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季札 赞之为至德 - 二十四孝之首的虞舜

崇让堂

当代吴氏宗亲弘扬泰伯精神，主要是传承泰伯三让王位的谦逊精神（也就是至德精神）与建立吴国的创业精神。

但是，孔子的《论语 泰伯篇》之中，称赞吴泰伯与周文王为至德，并且，孔子在《孝经》之中，称赞舜帝（虞舜）为至德。这会让人们感到，孔子称赞吴泰伯和周文王，也应该是称赞吴泰伯的孝与周文王的忠（忠是孝的延伸）。

孔子赞颂吴泰伯的是：泰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在这里，孔子丝毫没有提到吴泰伯开创吴国的丰功伟绩以及创业精神，而是强调三让，并且，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三让就是至德，是导致三让的谦逊是至德，还是泰伯顺从父意的孝行导致的三让是至德。

孔子赞颂周文王的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在这里，孔子说得很清楚，周文王的至德，不仅是忠于殷商，而且是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况下，仍然忠于殷商。也就是说，周文王在实力超过殷商的情况，还念及旧情与旧的秩序，忠于殷商。孔子认为，这是最可贵的，这是最大的忠，这是最大的德，可谓至德。

由此可见，孔子赞颂吴泰伯，是在赞颂吴泰伯的孝（在孔子看来，孝是忠的本源），尤其是，在古公亶父不愿意让泰伯继承王位的情况下，泰伯仍然对古公亶父保持着孝顺，这是真正的孝，这是最大的孝，所以称泰伯为至德。

孔子在《孝经》中赞颂舜帝（虞舜），而且是在《孝经》中的第一章的第一句，就赞颂虞舜，并且直接表示，这是“开宗明义”。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怎能不念你祖先，努力学习修其德）。

孔子所说的先王，指的是尧舜禹汤文武，但这六人之中，舜的孝行最为显著，所以，孔子所说的先王，主要是指舜帝。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是出自《诗经·大雅》的首篇《大雅·文王》，是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全文是：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意思是：感念你祖先的意旨，修养自身的德行。长久地顺应天命，才能求得多种福分。商没有失去民心时，也能与天意相称。应该以殷为戒鉴，天命不是不会变更。天命不是不会改变，你自身不要自绝于天。传布显扬美好的名声，依据天意审慎恭虔。上天行事总是这样，没声音没气味可辨。效法文王的好榜样，天下万国信服永远。

也就是说，孔子用周文王的敬祖崇宗，来赞颂虞舜的孝行。而且大家知道，做为二十四孝之首的虞舜之孝，是在父母对待幼年的虞舜并不好的情况下，虞舜仍然坚持孝道，这才是真正的孝，这才是真正的德，这才是至德。虞舜的处境类似于吴泰伯的处境，所以二人同为至德。

孔子认为，对待父母，不同于对待社会上的事物，对于父母，应该是以德报怨，而不是以直报怨。而对于社会上的事物，孔子主张“以直（正直）报怨”，而不提倡“以德报怨”。在有人问“以德报怨，何如？”之时，孔子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在孔子看来，对父母以德报怨，是最大的孝，是至孝，也就是至德，比如虞舜与泰伯。当自己比君主还要强大的时候，仍然效忠于君主，这是最大的忠，是至忠，也是至德，比如周文王。

孔子只说最大的孝是什么，是自己在受到委屈的情况下，也仍然保持孝顺，而且，孔子也说，孝的终极是”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为自己扬名，从而为父母扬名。但是，孔子没有说最大的不孝是什么。不过，孟子说了最大的不孝是什么。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后孟子接着说：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说：不孝的情况有三种，其中以没有守住做后辈的责任为最大（无后为大，有人认为并不是指没有后代是最大的不孝，而是没有守住做后辈的责任为最大的不孝。也有人认为，无后就是目无天子的意思，后在上古汉语中，专指天子或者天子的正妻，总之是地位最高的统治者）。舜没有禀告父母就娶妻，这就是没有守住做后辈的责任。但君子认为他虽然没有禀告，但实际上和禀告了一样。

也就是说，孟子认为虞舜是很孝顺的。因为舜顺从了尧的安排，娶了尧的两个女儿，但是虞舜并没有把这事告诉父母，因为舜的后母很可能会破坏这门婚事，而破坏了这门婚事，尧帝会不高兴，从而会加罪于舜的后母。所以，孟子认为虞舜没把自己的婚事告诉父母，其实是孝，也就是相当于告诉了父母。

总之，孔子赞颂虞舜、吴泰伯、周文王的至德，是在赞颂孝道，以及由孝道延伸出来的忠君。表示即使自己受到委屈，也要坚守孝道，顺从父母，这是至德，即使自己比君主还要强大，也要坚持忠君，听从君主，这是至德。

很显然，孔子是希望通过高度赞颂这种行为，称之为至德，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以此缓和社会矛盾，让社会保持和谐，让当前的君主保持政权的稳定与稳固。这是孔子的真实用意。

不仅孔子赞颂虞舜为至德，吴国公子季札也赞颂虞舜为至德。只不过，季札是通过赞颂虞舜的歌曲《大韶》，而称颂虞舜的“德至矣哉”。并没有直接称颂虞舜的孝道为至德。毕竟，季札并没有顺从自己父亲的心意而继承王位，在某些人看来，季札不遵从父亲的心意而继承王位，是不孝的表现。但是，由于季札的父亲寿梦僭越周礼、自封为王，如果季札继承王位，也就是季札也僭越周礼，相当于冒犯了周天子，而周礼是当时的文明的象征，季札以了解周礼并遵从周礼而闻名，所以，季札借口要学习曹国公子的行为，拒绝继承王位，以此表示自己对僭越周礼的不认同，与僭越周礼的行为划清界线。

按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另一种解释，目无天子才是最大的不孝，所以，季札拒绝继承王位，以避免最大的不孝。虽然不顺从父王寿梦的心意，也算是不孝，但至少不是最大的不孝。所以，季札虽然与孝无缘，但是与德有缘。

也是这个原因，季札听闻赞美至孝至德的虞舜的歌曲《大韶》之时，感到非常的悦耳，不由得称赞虞舜的至德。认可虞舜的行为”不告而娶“看似没有尊重父母，但是如同孟子所言”君子以为犹告也“，因为虞舜与季札的心目中都有天子（最高统治者），也是因为如此，季札与虞舜同样可称之为至德。

孔子应该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毕竟季札没有遵从父意，所以孔子不敢直接称季札为至孝，也没敢直接称季札为至德，而是在季札去世之后，孔子为季札题写的墓碑是”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赞颂季札为君子，如同孟子的”君子以为犹告也“之中的君子。

当然，当代吴氏宗亲，弘扬泰伯精神，应当是全面的弘扬泰伯精神，不仅要弘扬泰伯的至孝至德的谦逊精神，也要弘扬泰伯的开创开拓精神，以达成至德归道。

因为，在季札赞赏的《大韶》乐曲中，不仅包含着虞舜的至孝之德，还包含着虞舜的全部德行。据史载与传说，虞舜不断地开拓，不断地让予，做过很多的行当，在这一系列的行当中，不仅比别人做得好，而且总把方便让给别人。大家很乐意与他交往，并向他学习，虞舜也愿意把自己所会的教给别人。虞舜在历山耕过田，教会别人耕田之后，又在雷泽打过鱼，教会别人打鱼之后，又在黄河边上做过陶器，在教会别人做陶器之后，又在寿丘做过各种家用器具，在负夏做过买卖，等等。

总之，虞舜不断开拓不断创新，又不断让予，而非仅仅是让予，也不仅仅是孝行。这才是虞舜的德行的全部。也是季札所赞赏的《大韶》所要表达的全部内容。这也正是吴氏宗亲要传承与弘扬的全部内容：开拓与谦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