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芮 与 吴禄贞 秦末起义与清末起义之中 官阶最高的两个人

崇让堂

吴芮 与 吴禄贞 秦末起义与清末起义之中 官阶最高的两个人


2016年5月27日，当代吴氏网有一篇名为“秦末起义大军之中起义之前官职最高的起义领袖-吴芮”的网文。
（网址 http://www.ddwu.net/dwu/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 ）

文中介绍：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各地豪杰蜂起，巨鹿之战后，项羽大封十八路诸侯，刘邦称帝之时，也有八个异姓王。这十八路诸侯与八个异姓王，都可以称为起义领袖。其实这里面真正主动发动起义的并不多，不少是跟随起义的，有的甚至是镇压起义的。

项羽把天下分为十九个国家，除了项羽自己之外，还有十八个国家，称为十八路诸侯，这十八路诸侯分别是：刘邦、章邯、司马欣、董翳、魏豹、申阳、韩成、司马昂、赵歇、张耳、英布、吴芮、共敖、韩广、藏荼、田市、田都、田安。

项羽的十八诸侯之中，章邯、司马欣、董翳，都是秦军将领，镇压各地起义，巨鹿之战，章邯战败投降后，这三人被封为诸侯。臧荼在起义之前，是卒长，卒长是个小军官，仅率百人。陈胜吴广起义后，派武臣经略赵地。武臣派韩广安抚燕地，韩广去燕国时，带了个卒长名臧荼。韩广到燕国后，燕人立他当了燕王，臧荼也就水涨船高地由卒长当上了将军。于是，这其中的韩广、臧荼都是十八路诸侯的起义领袖了。十八路诸侯中的魏豹，开始是隐迹为庶人，陈胜吴广起义后，魏豹投奔陈胜吴广，成为将领。田荣以及在起义之前是一个平民，但比较富有，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设计杀死县令，发动了起义。田荣起义之后，才带出了田市、田都、田安这三人，后来成为十八路诸侯之三，而田荣却不是十八路诸侯之一。

两个魏国大梁（河南开封）人---张耳陈余，前者曾被消除本地名籍，逃亡在外，后者是一位有才的儒士，两人都娶了富豪人家的女儿，两人的关系也很好，但都是平民，陈胜吴广起义后，二人投奔陈胜吴广，后来独立出来 ，成为起义领袖。而张耳的宠臣申阳，也加入了起义，后来，张耳与申阳，在入十八路诸候之中。而赵歇是张耳陈余的部下，被张耳陈余立为赵王，后来成为十八路诸侯之一。在刘邦项羽起义后，韩成在去投靠项梁的途中，遇到张良，他们便一起去投靠项梁。于是韩成后来成为十八路诸侯之后。十八路诸侯中的司马卬也是随项羽入关而成为诸侯。共敖也是平民而后成为楚怀王熊心柱国，被封为十八路诸侯。

而刘邦的八个异姓诸侯王，赵王张耳、长沙王吴芮、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韩王韩信、齐王韩信、梁王彭越、燕王卢绾。其中有五个是十八路诸侯之中的，只有韩信与韩王韩信以及卢馆是例外，韩信早年家贫，性格放纵而不拘礼节。未被推选为官吏，又无经商谋生之道，常常依靠别人糊口度日（史称“常从人寄食”），还有个“胯下之辱”。项梁项羽起义后，韩信投奔了项梁项羽。韩王韩信是原来韩襄王的庶出孙子，秦末之时只能是平民，到了项梁拥立楚王的后代楚怀王的时候，燕国、齐国、赵国、魏国都早已自己立下了国王，只有韩没有立下后嗣，所以才立了韩国诸公子中的韩信为韩王。也就是说，韩王韩信跟本就没有参加起义。而卢绾，在幼时就与刘邦是同乡好友，也一起读书，是同窗好友，而且和刘邦同一天生日，刘邦起义后，自然跟着刘邦走天下。

可见，秦末起义之中，真正主动起义的只有陈胜、吴广、项梁、项羽、刘邦、英布、彭越、吴芮、田荣。

刘邦起义之前，刘邦是逃亡的罪犯，之前最高的官职是沛县泗水的亭长，因为自己的管辖的刑徒逃亡，无法交差，刘邦就与剩下的众刑徒一起逃亡游荡于芒砀山中。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刘邦于是响应起义，攻占沛县等地。项梁项羽起义之前，项梁也是逃亡的罪犯，因为项梁杀人，所以和侄子项羽避仇而逃到吴中（现在的苏州），因为有钱有气魄，所以在吴中威信很高，与吴中郡守的私人关系也很好，但没有官职，只是平民，而且还是在逃犯。陈胜吴广起义后，项梁项羽杀掉与他们关系很好的而且也想响应陈胜吴广起义的郡守，举起了起义的大旗。英布在起义之前，也是罪犯。英布先是在骊山做刑徒，专和罪犯的头目、英雄豪杰来往，后带领一些人逃到其它地方成为盗贼。再后来被吴芮收编。彭越在起义之前是一位渔民兼强盗，常在钜野湖泽中打鱼，陈胜吴广起义后，被同伙推举，就带领大家出发，攻城掠地，收集诸侯逃散的士兵，发动了起义。

吴芮在起义之前，是番阳县令，因深得江湖民心，而号称“番君”，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发动起义，收编英布。

由此可以看出，在真正的九位起义领袖（陈胜、吴广、项梁、项羽、刘邦、英布、彭越、吴芮、田荣）之中，在起义之前，陈胜吴广是秦国军队之中的秦国军官手下的队长队副，项梁项羽刘邦英布是逃犯，彭越是盗贼、田荣是富裕的平民。只有吴芮是县令，不仅是秦朝体制内的人，而且官职最高。

说一句题外话，有人说刘邦杀功臣，不过也有人认为刘邦从未杀过功臣，刘邦所封的一百四十三个侯之中，刘邦没有杀掉任何一人，而刘邦当皇帝之后的八个异姓王，有很多是项羽所封，仅卢绾是刘邦的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同乡兼同窗，而成为异姓王。而刘邦一手扶立起来的韩王韩信，韩信，张耳，彭越，在刚开始起义的时候，也非投奔刘邦。吴芮、英布、臧荼，在一开始就是与刘邦平起平坐的“王”。这八个异姓王之中，除吴芮之外，都是因为造刘邦的反而被刘邦所杀，实际上是平叛，所以，有人认为刘邦不仅没杀功臣，也没有杀王。刘邦也立过几个异姓王，比如“燕王”、“南越王”、“南海王”，汉惠帝还立“东海王”。所以，有人认为，“白马之盟”是不存在的，对天地立誓，天子之礼是用猪、牛、羊三牲的太牢之礼，从无宰白马之说。刘邦去世前一个月有一道遗诏，遗诏最后一句话是：“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遗诏是写得明明白白的，不是“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再说一句并非题外话的题外话（对吴氏宗亲不是题外话），在反秦起义之中，官职最高的起义领袖是吴芮，在反清起义之中，官职最高的起义领袖是吴兆麟，当初武昌起义爆发之时，几十个起义士兵占领武昌楚望台，官职最高的是排长，这时副营长级别的吴兆麟出现了，组织士兵攻打总督府，而这时很多观望的士兵见到有真正的军官出来起义，也就纷纷出来参加起义，吴兆麟将他们分为三路进攻总督府，最后武昌的炮兵参加起义，炮弹落到总督腐，清朝湖广总督弃府逃窜，于是武昌光复，起义成功。当时的团长级别的黎洪元也被从床底下（一说是从帐子后面）拉出来当了军政府首脑，之后全国响应，袁世凯逼宫，清朝灭亡。

上文的最后一段提到：反清起义之中，官职最高的起义领袖是吴兆麟

实际上，在反清运动中，还有一位官职更高的将领，名为吴禄贞，湖北云梦人。1910年初，吴禄贞被调回北京，授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官居二品。1910年11月，吴禄贞回国。同盟会员黄恺元出银2万两，向庆亲王奕劻行贿，以节制袁世凯为名，安插吴禄贞到袁世凯的新军之中任职。1910年12月23日，吴禄贞被任为袁世凯的嫡系部队-陆军第六镇统制，驻防河北保定，于是，吴禄贞成为士官生中的第一个镇统制官，在当时全国的革命党人中，吴禄贞是深入清军内部职务最高的一个人。


孙中山先生《祭吴禄贞文》

荆山楚水，磅礴精英，代有伟人，振我汉声。觥觥吴公，盖世之杰，雄图不展，捐躯殉国。昔在东海，谈笑相逢，倡义江淮，建牙大通。契阔十年，关山万里，提兵燕蓟， 壮心未已。滦州大计，石庄联军，将犁虏廷，建不世勋。猰貐磨牙，蜂虿肆毒，人之云亡，百身莫赎。泉下同袍，惟周与张，庶相民军，恢复汉疆。邦基始建，公目未瞑，敬奠椒桂，以酬忠魂。



孙中山在此文中，称吴禄贞为盖世之杰。


吴禄贞，1880年3月6日出生于湖北省云梦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他从小随父读书，七八岁就能下笔成文。后来家道中落，吴禄贞进入湖北织布局当童工，不久因痛打工头而离开，后进入湖北新军工程营当兵，1897年考入湖北武备学堂，与孙武等人成为同学。第二年，吴禄贞由湖广总督张之洞选送去日本留学。

1898年（18岁），吴禄贞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骑兵科学习，成为中国留日第一期士官生。他与张绍曾、蓝天蔚，三人学习成绩突出，志趣不凡，被人称为“士官三杰”。他还和第二期生满清贵族出身的良弼交谊深厚。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北方混乱。唐才常在长江流域谋划自立军起义，吴禄贞受孙中山的委派，秘密从日本潜回中国。结果起义因故推迟（康有为资金未到），而通讯不畅，吴禄贞未能获得通知，在安徽大通按原定时间发动了起义。结果激战七昼夜，起义失败，只得潜回日本，继续学习。

1901年冬（21岁），吴禄贞毕业归国，因自立军起义之事，他被张之洞下令关押，亲自审问。审问之后，剧情大逆转，张之洞对他非常欣赏，并重用他历任将弁学堂总教习、护军全军总教习、武备学堂教习等职。

吴禄贞创建了国内第一个革命党秘密组织“花园山聚会”，他翻印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刊，在学堂和军队中散发，使得“秀才当兵”在湖北蔚然成风，不但大大地提高了湖北新军的素质，也为日后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吴禄贞是湖北倡导革命的第一人，影响巨大。

1903年，清廷在北京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急需用人，吴禄贞被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好友良弼举荐获准。

1907年4月9日，宋教仁与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徐镜心等同在奉天省内的同盟会员，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北方部辽东支部。丹东市大和旅馆就是中国同盟会辽东支部领导机关的最初所在地。

1907年7月，东北初设行省。徐世昌首任东三省总督，肃亲王派吴禄贞随行，任东三省军事参议。间岛是韩国人对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中国延边领土的单方面擅自称呼。此时朝鲜是日本的属国，吴禄贞在间岛归属问题上与日本人谈判，并绘成《延吉边务专图》，撰写了10万字的《延吉边务报告》，为中文取得间岛立下功劳。

后来，清政府发现吴禄贞有“革命嫌疑”，怕其在延边的实力扩大，便以经济拮据为由，撤销了延吉边务督办公署，吴禄贞被调回北京，并授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之后，吴禄贞被派往德法两国考察军务。光绪、慈禧相继亡故后，摄政王载沣企图削弱袁世凯军权，故调吴禄贞入京。1910年12月23日，吴禄贞被任为陆军第六镇统制，驻防河北保定。

1911年6月，清军准备在直隶永平滦州一带举行秋操演习（实际日期为9月16日）。蓝天蔚与吴禄贞、张绍曾在一次秋操准备会议上会面，密商：“乘此秋操，新军实弹射击，先将禁卫军扫清，再整军入京，密约武汉同时举兵，使清廷首尾难顾，一举灭之。”也就是说，这一计划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

1911年8月，梁启超由日本密函在京立宪派骨干，告知“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喜之事”，所指即是通过“滦州兵谏”实现宫廷政变。可以说，“滦州兵谏”由梁启超一手策划，但为了保密，他在信中并未详细提及。

梁的政变计划中，具体所借助的，即是张绍曾驻防滦州的第二十镇（时张任第二十镇统制），吴禄贞驻防保定的北洋新军第六镇以及蓝天蔚驻防奉天（沈阳）的新军第二混成协。张、吴、蓝所统领的部队，不但是北洋军最有实力的力量，而且驻扎京师附近，对于拱卫京师有着特殊的作用。梁启超之所以考虑动用这三支军事力量，一是此三人与革命党及各路江湖人士有密切联系，二是这三支部队对于牵制京师、安抚南方革命党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张绍曾、吴禄贞和蓝天蔚，被誉为“北洋三杰”，在军界颇有名望，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因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多赞成和支持君主立宪，并由此成为康、梁立宪思想的忠实追随者；同时，此三人私交甚笃，又都参加过同盟会，与革命党人有广泛联络。

宫廷政变的对象是清廷的旧派。新派主张君主立宪，与梁启超关系至密，代表人物除载涛、载洵外，还有军咨使良弼、民政部尚书善耆等，他们极力扶植新军领袖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以壮大势力，压制袁党。

光绪死后，梁启超抓紧派人活动载涛等握有军权的上层人物，使宫廷政变的密谋逐步成熟：一方面抓住宫廷禁卫军，一方面抓住近畿“新军”领袖，京南是驻保定的吴禄贞，京东即是驻滦州的张绍曾。

为了实施此计划，1910—1911年间，梁启超派汤觉顿秘密潜回奉天、大连等地，与吴禄贞、蓝天蔚等北军中要人联络。9月16日，摄政王载沣校阅禁卫军，准备秋操。此时，同盟会与立宪派双方均加紧部署起义。

1911年9月16日，梁启超乘日本天草丸号客轮，秘密抵达大连，企图在东北与同党熊希龄、蒋百里、吴禄贞等人会晤，布置政变计划。由于起义计划被泄密，袁世凯将停放在滦州及奉天的全部车皮秘密调往北京，张绍曾等人原定的运兵计划遭到破坏。

正当北方的新军准备在秋操演习时发动起义之际，湖北的革命党人也正抓紧筹划起义。南北两方革命党人联系后，决定“待北方秋操进行后，南北两方同时举事”，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然而，一系列突发事件促使湖北革命党人提前发动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打响了摧毁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1911年10月，“秋操”刚开始不久，武昌暴动的消息就传来，清廷下令立即停止演习。参与演习的军队，多达6万，一部分重新编制，直接开往前线，其余的则要求迅速回防驻地。[

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根据清廷的部署，必须率所部编入开赴湖北前线的第二军。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驻防奉天)三人，人称“士官三杰”，一同毕业于日本的军事院校。此三人不仅是革命党，而且在他们周围也活跃着很多革命党。革命党希望利用“秋操”的机会，发动“首都革命”，以“斩首行动”的方式攻击北京，推翻现政权。

1911年10月21日，梁启超写给立宪派骨干徐勤（字君勉）一封万言密信：“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机已得，任即行，待数万押会所，电济。泣血叩。”

梁启超在此信中对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语焉不详，只含糊地说“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观之事”，即指由梁启超与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北洋新军统领策动的让晚清政府奄奄一息的“滦州兵谏”。

10月27日，张绍曾和蓝天蔚等根据梁启超的战略部署，屯兵滦州，联名电奏清廷，提出实际由梁启超起草的“请愿意见政纲十二条”，要求在当年之内“立开国会”，由国会起草制订宪法，“君主不得否决之”，“特赦擢用革命党人”等。这个电报实际是一道最后通牒，威胁清政府要把多年来拖延未办的大事在两个月内全部办完，否则马上杀奔北京。

10月28日晨，梁启超急电国内“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张绍曾派骑兵进京赍送奏章。在武昌起义爆发之际，手握重兵的张绍曾、蓝天蔚等高级将领提出这样的政纲，不啻是给清王朝当头一击，迫使清王朝不得不下罪己诏，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当然，此“信条十九条”与梁启超所拟的“政纲十二条”有所出入），完全接受这个政纲。

10月29日至31日，革命党人彭家珍敦促张绍曾截扣军火。梁启超也作出“扣留南下军火”的决策。吴禄贞派张世膺来滦州，“强张绍曾截之”，清廷高层更加恐惧不安。

清廷接到张绍曾领衔的“兵谏”奏章后，觉“兹事体大，立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以军谘府大臣载涛为首的新派主张改革政治，开放党禁，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主张暂准张绍曾所请，建议派与张绍曾关系密切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去滦州“抚慰”。

离京前，吴禄贞私下对人说：“此去有两种计划。第一个计划，滦州二十镇往南开，保定所驻军队往北开，一同直趋北京，打出旗号定推翻清室，创造民国；第二个计划，滦州和保定军同样会师北京，打出旗号是维护清室，革新政治。”

“士官三杰”最后秘密商定，以张绍曾所部第二十镇为第一军，奉天蓝天蔚所部为第二军，新屯卢永祥所部为第三军，会师丰台直逼北京。然而，此时清廷的亡羊补牢措施迅速实施了，滦州军队通往北京的通道，已经封闭。但张绍曾在最后的关头，放弃了武力攻击北京的计划。10月29日，张绍曾和蓝天蔚协统共同发起“滦州通电”，促清廷立宪，撤消皇族特权，倘若不从，则实行兵谏。

10月29日，太原发生暴动，巡抚陆钟琦被灭门，革命党人推举阎锡山为都督。北京受到了来自太原与滦州的双重威胁。变生肘腋，清廷极度震惊，迅速进行部署，立即收缴北京到滦州之间的所有火车车皮，并派重兵防范滦州新军攻击。而对山西的革命军，清廷宣布全力围剿。

一直在老家养“脚伤”的袁世凯，已经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2日，清廷发布上谕，称张绍曾等人用心良苦。良弼、载涛等人准备利用吴禄贞的力量除掉袁世凯，将吴禄贞的第六镇部署在京汉铁路中段，准备在袁世凯平定武昌骚乱后北上时借机发难，铲除袁世凯的势力。

11月4日，清廷授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去收复刚刚宣布独立的山西。朝廷将错就错，希望打消吴反叛的念头。与此同时，清廷下令北洋第六镇立即出兵山西“剿匪”，师长吴禄贞随军督战。吴禄贞在滦州闻讯后说：“吾劝诸将袭北京，而所部攻晋，何面目在此与诸将相向乎？”

听完张绍曾的分析后，吴禄贞星夜由滦州赶往石家庄，制止部队前进；并派何遂入娘子关与晋民军会谈合作；又派人到武昌会晤黄兴，议南北呼应之策。他还对朝廷谎称山西民军已经投降。

吴禄贞下令扣留了开往汉口的一列军车，其中有几十万两饷银、十几车皮的粮食、弹药、棉军装等；他亲自赶到娘子关，“招抚”(实则合谋)阎锡山，并计划组建“燕晋联军”；他在发给清廷的电文中，毫不掩饰地为“革命党”辩护，要求朝廷立即下令冯国璋退出汉口，由他负责“说降”革命党。吴禄贞威胁说，如果清廷不采纳他的建议，则“深恐将士愤激，阻绝南北交通，而防害第一军。”他还同时弹劾了陆军大臣荫昌，认为荫昌必须对发生在汉口的悲剧负责。[14]
11月4日13时，吴禄贞抵达山西娘子关，受到阎锡山亲自迎接。吴禄贞说，山西的独立使京畿震动，如果我们联合起来会师北京，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吴禄贞又说：“阎都督是你们山西的主人，我是替他带兵的。”这些话让阎锡山非常感动，他表态说：“我们拥护吴公禄贞做燕晋联军大都督。”  

11月4日，两人决定组织燕晋联军，吴禄贞为联军大都督，阎为副都督，并约定了会师北上。山西义军准备率部沿京奉线西进，北上直取北京，并分兵扼守密云，防止宣统逃窜热河；并派兵把守京汉路上黄河铁桥，阻止袁世凯北返，其主要部队顺京汉路北上。吴禄贞亲率第六镇和部分山西军直逼北京，一旦占领北京，立即全歼袁世凯的部队。

这时，孔庚向吴陈述武昌战况以及冯国璋部纵火焚烧汉口的罪行。吴听后，大愤。断然下令截留北洋军运往武昌的军火。并电奏清廷，要求朝廷下令停止对武昌和湖北的进攻，南北停战。此外，他还向军咨府发了一份电报，强烈要求南北停战，并用激愤言辞威胁：南方不听，自告奋勇出兵讨伐；北方不听，则断其后路。对于吴的威胁，清廷不仅没有训斥，反而电谕吴通报嘉奖。


但吴禄贞并没有停止起兵北京的计划。他希望一剑封喉，结束大清，创建民国。但是，他忽视了张绍曾的分析——从1910年12月23日出任六镇统制，到1911年11月7日，吴禄贞始终没有真正掌握住第六镇。

第六镇是袁世凯的嫡系，军官多为小站旧人。吴禄贞到职后，立即进行改革，首先请陆军部任同盟会员张世膺为参谋，李书城为标统，但陆军部尚书荫昌不批；然后，吴禄贞请令将“烟瘾过重，行同盗贼”的协统周符麟撤职，也不批复。吴禄贞忍无可忍，自行下令撤了周的职务。六镇各级军官因撤周符麟，“无不人人自危，各怀去志”，并多次闹事起哄要挟。荫昌因吴禄贞写信指责他而派人到六镇收集材料，罗织罪名，试图寻机撤他。吴禄贞怅然若失，于是便常住北京“与朋侪饮酒赋诗，借以清除胸中的积闷”，“与该镇官兵的关系不免日渐疏远”。

武昌起义爆发后，吴禄贞开始兴奋起来。在与从南方来京的李烈钧痛饮的宴席上，李烈钧“宜早举动以为响应，我等须努力，武汉不足恃”的话语，与畅饮的烈性酒一并在吴禄贞胸中燃烧起来。10月29日，参加秋操的张绍曾拒不受命回防，驻扎滦州，并联合通电要求清廷立宪。被激情所驱使的吴禄贞此时“顿足曰‘好事让人为之’”。

1911年11月5日，吴禄贞由娘子关返回石家庄，在火车站扣留了清政府接济袁世凯在湖北镇压革命军队的一列军火。这一举动不仅使清政府慌了手脚，也使当时正坐镇孝感准备督师进攻武昌革命军的袁世凯也大有芒刺在背之感。

一直以来，吴禄贞公开打出的旗帜是奉命镇压和招抚山西革命军，而与阎锡山达成联合起义全都是秘密进行的。

11月6日晚，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迤东不远的电报局楼上， [7]  在六镇中级以上军官会议上公开宣布了翌日起义的计划，即“采取革命手段，明晨即直赴北京，并分发白布臂箍，使各缠手臂，以为符识，有不服者，即以军法从事。”  结果当场便遭到反对。

当时，由吴禄贞直接节制的兵力有限。按照北洋新军编制，镇依次下辖协、标、营、队、排、棚，每镇辖步兵两协，步兵协每协下辖步兵两标，每标又辖三营，每营辖三队，每队辖三排，每排辖三棚。按照兵力来算，北洋新军一镇的兵员约在12000人。据时任清军咨府特派员的孔庚回忆录记载，他与吴禄贞在石家庄会晤时，得知六镇中有一协兵力已经派赴汉口，另外，清军第一镇一标虽说也归吴禄贞节制，但是旗人组成的第一镇又是暗中牵制吴禄贞的一股势力。

吴禄贞作为燕晋联军大都督，是攻打北京计划的总策划和总指挥。1911年11月6日深夜，吴禄贞在设于火车站站长办公室的司令部里，与参谋长张世膺、副官长周维桢紧张地筹划着第二天的起兵事宜，处理着繁忙的公务。

车站司令官谢良翰回忆说：“有官长反对独立之说”。吴禄贞说，“明日犒赏后，全军站队，我自己演说大义，当无他虞。”稍后，他听说有人要暗杀自己，于是想躲避，但又不敢外出，于是和张世膺、周维桢一起躲到了站长室室后花圃内。凶手第一次来没有找到他们。第二次来，吴禄贞等已经返回室内，凶手们遂寻踪而来

此时，清政府正密谋暗害吴禄贞，用2万元赏金收买了第六镇骑兵营长兼警卫队长马蕙田。

1911年11月7日，吴禄贞的卫队长马蕙田带着参谋夏文荣、连长吴云章、排长苗得林三名下级军官，手持红帖，说是来贺吴统制升任山西巡抚。吴禄贞让其进来。马蕙田等四人进门后，一面口称，恭喜吴统制高升，一面向吴禄贞打恭下跪，正当吴打恭还礼之时，马蕙田等拔出手枪向吴禄贞开枪射击，参谋长张世膺、副官长周维桢亦被开枪打死，张之洞之孙、参谋张厚琬混乱中逃出躲避到英美烟草公司楼上。马蕙田趁乱割下吴禄贞的首级，随即逃离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