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耻为魂 面欺当斩 吴三桂 与 季布

崇让堂

雪耻当为魂  面欺可问斩 -- 吴三桂的遗憾与季布的气节（兼谈许家印之流的欺诈）
一般人被许家印与夏海钧骗了，倾家荡产，破产关门，或者背上了一身的债。当然，许家印夏海钧能行骗，也在于中国大陆的楼房预售制度并非购房者优先原则，在香港，港英政府在五十多年以前就制定了严格的购房者优先原则，这意味着购房者的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即使开发商无法按时交房，购房者也可以申请退房，并退还所有已支付的款项。而且，在香港，购房者的大部分房款（通常 95% 按揭款）会进入律师行的信托账户，开发商需按工程进度凭建筑师证明申请支取，且资金直接付给施工方或供应商，理论上不经过开发商自有资金池。这种制度为购房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灵活性，确保了他们的权益不受侵害。香港是 “法律 + 律师 + 银行” 三重锁死，钱几乎碰不到开发商手里。 恒大能卷走那么多钱、烂尾那么多楼盘，核心就是内地监管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层面全面失守。从而造就了许家印的骗局，制度的制定者与执行层成为了骗子的帮凶，海量受害者的巨额资金被做局中招。

有人计算了一下，许家印的恒大欠款2.7万亿，相当于一个人每天中彩票500万元，连续中将1479年再加5.5个月。

然而，被许家印骗了，损失的是钱，但是，吴三桂被李自成与多尔衮骗了，却背上了三百多年的汉奸的骂名。

如果吴三桂学季布，坚持面欺当斩，为此与多尔衮大战一场，大打出手，要求按条约以黄河为界，清朝退回黄河以北，这一战，无论胜负，均可洗刷吴三桂的被天下人误解的罪名。然而，不知道吴三桂是因为不忍天下再次陷入战乱，而不发动战争，还是因为贪恋多尔衮的清廷每年送来的大笔军费军饷，完全维持了数万将士以及数十万将士家属的生活，而不发动战争，或者是因为害怕打败仗而不发动战争。
总之，如果是季布，无论如何也要大打出手，无论胜负，无论天下苍生如何，无论送来的钱财有多少，都要大战一场 。


延陵将军吴三桂的先祖延陵季子对世事洞若观火，明察秋毫，所以，虽然延陵季子一生讲诚信，但是延陵季子一生也未被骗。延陵季子的这一品质，比他的诚信品质更高。


吴三桂第一次被骗，中来自李自成。彼时的吴三桂，手握五万关宁铁骑，战力强悍，若能以季布“面欺当斩”的决绝，将李自成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穷追不舍、死战到底，即便不能立刻击溃大顺军，也足以重创其主力，遏制其乱局。可吴三桂没有，他在愤怒之后选择了妥协，先是犹豫于降顺与否，后又转而降清，将复仇的怒火压在心底，最终眼睁睁看着李自成被八旗军打败，却从未亲自率部将其斩杀，错过了第一次雪耻的良机。

吴三桂第二次被骗，是来自多尔衮。多尔衮以“共击李自成、复明雪耻”为诱饵，诱骗吴三桂剃发归降，许以高官厚禄、裂土封王。吴三桂信以为真，率关宁铁骑与清军联手，击溃大顺军，助力清军顺利入关。不过，吴三桂看清了多尔衮的谎言之后，吴三桂依旧选择了隐忍，他沉溺于平西王的俸禄与权势，直至多尔衮坠马而死，也未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复仇之举，未曾率部追杀这位欺骗自己、覆灭汉人江山的罪魁祸首。他的沉默，不是隐忍，而是贪禄，是不以被骗为耻的道义理念的暗弱。

吴三桂的第三次被骗，是来自鳌拜。多尔衮死后，鳌拜专权跋扈，视吴三桂为眼中钉、肉中刺，表面对其安抚拉拢，实则暗中削弱其兵权、觊觎其封地，一步步架空吴三桂，最终推动清廷下达撤藩令，彻底打破了吴三桂“世守云南”的幻想。这份欺骗，是压垮吴三桂的最后一根稻草，却依旧没能唤醒他心中的血性与骨气。后来吴三桂起兵反叛，可此时的他，早已没有了“雪耻”的初心，只剩下对权力的眷恋与对失势的不甘。最终，鳌拜被康熙擒杀，而吴三桂依旧没能亲自手刃这位欺骗自己、逼自己走上绝路的仇敌，他的反叛，也终究沦为一场闹剧，最终落得身死国灭、祸及子孙的下场。

吴三桂也是大半生讲究诚信，只是在晚年已经把清廷当做敌人，当做敌对势力，所以采取了兵不厌诈的策略，这也是人之常情，情理之中，这表现在，康熙已经有了削藩的意思之后，吴三桂主动上书要求撤藩，这显然是一种兵不厌诈的策略，但是，虽然是兵不厌诈的策略，毕竟也是诈，也是骗，算不上诚信，所以说，吴三桂只是前面的大半生讲了诚信，到了晚年却不诚信。康熙顺势而为之后，吴三桂起兵反清。
当然，吴三桂此时主动上书要求撤藩，也是因为吴三桂认为，此时的自己虽然已经年过六十，但还有作战的精力，如果此时二十岁还不到的康熙再拖十年，到了吴三桂年过七十，康熙年近三十的时候，康熙再主动削藩，吴三桂此时也无力战斗。吴三桂在16岁的康熙亲自掌权之后两年，主动提出撤藩，也是恰到好处的时候，此时康熙年纪不大，似乎没有完全成熟，一旦康熙实施削藩，那么就是康熙挑起战争，挑起战争的罪名不在吴三桂这一边。


由此可见，吴三桂不提早起兵，也是担心背上挑起战争的罪名。实际上，对于邪恶势力，吴三桂能够主动出击，也是人间正道。


另外，导致吴三桂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周培公成功策反了陕西提督王辅臣（隶属汉军正白旗），彻底瓦解了吴三桂的西北羽翼。在王辅臣响应吴三桂举起反清大旗,被吴三桂授予平远大将军，王辅臣控制陕甘多地，牵制大量清军，成为吴三桂在西北的重要助力，一旦与西南吴军会合，将对清廷构成致命威胁。之后，满洲正黄旗的图海被康熙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图海幕府幕僚周培公献计招抚王辅臣，被图海赏识，后获康熙帝册封为七品官参议道台，奉旨携带诏书，只身前往平凉，晓以利害、动之以情，成功说服王辅臣归降清廷。王辅臣的倒戈，不仅解除了清廷的西北危机，更让吴三桂失去西北屏障，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其松散的同盟彻底崩塌，为后续吴三桂的败亡埋下伏笔，成为其叛乱失败的关键转折点之一。而周培公被举荐为山东登莱道，兼摄布政使衔，负责山东沿海政务与海防。被康熙帝重新启用，任命为盛京提督。

从这一件事似乎可以看出，周人对于吴人代周而立，两千多年来都深恶痛绝。当吴国寿梦自封为王之时，周王室就担心吴国会不会以泰伯之后的身份取代周朝，而寿梦之后的六位吴王仅吴王余祭得以善终，也似乎可见周王室的不满。清朝初期吴三桂为报祖恩，显祖德，而以周为号，先建立周王国，再建立周帝国，这同样引起周人的不满与反感，很有可能因为这个情绪，导致了周培公倾尽全力来促使王辅臣脱离吴三桂，使吴三桂失去了陕甘地区威胁北京的地缘优势，清朝得以全力进攻南方的吴三桂政权。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欺骗案例，是在战国时期。公元前338年，18岁的秦惠文王继位，‌继位之后，秦惠文王就车裂了商鞅。公元前329年，二十多岁的楚怀王继位。公元前328年，28岁的秦惠文王娶16岁的楚国人芈八子。公元前 325 年‌，31岁的秦惠文王正式称王（有可能是在芈八子的怂恿之下称王），成为秦国历史上第一位称王的君主。‌公元前313年，秦惠文王的丞相张仪欺骗楚怀王，称秦国愿割让商於之地六百里，条件是楚与齐断交，于楚怀王对齐国毁约，与齐国断交。然后张仪仅承认割地六里，引发楚国愤怒，对秦国连续发动丹阳之战与蓝田之战，结果均是楚国大败，楚国阵亡十多万人。骗子敢于欺骗人，有的时候并非不担心骗局被揭穿，而认为自己很强大，受骗者拿他没办法，而道义的力量，在骗子的心目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弱小力量，显然这是骗子们的无知。蓝田之战两年后，秦惠文王因病死去，时年四十六岁。


14年后，公元前299年‌：秦惠文王之子秦昭襄王（秦始皇的‌曾祖父，芈八子的儿子）假意邀请楚怀王在武关会盟，这次会盟实际上是芈八子的要求，楚怀王在犹豫之后再次被骗，秦国在会盟之中扣押了楚怀王，要求楚怀王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严词拒绝，之后楚怀王被秦国囚禁三年，最终于公元前496年死于秦国咸阳（与吴王阖闾的去世时间相距200年）。死后尸体送回楚国，楚国百姓都很悲戚，如同死了亲人。
在楚怀王第一次被秦惠文王骗了之后，其它诸侯国对秦国已经极不信任，并建立了联盟，在楚怀王第二次被秦昭襄王骗后，各国普遍认为秦国“虎狼之国”，不守信义，导致其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后来，蔺相如“完璧归赵”，即便秦提出以十五城换和氏璧，赵国决不相信，尤其是，这个事件激发楚国持久仇恨，民族情绪持续高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成为现实力量‌，成为反秦精神旗帜。秦末起义中，项梁、项羽拥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楚怀王”，借其名号召反秦。最终刘邦入关灭秦，走的正是当年扣押楚怀王的‌武关‌‌。


明朝崇祯封吴三桂来平西伯，在明朝，这是非朱姓的外姓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爵位，但是伯爵的实际福利比王爵要差十万八千里。后来，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起兵之后，吴三桂自封为周王。
当年，朱元璋学吴泰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取得巨大成功，而吴三桂在这一点上即没学吴泰伯，也没学朱元璋，没有缓称王，而是依仗数十万兵力，急于称王。从这一点来看，吴三桂显然是一个不合格的吴氏文化的传承人，结局令人遗憾。如果吴三桂学曹操，自己这一代只做丞相，到了自己下一代的曹丕再立国号，也会立于不败之地。


放眼当下，这般“面欺致祸”的悲剧，依旧在人间上演。寻常百姓，本是怀揣着安家立业的朴素心愿，却被许家印、夏海钧之流肆意欺骗，他们巧取豪夺、虚假承诺，将无数家庭拖入倾家荡产的深渊，让无数购房者背负起沉重的债务，一生都在为这场骗局买单。那些被许家印、夏海钧欺骗的人，从来都不是自己的错，他们只是制度漏洞的受害者。而设计这套预售制度、放任漏洞存在的那群人，实则是骗子们的帮凶，是他们的不作为与乱作为，为许家印之流的欺骗行为提供了温床，为他们的贪婪与罪恶撑起了“保护伞”，成为滋生骗子的土壤，让无数家庭的希望沦为泡影。
回望吴三桂的遭遇，何其相似又何其令人唏嘘。他被李自成、多尔衮轮番欺骗，背负了“汉奸”的千古骂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承受着后世无尽的唾骂；而那些被许家印、夏海钧欺骗的百姓，背负着一身债务、耗尽一生积蓄，却连一句公平的道歉都难以得到。同样是被欺骗，同样是承受无妄之灾，吴三桂有能力复仇却选择隐忍贪禄，而寻常百姓无能力反抗，只能被动承受——这背后，都是“面欺者未被严惩”的悲哀，都是“雪耻之心缺失”的遗憾。

回望历史，吴三桂的悲剧早已尘埃落定，但他的遗憾，却值得后人永远反思。气节不可丢，雪耻不可忘，唯有坚守本心、嫉恶如仇，唯有将个人荣辱与民族大义、国家安危紧密相连，才能避免重蹈吴三桂的覆辙，才能守护好自己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尊严。面欺当斩，雪耻为魂，这不仅是季布的信条，更应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坚守，更应是制度设计与社会治理的底线。

乱世之中，气节为骨，雪耻为魂。有人以“面欺当斩”为信条，宁折不弯、嫉恶如仇，用一生践行道义；有人则困于禄位、苟且偷生，对欺辱自己、祸乱家国的骗子视而不见，最终落得个人身败名裂、民族蒙尘受辱、国家陷入动荡的悲惨结局。吴三桂与季布，便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写照——前者手握重兵、身负国仇家恨，却甘于俸禄、不思雪耻；后者身为降将、身处弱势，却坚守底线、嫉恶如仇，两者的抉择，不仅决定了个人的命运，更牵动着民族与国家的走向。

吴三桂的一生，本是手握改写历史的筹码，却因一次次的退缩与妥协，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他少年成名，统领精锐关宁铁骑，是明末辽东防线的顶梁柱；他手握重兵驻守山海关，是明末乱世中左右天下格局的关键力量。可这份天赋与权势，终究没能抵得过禄位的诱惑，没能撑起一份“面欺当斩”的气节。他的一生，被三次致命的欺骗裹挟，却始终没有勇气奋起反击，没有决心穷追不舍，最终沦为历史的罪人，也酿成了个人、民族、国家的三重不幸。

反观季布，这位季札的后裔，用一生践行着“面欺当斩”的信条，诠释了什么是嫉恶如仇、什么是气节凛然。季布本是项羽麾下大将，多次围困刘邦，项羽覆灭后，刘邦悬赏千金捉拿他，可他始终坚守本心，不卑不亢。孝惠帝时期，匈奴冒顿单于写信羞辱吕后，上将军樊哙大言不惭，声称“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谀奉承，唯有季布挺身而出，直言“樊哙当斩”——他深知，刘邦曾率四十余万大军被困平城，樊哙如今以十万众吹嘘横行匈奴，纯属当面欺君、阿谀奉承，这般面欺之人，理应问斩。这份直言不讳，这份嫉恶如仇，正是吴三桂一生都缺失的品质。季布不仅敢怒敢言，更敢作敢为，他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仇必雪，即便身处弱势，也从未放弃自己的原则，从未向强权妥协，最终成为汉之名臣，赢得了“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千古美誉。

更令人感慨的是，以色列人对纳粹的追杀，恰是“穷追不舍、雪耻到底”的最好佐证。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大肆屠杀犹太民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战争结束后，纳粹战犯纷纷逃亡，隐匿于世界各地，但以色列人从未放弃复仇，他们成立专门的情报机构，跨越千山万水，追到天涯海角，即便历经数十年，也要将每一位纳粹战犯绳之以法、严惩不贷。阿道夫·艾希曼作为组织大屠杀的核心战犯，逃亡阿根廷隐匿多年，最终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抓获，押回以色列接受审判，最终被判处死刑，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这份执着与决绝，即是这份对正义的坚守，又是以色列本身发展壮大的动力，这也正是吴三桂所缺失的——他本有能力、有机会，追杀李自成、多尔衮、鳌拜这些欺骗自己、祸乱家国的骗子，却因为贪念禄位、不思雪耻，从而也不致力于自身的壮大与发展，最终错失了所有机会。

有人说，吴三桂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乱世的无奈。可事实上，他的悲剧，从来都是自己的选择。他手握重兵，本可以凭借关宁铁骑的强悍，联合天下汉人志士，以“雪耻复明”为旗帜，追杀所有欺骗自己、践踏汉人江山的仇敌，即便不能彻底恢复汉人江山，也足以守护一方百姓，洗刷自己的屈辱。可他没有，他甘于平西王的俸禄，沉溺于一时的权势，将个人的权位，凌驾于雪耻的仇恨之上。他不似季布那般嫉恶如仇，没有“面欺当斩”的决绝，自然也就没有动力去寻找志同道合的同仁，没有决心去团结天下力量，最终只能孤军奋战、众叛亲离，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吴三桂的遗憾，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更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遗憾。如果他能有季布“面欺当斩”的气节，如果他能像以色列人追杀纳粹那样，对李自成、多尔衮、鳌拜等骗子穷追不舍，虽远必诛，那么李自成不会善终，多尔衮的野心不会得逞，鳌拜的专权不会延续，汉人江山或许能够得以恢复，天下百姓或许能够免受战乱之苦，个人得以洗刷屈辱，民族得以保全尊严，国家得以长治久安，这便是个人、民族、国家的大幸。

回望历史，吴三桂的悲剧早已尘埃落定，但他的遗憾，却值得后人永远反思。气节不可丢，雪耻不可忘，唯有坚守本心、嫉恶如仇，唯有将个人荣辱与民族大义、国家安危紧密相连，才能避免重蹈吴三桂的覆辙，才能守护好自己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尊严。面欺当斩，雪耻为魂，这不仅是季布的信条，更应是每一个以诚为本的公民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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