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休宁吴树琴 --- 教育家陶行知的夫人

崇让堂

吴树琴，1915年生，安徽休宁人，与陶行知是同乡。少女时代，吴树琴就离开休宁去上海求学，考取了中法大学的药学专修科，学习十分刻苦。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籍贯安徽歙县，祖籍浙江绍兴。新安陶氏族谱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族谱的封面上明确记载了新安陶氏祖先于明朝正德五年（1510年）由绍兴府会稽县来徽州，举家定居歙县城西古溪村。《新安陶氏族谱》封面的原文如下：大明正德五年，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分支迁居江南徽歙之西，曰古溪，后移下黄潭源。故确定陶氏先祖为500多年前由浙江绍兴迁居徽州。

1905年，陶行知进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他在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激励自己为祖国早日走向现代化而发奋学习。

1908年十七岁时陶行知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

1909年，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读大学期间，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中，他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

1914年，陶行知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陶行知和陶行知妹妹的同学汪纯宜完婚，然后赴美留学。陶行知和汪纯宜一生育有四子：陶宏、陶晓光、陶刚、陶诚。陶行知赴美国后，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并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1934年，吴树琴在上海认识了陶行知，两人尽管年龄相差20余岁，但很谈得来。吴树琴深为陶行知的革新精神与爱心所感动，对他很是崇敬。大学毕业后，吴树琴放弃留在上海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大药房工作的机会，来到南京北郊吉祥庵的晓庄学校研究所工作，并与陶行知相恋。吴树琴感到，今生今世将再也不可能离开这个有着高尚品行、知行合一的不平凡的人。

1935年，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执笔的“八一宣言”的感召下，陶行知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陶行知的第一位夫人汪纯宜落病早逝。1939年7月，陶行知在四川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1939年12月31日，吴树琴与陶行知在重庆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邓颖超当时随周恩来在重庆工作，夫妇俩过去就认识陶行知与吴树琴。邓颖超特地赶到他们举行婚礼的育才学校，还送上一份贺礼，致了贺词。

1941年，陶行知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培养出革命人才。并曾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其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著名口号，被毛泽东和宋庆龄等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

1946年4月21日，陶行知在育才中学讲演《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24日，在储能中学召开的上海教育界欢迎会上演讲。在大任小学、圣约翰大学、大同中学、沪江大学……到处都留下了陶行知的身影。6月23日，上海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代表团赴京请愿，陶行知在北站五万人欢送大会上发表演讲。陶行知大声呼吁：“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

6月25日，陶行知在国际饭店代表54个人民团体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要求美军立即撤退。6月29日，陶行知与郭沫若、沈钧儒等发起《致美国人民书》。7月，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亦被列为黑名单的第三名。陶行知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他写信激励育才师生为民主斗争“再接再厉，前仆后继，屡败屡战，以底于成。

周恩来对陶行知相当尊重，给予很高评价。那时重庆文化新闻界一些文人在《中央日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影射攻击陶行知是“美国杜威博士的忠实门徒”，又诬称他“喜欢出风头，标新立异”。周恩来对此很气愤，在一些公开场合，仗义执言，帮陶行知说话，令陶行知夫妇很感动。

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爱棠路爱棠新村13号突然逝世，享年55岁。

惊悉噩耗后周恩来匆忙赶到，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许多民主人士猜测这可能又是特务暗害，经沈钧儒行医的儿子诊断判明还属因脑溢血病亡。

陶行知去世次日上午，上海万国殡仪馆挤满了前来悼祭的群众。中共代表团的挽联是：“中国人民教育旗手，民主运动巨星”。1946年8月11日，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也举行陶行知追悼会，毛泽东送的挽词是：“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和邓颖超还亲切慰问了吴树琴女士，请她节哀，照顾好孩子，并留下些钱，让吴树琴办完丧事后安排一家人生活。

1947年，吴树琴携家人移居南京，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古都金陵。

南京解放后，吴树琴先后被选为南京市妇联副主任和南京市第一至第四届人民代表。1954年则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上世纪50年代，吴树琴一如既往地关心教育。1959年，印尼出现排华逆潮，我国政府发表严正的护侨声明，并派出轮船分批接运一部分侨胞回祖国，给予安置。当时，南京好几所中学都接纳了成百上千侨生。吴树琴的心也被牵动了，她和几位人民代表利用业余时间去了四中、三中、七中等中学，了解华侨生的生活学习情况，建议有关部门切实解决侨生们遇见的一些实际问题，如医药费如何报销等。

那些年里，吴树琴办了不少实事。她总感到，陶行知仍如仍如影随形地伴陪她，勉励她工作。1972年吴树琴离休，在家安度幸福的晚年。

平日里，吴树琴为人行事十分低调，生活节俭，几次将积余下的部分工资和稿酬版税捐给生活困难的小学生，让他们完成学业。

1981年，毕业于晓庄师范的杨瑞清和另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主动放弃留城内教书的机会，在教育部门帮助下去南京浦口区江浦五里村创办了一所行知实验小学，招收了数百名小学生，认真推广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实践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吴树琴非常感动，几次前往该小学参观，与师生们开座谈会。

陶行知纪念馆始建于1951年晓庄师范复校时，附设于晓庄师范校园内，馆内收藏保存陶的一批照片、手稿、遗著和遗物。1993年，纪念馆从校内迁出，在劳山脚下建造了新馆，新馆占地面积达800平方米。屋顶为水泥浇制，仿茅草顶，显得古朴端庄。门楼高达25米，大门上方挂有张劲夫题写的“犁宫”和陆定一题写的“陶行知纪馆”两块铜匾。门厅内有一尊陶行知全身铜像，背景是毛泽东题写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3个金色大字。

2003年12月，吴树琴在南京病逝，享年88岁。她将受到南京人的尊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