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吴国始建地的几种说法
杨善群
春秋时代的吴国，曾经是东南方的一大强国。至春秋末年，国势骤盛，称雄于世，与齐、晋、楚等大国相颉颃，吴王还一度争为盟主。吴国的经济和文化也相当发达，出土的青铜器，包括簋、尊、盘等器皿，刀、戈、剑等武器，以及编钟等乐器，皆可以与中原诸大国媲美。可是吴国早期建国的历史，一直是一个谜。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学术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至今异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吴国始建于何地，说法竟有五六种之多。本文拟对吴国始建地的各种论说，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逐一进行评辨，以弄清事实的真相，使吴国的建立过程成为一段信史。
一、陕西陇县、宝鸡说
太伯的封国在陕西陇县西北的吴山，卫聚贤最早提出了这一论 说①。他根 据《诗·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断定太伯“是被封而非出奔”。同诗紧接着又说：“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太伯之国当距王季之国不远，故能以其友爱而为互助”。同诗中还有“乃眷西顾，此维与宅”之句， “是太伯的封地当在陕西的岐山县以西”。卫氏又根据《史记·封禅书》：“自华以西 名 山 七”，有“吴岳”；《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汧，吴山在西”；《后汉书·郡国志·右扶风》：“汧，有吴岳山”；《元和郡县志》：“吴山在今吴山县西南五十里，秦都咸阳，以为西岳”等记载，断定“太伯的封国在陕西陇县的吴山”。太伯所封的西吴，在春秋初年曾被齐桓公征服。《国语·齐语》记齐桓公“乘桴济河，……西服流沙、西吴”。《管子·小匡》“西吴”作“西虞”。太伯建立的吴国在春秋战国间还与秦国有过争战，故在秦出土的石鼓文第十鼓有云：“吴人邻亟，朝夕惊惕，载西载北，勿奄勿伐”。太伯受封的吴国固在陕西陇县，而江南的吴国也以太伯为其祖先，这是一种“冒认”的行为。
自卫氏提出“太伯之封在西吴”说后，蒙文通亦表示赞同。他在引述《穆天子传》“赤乌氏 先 出自周宗”后指出：“赤乌之吴，即《封禅书》之吴岳，《尔雅》之岳山也，实为岍张山。太伯之奔固在于此。”②肯定了太伯是逃奔至陕西陇县的吴山。同意这一说法的还有张筱衡、刘启益等。他们认为，在陇县、宝鸡一带出土过许多铭有“矢(此字以下用△代)王”、“△伯”、“△仲”等字样的西周早期铜器，显然，这一带当时有一个△国。所谓△就是吴，吴字省去“口”就是△，△国就是吴国，亦即太伯、仲雍所建立的国家③。
有的学者还论证，太伯所奔之地的居民， “就是商周时活动在宝鸡市一带的弓鱼族”。太伯自号句吴，金文中吴人自称工䱷、攻敔，都是来源于“弓鱼”。弓鱼族原是巴族的一
支，居于江汉地区的荆山一带。后因故离开荆山，逆汉水而上，抵达宝鸡市的渭水两岸，建立起一个方国。由于弓鱼族本是居住于荆山地区的蛮族，所以被称为“荆蛮”。弓鱼族有“文身断发”的习俗。在宝鸡市茹家庄出土的三件车辕饰上，均铸有一个铜人，脑后披短发，裸体仅着短裤，背部有两个鹿纹，两臂和小腿部有带状纹，整个身体匍伏作蛙泳状。这种车辕饰上所铸“文身断发”的铜人，就是弓鱼族人的形象。太伯、仲雍西奔宝鸡市西北的吴山，与文身断发的“荆蛮”弓鱼族人在一起，建立了句吴国。其后至康王时进行徙封，在宝鸡吴山之下的吴国才搬到了江苏南部。1954年在江苏丹徒出土的宜侯△簋，具体铭记了这件事④。
上述关于太伯、仲雍西奔至陕西陇县、宝鸡一带的吴山，与弓鱼族人建立起吴国的说法，虽然编织得相当巧妙，但如果认真辨析起来，它的破绽很多。诚然，在今陕西西部，古代确实有一吴山，但在战国以前无此名称。《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汧县下班固自注：“吴山在西，古文以为汧山。”所谓“古文”，是指《尚书·禹贡》。可知“吴山”之名，秦汉以后才有。在陕西陇县、宝鸡一带，春秋时期确实也有一个吴国，史称“西吴”。此吴国只是与位于江苏南部的吴国同名，在血缘上没有什么瓜葛。这就象春秋时代有“南燕”与“北燕”两个燕国一样，南燕为姞姓，而北燕为姬姓。从《国语·齐语》关于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西服流沙、西吴”的记述来看，此“西吴”当不会是周室的同宗之国。《穆天子传》载：“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这里特别指出太伯所建之国为“东吴”，以避免与“西吴”相混淆。《穆传》为先秦古籍，所记史实应较为可信。再说《诗·大雅·皇矣》为西周晚期的作品，诗人叙述殷周之际殷人衰败而周人兴旺的情况。“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乃眷西顾，此维与宅。”这是说上帝“西顾”殷朝西面的周围，与周人同居，保佑周人的胜利。它决不是讲上帝“西顾”太伯之国的，因此太伯封于西吴说的这条论据也是无稽之谈。
从传世的铜器铭文和近年出土的有铭铜器来看，在殷周之际，陕西西部确实存在着一个△国。但这个△国决不是吴国。首先是它们的发音不同。据《说文·△部》，△读“阻力切”，而吴为“五乎切”，它们的声母和韵母都相去甚远。其次，△国所出铜器，△字只有一种写法，从没有在上面加“口”作“吴”者，说明△不是吴的省写。再次，△国之君当时已称王，而据《史记·吴世家》，吴国要看到春秋中叶的寿梦时，才“始益大，称王”。十分显然，在西周早期的宗周本土周围，与周王同时称“王”者，只能是异姓异族之君。因此，这个△国决不可能是太伯、仲雍所建的吴国。
所谓太伯所奔地的居民是活动于宝鸡市一带的“弓鱼”族，只是由于在宝鸡市周围发现了几批铭有“強(此字以下用~代)伯”或“~季”的西周铜器。~是一个合体字，从弓从鱼，或在鱼上加自，或重叠为二鱼，其读音不能为“弓鱼”双音。~氏家族是为从荆山地区迁来的巴族，目前尚缺少足够的证据。一般认为，它与商周时期活动于陕西西部、渭水两岸的姜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氏家族为“荆蛮”的说法，甚为牵强。至于“文身断发”，是古代江南地区水乡泽国居民的习俗，特别是吴、越二国居民的形象。在北方，特别是宗周本土附近，有“文身断发”的居民，历史上还从来末见过这样的记载。仅仅根据车辕饰上所铸的铜像，就认定~氏家族与江南吴越居民一样，有文身断发的习俗，也是欠妥当的。
图片
弓魚季卣
十分明显，太伯初建之吴国如果是在周原以西近在百里左右的宝鸡、陇县一带，那么文王、武王都当清楚地知道太伯的行踪，不会等到“周武王克殷”，才去“求太伯、仲雍之后”。《史记·吴太伯世家》、《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对太伯所奔之地也不会写得那么含糊。况且，《穆天子传》明显指出，太伯之封在“东吴”。种种迹象表明，太伯出奔或被封至西吴的说法与史实不符。
二、山西平陆说
山西平陆为古虞国之所在地，历来有不少学者认为，太伯、仲雍出奔，初建之国在此。如童书业指出：“大伯、虞仲所奔之‘吴’即山西虞国。”⑤张亚初论述：“山西的虞国倒很可能实在是太伯、虞仲真正的老家。”因为《左传·僖公五年》引述过虞国宫之奇的话：“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明确讲到虞国是太伯和虞仲的后裔。”⑥董楚平进一步阐述道：先周族原在山西，至太王禀父时始迁至陕西，“禀父西迁时，太伯、虞仲大概率部分周人留在东土。”《左传·僖公五年》云：“大伯不从，是以不嗣。”所谓“不从”，可能是不随从大王西迁。《诗·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应理解为两人主持着一‘对’‘邦’国，即王季在岐，太伯在虞。”⑦龚维英也认为，太伯、仲雍所奔之国“应该是虞而不是吴”，“虞在今山西。”⑧
固然，太伯所建之国为山西之虞的说法，可以和《穆传》关于太伯封于“东吴”的记述相符，但它也有着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
其一，它与《史记》、《吴越春秋》关于太伯“乃奔荆蛮”的记载不合。《史记》作于西汉武帝时，当时各种古籍毕集于史馆，司马迁撰《吴太伯世家》必有所本；赵晔在东汉初作《吴太伯传》，也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可知过个记载应该基本可信。但在山西之虞国附近，既无“荆蛮”之民，更无“文身断发”的习俗，将是国称为太伯所建之国，岂非可疑。
其二，山西平陆离殷朝统治中心距离较近，当时的周族早已西迁⑨，尚无力量与殷朝对抗，何能逼近殷朝建立一个侯国?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周处开创初兴阶段，还臣服于殷，受到殷强有力的控制。连王季也被文丁所杀。太伯、仲雍要在殷的统治中心之侧，创建一个地区政权，简直不可想象。”⑩显然，殷朝决不会让周王季之兄在那里落脚生根，所建之国一天天繁荣壮大。
其三，虞国在文王时曾与周有过往来。《史记·周本纪》载：“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文王)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尚书大传》、《毛诗传》、《说苑·君道》俱载其事。《诗·大雅·绵》并有“虞芮质其成，文王蹶其生”之句。足见虞、芮两国至周文王处决狱，当是事实。但从各书所记情况来看，虞、芮与周在文王时期似乎是不相干的三国。虞、芮之人相谓“吾所争，周人所耻。”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是周人，与周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如果虞是太伯所建之国，决不会有如此言语。至于《左传》上说，虞是太伯、虞仲的后裔，那是要到武王克殷以后，封太伯、仲雍的后代周章之弟于虞，虞才与太伯，仲雍发生了关系。《史记·吴世家》、《汉书·地理志》所载的这段史实，应该大体可信。
从以上三点来看，山西虞国周围没有“荆蛮”之民和“文身断发”的习俗，其地理位置逼近殷朝的统治中心，虞国在文王时期尚不是周的同姓侯国，可知山西平陆也决非太伯始建吴国之地。
三、湖北荆山说
由于《史记》明言太伯、仲雍所奔为“荆蛮”之地，于是又有不少学者认为，吴国之初建在湖北江汉地区的荆山一带。徐中舒云：“《史记》谓太伯、仲雍逃之舒蛮者，或二人所至即江汉流域；其后或因楚之兴盛，再由江、汉而东徙于吴。”①童书业谓：“古称‘荆蛮’皆指楚地，疑吴本汉阳诸姬之一，受楚之压迫而逐渐东迁者。”②顾颉刚述：“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西，(太伯、仲雍)当时从西北到东南，沿了汉水而行，很可能先建国在这里，隔了若干年代才辗转迁徙到苏州。”③几位已故著名学者的观点基本相同。
说太伯初建之吴国在湖北江汉流域或荆山地区，固然可以和《史记》太伯“奔荆蛮”的记载相合，但这种说法的问题也很多：
首先，这个在荆山地区的吴国，何时走什么路线迁徙到今江苏南部?顾颉刚论道：“春秋初期的吴国已由汉水流域迁至赣江流域，其后又从这里迁至钱塘江流域，逐渐向东向北，……它从钱塘之之南迁到太湖之北，大约已当春秋中叶。”④按照这种说法，吴国在西周至春秋中期，简直是一个流亡政府，在中国南部兜了一大圈。当时诸侯林立，少数民族杂居，吴国作这样的长途转移，谈何容易。
其次，1954年在江苏丹徒出土的宜侯△簋，记录了康王封宜侯于该地的事实。宜国一般认为就是吴国的别称。可知西周初年在江苏南部已经建立起一个吴(宜)国，那末太伯初建于湖北荆山的吴国又如何迁入呢?顾颉刚继续论道：“到了春秋时代，吴国从江西搬到浙江，再搬到江苏，吴、宜两国又合并作一家。”⑤两国“合并”，以谁为主，君位由谁继任，双方谁肯谦让，这又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
再说，吴国自立国之后，历史记载末见有大的迁徙。《左传·昭公三十年》载楚子西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可见吴自西周以来，一直“弃在海滨”，至春秋后期而“始大”，那里有从湖北迁至江苏的事?显然，吴国始建于湖北荆山的说法，亦难自圆其说。
其实，据近人考证， “荆蛮是西周至春秋间中原人对居住于长江中，下游的人们的一个概称。”⑥如《国语·吴语》载黄池盟会时，晋董褐对吴王夫差曰：“今伯父有蛮荆之虞，礼世不续”；今君掩王东海，以淫名闻于天子，……况蛮荆，则何有于周室?”当时的吴国，肯定是在长江下游今江苏南部，但中原人仍称呼它为“蛮荆”。《国语·郑语》又载史伯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此处之“蛮荆”是泛指南方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内的少数民族，而“戎狄”则泛指北方的少数民族。事实很清楚，所谓“荆蛮”，不一定是指湖北荆山地区，它的地理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太伯始建的吴国在今陕西宝鸡、山西平陆、湖北荆山三说，其立论的出发点主要是不相信太伯、仲雍能跋涉数千里，从周原到达江苏南部，其实，这是完全可能的。
第一，远在夏、商初期，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就与东南沿海的吴越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子·兼爱中》说：“古者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即太湖)之处，以利荆楚、干(吴)越与南夷之民”；《吕氏春秋·开春论·爱类》篇也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泽(即今江西鄱阳湖)，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国语·鲁语下》还记禹曾大会部落首领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有一个部落首领“防风氏
后至，禹杀而戮之”。这些虽然都是传说，当有一定的史实根据。《逸周书·王会解》载，商汤时伊尹受命向四方征收贡赋，其中令东南的“九夷、十蛮、越沤(瓯)，剪发文身”，以其特产为献。可见中原王朝与吴越之民的交往，源远流长。
第二，考古发掘证明，江南吴国所在地的良渚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湖熟文化，与中原商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江苏吴县草鞋山发现的玉琮，有一件表面刻着八组饕餮纹、在此附近，又发现过刻有四组饕餮纹的环形玉琮⑰。这种纹饰在中原商代铜器上是常见的。它说明商文代曾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湖熟文化的鬲， “其基本特点如高裆，半袋式尖锥足等，与二里冈商代中期的鬲甚为接近”⑧。一些湖熟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龟甲和牛羊骨片，甲骨上有灼痕，分明是为占卜用的⑩。江南先兵文化和中原商文化的某些雷同，可知两地人民必有顿繁的联系。
第三，商代末年，虽然交通还不甚发达，但长途跋涉之风已很盛。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和《伯夷列传》记载，当时姜太公吕尚从东海之滨赴商都“事纣”，再西奔至渭水之阳而遇文王；伯夷、叔齐亦从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县)西奔周文王之处。鉴此，太伯、仲雍从陕西周原出发，东南奔至今江苏南部，也并非希罕之事。
春秋时代的许多文献，都认为吴君与周同姓。如《左传·襄公十二年》载：“吴子寿梦率”，鲁公因其是“同姓”而“临于周庙”；《论语·述而》篇记孔子曰：“(鲁)君取(娶)于吴为同姓”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左传·哀公十三年》记黄池盟会上吴晋争先，吴人拿出了他们的王牌，理直气壮地宣称：“于周室，我为长。”杜预注：“吴为大伯后，故为长。”如果吴国是“冒认”祖宗，或是辗转徙封而来，他决不会如此直截了当，气势逼人。《国语·吴语》载黄池会盟后，吴王夫差派人“告劳于周”，周王也口口声声称吴君为同姓之“伯父”。上述记载都足以证明，春秋时代的吴国即是周太伯逃奔至今江苏南部创建的。
四、江苏无锡、苏州说
太伯、仲雍南奔始建之吴国就在今江苏无锡、苏州一带，这是传统的说法。《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吴县下班固自注：“故国，周太伯所邑”；《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曰：“太伯初置城在吴县西北五十里”；杜佑《通典》卷182常州郡无锡县条下述：“汉旧县，《史记》曰太伯始居吴，即此地也”；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宋范成大《吴郡志》卷39《冢墓》引《括地志》记：“太伯冢在吴县北五十里无锡县界西梅里村鸿山上，去太伯所居城十里”；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封域》谓：“吴自泰伯以来，所都谓之吴城，在梅里平墟，乃今无锡县境。”可见从汉至唐、宋名家，所述太伯初建吴国的地理位置大体相同。
近人著作论述太伯初建吴国之地，也都沿袭其说。如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一册)云：“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让继承权给季历，远奔到梅里(江苏无锡县东南)，有蛮人千余家来归附。”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上册)谓：“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渡江南下，在太湖沿岸建立吴国。”有学者考证吴国的始建之地称：“吴最初立国发源地是在今江苏无锡而都于其城之东梅里。”②有学者论述吴国的初期历史说：“从吴太伯、仲雍南奔建国至周章被西周封侯前这一阶段，吴国的疆域主要局限在今江苏的苏州、无锡一带。”②有的学者还论证了太伯、仲雍南下东征，到达今无锡、苏州一带的梅里的具体路线和过程③。可见吴国始建地的传统说法，目前还有不少学者信从之。
然而这种传统说法，是经不起数十年来考古学成果的检验的。
首先，据考古学者的统计，在古代吴国疆域的长江下游两岸，出土的大件青铜器已近六百件，其中在常州市西北出土的有四百多件，且它们的半数以上都是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在无锡、苏州一带和太湖周围发现的铜器仅一百余件，它们都是春秋中晚期或春秋、战国之交的，属于西周时期的连一件也没有④。如果太伯奔东南，在殷周之际就建吴国于此，就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次，吴文化与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与湖熟文化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有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因此，考古学者大都认为：“湖熟文化应即先吴文化”⑤湖熟文化主要分布于宁镇、皖南地区。可知吴文化不是发源于苏州、无锡一带，而是在其西北方。
再次，江南地区的土墩墓是吴文化遗存的标志。这种土墩墓大多分布于宁镇地区，早见于西周初期，盛行于西周时代，一直延续到春秋末年吴国灭亡。而太湖以东地区的土墩墓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期间⑥，没有属于西周早期的。这种现象又是太伯始建吴国于无锡、苏州一带的有力否定。
前几年，吴王余眛(即夷末)之墓在江苏丹徒县发现⑧，更加证明吴国的故都和发祥地在宁镇地区。夷末卒于公元前527年，那时吴都早已迁往太湖东北地区，但夷末仍要安葬于丹徒县，表现了夷末对那里的怀念和眷恋。
考古学的件件成果表明，太伯始建吴国于无锡、苏州一带的传统说法，是不实的。
五、江苏丹徒说
无锡、苏州一带作为吴国始建之地的传统说法，既然不符合考古发掘所得的资料，吴文化的发祥地应该是在其西北的宁镇地区，许多学者自然就想到宜侯△簋的出土地，即今江苏丹徒，认为它是吴国最早的都城所在。如有的著作在阐明“宜”就是铜器的出土地丹徒之后，推测说：“宜作为吴国的始封地是很有可能的。”②有的学者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吴国始建国于江南地区，具体地说应该建都于镇江、丹徒一带。”②这位学者还为此说从《世本》中找到了根据。《史记·吴世家·索隐》引《世本》曰：“吴孰哉居蕃离。”宋忠注：“孰哉，仲雍字。”但“蕃离”为何处一直末得正解。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日人水泽利忠作《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所引《世本》语则皆作：“熟移丹徒，(号)句(吴)。”❸“丹徒”之地名秦时始改，战国以前末有。因此，上引《世本》之文疑西汉刘向校录时所增补。由《世本》的两种记载互相对照，知前儒已认为“蕃离即丹徒”⑨。从学术界讨论的趋向来看，吴国始建于丹徒的说法，正在得到愈来愈多学者的认可。
但此说也是有问题的。宜侯△簋铭文载：“王卜于宜，……南乡(向)”；王令虞侯……侯于宜”；并“赐土”，包括“川”、“宅邑”以及其他，又“赐在宜王人”和“庶人”等从此“虞侯”便更名“宜侯”；从这些记述来看，虞(吴)侯”在康王的徙封令下达之前不在“宜”。如果虞侯已经在宜，则康王不必“南向”而“卜于宜”，也不必给虞侯下令“侯于宜”，“虞侯”改名为“宜侯”更是多此一举了。可知虞(吴)侯在分封于宜之前，必然建都于别处， “宜”(今江苏丹徒)并非吴国的始建地。
那末，吴侯在康王正式分封其“侯于宜”，并改名为“宜侯”之前立国于何处，亦即太伯奔荆蛮始建吴国在那里呢?有学者论道：“簋铭的虞侯徙封于宜，可能和申伯改封到一谢样，移动未必很远。”⑩此说甚是。因为前已辨明，太伯“奔荆蛮”遇到有“文身断发”习俗的江南水乡居民，必在长江下游地区。从这里到“宜”，距离当然是不会远的。但此说仍末能指出吴国在“宜”之前，其始建地的具体方位。
从西周王朝的国势来看，自周公东征，践奄灭蒲姑，对淮夷的叛乱势力进行了打击，占领了东方的大片土地，版图愈益扩大。在江南也必然有所推进。基于这样的形势，周王徙封虞(吴)侯迁于宜，当是向东方扩展其领土，换句话说，太伯所奔“荆蛮”始建之吴国，应该在丹徒之西。
清末同治年间编纂的《上(元)江(宁)两县志》，其卷二上《考》曰：“周武王有天下，封周章于其地，国号吴。”清上元、江宁两县现都属江苏省江宁县，其地在丹徒之西，离丹徒不远。很可能太伯、仲雍在殷代末年奔到这里建立吴国；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就封于其地，而命名为吴(虞)侯；至康王时周国势更盛，继续向东扩展领土，于是又把周章之子熊遂由江宁徒封至丹徒，命为“宜侯”。考古学者在宁镇山脉及秦淮河地区的许多台形遗址的文化层中，发现过相当数量的殷末周初的铜器；同时出土的黑皮磨光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也颇似殷末周初的风格。这些文化层的年代，亦“相当于殷末周初，距今约三千年左右”⑩，正和太伯、仲雍亡奔到这里的历史事实相合。江宁县地处宁镇山脉之麓和秦淮河之滨，以为太伯始建之国可能在此附近，当不属臆断。
综合上述评论和辨析，殷代末年周族太伯出奔始建吴国之地，似不在陕西、山西、湖北，亦不在江苏的苏州、无锡、丹徒，而是颇有可能在江苏丹徒以西的江宁县一带。周章于该地受周武王之封。周章之子熊遂东徙于“宜”之前也在此地。吴国就是从这里奠基，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①卫聚贤《太伯之封在西吴》，载《吴越文化论丛》，江苏研究社1937年版。
②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25页，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③见张筱衡《散盘考释》，《人文杂志》1958年第2—4期；刘启益《西周△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考古与文物》1882年第2期。
④尹盛平《关于太伯、仲雍奔“荆蛮”问题》，载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编《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社版1988年版；尹盛平《西周虢氏的族属及其相关问题》，载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⑤②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32、3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⑥张亚初《吴史新证》，《江海学刊》1963年第8期。
⑦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14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⑧龚维英《太伯何曾奔吴国》，《浙江学刊》1988第1期。
⑨详见拙作《周族的起源地及其迁徙路线》，《史林》，1991年第3期。
⑩陆振岳《关于吴国开端的几个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⑪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转引自⑱顾颉刚文。
⑬⑭⑮顾颉刚《奄和蒲姑的南迁》，《文史》第三十一辑，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⑯刘和惠《荆蛮考》，《文物集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⑰南京博物院《江苏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201页，文物出版社1970年版。
③魏正瑾《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与分期》，《考古》1983年第9期。
⑲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六地区湖熟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62年第3期。
㉘魏嵩山《古代吴立国的发源地及其疆域的变迁》，载《吴文化研究论文集》第114页。
②曾维华《试论先秦时期的吴国文化》，《学术月刊》1989年第11期。
㉒辛品莲《关于泰伯仲雍南奔荆蛮的传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㉘㉚商志醇《吴国都城的变迁及阖闾建都苏州的缘由》，载《吴文化研究论文集》第2、6页。
㉔李伯谦《吴文化及其渊源初探》，《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㉕肖梦龙《试谈吴国上激墓》，载《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㉖见考古通讯《春秋时期吴王余眜墓得到确认》，载《文汇报》1986年5月23日。
㉗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第159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❷商志奲《江浙地区的土墩墓和石室墓及其吴与越文化的关系》，载《人类学论文选集》第2集，中山大 学出版社1987年版。
㉓《世本》张澍粹集补注本第36页载《诗地理考》，引《世本》云：“孰徙丹徙，(号)句吴。”见《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⑧李学勤《宜侯△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
②尹焕章、张正详《宁镇山脉及秦准河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普查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相关链接張勄：吴国都城与吴国王陵 （PPT课件 文字版）張勄：吴国都城与吴国王陵张敏：吴王余昩墓的发现及其意义 - 复活了宜侯夨簋肖梦龙：镇江大港沿江吴王陵区及丹阳珥陵葛城吴国都邑（课件）肖梦龙：镇江大港沿江吴王陵区及丹阳珥陵葛城吴国都邑视频 张敏：吴国都城与吴国王陵视频 肖梦龙：镇江大港沿江吴王陵区及丹阳珥陵葛城吴国都邑郭沫若：《矢□》铭考释唐兰：宜夨□考释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 镇江学者钱仁龙：勾吴国政治中心演变及发展考
| 
发表于 2026-3-30 12:10:18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