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以同仗义执言 吴嘉廉主笔《申报》 （杨乃武小白菜）

崇让堂

吴以同仗义执言 杨乃武冤情通达慈禧 吴嘉廉主笔《申报》持续报道 案情通达民众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咸丰皇帝去世，4岁的同治皇帝继位，慈禧垂廉听政，开始了洋务运动，在湘军攻克安徽省会安庆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在1864年湘军攻克南京之后，太平天国覆灭，淮军首领李鸿章于1865年在上海设江南制造总局。1872年，左宗棠在兰州创办甘肃机器制造局，并镇压新疆回教徒与陕甘回民的叛乱。1872年4月30日，英国人创办《申报》，并聘请54岁的中国江西抚州南丰的吴嘉廉担任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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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左）与小白菜（右）

法国记者1876年拍摄于北京



1873年秋，浙江余杭一家豆腐店的帮工葛品连突然去世，葛品连原来是在浙江余杭的新科举人杨乃武家租房子住的，后来由于他的妻子毕秀姑（毕秀姑因为穿衣喜欢白配绿，而得了个外号“小白菜”）被人传言与杨乃武有染，于是杨乃武提高房租，葛品连夫妇就搬出了杨乃武家，到别处租房住下。

小白菜童年丧父，母亲王氏便带着她改嫁到一户姓喻的小贩家，葛品连同样是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继父姓沈。杨乃武娶妻詹氏，有一个女儿杨濬，还有个姐姐叫杨菊贞（淑英），杨菊贞青春守寡，住在娘家，把弟弟杨乃武拉扯大，所以姐弟感情非常好。

杨乃武自小聪慧，为人耿直，爱打抱不平，二十多岁考取秀才，在三十三岁考中癸酉科举人后，有做官资格，而且和县令平起平坐，可以自由出入县衙，杨乃武曾经讽刺余杭知县刘锡彤贪赃枉法，在县衙照壁上书写“大清双王法，浙江两抚台”一联，与官府结下怨仇。

葛品连去世后。其母疑毕秀姑勾结杨乃武谋杀亲夫而告状，知县刘锡彤因怨恨杨乃武而挟私报复，对杨乃武与毕秀姑酷刑逼供，屈打成招。指杨乃武通奸杀人，判为斩首示众，并报杭州府定罪。知府以此定罪报浙江按察使署。浙江巡抚也草率从事，维持原判上报刑部。

案情出现之后，吴嘉廉主笔的《申报》就开始报道此事。

由于时值湘军灭掉太平天国，江浙两省的各级官员很多都是湘军将领担任。杨乃武的同学吴以同仗义执言，而且吴以同正在胡雪岩手下担任西席（老师），能够接触到当地高级官员，当时有浙江的京官夏同善，丁忧，期满要回京，杭州胡庆余堂胡雪岩为他饯行，吴以同就将杨乃武的冤情转告给进京办事的浙江籍官员，胡雪岩也资助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进京上访。杨菊贞在北京遍访在京的浙江籍官员30余人，并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递冤状。

这个时候，已经是1875年，19岁的同治皇帝去世，4岁的光绪皇帝继位。光绪皇帝的老师、时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翁同龢（江苏常熟人，也属江浙籍官员）将此案内情当面告诉了两宫太后，从而让慈禧太后知道了这件事。

于是，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谕旨，叫刑部令饬杨昌浚（湘籍官员）会同有关衙门亲自审讯，务得实情。同时又叫御史王昕到浙江私访。杨昌浚奉谕后，没有再交各原审官审问，而委派湖州知府许瑶光等审问。许瑶光审问时，没有动刑，叫杨乃武与毕秀姑照实直说。杨乃武猜到一定是御状告准了，于是尽翻前供。毕秀姑也翻了供，当堂呼冤，供说并无毒死丈夫之事。审了两个多月，许瑶光不敢定案上复，一直拖延审问时间，未能讯结。

御使王昕奏请另派大员往浙审办此案。于是由礼部侍郎胡瑞澜提审此案。杨昌浚得知钦派胡瑞澜提审此案后，就向胡威逼利诱，说此案已经反复审问多次，无偏无枉，不宜轻率变动。如果有所更改，不仅引起士林不满，地方负责官吏，今后亦将难以办事。同时又向胡瑞澜推荐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帮同审理。刘锡彤得知钦派大员提审，即多方重金行贿，这时许瑶光承审此案，尚拖延末结，得知钦派胡瑞澜提审，即停止审讯。

胡瑞澜提审是在会审公所，第一次由胡瑞澜向犯人、证人问了一下，以后几次审讯都是由宁波知府边葆诚发话讯问。边葆诚是刘锡彤的姻亲，又是杨昌浚的同乡，第二次提审时，见杨乃武与毕秀姑翻供，即喝令差役大刑伺候。杨乃武一再请求调钱宝生对质，边葆诚坚执钱宝生卖砒甘结为凭，斥杨乃武枉求脱罪，喝令用刑，日夜熬审，各种刑具都使用了，最后一堂两腿均被夹折。毕秀姑也十指拶脱，最后一堂还用铜丝穿入乳头。

杨乃武及毕秀姑熬刑不过，仍都诬服。画供时已气息奄奄，神志模糊，无法自己画供，由两旁差役拿起杨乃武的手，捺上指印。毕秀姑也是如此。

至此，杨乃武觉得决无生望，在狱中作联自挽云：“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因胡瑞澜是个学台，根本不知理讼，所以说他学台充刑台，冤狱难以平反。

胡瑞澜承审此案，照原拟罪名奏结后，地方士绅奉承胡瑞澜“明察奸隐”，“不为浮议所动”，“不负皇上委任”；原审此案之大小官员，更是如释重负。刘锡彤在杭州勾通一些豪绅出面设席宴客，连日不断。陪审官边葆诚、罗子森等，更加得到杨昌浚的赏识。这批湖南帮的大小官员都认为从此铁案如山，不会再有反复了。

胡瑞澜疏奏维持原判，一些人弹冠相庆，但也另有一些地方人士及京官以此案两次上京“抱告”，主犯数次翻供，屡翻屡服，胡瑞澜又奏称“熬审”不讳，其中必有曲折隐情。地方上有些举人生员及杨乃武好友汪树屏、吴以同、吴玉琨等30余人首先联名向都察院及刑部控告，揭露杨、毕一案，府、县、按察、督抚、钦宪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罔朝廷。请提京彻底审讯，昭示大众，以释群疑。

京中御史边宝泉也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仔细审讯。夏同善、翁同龢、张家骧等亦一再在两宫前为此案说话，认为只有提京审讯，才可以澄清真相。但慈禧太后对地方大吏承办的要案，也不愿轻易更张。即以避免拖累人证为名，还是不准提京复审，谕知刑部认真驭复，叫胡瑞澜再行认真审办具奏。

胡瑞澜奉谕后，又再提审了一次。复审时，杨乃武伤已稍平复，自思翻供是死，不翻供也是死，与其诬服，蒙不白之冤以死，不如翻供死于夹棍之下，为千古留一疑狱。于是咬紧牙关，又拼死翻供。因为胡瑞澜在疏奏中说“连日熬审，始审得奸谋毒害实情”，这次上谕也就不得不加上不得再用严刑逼供之语。

胡瑞澜二次复审，不过是敷衍上谕，并没有认真审讯。杨乃武翻供，亦未用刑。这时汪树屏、吴以同等的联名禀帖已到了都察院。汪树屏的哥哥汪树棠亦在都察院，还有其他的一些浙江人特别是一些举人、进士、翰林，他们认为这件案子如果真有冤抑不予平反，这不仅是杨乃武、葛毕氏两条人命的问题，是有关整个浙江读书人的面子问题。夏同善，张家骧(张亦系浙江人，时为翰林院编修)向慈禧太后说，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

刑部有个侍郎袁保恒，与夏同善、翁同龢等均甚接近，袁在夏、翁处得悉案情内幕，看到胡瑞澜之疏奏中歧异矛盾之处甚多，亦认为有提京详细研讯的必要。边宝泉在此时又上了一个奏折，主提交刑部审讯。杨乃武姐姐在京，亦迭向各衙门递呈，请求提京审问。

翁同龢以孤儿寡母为名，请恭亲王为朝廷立威，湘军出身的杨昌浚坚持判刑，表面上只是一个案子背后就是浙江系和清廷联手打压湘系。此时四川总督丁宝桢站在杨昌浚的一边，声称如果这个铁案要翻，那么之后就没人敢做地方官了。四川总督的站队彻底激怒了清廷，原本只是打压湘系但是你四川总督插手算怎么回事？恭亲王在上朝的时候直言：杨昌浚毫无战功却如此放肆，那李鸿章和左宗棠该如何？


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实权掌兵的人，杨昌浚一个小弟都敢反驳清廷，那这两个大佬是不是该割据为王？此话一出朝野嘘声一片，随后刑部重新验尸。
在这样多方面的环请下，41岁的慈禧才下了一道谕旨，交刑部彻底根究，提京审问。刑部奉谕，即令杨昌浚将全案人犯派员押解赴京。杨昌浚在奉到上谕刑部要来提解人犯时，大为不满，但不敢公然违旨。

杨昌浚派候补知县袁来保做押解委员。刘锡彤也是一道去的，刘此时名义上是说赴京督验尸骨，但已是一个待罪备讯的官员，在路上还是威风十足，仆从轿马随侍左右，还随带一名刑名师爷同去。解差都如狼似虎，沿途不许犯人证人说话，夜间睡觉，枷锁手铐亦不宽松。随去的师爷途中威吓秀姑不准翻供。爱仁堂药铺店伙杨小桥，钱宝生的母亲钱姚氏，则受到优待，常和差人在一道吃饭。

葛品连的尸棺装在船上，每到一个州县，都要加贴一张封条，有两个差人看守。一个多月到北京后，犯人、证人都被关进刑部大牢。几天后，刑部举行大审，又叫三法司会审。当时凡京控大案，由刑部主审，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头一天大审，刑部两个尚书到堂，都察院也有人参加会审，两边陪审的、观审的，有不少侍郎、御史。观审的以江浙和两湖的在京官员为多。夏同善、张家骧那天也到了。

坐在上面发话讯问的，一个是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刚毅，另一个是都察院刑科主事。两个主审官刑部尚书桑春荣、皂保最后到。落座时，犯人都已带进，差人喊堂示威。问官问了姓名以后，要杨乃武从实招供。

杨乃武把案子发生经过，从头到尾，详细削辩，既未与葛毕氏通奸，更无合谋毒死葛毕氏亲夫之事，在府在省，都是畏刑诬服，死实不甘。毕秀姑开始只是口呼冤枉，不敢翻供。问官一再叫她照实直说，她只说以为丈夫是病死，不知丈夫是服毒；毒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前供杨乃武授给流火药，也没有这件事；与杨乃武亦无奸情。

第一天问了两个主犯就结束了。第二天、第三天审问尸亲及证人。中间又停了几天，最后是提全案犯人见证大堂质讯。门丁沈彩泉，仵作沈祥，爱仁堂药铺伙计杨小桥，这一次都供出了真情。刘锡彤也跪在一边，还是官员装束，不像个犯人。

杨小桥供称并不知有卖砒情事，药铺进货簿上从来也没有进过砒霜。钱宝生的母亲供亦如之。仵作沈祥供称，验尸的银针没有用皂角水擦洗过，只见口鼻血水流入两耳，就在尸格上填了七窍流血。曾与门丁沈彩泉争执，一说砒毒，一说烟毒，尸单上就含糊注了个服毒。

门丁沈彩泉供出了陈竹山。钱垲在门房劝钱宝生出具卖砒甘结的经过。当门丁、仵作供出以上情事时，刘锡彤站起来掳袖掀须扑到两个人的前面举拳殴打二人，骂他们信口胡说。问官大声叱止，他还不听，两个差役硬把他拉到原地跪下。

当问官讯问刘锡彤，录他的口供时，他又咆哮起来，说他是奉旨来京督验，并不是来受审的，反责问官糊涂，不应把他当犯人看待。当问官问他银针并未擦洗，为什么上详时说银针已用皂角水擦洗过?为什么不叫钱宝生与主犯对质，却叫陈竹山、章纶香劝诱钱宝生出具书面甘结?为什么将沈喻氏原供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血?刘锡彤均瞠目不答。

刑部大审以后，1876年(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刑部尚书桑春荣带领刑部堂官6人，司官8人，仵作、差役40余人，带同全部人犯见证，到海会寺开棺验尸。开棺以前，先叫刘锡彤认明原棺无误，即由刑部仵作开棺。司官先验，堂官再验，验得原尸牙齿及喉骨皆呈黄白色，四围仵作皆说无毒。

再叫余杭原验仵作沈祥复验，问他有毒无毒，沈祥低头不语。又叫刘锡彤去看有毒无毒，刘锡彤至此气焰始落，面色惨白，全身发抖。验尸时，寺内寺外看的人很多。有个法国记者也在场，他看到木笼里两个穿红衣的犯人，跑到笼边看了又看。开棺时，又跑去看验尸，及听说验尸结果无毒，又跑回木笼边对杨乃武说：“无毒，无毒”。两年后，这个记者到杭州旅行，还特意到余杭来访问杨乃武。当年外国报纸对这个奇案也有报道。

海会寺验尸后，案情已经大白，刑部将复审勘验情况，奏知两宫。这时才将刘锡彤革职拿问，有无故入人罪等情弊；原审各官，为什么审办不实，要刑部再彻底根究。刑部又提集犯证审问了两次，刘锡彤这时已和主犯人证同样受讯。刑部审后，在勘题拟奏时，朝内朝外一些大小官员，却因此案掀起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统治集团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大学士翁同龢、翰林院编修张家骧、夏同善为首，边宝泉、王昕也属这一派的中心人物。因为翁同龢是江苏人，张家骧、夏同善是浙江人，王昕原来也是山阴人，附和的又以江浙人为最多，所以称为江浙派，又称朝议派，这些人多系言官文臣。另一派是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附和的多系湖南、湖北人，称两湖派，又称为实力派。因为这一派都是几个封疆大吏，掌握实权。

当刑部平反尚未奏结时，四川总督丁宝桢正在北京。这个总督曾杀过慈禧太后得宠的太监安德海，朝中一般京官怕他。他认为刑部对此案不应平反，承办此案各级官员并无不是，不应给予任何处分，主张主犯仍应按照原拟罪名处决。他听说刑部要参革杨昌浚及有关官员，有一天跑到刑部大发雷霆，面斥刑部尚书桑春荣老耄糊涂，并威吓说，这个铁案如果要翻，将来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了，也没有人肯为皇上出力办事了。

丁宝桢又盛气质问验骨的司宫，说人死已逾三年，毒气早就消失，毒消则骨白，怎么能够凭着骨是黄白色，即断定不是毒死是病死呢?认为刑部审验不足为凭。桑春荣见丁宝桢这样气势汹汹，也犹豫起来，怕因此引起政治上的问题，对丁宝桢极力敷衍，答应再慎重研究。

当丁宝桢在刑部大肆咆哮时，刑部大小员司，没有一个人敢与他争辩。只有侍郎袁保恒说：刑部是奉旨提审勘验，是非出入自有“圣裁”，此系刑部职权，非外官所可干预。丁宝桢悻悻而去。

刑部尚书皂保本来也是极力主张平反的，因为受了杨昌浚的厚贿，就不说话了。尚书桑春荣年老颟顸，对此案本无主见，一任司官办理，别人说要平反，他亦主张平反，经丁宝桢这样一威吓，就拿不定主张，不敢出面参革了。对参革各员的疏奏，就一改再改，迟迟不复。

边宝泉、翁同浚、夏同善这一派，知道刑部在为杨昌浚、胡瑞澜等开脱，就由御史王昕出名上了一个奏折，弹劾杨昌浚、胡瑞澜，说这些地方官员，平日草菅人命，而某些封疆大吏，更是目无朝廷，力请重加惩办。

由于这两派的争吵，刑部平反的疏奏，拖了两个多月，迟迟不上，杨乃武在监牢里更加着急。过去自谓是死定了，现在既有生望，急盼事情能够早决，早脱牢笼，担心拖下去，又要变卦。一直拖到1877年(光绪三年)2月10日，刑部的疏奏才上去，2月16日平反的谕旨才下来。

对于此案，《申报》三年来一直在跟踪报道，从而也使此案广为人知。此案结束后的第二年，吴嘉廉去世。

胡瑞澜、杨昌浚以下三十多名官员则撤职查办，大都是出身湘军的“两湖派”将领，左宗棠的“两湖派”势力受到严重打击。

杨乃武出狱，已是在2月底了。出狱后，曾到在京的浙省官员家，踵门叩谢，有见的，有不见的。从京里回来的路费，仍然是胡雪岩帮助的。杨乃武死里逃生，虽是夫妻父子重逢，但受此打击，人虽未亡而家已破，痛定思痛，实在是悲多欢少了。

为了这场官司，杨家已经山穷水尽，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杨乃武种了几亩田，其他时间养蚕为生，经历了生生死死和大是大非后，他的心态有了明显变化，开始不问世事，专心农桑，1914年因病去世，享年74岁


小白菜因与杨乃武同桌共食，不守妇道，被杖八十。小白菜出狱后到余杭郊外尼姑庵出家，法号慧定，后半生吃斋念佛，死于19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