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吴祖泰谦逊开拓至德精神 《易经 道德经》的至德

崇让堂

弘扬吴祖泰伯谦逊开拓的至德精神 《易经》与《道德经》中的至德

在中国古籍之中，最早提到吴泰伯的，是《左传》和《论语》。这两本书都提到泰伯，而且都提到泰伯让位出奔的事件。《左传》里称“吴泰伯”为“吴大伯”，提到吴泰伯的人是士蒍（蒍的发音是委），提到吴泰伯的时间是公元前661年。《论语》里称“吴泰伯”为“太伯”，提到吴泰伯的人是孔子，提到吴泰伯的具体时间未知，应该是在吴国最强盛的时期。也就是说，孔子提到吴泰伯，是在士蒍提到吴泰伯起码150年之后。

老子、庄子、墨子、孟子，都没有提到吴泰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提到吴泰伯让位出奔，而且提到吴泰伯是奔吴，并且建立句吴国。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吴泰伯一生的两件大事就是三让王位与奔吴立国。对于吴泰伯的这两个行为，当代吴氏宗亲解读其精神内涵为谦逊精神与开拓精神。这种解读是非常精准的。

孔子在《论语》中提到吴泰伯，只说了吴泰伯的行为（让位），并且拔高了吴泰伯的行为（称吴泰伯三让天下，实际上，准确地说，吴泰伯是让出储君之位，而不是直接让出王位，而且当时的周国是小邦，并非天下，让出周国储君之位，其实并非让天下），然后孔子立即称赞吴泰伯为至德。至于这种行为，为何是至德，孔子只是从侧面表示“民无得而称焉”。民众是因为泰伯的行为弘扬了孝道（泰伯在受到委屈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孝顺），还是因为泰伯的行为弘扬了忠道（泰伯在受到委屈的情况下，坚持了忠），或是泰伯的行为带来了和平，消除了争端，孔子并没有说明。这可能是因为孔子不仅讲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且讲究春秋笔法，并不直接挑明，而是让你自己体会。

有分析指出，认为孔子推崇泰伯的至德，是在宣扬泰伯的孝与忠的精神。因为孔子在赞颂泰伯的同时，还赞颂了虞舜与周文王，前者不仅孝，而且在忠孝不能两全之时，弃孝行忠，后者是忠，而且是在实力比效忠的对象还要强大的情况，仍然坚持效忠。这就是至德。

也就是说，无限的孝行，无底线的孝行，无限的忠，无底线的忠，就是至德。但是孔子不好意思这样说，所以用春秋笔法，含蓄地表达出来。至于大多数的平民读者能不能很快看得出来，孔子不一定在乎，只要最高统治者看出来了就可以了。

因为孔子在《孝经》中提到，最高的孝是不仅自己名扬天下，还要自己名扬后世，并且还要自己的父母名扬后世。孔子也要求自己行孝，也就是要求自己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孔子要利用最高统治者来为孔子实现这个目标。如何利用最高统治者来为孔子实现这个目标？那就是孔子不断地宣扬要效忠最高统治者，不仅要效忠，而且要无限效忠，无底线的效忠，在最高统治者行为不轨时，在最高统治者力量相对不强大时，也要效忠。这样，历代的包括后世的最高统治者必然会不断地宣扬孔子的说辞，从而实现孔子扬名后世以及父母显名的目标。

但是孔子不敢直接这样说，不过孔子用春秋笔法表达了这个意思之后，只要最高统治者看懂了，就好办。至于做为被统治者的平民看没看懂，孔子是不在乎的。反正平民看没看懂，不影响最高统治者会不竭余力地宣扬孔子的说辞，拼命地为孔子扬名立万。

其实，孔子宣扬无底线地效忠，对于一个人类社群来说，并非没有益处。因为，有人说，人类所有的文化，都是基于人类的生存。而孔子宣扬的效忠的文化，有助于国家对于兵员的动员能力和兵员在战场上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这个人类社群的生存。

孔子宣扬无底线地效忠，本质上是为了提升这个社会对于最高统治者的容错率。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有错，被统治者仍然对其容纳与宽恕，从而，社会得以稳定，统治权力得以稳固。
而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希望提升的是对于最高统治者的纠错率。也就是说，当最高统治者出现错误时，平民能够及时纠正这个错误，包括靠罢免最高统治者的方式来纠正这个错误。这也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本质。

但是，如上文所述，孔子为了方便地实现自己行孝的目标，并不在提升纠错率这方面做出大量的宣扬。但是孟子不同，孟子提出“民为贵”的论调，孟子不指望最高统治者为孟子扬名，孟子只指望天下万亿百姓民众记住孟子并为孟子扬名。孟子似乎比孔子更聪明。

也就是说，孟子主张提高社会的纠错率，不能让民众为最高统治者的错误买单。统治者需要容错率高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氛围与政治环境，被统治者需要纠错率高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氛围与政治环境。这是一对矛盾。

总之，孔子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行孝而宣扬无底线的忠孝尤其是无上限的忠君，也有可能是为了统治者的权力维持与国家的兵员的动员能力，而宣扬无底线的忠孝尤其是无上限的忠君。但是，如果是这种目标，这与个人的努力与修为就关系不大了。

然而，吴泰伯三让王位与奔吴立国的行为，仍然可以称之为至德，虽然不完全是孔子心目中的至德，但也是至德。这就是《易经》中的至德与《道德经》中的至德。

《易经》被称为群经之首，《道德经》被称为是万经之王。《易经》中提到四十多个“德”字，《道德经》中提到四十多个“德”字，。但是这两部经典都没有提到“至德”。但是，《易经》中提到六十多个“道”字，《道德经》中提到七十多个“道”字。《道德经》第十八章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其中的仁义就是通常所说的德，也就是一般的德。《道德经》认为在“大道”遭到抛弃的时候，才提倡“德”，这就表明，一般的德不是道，只有盛德与至德，德行到了极致，才接近于“道”，才归于“道”的范畴。

也就是说，《易经》与《道德经》的道，是盛德，是至德。

《易经》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道德经》中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有的《道德经》版本是：王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两部经合在一起看，就是：人的厚德载物，人的自强不息，也就是人的“有为”、有所作为，也就是人之道。而且，整部《道德经》的最后一句是：人之道，为而不争（有的《道德经》版本是：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厚德载物与自强不息，也正是“为而不争”，这就是《易经》与《道德经》的道，也是孔子说的“朝闻道，夕可死”的道。这种人之道（或者说是圣人之道，王之道），这也就是就《易经》与《道德经》的至德，是至德精神的本质内涵。同时，吴祖泰伯谦逊开拓的行为，也正是“为而不争”的体现，也正是厚德载物与自强不息的体现。

在《易经》之中的六十四卦，唯有第十五卦--“谦”卦，是六爻皆吉，谦谦君子，吉无不利。

谦，一是表示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从而保持着真诚的谦逊的态度，而不是过度谦虚的虚伪。二是表示人能够换位思考，从其它的各个人各个方面的角度来看到问题，从而能够全面地深入地看待问题，获得深刻的认识，达到洞若观火。从知行学说来看，先知而后行，行动而获知，这是人们的行动与开拓的必要前提。否则是瞎干蛮干，遇到的只能是凶险，最后的是失败，而非吉无不利。

总之，为而不争，厚德载物，自强不息，都是谦逊开拓的实质内容，是人之道、圣人之道、王之道的实质内容，是至德精神的实质内容。在至德精神高度发扬的至德之世，人人都在自强不息，人人都在自我圆满，人人都在实现自我。这就是泰伯谦逊开拓的至德精神的功用与美好，也是弘扬泰伯至德精神的必要性与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