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 孔子 以及国学班

崇让堂

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的当代著名学者、全国政协委员何新认为，古希腊是不存在的，所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德、亚历山大以及亚历山大港，古希腊的著名雕塑等等，都是不存在的，这些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由共济会的银行家们为了资产阶级民主以及对抗基督教的需要而请当时的学者编造出来的。也有人认为，现在流传下来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非常丰富，在古希腊时期需要几百张羊皮才可以写得下来，而且在历史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曾经消失了几百年，后来在一个山洞里被发现，这给后人编造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然而，无论苏格拉底存不存在，现在流传于世的有关苏格拉底的名言，还是很有价值的。比如：美德即知识，愚昧是罪恶之源。无知即罪恶。骄傲是无知的产物。智慧意味着自知无知。世界上最快乐的事，就是为真理而奋斗。我像一只猎犬一样追寻真理的足迹。逆境是人类获得知识的最高学府，难题是人们取得智慧之门。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教育是把我们的内心勾引出来的工具和方法。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不是告诉人们答案，而是向他们提问。认识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认识自己，方能认识人生。最优秀的人就是你自己。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主要是如何让它发光。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毫无价值的。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现在能把握的幸福。一个人能否有成就，只看他是否具备自尊心与自信心两个条件。快乐的秘密并不在于寻求更多想要的，而是在于培养清心寡欲的能力。

虽然苏格拉底号称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然而他的职业曾经是从事雕刻石像的石匠，也参过军，是一位军人，还是议事会成员，是陪审员，所以，与孔子不同，苏格拉底并不靠收学费来维持生活。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苏格拉底自称是精神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如同孔子那里向别人提供标准答案。因此，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不是说教，也不是辩论，而是以谦逊的求教的姿态，向别人提问，一步一步地将对方引向真理，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由于是“以谦逊的求教的姿态，向别人提问，”所以苏格拉底的讲学是不收费的，也没办法收钱，因而，苏格拉底的讲学也是最轻松的，没有压力。而孔子则不同，孔子是收学费的，向人家收钱，就不能为难人家，就不能给人家有太多的提问，就必须快速给出标准答案。一手收钱，一手交答案，按现在国学班的老师的风格，传授孔子的《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其课程价值都可以是五千元、五万元、十五万元。而且，为了能收到学费，在给予答案的时候，姿态神情应该是不容置疑的，高高在上的，接近于傲慢的，答案是掷地有声的，是不容讨论的标准答案。现在的国学班的老师也是这个样子，哪怕是佛学老师，也是这样。因为收学费，所以一方面不能为难人家，不能得罪人家，一方面要表现出高高在上、傲慢如神，甚至威严，需要明示与暗示答案的绝对正确，这样才好收学费。

然而，虽然收学费是没错，但是因此而导致了学生们没有提问和辩论的机会，压制了学生们的思维，处处都有标准答案，则会导致恶劣的后果，这就是后人的思想难以活跃起来。而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激励人们思考问题，导致了人们的思维不受拘束，自由思想，从而达到精神自由。

所以，在中国文化中，祖宗的文献是最崇高的，后辈们是不能超越的，几千年下来，中国文化的发展缓慢了。而西方的思想则是一直在向前推进，精彩纷呈。这也是中西方的文化的分水岭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西方的中世纪，由于受到宗教压制，西方思想停滞不前，鲜有大师出现。又比如在中国，有些国学老师面对学生也是非常谦虚的，也是谆谆善诱的，有的国学老师上课的第一句话就是“请大家不要轻易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这就厉害了。这种鼓励质疑的言行，其实是与孔子的教学方法背道而驰的，这种教学方法，不是不耐烦的、急急忙忙地塞给别人标准答案。

孔子的优点是，在给出标准答案的时候，语句比较优美。然而黑格尔认为孔子的标准答案没有太多的价值，因为那种道德说教，哪里都有。这有可能孔子的语句被翻译成德国文字（黑格尔的母语）时，孔子语句丧失了一部分优美感，也有可能是黑格尔没有意识到孔孟的语句，实质上不是说给平民百姓们听的，而是说过王侯将相们听的，因为王侯将相是属于立法者群体，虽然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立法者群体必然会通过立法，在法律条文方面做出很多有利于自己的漏洞，以及通过在证据的举列与验证环节，设置很多有利于自己的漏洞，甚至在审判的环节，设置很多有利于自己的漏洞，从而让立法者群体自己可以逃过法律的惩罚，所以，对于这些可以逍遥法外的王侯将相，孔子孟子设置了儒家规则与教条，企图以此来扼制这些立法者群体的妄为。按儒家的学说，礼不下庶人，所以儒家的教条，不是用来约束平民的，而是用来约束贵族阶层的。黑格尔忽视了孔子学说的这个作用，所以没能正确地理解孔子。

爱因斯坦说，人最宝贵的是坚不可摧的质疑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也并非缺乏具有质疑精神的人，比如战国时期的列御寇《列子汤问》里面，有“两小儿辩日”的故事，以此表明孔子也并非事事都懂。再比如，在明朝时期，王阳明（王守仁）自小就有质疑精神，而且强调执行力。所以王阳明面对父亲，面对老师，对有些问题有不同看法，不接受父亲和老师的看法，对父亲和老师的看法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因为这种可贵的质疑精神（抬扛子的精神，扛精，而且是对父亲对老师对领导的扛精姿态）和重视执行力，所以才有十八岁的王阳明“格竹”的故事，以及三十四岁的王阳明龙场悟道（贵州贵阳修文县龙场镇栖霞山“东洞”<阳明洞>，此处距茅台镇与黄果树瀑布均约为250里）而形成的中国文化史的思想进步。

其实，王阳明对于推动中国文化史的思想进步，是表述上的进步，孔子讲仁，孟子讲义，王阳明讲良知，思想内容是相似的。王阳明的“致良知”也就是行仁行义，也就是不仅有仁有义还要有执行力，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着重强调执行力，有了执行力，才好谈仁义良知。

当然，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而不谈“言行合一”，那是因为王阳明的军事生涯，由于剿匪平叛的需要，不得不运用兵法，王阳明在此不仅以实行行动高举“兵不厌诈”的大旗，而且将“兵不厌诈”运用得炉火纯青，运用到极致，运用得非常成功。所以，王阳明不着重谈“言行合一”。毕竟，奸不为人，贪不为人，可见奸与贪更不可为商，人说“无奸不商，实为无尖不商”，用升斗卖米的时候，把米堆成尖尖的，多给顾客一些，而不是暗中短斤少两，而不是行使“兵不厌诈”之道，这才是经商之道。小米雷军说，人在世上要“诚实和勤奋”，因为，如果不诚实，向人使诈，等于是向人用兵，以人为敌，处处使诈，处处用兵，处处与人为敌，很自然，这样的人，要存于人世，就困难了。所以王阳明只敢对山匪使诈，与山匪比恶（比恶匪更恶，才可以剿灭恶匪），对父兄、对老师、对朋友、对学生，王阳明是万万不敢使用诈术的，更不敢在此“比恶”，所以，好谈养生而在57岁就去世的王阳明，敢于在临死之前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儒家认为“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其实，利是为了安身，义是为了安心。利是为肉身的安宁（为了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以及饮食男女），义是为了别人的安心与安身（也就是为了满足别人的利）。利与义的内容是一样的，内容都是利，只不过利的指向不同，小人所喻之利，是将利指向自己，君子所喻之义，是将利指向他人。两者都不可缺少“物质财富”的生产，两者只不过是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与方向的不同。

所以，义与利，本质上是在谈物质财富的分配问题。分配恰当，则安心，分配不恰当，则是只有某些人安身而己，谁都安不了心。（孝也是义的一种，是针对特别对象的义，是针对特别对象<父母>的安身与安心，倡导孝，是引导人们行义的一个入口）

现在某些国学班，大讲王阳明的致良知，等于是借王阳明来对学生们说要有良心，也就是为了便于收学费而高声叫喊着“你要摸摸良心”。无论是仁是义是良知，倡导这个，鼓吹奉献精神，即是倡导恰当的财富分配方式，也就是收学费。当然，这也很正当，完全正当，完全没有错。孔子孟子等专业国学人员也都必须这么做，因为即使孔子孟子崇尚“一箪食一瓢饮”，那也要“食”也要“瓢”，没钱也买不来“食”与“瓢”。只是苏格拉底因为另有生活来源，所以不急于威严地向学生们强调仁义良知等标准答案，从而打开了学生们的思维活跃的大门，打开了学生们精神独立的大门，也就打开了科学与文明的大门。

可见，无论是苏格拉底的创作，还是共济会的银行家们请来的学者们的创作，总之现在流行于世的苏格拉底的名句，对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对于促进人们的精神独立与自由，对于促进科学与民主，都有非常大的积极意义。而收学费的孔孟儒家国学，在倡导学生们的“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科学、民主”这方面，在培养学生们的“置疑精神”方面，就比较差一些。

儒家对于科学的倡导，在于“格物”二字，格物即将物体划成很多小格子以便于认清物体的局部，从物体的局部来认清物体的整体，也就是对物体加以分析，从而引申为对事物加以分析，不仅是分析局部，还分析各个方面，比如王阳明的格竹，不仅要分析竹子的各个局部，还要分析竹子的颜色、气味、以及竹子的生长周期的各个阶段，而后才可以了解竹子，所谓的“致知”，这即是“格物致知”。但是王阳明不知道这回事，只是盯着竹子看竹子的外表，一直看了好几天，直到自己病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好在最后王阳明明白了这么看是没用的，不过，王阳明因此断定“格物”没有用处，也是不对的，王阳明没找到格物的正确的分析方法而己，如果象植物学家那里全面考察竹子及竹子的生长全过程，格物不可能不会致知，毕竟包括竹子在内的所有植物，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这样学问，不格则不知，不分析则不知晓。

不过，好在王阳明格竹不成，不再格物，而是返回自心，倡导自信，从而形成中国文化的一个闪光的亮点，可喜可贺。

这与王阳明也有其它的生活收入来源，开班不用收学费，也很有关系。否则王阳明为了收学费，则很难强调与倡导学生的自信，因为自信会带来独立、自由、民主，而不是在高傲与威严的压制下老老实实地很听话地缴学费。

国学班（无论是传授儒学、道学、佛学）要收费，则老师必须采取高高在上的傲慢姿态，才可以有面子地向学员们收费，否则，以谦逊之姿，要想收费，以没面子之姿，做没面子之事，双重没面子，这就接近于乞丐了。所以一般的国学班的老师不采取这种方式来传授谦逊之德。对于以此为生的、高唱仁义良知的国学老师来说，为生活所迫，这也无可厚非。只是这样的后果是，没有激发学员们的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让学员们丧失了爱因斯坦所说的宝贵的质疑精神，这只能培养出只会“仰视领袖”的奴才，对于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与学员们的心理与精神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