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差后裔吉田松阴 与 王阳明

崇让堂

公元815年，在吴元济于淮西首府蔡州（今河南驻马店市汝南县）自封节度使的那一年，日本出版《新撰姓氏录》（简称《姓氏录》），这是日本第一部官修氏姓籍账，全书3.9万字。“新撰”二字是相对奈良时代（公元710年至784年）未完成的《氏族志》而言的。据《新撰姓氏录》记载，松野氏是吴王夫差后裔，而吉田氏是由松野氏分化而来。

1508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龙场街道玩易窝公园阳明洞）悟道，创立心学‌，1513年，日本和尚庵桂梧把心学带到日本。1529年，王阳明去世。1602年，重视内心修养和投入实践的王‌阳明《传习录》在日本传播，而且王阳明认为皇帝与人民的关系如同心与身体的关系，这直接影响到日本武士的武士道精神，日本武士阶层不再效忠幕府，而是直接效忠天皇，而且这样容易提高武士的地位。

1830年，吉田松阴出生，4岁时成为叔父吉田大助（山鹿流兵学导师）的养子，5岁时，养父吉田大助去世，吉田松阴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山鹿流兵学与吉田家的合法继承人，并在另一位叔父的玉木文之进所开设的松下村塾进行学习。中英鸦片战争，使吉田松阴认为四书五经的落后,，1850年，20岁的吉田松阴为了学习西方军事而游历九州。

由于吉田松阴自幼被赋予了传承家学的重任，在阅读王阳明的心学之后，吉田松阴对武士道精神的重新理解。他认为，武士应该以内心的良知为准则，不拘泥于现成的制度与规范，积极倡导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同时，吉田松阴还发展了阳明学思想，提出“于动处认本心”，主张顺应时势、不拘成例、支持变革，崇尚武力。吉田松阴通过松下村塾的教育培养了许多志士，引导着日本进入了明治维新时代，并做出暗杀幕府重臣间部诠胜的计划，推进倒幕运动。

1859年，在吉田松阴29岁时，被幕府斩首。 后被日本人誉为无双国士。

吉田松阴问斩9年后，1868年，明治天皇废除幕府制度，开始明治维新，逐渐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成为亚洲唯一的近代工业强国。1875年，明治天皇颁布了《平民苗字必称令》，规定所有日本人必须使用姓氏。

1889年，日本出现选举，出现选票，出现选民，年满25周岁以上、拥有一定财产、缴纳国税达到一定数额（最初为15日元，后逐渐降低）的男子具有选举权。1890年，第一届帝国议会正式召开，标志着日本国会的正式建立。帝国议会由众议院（相当于下院）和贵族院（相当于上院）两院组成。众议院议员定额为300人，全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成为亚洲一流、世界二流的国家。


关于王阳明

实际上，王阳明受到日本人的重视，在于王阳明曾经有在官场上绝地反击，在军事上以少胜多的事迹，引起当时在国际上处于劣势的日本国人的偏爱。王阳明以“束手无策”为耻，也以“以术伤德”为耻。

王阳明把获取良知真知做为人生终极目标，把合乎良知真知的起身行动与实践为主要途径与方法，前提是静心内省，而对于经典与权威则不必过度依赖。这也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

虽然孔子所言：“知而弗为，莫如勿知。”（《孔子家语·子路初见》）这表达了知道却不做，不如不知道的观点，强调了知行合一的必要性。但孔子也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荀子也曾经作《劝学》一文，鼓励人们加强学习。然而，王阳明极为主张知行合一，而后致良知。如同吉田松阴的“于动处认本心”。

王阳明的“致良知”理论不依赖于饱读诗书，反对过度依赖经典和权威，反对知识的空谈，反对空谈理论而不实践，反对盲目行动而不思考，对经典不做僵化理解，不忽视经典背后的精神实质。不对权威做盲目崇拜，不过度依赖外在权威。这种观点更接近于与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同时，王阳明反对只关注外在表现或功利，反对忽视内心修养，重视内心的良知和判断力，依据内心的道德感知做出正确的决策，并且在行动上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这也更接近于孟子的“无规矩，不成方圆”。

不过，“致良知”学说并非认为科学知识是多余的、无用的甚至有害的，致良知并不认为德育和智育是对立的，并不主张废学反智。

在实际生活中，知行分离的现象并非少见，有的人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但在面对实际问题时却束手无策，而且，在某些社会环境中，人们可能更注重形式主义和表面功夫，而忽视了真正的实践和应用。

王阳明则提出知行合一，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也就是吉田松阴所说的“于动处识本心”，良知是每个人内心固有的道德直觉和判断力，其中有仁爱与诚信等等。孝顺父母是天理良知，而想做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则是人欲。在工作上，心里时刻装着顾客和员工是天理良知，老想着自己成功、干一番事业则是人欲。私欲往往对天理良知加以扭曲和偏离，而致良知则是回归天理、实现道德自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思想，在管理领域，是倡导以人为本；在个人修养方面，是鼓励人们不断反思自身行为。知而得精髓，行而有分寸。

王阳明认为，要去除私欲，就必须静下心来，揪出好色、好名、好利的祸根，然后彻底祛除。这些妄念蒙蔽了良知。只有去除私欲，才能真正致良知；而只有致良知，才能更好地认识和去除私欲。致良知的过程就是去除私欲、恢复良知本原的过程。

总之，王阳明的理论认为，加强内心修养，以摒弃好色与名利之私欲，祛除这些蒙蔽良知的妄念、认知良知本原，认识经典背后的精神实质。这个过程，不依赖于饱读诗书， 不依赖于经典和权威，不死读经典，不崇拜权威，不空谈理论，不关注功名利禄，不盲目行动，而是依据内心的道德感知，付之于行动，在行动上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认知。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合在一起是良行合一，首先是言行合一，言行一致，进而是良行合一，从而知能达真而行能成功。

王阳明所做的良行合一，王阳明所说的吾心光明，也即是：不依赖经典，不崇拜权威，不空谈理论，不关注功名，付之行动而不盲目行动，从而知真，从而事成且良成，从而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良行合一心光明。也就是曾国藩的心以致用与凡事用心，孙中山的独立尚武与实践革命，以及蒋的大中至正，毛的发扬心力。东乡平八郎一生俯首而拜的是王阳明的这个。

按照王阳明的理论来操作，不必饱读诗书，不必依赖权威，不必依赖经典，经典必须以我为用，即不外求也不外屈，权威也必须以我为用，权威也必须以自我的良知而所用，必须摒弃私欲（不关注功名，不纵情色欲，不断地反复地祛除欲望），必须以自我的良知为中心，不是以自我的私欲为中心，万不可以自我的私欲为中心，必须静坐，必须静思，必须细思，必须守志，必须行动，必须仔细用心行善，以此起心动念，而后才可以致良知，才可以得真知。

所谓良知，也就是，因为无我，所以知足，所以宽恕，所在赦免，所以施舍，所以勇往直前，所以和平。因为有我，所以自在，所以明朗，所以虔诚，所以感恩，所以报恩，所以尊敬，所以慈爱。因为无我，所以不必傲慢与鄙视，不必猜疑与妒忌。因为不可利己与忘恩，所以不必不平与偏狭，所以不必恐惧与不安，所以不必憎恨、愤怒、暴躁，不必专横、固执、冷酷。这就是良知与真知，只是需要行动，以此凡事用心，发扬心力施善行来证明，这即是不恶，不是不用心，从而真正得真知。（不用心、不细算、没分寸，即是恶）

王阳明龙场悟道，发现了知而后行，行有利于知，知有利于行，良知是来自于生命体（包括自己个人的生命体），道与理就处于自在的内心之中，而不是来自经典与口号，更不是来自于权威与权贵以及无论是恶劣与否的外界环境，

王阳明令人俯首膜拜之处在于，面对强者（权威与经典）与强梁（强盗与强敌与权贵）以及恶劣环境，仍然祛除私欲，保持自在，保持定力，发扬心力，运用脑力、眼力、智力，有胆有识、细心采取行动，为认识良知并验证良知而所用。尽管杀了很多因为贫苦而当强盗的人，以及动用大量钱财建造奢华的伯府第，尽管有伪君子真小人之嫌，而仍然心怀坦荡、光明磊落。

佛祖悟道，在于发现了生命的苦是求而不得，苦是求，苦也是不得，脱苦离苦必须灭掉所有的求，而不是求而得之，求而得之并非离苦脱苦之法之道。灭掉所有的求，就是修行，灭掉所有的求的办法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是修行者达到涅槃境界的必经之路。这是佛祖在菩提树下的所悟。无论是求与求而不得以及求而有所得，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没有永恒不变的自性，不必执着于追求永恒不变的真理与智慧，一切唯心造，心也在我中，因此世事无常，所以无我。世事人情因联系而变化发展，这也就是缘起论。这也是佛祖在菩提树下的所悟。

王阳明认为，理论中的佛教，因为贪于追求智慧与开悟而放弃了人情与政治的责任，显得自私。成了人，还想成佛，这也是贪。王阳明认为，现实中的佛教，不仅要实践禅定与持戒，而且，慈悲与关爱的教义应当转化为行动，而不是逃避以及冷漠与放任，内观与自省的教义应当包括审视自己的不足之处，去执与放下应当包括不追求名利功业，无论有否名利功德均是内心平静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