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3年 日本情报机构获吴三桂反清檄文

崇让堂

1673年 日本情报机构获吴三桂反清檄文

吴三桂号称延陵将军，似为延陵季子后裔，季子名为季札，巧的是，在客家话中，季的发音是桂。在广东白话（粤语）中，季的发音与桂也相似。1673年冬，吴三桂云南起兵。发起三藩反叛。他挥毫泼墨，撰写了一篇檄文，迅速将其播散至全国各地，尤其是三藩统治地区。这篇檄文言辞犀利，句句激昂，竟将清朝贬称为“狡虏”，并宣称他们“篡夺了我先祖之国的神器，篡改了我中华的服饰仪容”。清廷见檄文，惊恐万状。

康熙皇帝对吴三桂的谋反早有所预谋，但这并非他所担忧的重点。真正令清朝政府痛心疾首的，乃在于那份檄文中所揭露的种种真相。吴三桂，不止一次地将那距今三十载，引清兵入关的往事娓娓道来，反复咀嚼，其所述之版本竟与清廷官方所述截然不同。乾隆年间，朝廷颁布严令：凡私自藏匿吴三桂檄文者，必将受到严厉的惩处，绝不姑息。非但藏匿，即便是抄写、仿造、传播，亦皆将受到严惩。史料有载，曾有三名人士，因私自藏匿并仿造檄文，终遭死刑之罚。在清朝中晚期，吴三桂的檄文在中国境内已踪迹全无。无论查阅哪一部由清朝编纂的正史，均难以寻觅到其原文踪迹，仅能找到零散的数语引用，而这些引用也多被用于对他进行批判。

然而，吴三桂的这篇檄文早就由中日之间从事贸易活动的商船带到了日本。1644年，正值明清政权更迭之际，日本江户幕府对中华帝国局势投以了极大的关注。为此，他们派遣特使至长崎搜集情报，将商船传来的各类消息整理汇编成报告，随后送往江户。这些报告统称为“唐船风说书”，简言之，便是关于中国情报的汇编资料。日本江户幕府的儒官林春胜视其为无价之宝。他与子林信笃倾注数十年心血，精心编纂这些中国情报，包括吴三桂的这篇檄文，终成一部名为《华夷变态》的巨著。日本认为满清入主中原，中国人被迫放弃明朝服饰，顶着猪尾巴辫子，是“中华沦为蛮夷”。

林春胜在序言中言道：“待至崇祯登基，弘光王落入了敌手，唐王与鲁王才勉强守护住南方的狭小领土。然而，那些异族在中原横行无忌，华夏大地正面临着沦为蛮夷的危机。”

1958年，日本东洋文库首次对《华夷变态》进行了系统整理并予以出版。1981年，该书得以再版并增补了补遗，自此，我国学者开始关注这部重要文献。进入八十年代，中日学术交流得以重现往日盛景，那篇曾因清廷禁毁而沉寂长达三百载的檄文，终于重新回到了我国学者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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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檄文，全文81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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檄文开篇，吴三桂即明示身份，宣称：“昔日镇守山海关之总兵，今奉旨统帅天下水陆大军，肩负兴明讨伐敌寇重任，号令为大将军吴。”谨记这“兴明讨虏”的称号，他自视为明朝的复仇使者，而非清朝的叛逃之臣。
吴三桂讲述了一个与官方截然不同的故事。1644年，吴三桂驻守山海关，麾下掌握着数万精锐的关宁铁骑。与此同时，李自成已攻陷京城，崇祯帝不幸自尽，留下吴三桂独自面对关外的困境。他感叹自己“孤守关外，矢箭俱尽，泪枯血溅，心痛无言”。“无奈之下，只得歃血结盟，允诺将封地分予敌军，暂借十万夷族士兵之力，本人遂担当先锋，斩杀敌将，得以入关，致使李贼得以逃逸。”关键词："暂借"。原定之计是精选贤能，确立继承之人，以便接续宗庙社稷与封藩的重任，割让土地以报答外邦之谊。在击败李自成之后，朝廷寻觅到了一位明朝宗室成员，将其立为新君。作为酬谢，北方的一部分地区被割让给了清朝，从而形成了南北分治的格局。

吴三桂在檄文中以隐晦的笔触透露，他本欲效仿吴楚柏举之战后的楚国申包胥之举，借秦兵复国。然而，清军不是秦军，多尔衮不是秦哀公嬴籍。清兵撕毁盟誓，趁中原内防空虚之际，盘踞于燕都，窃取了我朝遗留下来的神器，更篡改了我中华的服饰仪容。其行为违背诺言，丧失道义，趁明朝国力衰微之际，趁机夺取了明朝的江山。

吴三桂当时感慨万分，直言自己“心如刀割，悔恨莫及”，方才认识到“拒虎进狼”的决策实属失策，进而又意识到“抱薪救火”之举亦非明智。

檄文中阐述，当时确有匿名人士暗中传递消息，声称崇祯皇帝的三皇子尚存人世，时年仅三岁，正由太监王奉秘密庇护。为太子隐忍。所以吴三桂暂且含泪忍辱，深藏锋芒，不敢轻举妄动，遂选择隐居荒僻之地，潜心修炼，静待良机。期间，精心挑选将领，严格训练士兵，暗中策划，以求收复失地，恢复往日辉煌。这一忍，就是三十年。"枕戈待旦，凝神望星，砥砺警醒之心，已历三十载矣！"

朝鲜的史料也说明了这一点。在清朝，朝鲜的使节们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记录。他们将在中国期间所目睹和亲历的一切详尽地笔录成报告，随后将这份珍贵的资料送回汉城——即今日之首尔，呈递至国王手中，并最终被妥善归档保存。三藩之乱爆发后，清政府遂派贝勒尚善领兵南征。尚善，以其智谋与机敏著称，于战事启动前，率先致信吴三桂，力图劝其归降。此信内容，后被朝鲜使臣抄录并记录在案。《贝勒尚善寄吴三桂书》中并没有用“投降”一词描述吴三桂，而是表述为“请求兵力剿灭叛贼”。当然，撰写此信的初衷在于说服对方投降，故而特意措辞温和，以示善意。然而，他绝不可能毫无根据地进行捏造。若当初吴三桂确实明确选择投降，尚善的描述岂不是会导致内容上的自相矛盾？

公元1674年，康熙帝在接到吴三桂所发出的檄文后，特地颁发了一道诏书，以示反驳。诏书中逐一对檄文内容进行驳斥，指出吴三桂“言辞悖谬，肆意狡辩”。这一是说明，这篇檄文是存在的。康熙对檄文内容逐一进行驳斥，这表明檄文的内容在当时已经广泛传播，使得清廷不得不予以正面回应。后来，乾隆皇帝编纂了两部著作：《贰臣传》与《逆臣传》。《贰臣传》收录了那些曾在明朝为官，后转而归顺清朝的个体。乾隆皇帝对他们评价不甚高明，但多少还是承认了他们“臣”的身份。《逆臣传》中，乾隆定"逆臣"标准曾追随贼寇而后归附我国者，以及虽曾表明归顺却屡次反叛之人，其行径宛如猪狗，毫无羞耻之感，此类人物实不足以称之为贰臣，而称之“逆臣”，此书中，吴三桂排第一。

清朝政府将吴三桂刻画为不可饶恕的罪人，正是因为吴三桂昔日之举为“借兵”而非“投降”，则清军入关的实质亦随之发生了转变，从由"受邀平叛"简化为"背叛窃国"。此性质的界定，关乎清朝统治所倚仗的合法性基础，因而必须坚持一种叙述立场。 多尔衮智谋过人，一旦踏入关内，便迅速掌握了局势主动权，吴三桂若想反悔，已是追悔莫及。

总之，这份檄文虽未完全证实吴三桂之善行，却至少向我们揭示了——历史远比"怒为红颜"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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