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州平阳 英语教育泰斗 英语三大权威之一 吴景荣

崇让堂

浙江温州平阳 英语教育泰斗 中国英语三大权威之一 吴景荣

浙江温州平阳，自西晋太康年间建县，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县”。平阳地灵人杰，千年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一代代名人大家，他们犹如泰山北斗，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近现代。平阳的杰出人才有象棋泰斗谢侠逊、林学泰斗陈嵘、解剖学泰斗张鋆、数学泰斗苏步青、新闻泰斗马星野、英语教育泰斗吴景荣，还有启蒙思想家宋恕、学者刘绍宽、教育家黄溯初等，都堪称一代大家。
英语教育泰斗吴景荣

吴景荣（1915－1994），平阳县昆阳镇人。著名英语教育家。吴景荣与许国璋，王佐良一起，被誉为“英语三大权威”。


吴景荣于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又入清华研究院深造。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到故里，与清华、南开、燕京大学几位返乡同学一起，在鳌江创办平阳临时中学，对学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省教育厅以莫须有罪名勒令停办，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去昆明清华大学研究院继续学习。
1947年7月，获英国文化委员会奖金，入利物浦大学专攻英国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建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他还曾任外交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外交学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高等院校学衔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翻译协会理事等，和许国璋、王佐良并称“英语三大权威”。他还主编《汉英辞典》、《英语基础教材》，合编《精选英汉、汉英词典》。


吴景荣(1915—1994)，平阳昆阳镇人。曾被评为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外交部优秀党员，并任全国政协五、六、七届委员，外交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外交学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高等院校学衔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翻译协会理事等。曾出访英国伦敦，名列多种世界名人录。
11岁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又入清华研究院深造。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到故里，与清华、南开、燕京大学几位返乡同学一起，在鳌江创办平阳临时中学，对学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省教育厅以莫须有罪名勒令停办，怀着悲愤的心情去昆明清华大学研究院继续学习。1940年7月毕业后，历任陕西城固西北师范学院(今北京师大)、四川教育学院、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重庆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1947年7月，获英国文化委员会奖金，入利物浦大学专攻英国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49年8月回抵香港，时广州尚未解放，为对付国民党海军的盘查，搭乘英国海轮，购买去朝鲜仁川船票，当轮船停靠塘沽时登岸，抵达北平。
建国后，初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任教授。1952年5月，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教授，后兼外语教研室主任。1955年起，一直在外交学院任外语教研室主任，兼二部主任。195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学院停办，于1970年调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北外）英语系主任。1980年外交学院复办，又调回该院任终身教授。
主编有《英语基础教材》、《汉英辞典》、《当代英文散文选读》、《英国自学课本》(共四册)，与他人合编有《精选英汉汉英词典》等。此外，还参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等重要文献的英译和审校工作。
艰难岁月领衔主编《汉英词典》

读书界公正地认为，1978年问世的由吴景荣主编的《汉英词典》标志着这个领域新的起点，达到了新的学术高度。
也许现今的读者很少知道吴老其人，但是一提起《汉英词典》的话题，我却怎样也不能忘记吴老和他带领的一群可敬的编纂者，我深知他和他们那时为了完成词典的编纂曾经承受过多大的压力，付出了比平常时期更多的心血。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联络员”，有幸每两三个星期跟吴老和他班子中某几个人聚会一次，漫谈三几个钟头，不自量力地冒险承担起解决困扰编纂工作的某些难题。
有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困扰着人们。比如其中一项“时尚”是，要采用大量的毛主席语录充塞任何一部词典的版面，语录出现得愈多愈好，似乎愈多就愈革命。我跟吴教授（也许还跟少数几个人）说，伟大领袖的语录自然对读者有很大的启发，但是首先要用得恰当，如果不恰当，那就亵渎了最高指示，所以采用语录必须慎之又慎。大家经过思考和切磋，终于达到了这样的共识，即，词典的质量不取决于采用语录的数量。我又说，第一稿可以多采用一些，第二稿第三稿经过慢慢思量，留着能突出作用的若干条，而不是用语录来“包装”我们的词典，这才能够达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目的。我跟吴老说，这是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于是彼此心领神会，难题就此不知不觉地化解了。
后来另外一股风吹过来了，说是词典收词要有倾向性。据说无产阶级编纂词典应当并且只能选收乐观的、正面的、积极的词汇，尽量删除那些表达消极的、低沉的、反面的词汇——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意识。这种主张现今听起来令人发笑，可那时却困扰着辞书的编纂者，因为它违反了生活的规律，违反了语言的规律，也违反了词典主要的用途在于翻检查阅的规律。吴老的这个编纂集体，心照不宣地顶住了这股风，不为所动，这在当时是够难得的了，何况他们曾不得不默默地基本上依循《现代汉语词典》收词，把应当在这部词典里收载的词汇，不论乐观的悲观的正面的反面的积极的消极的词汇，通通收进去了，这在当时是冒风险的。
我用了“默默地”和“冒风险”这样的字眼，因为这部词典早在1974年春就被“四人帮”作为黑线回潮复辟的典型加以围攻讨伐了。这样做需要清醒的头脑，更需要勇气，正是这一点，吴老和他的编纂集体值得后人景仰。
对《现代汉语词典》的大张挞伐，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奇观，一夜之间仿佛回到了伽利略时代。还是伽利略那句话说得有意思:“Epursimuove!”（“它还是转动着的啊!”）《现代汉语词典》还是屹立着，即使当时也从未被推倒过。其收词的严谨，释义的精当，例句的贴切，是批不倒的。正相反，尽管数不清的大字报甚至名牌学府的学报，使用了所有最恶毒的咒骂的语词，也无法损害这部词典的学术价值和地位。无论如何，《现代汉语词典》在它这个领域中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这个领域的新起点。与《现代汉语词典》息息相关的那部《汉英词典》，也成为汉英词典领域的新起点。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词典的生命力。
《由汉英词典话题引起的往事回忆和随想》

摘自《光明日报》

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外交官

在北京，吴景荣就任北京外语学校（前身为延安外事学校，后改为外语学院）教授。从此，他开始为新中国培养外事干部。1952年4月，他奉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任教授，后兼外语研究室主任。这所大学外交系是培养新中国外交官的，学员都是战争年代的干部，他们除了学习外交业务及俄语外，也学习英语或其他国家的语言。吴景荣虽然从事教育工作多年，但还没有教过初学英语的学生，更没有教过初学英语的干部，而且程度不一，没有现成的教材，他便自己动手编写。根据自编的教材，他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1955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人民大学外交系改为外交学院，直属外交部。多年来，他一直担任外语研究室主任，后兼二部（相当于系）主任、研究生导师。十年动乱期间外交学院停办，他于1970年调到外语学院任英语系主任。1980年外交学院复校后，他仍调回外交学院任教授。多年教学实践，使吴景荣获得外语教学的经验。针对外交专业学生学习外语的特点，他建立了特殊英语研究生专业，让研究生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担任翻译，多参加外交语言的实习活动，引导学生撰写好外交专业论文。

吴景荣非常重视后起之秀的教育培养工作，为祖国增添了许多学士、硕士、博士，不少学生成为优秀的外交官，其中许多人成为外交事业的骨干力量。

《一代宗师吴景荣》

摘自浙江省平阳中学网站

追求真理 淡泊名利

吴景荣的女儿吴明霞一家居住在父亲生前住过的宿舍里。她的先生黄余盈也是平阳人，在航天部任职。吴明霞是非常爽朗的女性，退休前是北京电信科研所高级工程师。说起父亲时她的眼睛里洋溢着女儿对父亲追思的深情，动作中传递着自豪。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父亲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为教育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他最喜欢与学生在一起，只要学生来了他就谈笑风生，格外高兴。如果学生一天没有来，他就坐立不安，要到学生宿舍去看看，每次生病住院，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学生。他平易近人，是很亲切的家长。我是他的独女，一直与他住在一起，他时常与我们晚辈开玩笑，没有家长的威严。平日吃饭时，他常常就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现象要我们发表见解，有时还考考我们对时事的了解深度。他老人家不仅与我们平等相待，即便是学校里的一些工人也与他结下了友谊。他在六七岁时由于喝酱油而落下支气管炎，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生病，身体虚弱，但他坚持读书研究，一天也不落下。他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精神，确实令人敬佩。
他对我们最大影响是他对名利的淡泊。他参加过好几本词典的编写工作，如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袖珍汉英词典》、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选汉英词典》等，出版社要以他的名字署主编，可他总是不肯，其实论资格和名望他是理所当然的主编，可他坚持不同意。最后在稿费的分配上，他仍坚持平分。其实，得与失是平衡的。我们在前面说到《新时代汉英大词典》，他去世六年了，编辑组的同志仍把主编的头衔给他。这对我的启发很大。还有，他对朋友的热情至今仍影响着我，我也很爱热闹，家中仍是父亲健在时般的高朋满座，父亲当年的朋友现在也是我的朋友。”
《我的父亲吴景荣》摘自《温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