
1947年2月底，吴震寰到南京，在全国水电工程总处任工程师。有一天，他对妻子说：“我收听了短波，父亲现在是华北大学校长，解放区隆重地庆祝他的七十大寿，以后我有什么情况，你就奔老人那儿去吧”。
1949年8月，他来到成都华西医院住院治疗肝病，进入手术室后，却再也没有从手术台上醒来。当时四个儿女，最大的才八岁，最小的还没有出生。
发表于 2025-1-8 09: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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