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胆 吴汝纶 在戊戌变法两个月前 为《天演论》作序

崇让堂

晚清文胆 文坛宗师 桐城派殿军人物 吴汝纶 在戊戌变法两个月前 为《天演论》作序


吴汝纶出生于1840年，字挚甫，比严复年长14岁，安徽桐城（今铜陵枞阳县）人，晚清桐城派后期文坛宗师、近代著名教育家，位列“曾门四大弟子”，是晚清传统文教向近代新学转型的关键人物。他一生贯通仕途、古文、教育、西学认知，兼具传统文人的深厚底蕴与开明革新的时代视野，既坚守中华文脉根基，又躬身探索近代教育救国之路，在晚清思想、教育、文学领域均留下深刻影响。

吴汝纶天资聪颖、勤学笃行，同治四年（1865），吴汝纶25岁时，考中进士，授内阁中书。此时，太平天国刚刚灭亡才一年的时间，因吴汝纶才学出众，深受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赏识，入曾国藩幕府，后又效力于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幕府，曾、李二人诸多重要文书、奏折多出自其手，是晚清知名文胆。脱离幕府后，他历任河北深州、冀州知州，为官清廉务实，深耕地方教化，收回豪强侵占的书院学田，修缮学堂、振兴文教，以实干践行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政绩斐然。

中年之后，吴汝纶厌倦官场派系倾轧与繁文缛节，主动辞官从教，开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生涯。光绪十四年二月（公历 1888 年 3 月），吴汝纶辞去冀州知州后，开始主讲北方最高官办学府保定莲池书院，执掌书院十余年，迎来书院百年历史的巅峰，也是桐城派在北方的最后辉煌，同时，吴汝纶将书院改造为北方新学革新重镇。

保定莲池书院始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依托古莲花池营建，是清代直隶省最高官办书院，素有“清末全国书院之冠”的美誉，乾隆皇帝曾四次巡幸此地，兼具皇家行宫属性，文脉底蕴深厚。在吴汝纶之前，张裕钊等桐城大家已在此讲学，奠定了书院古文治学根基。吴汝纶执掌书院后，打破传统书院唯科举八股是尊的桎梏，开启系统性近代教育改革，成为北方新学萌芽的核心阵地。其一，革新治学导向，摒弃空谈八股的陋习，加重经史、时务策论教学，推崇实学，鼓励学生关注天下大势；其二，首创学科革新，在传统书院体系内增设英文、日文课程，聘请外籍教师授课，开启北方书院外语教学先河，突破旧学壁垒；其三，广储西学典籍，扩充书院藏书，引导学生研习西学新知，推动中西学问融合；其四，开放学术交流，广纳学子，甚至招收日本留学生，形成中外学术互通的活跃氛围。经吴汝纶革新后的莲池书院，不再是单纯的科举育才之地，成为北方中西兼修的新式教育标杆，培养出刘春霖（晚清末代状元）、傅增湘、高步瀛、冯国璋等一大批近代知名人才，也为他后续赴日考察教育、推行教育革新积累了扎实的实践经验。
1898年，戊戌变法正式开启前两个月，吴汝纶为严复的西学译作《天演论》作序。这是晚清思想史上极具标志性的事件：作为桐城文坛泰斗、传统学界代表，他主动为近代进化启蒙学说背书，以极高的文坛地位打破守旧舆论壁垒，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变革思想顺利进入士大夫阶层，极大助推了西学启蒙思想的全国传播，同时也深刻完善、定型了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思想。

在晚清西学传播与近代革新浪潮中，吴汝纶与严复是两大核心人物，二人交好互补、亦有鲜明差异，代表近代革新的两种核心范式。从学识根基看：严复留英通外文，直面西方原版思想，是启蒙思想家，侧重国民精神与制度改造；吴汝纶不通外语、根植传统国学，是实干教育家，侧重学堂建设、课程革新、师资培育。从中西认知看：严复主张中西互通互证，以西学批判、改造中国旧传统；吴汝纶主张固本开新、中西并存，优先守护本土文脉，防止传统消亡。从翻译理念看：严复“信达雅”兼顾，译著融入个人思想，译著合一、重在启蒙；吴汝纶极致重“雅”，要求译文贴合古文正统、适配士大夫认知，同时坚守翻译严谨，反对随意附会增改。从救国路径看：严复坚持思想启蒙先行，以革新国民心智带动制度变革；吴汝纶坚持教育实干优先，以培育新式人才作为救国根本。

在吴汝纶为严复的《天演论》作序两个月后，戊戌变法正式爆发，这场维新运动仅持续103天便宣告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尽管变法整体夭折，但其推行的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等举措，冲击了千年僵化的旧式教育体系，是戊戌变法最具价值的成功遗存，也与吴汝纶一生批判科举、倡导新学的教育主张高度契合。

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求贤极恳切，曾经穿戴官服向吴汝纶跪拜恳请吴汝纶担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纶于是先东渡日本考察近代学制，为全国教育改革铺路。在日四个多月，他系统调研日本从学前、中小学、师范、实业教育到大学的完整体系，细致观摩办学流程、课程设置与管理制度，最终编撰成《东游丛录》，成为清末学制改革的核心蓝本，直接影响后续《癸卯学制》的制定。

该书体现了吴汝纶审慎、务实的革新思想，绝非盲目崇洋。他一方面肯定日本新式学制的系统化、实用性，主张中国重视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统一课程与教科书，完善新式教育体系；另一方面精准指出日本教育的诸多弊病：中学课程繁杂、学生博而不专；教育政策在全盘欧化与复古儒教之间反复摇摆；早期盲目高薪聘请外教、耗费巨大收效甚微；新式教育重智育体育、轻德行伦理；在华留学生私立学校功利速成、质量参差；女子教育机械照搬男校模式、形式主义严重。基于此番考察，吴汝纶坚定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兴学必须固本开新，既要吸纳西学新知，又要坚守中国国文经史根基，避免“西学未兴，吾学先亡”。

从日本考察归国后，吴汝纶废除科举的主张得不到清廷认可，所以吴汝纶坚决不入京履职、拒绝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是其一生最重要的人生抉择，源于对晚清时局的彻底看透。其一，制度死结无法破解：科举未废、学堂与科举并行，士人皆追逐功名，新式教育必然有名无实，个人教育理想无从落地；其二，官场积弊深重：京师学堂受制于守旧权贵，派系倾轧严重，革新者动辄被打压，办学处处掣肘；其三，外事风波认清现实：留日学生事件中，他遭公使弹劾，看清教育革新始终裹挟政治斗争，无纯粹治学空间；其四，年老志坚、务实求真：63岁的他不愿周旋官场，决意回归地方实干办学。由此，他放弃京城高位，返乡创办桐城中学，亲题“勉成国器”校训，深耕地方新式教育，践行教育救国初心。

1903年，吴汝纶病逝，终年64岁。同年，保定莲池书院正式废止。书院的消亡，不仅是北方传统文教中心的落幕，更标志着依托传统书院传承的桐城派彻底衰败，传统古文主流时代正式终结。吴汝纶的离世、莲池书院废弃、桐城派式微三者同步，象征着晚清传统士大夫改良救国路线走到终点。在吴汝纶去世的那一年，曾在保定莲池书院学习过的冯国璋，成为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设立的北洋速成武备学堂（1912年改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首任督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保定莲池书院相距约五里）。

在吴汝纶逝世两年后，即1905年，经袁世凯、张之洞等官员奏请，1905年9月2日，清政府颁布谕旨，宣布自1906年起停止科举考试的历史事件，这标志着延续约1300年的科举制度正式终结，算是满足了吴汝纶的心愿。然而，就在清廷宣布废除科举22天之后，吴汝纶的同乡吴越（比吴汝纶小38岁）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以七斤炸药刺杀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以流血牺牲揭露清廷假立宪骗局，壮烈殉国，成为晚清革命派标志性人物。之后，于1902年创办中国警察制度的袁世凯亲自侦办此案，但仍未侦破。
吴汝纶与吴越同乡同世、同忧国危，却代表晚清救国的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形成深刻的时代对照。二人初心同源：皆痛感晚清国衰政弊、民族危亡，拒绝守旧苟安，毕生以求救国图强。但二人路径殊途：吴汝纶是传统士大夫的温和改良派，坚信国弱源于教育落后、民智未开，主张以文教革新、中西融合、育才树人的渐进方式改良社会、挽救国运，不否定现有体制、拒绝暴力变革；吴越是新式知识分子的激进革命派，看透戊戌变法、清末改良全部失效，认清清廷腐朽不可救药，彻底放弃温和革新，主张以暴力革命打破旧秩序、推翻旧体制，以流血牺牲唤醒国民、再造国家。一文一武、一缓一烈、一改良一革命，二人的抉择精准折射出晚清思想裂变：当温和的教育改良步履维艰、收效缓慢，时代必然从文教改良、制度微调，走向彻底的政治革命与社会变革。

吴汝纶是桐城派最后的宗师，也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开拓者。他一生不走极端、稳中求进，在固守中华文脉的前提下接纳西学、革新教育，以温和务实的改良实践，推动中国传统文教向近代教育平稳转型。在新旧交替的乱世中，吴汝纶以文教为载体，守护中华文脉，引进近代新知。他主持莲池书院革新、撰写《天演论》序言、著述《东游丛录》、返乡办学育才，一生摒弃官场浮华，深耕教育救国，既纠正了时人盲目崇洋的弊端，也打破了守旧派固步自封的僵局，为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搭建了重要桥梁，是晚清新旧交替时代极具远见与风骨的文教先驱。其个人一生的起落，从书院鼎盛、西学启蒙、学制探索到改良落幕，完整见证并参与了晚清新旧交替的历史进程，也预示了近代中国从文教改良走向政治革命的必然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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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吴汝纶序 白话文翻译

严复（字几道），把英国人赫胥黎写的《天演论》翻译完成之后，拿给我吴汝纶，说：“请你替我写一篇序言。”

所谓天演，就是西方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的学说。这套学说用 “自然选择”“生存竞争” 两个核心概念，总括世间万物的本源，考察动植物繁衍兴盛与衰败消亡的道理。研究社会治理的人借鉴这套理论，顺着万物演化更迭的规律，深入探究物质与力量聚散消长的契机，推究从古到今世界各国兴盛、衰败、灭亡的缘由，大体主张听凭自然来治理世间。

赫胥黎却推翻了这套旧说法，认为人世间不能一味听任自然，可贵的是依靠人的力量来驾驭自然。依靠人的力量驾驭自然，就要充分发挥人天生具备的能力，让人类的社会治理一天天革新进步，这样国家才能长久存续，民族才不至于覆灭。这就叫作和自然抗争、战胜自然。可人类抗争并且战胜自然的种种行为，本身又都包含在自然演化的范畴之内。所以自然运行、人为治理，最终都归属于天演这套道理。

这本书义理深奥、内容广博，广泛涉及古希腊、古印度、斯多葛学派、婆罗门教、释迦牟尼佛学等各家学问，辨析各家的异同，取各家学说的中正恰当之处，这是我们国内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知。赫胥黎的学说大体就是这样，确实可信又精妙。

不过我十分看重这本书，还因为严复文笔雄健，赫胥黎的思想主旨，靠着严复的翻译才更加明晰。我国翻译西方书籍以来，没有谁能比得上严复。

大抵我们古代圣贤的教化，最高一等的，道理完备而且文采精妙；次一等的，道理水平稍逊，可文采依旧足以让著作流传久远。唯独文采不行的，它的思想道理就没法单独流传下来。

六经已经是上古的典籍。战国末年以来，诸子百家各自成一家学说，他们的文章大多很出色，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汇编辑录的著作，每一篇各讲一个道理，前后没有统一贯通的主线，这源自《诗经》《尚书》；另一类是个人独立著述，确立一个核心主旨，再铺展出丰富的分支论述，这源自《周易》《春秋》。

汉代读书人争相以著书立说互较高下，其中最杰出的，司马迁的《史记》承袭《春秋》而作，把人间世事治理讲得十分透彻；扬雄的《太玄》模仿《周易》写成，阐发自然天道运行的规律。这些都是确立一个核心主旨，再铺展丰富论述的独立著作。

到唐代中期，韩愈出现，取法《诗经》《尚书》，文风转变为汇编类的文集体例，宋代以后文人都尊崇这种体例。所以汉代多个人独立撰著的典籍，唐宋多汇编类的文集，大致情况就是如此。汇编类的作品越来越多，从前那种独立著书的体例就很少见到了。就算偶尔出现，文采也不足以彰显自身，懂文章的人就把它舍弃，不把它算作合格著作。

反观近代传来的西方书籍，大多都是确立一个核心主旨，再延伸众多分支论述，和汉代独立著书的体例相合。可惜国内翻译西书的人，大多学识浅陋、不讲究文采，没有办法完整传递书中的思想义理。

独立著书和汇编文集，体例虽有变化，但关键都在于文字要写得精妙，这点是一致的。

如今议论的人说西方的学问很多是我们从前没听过的，想要开启民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翻译书籍。可我认为，现在西方书籍传入我国，恰好遇上我们本国文学衰败凋敝的时候。士大夫拿来夸耀、当作学问的，不过是科举八股文章、官府公文、小说杂书这三类。除了这三样，几乎没有像样的著作。而这三类东西，本来就谈不上真正的文学。

现在西书里面虽有大量新学问，但我国读书人用八股、公文、小说的文笔去翻译传播，有见识的人只会鄙夷不屑，根本不愿看，又怎么能开启民众的智慧？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文字水平跟不上罢了。有严复这样文笔的人，才配谈翻译书籍。

从前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我们本土的学术还没有衰败，有才能的人笔录翻译，前后人才不断。但翻译出来的佛经自成一类文体，和中国本土文风并不相合。如今赫胥黎的学说，不知道和佛学相比高下如何；但想要把这本书抬到司马迁、扬雄著作的高度，我知道很难；就算要和唐宋名家的著作并列，我也知道很难。

经过严复的笔墨润色翻译，这本书的水准几乎可以和战国诸子的著作比肩。这么看来，文章难道不重要吗？

况且严复翻译这本书，不只是施展自己的文才而已。他看重赫胥黎依靠人力驾驭自然，靠人为治理守护民族的这套学说，书中内涵丰厚，言辞警醒，读了的人会心生警惕，懂得顺应时势变革，对国家的时局议论或许会有帮助。

可对这个用意，我又心存疑惑。一本书，一定要和当时读书人的学识风气相契合，才能产生实际效果。现在读书人把八股、公文、小说当作学问，严复却要拿可以传世、能和战国诸子比肩的著作呈现给他们，我担心两者格格不入，无法被世人接纳。

虽说如此，严复的用意，大概是在等待能读懂它的人。等到遇上那样的人，我国民众的智慧就能得到开启。这不也正是赫胥黎把人为治理归属于天演的一层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