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泰伯 与 万经之王

崇让堂

吴祖泰伯推让储君之位，儒家的孔子称之为至德，非儒家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之列为世家第一，中国各个学术流派的古代贤人对此均无任何异议。而且，在司马迁之前，中国历史上有十个人做出辞让王位的举动(详见《为什么说 在古代十大推让王位的人物之中 吴祖泰伯更伟大》)，孔子之前也有九个人做出辞让王位的举动，而孔子与司马迁唯独大力推崇吴泰伯。这一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孔子主张“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所以儒家的文献，大多数的情况下，文字比较优美，而在“说到做到”这一方面，历代儒生包括孔子自己，都不尽如人意，相比较而言，在“说到做到”这一方面，道家中人更被人们赞许。

可见，吴泰伯推让王位，说到做到，虽有孔子的“至德”之名，实际上更符合道家的学说主张。做为万经之王的道家经典《道德经》，主张“大道至简”、“上善若水”，主张“慈，俭，不敢为天下先”，这些主张，吴泰伯都完全做到了。

吴泰伯推让王位，推让得干净利索，简简单单，各个方面均毫不拖泥带水，不仅推让周国王位，而且离开周国，不仅离开周国，而且是远远地离开周国，来到距离周国一千公里之外的长江下游以南地区，不仅远远离开周国，而且还断发纹身，最后自号句吴，彻底消除在周国继承王位的所有可能性。如此彻底，彻底到完全纯净，纯净到完全简单。可谓大道至简。这是中国历史上其它推让王位的人都没有做到的。

《道德经》主张“大道至简”、“上善若水”，至高境界是如水一般的随和，如水一般的简单，其目的无非是让人们遵从自己的内心，守住本心、回归本心，保持内心的安宁，是精神的自在。随和不争，为心之宁静创造了基础，提供了条件。如此这般，有一个好处，这就是《道德经》指出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保持内心安宁的善果之一，是观察到了万物的往复与周期，也就认清了道，认清了客观规律。

吴泰伯彻底地推让王位（王储之位），其原由和目的也就是如此简单，只是为了随顺父亲的心愿，让父亲的内心安宁，让继承王位的三弟季历的内心安宁，让周国朝政安宁，从而让自己的内心安宁，这正是吴泰伯的生活以及人生的终极目的，非常简单，吴泰伯遵从自己的内心，以此守住了自己的本心，回归到自己的本心。这本身，即包括了慈善，又包括了放弃，就完完全全地揽括了《道德经》主张的“慈和俭”的本意与精义。

同时，在吴泰伯推让王位之前的尧舜时期，在传说的历史之中，也出现过许由和务光的逃避王位的事迹，所以吴泰伯推让王位的行为，也合乎于《道德经》中的“不敢为天下先”的主张。

由此可见，孔子口中的“至德”，完全就是老子眼中“道”。吴祖泰伯本质上是“大道中人”。

也由此可见，吴祖泰伯的随和与推让王位，仅仅是遵从自我的内心，并不理会外界的以及后世的赞誉。

然而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泰伯让王位，让掉了地位，也让掉了地位所带来的金钱，同时也让掉了金钱所带来的美女，从此与这些尘世之中的灯红酒绿无缘，从此与花花世界无缘，妨碍个人成长以及慈善施舍，实在是不值得。

《道德经》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然而这些五色五音五味以及难得之货，也是帮助人们认知世界，助力个人成长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更何况，个人与集体的生存空间，以及基本的生活资料，更是不可以舍弃掉。如果连这个也舍弃掉了，那么所谓的清净无为、忘我无私，等同于自杀，更谈不上由此而达到传统文化中吹嘘的“天人合一”。

同时，也有人会感觉到，吴祖泰伯推让王位，如此巨大的牺牲，姿态如此谦恭，是不是过于谦卑？是不是由于恐惧与担心而放弃抵抗？如此逆来顺受，毫无尊严，放弃尊严，丧失人格的尊严，是不是丧失了自我？是不是自轻自贱？是不是丧失了羞耻感？如此这般，再堕落下去，那就是与“奉承、吹捧、献媚”差得不远了。是不是在遵从“忍要忍到无耻，狠要狠到无情”的流氓哲学？

然而，谦逊与丧失人格尊严之间的区别，在于是不是放弃了良知，至于谦逊与丧失人格尊严的前一个动作----牺牲以及自我的物质财富方面的损失，也主要是看人们对于物质财富的态度。

对于一些人来说的物质上的损失，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如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之类的东西，避之而不及。所以说，对于别人看来，谦逊推让是一种牺牲精神，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实为满不在乎，其实谈不上什么牺牲不牺牲，损失不损失。

如同吴祖泰伯的十九世孙季札，徐墓挂剑，被人称颂，认为季札舍弃价值千金之剑，只为恪守心中的承诺与诚意，品德实在高尚。实际上，对于回归到内心并信奉大道之简的季札来说，价值千金之剑，对于季札来说，只是一件礼器而己。剑之价值，早己实现了，因为劳动的价值在于修心，造剑的工匠之心已经修成，匠心所产之物，在产出之后，对于修心来说，已经毫无价值，弃剑挂剑，实为不在乎。

吴祖泰伯的二十一世孙吴王夫差，同样以回归内心并保持内心安宁为重，犯不着为了这个花花世界，为了图谋维持对这个花花世界的统治权而失去了本心，而残害到内心的安宁。所以战败之后选择自杀。

吴祖泰伯开创的句吴国，以泰（泰伯）为始，以否（伯嚭）为终，吴国从楚国的贪腐那里取得荣耀（柏举之战的荣耀），也从楚人（伯嚭）的贪腐那里获得耻辱（伯嚭贪财好色，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安危，内残忠臣，外通敌国，使吴国在吴越争雄中拥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丧失有利时机，逐渐走向衰败。吴国灭亡的悲剧，实际是被“宝器”、“美女”所打倒的伯嚭所导演的）。实际上，伯嚭虽为楚人，然而其祖籍是晋国人，也是姬氏后裔。当初，在吴王寿梦时期，吴国自从在晋国那里获得楚人的援助（晋景公派楚人巫臣送给吴国战车，教吴人车阵之战法），所以也可以说，吴国从晋国那里获得了发展，也从晋人（伯嚭）这里得到了终结。吴国，从泰至否，因晋国而强，因楚国而荣，也因晋籍楚人而亡，吴国圆满地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周期，退出历史舞台。这也许是历史对“至德大道”的吴祖泰伯一个天地宇宙周而往复的“大自然”的交待。

崇让堂

吴祖泰伯 与 万经之王 （之二）


吴祖泰伯，内心“上善若水”，行为“大道至简”，演绎出“推让王位”，合乎于万经之王《道德经》所主张的“慈”。当然，在某些人看来，这个行为也许是因为恐惧胆怯而放弃抵抗，属于自轻自贱，丧失人格尊严。

然而，这也正是应证了《道德经》中的“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真正完美地合乎道行的行为，在俗世之中的人看来，并不完美，甚至恰恰相反。

写《道德经》的老子说：吾有三宝。其中有“慈”，有“俭”。吴祖泰伯推让王位的“慈”之宝，本质上是吴祖泰伯的“俭”之宝为基础，正因为吴祖泰伯有“俭”的本性，所以才不在乎王位带来的花花世界中的荣华富贵以及权倾一方的王者荣耀，从而，为了家国安宁与自己内心的安宁，爽快地做出“推让王位”的举动。

然而，吴祖泰伯因为推让王位而来到江南吴地，也丝毫不放弃对生活资料的追求，丝毫不放弃对生存空间的追求，丝毫不放弃对保卫生活资料与生存空间的追求。所以泰伯来到江南吴地，首先是带领当地民众凿渠筑城。凿渠是为了灌溉农田，生产粮食麻布，获得生活资料，筑城是为了保卫这些劳动成果，这些物质财富不被掠夺。毕竟，“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隐士，前提是一个地主，有农民给他浇水播种耕地，否则，这位隐士见到南山，想到的不是悠悠，而是如何砍柴挑柴，拿去卖钱，用来买米。

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之中，靠辛勤的劳动与精心的劳作来获得财富，在某种程度上看，并非真相。所以吴泰伯不仅凿渠以发展生产，更要筑城以加强守卫，尤其是，吴泰伯不仅筑城，而且还“自号句吴”，建立政权，因为，人人都知道，物质财富的获取，靠的是定价权，物质财富的保卫，靠的是立法权。自号句吴，建立国家，掌握了立法权和定价权，而后才可以谈劳动果实，才可以谈生活资料，才可以谈生存空间。

否则，无论怎么辛勤劳动与精心劳作，所得到的劳动果实，很快就会成为韭菜，被掌握了立法权与定价权的势力所收割干净，生活资料与生存空间被剥夺，人格尊严也消失殆尽。如同《卖炭翁》一文中所述，辛苦精心烧得的一车子的炭，被“红衣使者白衫儿”用几块稠布就强行换走了，剩下的是孤苦、悲哀、叹息、贫穷。因为皇家背景的“红衣使者白衫儿”认为自己有定价权。

由此可见，吴祖泰伯对生活资料与生存空间的追求与保卫，正是万经之王《道德经》中的“俭”的体现，凿渠，是为了种地的时候能够省力，省去挑水之力，是为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筑城立国，是为了省心，不用打打杀杀才可以保卫劳动果实，别人看见坚固的城池，自然知难而退，从而保卫了劳动果实，保卫了生活资料，保卫了物质财富，保卫了立法权与定价权。（没有立法权与定价权，只能是韭菜的命运，谈不上依靠精心与勤劳得到应得的劳动果实与生活资料。）

这种省力省心，本质上是节约，也就是节俭，这正是万经之王《道德经》中所说的“俭”，也正是老子指出的“大道之宝”。

孔子赞叹至德精神的吴祖泰伯，处处在彰显着老子的大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