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本意》之 泰伯篇 译文 解析 与深入讨论

青龙

《论语本意》之 泰伯篇 译文 解析 与深入讨论
泰伯篇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译文
孔子说：泰伯，其品德可以说极其崇高了!他多次把天下让给季历，人民都找不出恰当的话来称颂他了。

解析

本章盛赞吴王泰伯“礼让”天下，品德崇高。

从商纣王帝辛以嫡子身份继位，而其几位庶长兄不能继位的情况来看，华夏文化圈最晚在殷商晚期即已形成“嫡长子继承制，余子分封制”的礼制，以解决贵州妻妾众多子嗣众多、权力必须有序交接、防止诸子争地、导致国家天下分崩离析的问题。但是这一“礼”只能解决一般问题，如果不用“让”加以适当调节，权力交接也会出很大的问题。如嫡长子生理或心理上不健康不适合继位，或嫡长子不愿意继位，或嫡长子年幼不能马上继位，或嫡长子远不如其他嫡子和庶子贤明，或无嫡子，等等，总之可能有许许多多的特殊情况，都需要用“让”来调节。调节好了以后，再恢复“嫡长子继承，余子分封”的常态。所以周初在设计礼制时，“让”也是“礼”的重要内容之一。周代至今一直“礼让”并称，道理就在这里。周朝历史上不守“礼”或不知“让”，而使权力交接出问题，国家动荡不安甚至分崩离析的例子不少。孔子赞美伯夷、叔齐“让”（《述而篇》7.15）和吴王泰伯“让”，批评子路“为国以礼，其言不让”（《先进篇》11.26），批评卫灵公不知“礼（《卫灵公篇》15.13、《子罕篇》9.18）”，卫出公不知“让”（《述而篇》7.15），《论语》中常常“礼让并称”，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周人祖先古公亶父有三位嫡子，泰（亦作“太”）伯、仲雍、季历。按照殷周晚期即已形成的上述上述礼制，古公本应传位于泰伯，余子另行分封。但古公预见到，季历的嫡长子姬昌将来能够成为伟人，将使周国称王于天下，于是想权且变通礼制，传位于三子季历，以便姬昌将来继位。这就需要泰伯和仲雍都“礼让”。为了满足父亲的心愿，也为了不至于得罪被杀（能《左传-闵公元年》），泰伯、仲雍出走勾吴，成为吴国始祖。于是季历顺利继位，然后恢复常道，传位于嫡长子姬昌，史称周文王。文王又按常道传位于嫡长子姬发，史称周武王，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周家才有几百年的天下。周人普遍认为，周朝能够统一天下，与吴王泰伯当年“礼让”有莫大的关系，所以泰伯在周朝有美名，周代几乎所有的典籍里都有许多赞美他的话。

“三”，多次、屡次。但泰伯一“让”知，不可能也不需要多次“让”。此言“三让”者，赞美夸饰之辞也。

“天下”，极言泰伯所让之利益巨大，道德之无比高尚，亦为夸饰之辞。古公亶父时代的周国，此乃泰伯所“让”，其地约当今陕西岐山一带。孟子说，到周文王时代周国才有纵横各百里的土地（《孟子-公函丑上》3.1），想必古公时代周国土地更小。古人“天下”的概念，并非一定都指九州之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13.24），这个“天下”就仅指“东夏”之地，约当齐、鲁一带。

“民”字，《论语》中大多仅指平民，与“人”相对而言。本章兼指“人”（上等人）和“民”

下等人，犹今“人民”。这种用法与8.19、《季氏篇》16.12、《尧曰篇》20.1三章相同。

“无得而称”，不知道用什么言辞称赞，如同后世“语言贫乏无力”之义。与此相反的“无德而称”，则表示没什么可以称赞的。两句话都是周代俗语，周代文献中都很常见。

以上是武汉大学吴天明教授在《论语本意》一书中，对《泰伯篇 第一章》的解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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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提到礼让所涉及的《论语》中的几个篇章，内容如下：

《述而篇》7.15，讲的是，伯夷叔齐辞让君王之位，是求仁得仁，从不后悔。

《先进篇》11.26，讲的是，子路说自己可以让一个小国家里的人民，人人勇敢，人人知晓常理。孔子事后说，治理国家讲究礼让，而子路的话一点也不礼让，子路一点不谦虚。

《卫灵公篇》15.13与《子罕篇》9.18，是重复的内容，内容都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指卫灵公和夫人南子同车招摇过市，孔子坐在次要的车子上。说卫灵公喜欢自己夫人的美色，多于喜欢有才德的人（指孔子）。这事涉及到《雍也篇》6.28，子路不满意孔子去见美貌而名声不好的南子（卫国国君的夫人），孔子发誓，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老天厌弃我。孔子在此没有驳斥子路，表示孔子主张：臣子对君王，学生对老师，可“犯”不“可侵”。

至于泰伯让位，上文解析的是泰伯所让，并非天下，而是方圆不足百里的周国。其实，在有的《吴氏族谱》中表述的是，泰伯所让的是储君之位，所让并非王位。因为泰伯推让之时，泰伯还没有坐上王位，那个时候，泰伯还是储君，是太子。所以准确地说，泰伯是让储君之位，并不是让王位，更不是让天下。但是孔子用词巧妙，即不提是让王位，也不提是让储君之位，更不提是让出小邦之国的周国，而是说“以天下让”，这样就回避了实情，特地表现出格外的夸耀与盛赞。（在春秋战国时期，真正坐上了王位之后，还让出王位的，是燕国的国王姬哙，不过姬哙让出王位之后，引发了燕国大乱，姬哙也在大乱中死亡，燕国已近灭国，但是，不久燕国立即强大起来，击败齐国，已近灭掉齐国，燕国因此国威大震。）

孔子之所以如此特地格外的夸赞吴国的开创者泰伯，可能与孔子当时的处境与鲁国当时的处境有关系。

孔子称赞泰伯为至德的时间，可能是在公元前504年到公元前497年之间，因为这个期间，孔子在鲁国出仕做官，从小司空升任大司寇，并且“摄相事”（代理宰相之事）。鲁国邻近齐国与吴国，齐国是春秋时期老牌霸主，吴国是春秋时期新兴霸主。这个时期，吴国刚刚打完柏举之战，攻破楚国国都，在各诸侯国之中，声威大震。而且吴王阖闾在攻楚之后，长时间没有再次发动战争，成为一名和平的霸主，看上去崇尚和平与发展。做鲁国的统治阶层的一员，孔子为了保卫鲁国，从而大赞吴国的开国之君吴泰伯，称吴泰伯“三让天下，可谓至德”（在《论语》泰伯篇），从而为鲁国与吴国的修好打下基础，努力改善吴鲁两国关系。其实，孔子的十世祖弗父何与孔子同辈份的堂兄子鱼（目夷），同样有让国之举，也是推让王位，也可以称之为至德。

另外，吴国自吴王寿梦之后，六位吴王之中，有五位死于非命，其中两位阵亡（吴王诸樊与吴王阖闾父子二人），两位被刺（吴王余祭与吴王僚叔侄二人），一位被处以死刑（吴王夫差）。一个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乃至人类历史上，都没有第二例。在孔子大赞泰伯之时，孔子已经看到，吴国已经有三位国王（诸樊、余祭、王僚）死于非命，这绝非正常现象。

寿梦登上吴国君位之后，立即去洛邑（洛阳）拜见周天子（周简王），据称周天子还将一只德鼎赠送给寿梦。寿梦回国之后，立即自封为王，与周天子平起平坐。这是周天子暗中授意，还是寿梦自发而行，后世不得而知，总之吴国对抗楚国的意味很浓，因为楚国早就自封为王，并且对抗周天子。寿梦自封为王之后，吴国获得到楚国的大量人才（巫臣之子、伍子胥、伯嚭等），国力上升很快，战争攻伐趋多，各代吴王的非正常死亡也出现，直至取得无上荣耀之后，再亡国。

（关于柏举之战，从事后来看，战争的策划者包括孙武子、伍子胥等，没有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即没有想办法与秦国修好，最后导致秦国出兵，吴国灭楚的行动功亏一篑。不过，由于秦楚两国王室长期相互通婚，所以也难以分而治之。总之，柏举之战，以三万之众对抗二十万大军，在战术上是冒险，在战略上是冒险，或者说是冒失，但是在实质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声誉上获得巨大成功，让吴国从三四流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一流国家，从此，中原各国虽然表面上称吴国是个蛮夷之国，荆蛮之国，吴国国王狂暴粗野，或狂野粗暴，<子贡说，吴王猛暴，而行其令.>但是，他们心里面知道，这个蛮夷之国里的人，头脑比宝剑还要锋利。）

实际上，吴王夫差在公元482年黄池会盟之时，已经卸下了“王”的称号，改称为“伯”。据称这是当时的吴国王室在与中原各国交往之时，一贯的要求。吴国国君被中原各国包括被孔子称为“吴子”，而不是吴王，不承认吴国国君是王。因为当初周武王分封泰伯之后裔的时候，封吴国国君周章的弟弟虞仲为最高等级的公爵，建立虞国，封周章为子爵，吴国与楚国一样，开始的时候是子爵国家。吴国国君在与中原各国交往中，一直要求吴国是伯爵国家，而不是子爵国家。从子爵上升为伯爵，是吴国王室的一贯追求。这个追求，在夫差的黄池会盟中实现了。按理来说，夫差从此之后，就被称为吴伯夫差，直至亡国。但是后代的史学家并不在意这一点。

由此可见，如果吴国不是在与齐国的争战中消弱实力，吴国王室的要求将会是从伯爵国家升为侯爵国家，再升为最高等级的公爵国家，成为和虞国一样的公爵国家，合乎礼制，不再称王，不再与周天子平起平坐。

从寿梦自封为王到吴国亡国，历经四代国王，七位国王，112年。最后，据称有部分吴国王室成员撤至蒙古高原与日本列岛。吴国亡国33年后，一代巨子---吴起，出生了，继续为吴族赢得无上荣光。不过，吴起，与吴国一样，虽然光芒万丈，但结局惨烈。

另外，吴国攻楚、攻越、攻齐，均获大胜，而且是给予对方极为严重的重创，但都没能消灭对方，最后，对方都得以浴火重生，取得辉煌。这倒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而吴起在鲁国带兵战胜齐国，在魏国带兵战胜秦国，在楚国带兵战胜魏国，也是同样的情况，也是均获成功，但也都没有消灭对方，也没有长久地让鲁、魏、楚振兴起来，这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值得吴氏族人深入研究，除了分析其中的外在因素，更要分析其中的内在原因，以此取得吴氏族人在素质方面的成长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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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武汉大学吴天明教授国学讲座

2020年11月28日，出生于湖北汉川的武汉大学教授吴天明先生在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武汉大学产学研基地举办一场主题为《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的讲座。吴天明教授说，今天只讲两个问题，一是讲国学是什么，一是讲国学干什么。




吴天明在讲解国学是什么的时候指出，国学是六代之学，六代之学，指的是尧、舜、夏、商、西周、春秋，这六代的学问，尧、舜、夏、商这四代，文字不发达，是口耳相传，书写工具也不发达，因为这四代的时期，中原河南是水乡，有水稻，有水牛，在牛骨上记事，也在青铜器上记事，比较昂贵。到了周朝时期，伊朗的炼铁技术传入中国，中国人从而用铁器砍竹子，从而可以大量做出空白竹简，用毛笔写字，书写工具的进步，书写条件的成熟，导致周朝文字发达，从而把前四代的口耳相传的内容，记录下来。在六代之学之中，文化基因已经形成并成熟。



另外，吴天明教授还顺便提到，从书写工具这一角度来看，何新发现古希腊的书是假的，古希腊的历史是伪造的，是外国人在中国明朝的时期编造出来的。



吴天明教授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在于宗教。禽兽不认为有鬼神，而人类在五万年前，出现了对死者安葬，也就是出现了祖先崇拜，也就是认为灵魂不死，从而也就认为有鬼神，从而出现宗教与巫术，从而成为人，否则人与猪狗没区别。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中国其实已经没有宗教了，战国时期的人，如现代人一样不信神，是世俗社会，也是市场经济。而在中国的战国时期，西方才进入宗教社会，直到黑暗的中世纪。



在母系社会，小孩是由舅父养大的。中国的父系社会，从姓的文字结构上看，是男子出嫁，是儿子出嫁，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有十二个姓，都是带女字旁，表示儿子是嫁出去的。而“归孙子”一词，表示嫁出去的儿子生的儿子，又嫁回到黄帝家族，所以称之为“归孙子”，孙子回嫁到黄帝家里。这种通婚，导致的是经济上与血缘上的融合，人类在融合中受益。



总之，在出现宗教与融合之后，从尧到春秋时期，六代之学的文化基因已经成熟，根本已经存在，是经学时代。之后，从战国时期到现代，是枝叶与花果的数量增长，基因不会变，是子学时代。



但是，商朝就有农学，包括人工施肥、育种技术、轮作技术等等，不过这些不是国学，也不属于六代之学。而且，老子的《道德经》也不算国学。因为《道德经》是哲学，不是政治学，而且，《道德经》其实是出自于战国末期。《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里面，司马迁之父已经表明，《道德经》是吸收了阴阳家、法家、名家等学说而形成的哲学，这从哲学发生史上也可以推断出来。



吴天明教授认为现代的马一浮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比章太炎和胡适还要伟大。马一浮（马一浮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版、英文版的中华第一人，与熊十力和蒙古族的梁漱溟，合称为“现代三圣”）认为六艺是国学。六艺指的是诗、书、礼、易、乐、春秋。春秋指的是历史。这六个内容，现代通常指六经。后来人所说的六艺，通常指的是武士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有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乐是尧舜时期就开始流传的音乐，可谓千年金曲。



另外，孔子在《礼记》中提到六君子，指的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六君子是学而知之，而尧舜是生而知之，东周时期的霸者是困而知之。



吴天明教授说，对六艺加以总结的，齐国有晏子，鲁国有孔子，郑国有子产，楚国有子西。孔子将六艺总结为仁学和礼学。



吴天明教授认为，仁学的基础是土地公有制，即井田制，井田制中的耕种公田，相当于人力税。而仁学包括德治、礼治、政治、法治。礼学讲的是政治秩序，讲的是各个阶层的政治角色是个什么样子。



吴天明教授指出，古代虽然讲礼学，但是公务都是透明的。周公召三百诸侯，这些诸侯其实都是亲属，都是伯父、叔父、舅父等等，开会的地方称为明堂，其实是祖庙加朝廷，宗族活动与政治活动都在一个建筑里面。明堂是一个没有围墙的棚子，会议都是公开进行的，没有桌子下的交易。而且，百姓可以旁听，如同美国国会开会，民众可以随便进入国会旁听。在中国古代周初时期，民众不仅可以旁听，而且明堂旁边还有谤木，也就是现在的华表，百姓听了之后，有意见，还可以在谤木上发表意见。这是古代的礼学的内容之一。做不到这一点，也就谈不上礼，谈不上懂礼貌。



仁学中的德治，成本最低，所以孔子反复要求提倡教育，这即是德治。而仁学中的礼治，即习惯法、惯例法，有一定的强制性，可以给人无形的压力，因为这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婚姻与社会交际。而仁学中的政治，指的是行政法规、经济处罚。仁学中的法治，是指从轻微的体罚到严重的灭九族。



总之，六代之学中的六艺（也就是六经），也就是经学，讲的就是这个礼学与仁学。经学是原点中的原点，是中国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人。



吴天明教授指出，孔子的语录有三类，一是五帝德，是长篇语录，也是较长篇的对话，是在礼记中。二是宗教语录，也在礼记之中，这个内容没有被被编到《论语》中，三是零星政治语录，是在《论语》中。《论语》的句子比较短小，是用于普及推广的本子。而孔子对于重大的、严密的政治、历史、理论问题，是长篇，是在礼记中，这些都被二千年来的大学者们忽略了，他们只读《论语》短篇，不读《礼记》长篇。《礼记》中的祭祖，讲天人关系，本质上都是“祖先保佑子孙、子孙供养祖先”因为祖先去世，失去了劳动能力，需要子孙供养。



古代贵族子弟，8岁用五经识字，是家学，15岁背诵五经，是乡学（古代，诸侯国都称为乡，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与高中，读过乡学的，就可以做官了），22岁，通过考试到国学（也称国子监，太学），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党校，这就是国学。古代的小学是文字学，大学是讲义理与理论的，即国学。而不是研究如何种地如何造茶叶的。六艺（也就是六经），是准备做官的人读的，不是全民学国学。这是仁学方面。



关于礼学方面，吴天明教授说，礼与仪是两回事，学古代“仪”式，于政治学方面，并无用处，所以说，汉服并非国学，而只要学到仁学礼学，即使穿牛仔裤，那也是国学的学者。这就说明了“国学是什么的”的问题，国学是政治学。所以，佛教不是国学，明清小说不是国学。国学是贵族的学问，是华夏君子的道德学问，是培养官员的教材。君子也就是贵族弟子，当今社会中的中层以上的人，没有衣食之忧的人，没有找夫家找老婆而发愁的人，不是为衣食奔波的人, 能考虑到个人发展的人，都可以称为君子。



吴天明教授再次强调，国学（主要是仁学）的基础是公有制，尤其是指土地公有制，即西周时期的井田制，西周时期是计划经济，民众的产品由官府包销。而从春秋时期至今，是市场经济。吴天明教授认为，包括汉字的“禄”字，古代的禄，指为祭祀之权，其中就包含着祭祀仪式之后用过了的祭品的分配权，也就是经济大权，相当于政教合一，因为在经济领域里面，最重要的自然是劳动成果的分配权。古人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孙中山黄兴接受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的概念与“国学”概念，有救亡之意，也是希望有救亡之用，这就是说明了“国学是干什么的”。



吴天明教授认为，国学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学，就是为了产生出为“治国平天下”这一目的而奋斗终身的思想而存在的学问，就是取得在“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永不衰竭的精神力量的学问，就是从中得到生生不息的源动力的学问。吴天明教授认为，这才叫做讲道德，这就是国学的功用，这就是“国学要干什么”，这是从尧到唐朝时期中国人所讲的道德，指的是公德，而不是私德。到了宋朝，尤其是从朱熹开始，直到今天，道德指的私德，指的是洁身自好，这种风气引出了很多伪君子与假道德，从而带坏了社会坏风气。可见中国的伤风败俗，从朱熹的南宋开始，扭曲了国学，扭曲了孔学。



在讲述了国学是什么与国学干什么之余，吴天明教授还顺便讲述了其它一些历史知识。比如，《大戴礼记》中表明，中国的成熟历法在四千年前出现。对于季节，夏朝只分夏冬两季，商朝只分春秋两季，周朝才分为春夏秋冬。



吴天明教授说，学习《论语》，比较好的本子，一是章太炎的弟子杨伯峻写的《论语译注》，但这仅仅是字面上的诠释，二是吴天明写的《论语本意》，从理论上解释《论语》的思想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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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吴天明教授莅临长春观 与湖北吴氏宗亲畅谈吴文化


应武大楚商学院的邀请，武汉大学吴天明教授于11月28日在深圳武汉大学产学研大楼举办一场主题为《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的讲座。在讲座中，吴天明教授指出，国学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是让学习者从中取得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终身的永不衰竭的精神力量，国学是为这种精神提供生生不息的源动力。



吴天明教授在深圳讲学的第二天，就从深圳回到武汉。12月7日下午，应湖北省吴氏宗亲总会会长吴合林、副会长吴承想、吴娟，吴继胜的邀请，吴天明教授来到长春观座谈交流。长春观位于武昌，距离楚望台约两公里，距离蛇山武昌起义军炮台约一公里。



楚望台原为军火库，是辛亥革命的标志之一。位于武昌蛇山的长春观，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场所之一，得名于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之一丘处机的道号“长春子”。当年，认为“金朝有不仁之恶、南宋有失政之罪”的丘处机在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觐见到了成吉思汗，丘处机告诉成吉思汗：“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并以道家原理，让成吉思汗明白，天道恶杀，珍惜别人的生命就是延长自己的生命。事后，丘处机作诗一首，以为纪念：吴越楼台歌吹满，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丘处机随从门人写下《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后，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停止了每次破城之后的屠城之举，让更多的人得以死里逃生。



当年武昌起义之时，吴兆麟在楚望台参加起义队伍，成为起义军的领袖，为了争取四万万同胞的人格，为了民主宪政，而率军攻入湖广总督府，为推翻满清王朝做出了卓越贡献，体现了爱国爱民的伟大精神。



现在，吴天明教授在长春观为湖北省吴氏宗亲总会指明了工作方向，吴天明教授要求全国吴氏宗亲高举“祖国复兴”这面伟大旗帜，以爱国主义为主题。



众所周知，吴姓的来源是吴人以吴国之名为姓，这本身就体现了吴人的爱国精神，可见，爱国精神是吴人的一贯传统，以吴为姓就是坚不可摧的铁证。



吴天明教授从历史学的角度，将中国姓氏文化、姓氏渊源、宗亲组织的目的，做了详细的讲解。宗亲组织不仅是扶危济困，不忘祖先，而且要为国家民族承担责任，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姓氏、人口多，更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更要反对封建主义对国家民族的侵蚀。


吴天明教授阐述了泰伯言行，泰伯事迹。对于建设泰伯书院，吴天明教授表示要因地制宜。要以爱国主义为主题，让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找到血脉的根，找到文化的根，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为此，虽然国家不给经费，但宗亲会到处化缘也要做到这一点，从而为中华民族振兴做出贡献。




吴合林会长对吴天明教授的百忙之中的到来表示感谢，吴合林会长向吴天明教授赠送了由长春观方丈吴诚真著作并亲笔签名的两本书。



座谈结束后，会长吴合林，副会长吴承想、吴娟拜访了吴诚真方丈，吴诚真方丈为湖北吴氏宗亲亲笔签名并赠送了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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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商国际参加吴天明教授《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讲座

2020年11月28日，星期六，武大楚商学院在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武汉大学产学研基地举办一场主题为《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的讲座，主讲人是出生于湖北汉川的武汉大学教授吴天明先生。楚商国际的杨智民会长、刘平秘书长、廖起蜀先生、李刚先生、陈定勇先生、王方女士、陈志勇先生、程学强先生、吴鸣镝先生、唐玉芳女士、易生飞先生、金振朝先生、周荣娇女士、袁志峰先生、陈新贵先生、杨金水先生、丁旋女士、丁国新先生、陈友胜先生、王亚娟女士等参加了这次讲座。


武大楚商学院于2013年成立于广东深圳，以传播楚商文化、弘扬楚商精神、培育楚商精英为己任，为楚商走向世界奠定坚实的基础。


鉴于疫情的影响与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企业今后几年将会遇到一个又一个挑战。对于这样的局面，学习成长是企业家唯一的出路，为此，武大楚商学院推出《2020后疫时代企业创新发展实点系列课程》，面向成长型企业创始人和企业管理人员，利用每个月的一个周末，由名师专家授课，集中学习一次，开拓企业家的视野，帮助企业共度难关。学期为12个月，每月一个热门课题，完成12次课程学习后，将获得武大楚商学院毕业证书及武汉大学广东研究院颁发的结业证，红章钢印，注册信息在武汉大学官网可查，成为武汉大学校友，也成为易中天与雷军的校友，享受武大校友的政商人脉资源。


本次讲座是这一系列月度课程的“楚商班”开讲课程。前来学习的楚商精英们，济济一堂，聆听吴天明教授讲课。吴天明教授被称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教授讲课，的确不同凡响，他不会照本宣科，而是对教科书和社会上一些流行的观点持不同见解，提出新颖的看法，让人耳目一新，给人以启发，打开思路，拓展了思维。一天的课程下来，让大家受益非浅。



在本次讲座中，吴天明教授一是讲解了国学是什么，二是讲解了国学干什么。

  

吴天明教授指出，国学并不是社会上所说的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儒释道等文献，而是古代贵族子弟要学习的学问，其中主要的是孔学，吴天明教授提出独到的见解，认为孔学的理论体系并非一条线，而是有两条线，一是仁学，二是礼学。



吴天明教授还介绍，古代的国学教育机构，比如太学院、国子监等，如同现在的中央党校，是培养官员的地方。国学是用于这些地方教学的教材。这就是“国学干什么”的问题。


在详细讲解了国学的基本内容与由来起源之后，吴天明教授强调，国学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是让学习者从中取得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终身的永不衰竭的精神力量，国学是为这种精神提供生生不息的源动力，



听了吴天明教授的讲座，让人感觉到，人的无知，并非读书读少了，而是读书读错了，有些书上的错误观点，往往误导人们几十年，甚至误导人们上千年。要摆脱无知的状态，重要的是读到好书，从而指点迷津，看穿历史的迷雾。吴天明教授的讲课，不仅深入浅出，而且风趣幽默，时而让人陷入沉思，时而让人捧腹大笑，让大家在学习到很多历史知识之余，懂得了很多治理国家与管理企业的道理。



在讲座的最后，是互动环节，吴天明教授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并鼓励大家，政治的内核是经济，企业家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与前途，企业家要肩负起社会的责任与历史的使命。



吴天明教授的著作 《论语的本意》


据介绍，武汉大学楚商学院在这一系列的课程中，将系统地推出有关企业文化、营销实操、股权激励、5G时代、区块链、金融模式、口才训练、谈判技巧、周易风水等课题，让学习者得到系统的提升。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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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回先秦重读元典——武大文学院吴天明教授这20年



　　武汉大学文学院吴天明教授所开的文学类公选课程，不仅深受文科学生喜欢，而且会令众多理工科学生抢个“头破血流”。



　　吴天明早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时期研究唐代诗歌、古代神话、习俗伦理。中年之后不断溯源而上，直到遇到孔孟，遂投身研究先秦文学，至今已20余年。说到研究方向的改变，他形象地用抽烟作比：“我一开始抽卷烟，但后来抽了旱烟之后，就不想抽卷烟了，觉得卷烟一点味道都没有。”吴教授认为先秦文学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拥有极为深厚的内涵，而要研究中国现阶段的许多问题，也离不开先秦文学思想。



　　矫正常识的任务



　　在吴天明看来，自己这20年所做的工作就是“让常识回归”——“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我们所推之为常识的东西，其实很多是错误的，以讹传讹地传了几千年。研究者如果不回归元典，只是相互借鉴抄袭的话，是十分可怕的。”



　　在先秦文学中，孔孟之道最受世人重视，被人们误读的地方也最多。



　　吴天明举例说，最近一百年，很多人研究孔孟之道时，认为孔子所说的“人”、“民”中的“人”指贵族，“民”指奴隶。但我们把先秦文献当做一个整体研究就会发现，“民”不是奴隶，而是指平民百姓。同时，孔子的“人”指上等人。但其中有两个阶层比较特殊，一个是“士”，一个是“小人”。“士”即指读书人，孔子经常教育学生读书学习，其中品德高尚的士就升到君子一层，即所谓的志士仁人;而不讲仁义道德，没有学问的，就被分到“民”(小人)的行列了，所以“士”是包含两个阶层的。而“小人”论经济、社会、阶级、政治地位等要分到“民”中去，孔子经常说“使民”，又常说“使小人”，都是“民”;又比如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其中的“小人”很明显也是指“民”的。那既然已经有了“民、众”等说法，为什么又要单独提“小人”这个说法呢?吴天明认为孔子所说的“小人”是由贵族平民化而来的——或因繁衍过度，或因犯罪。而“民”在春秋时代毫无疑问只是平民而不是奴隶，《尚书》里面说，周文王就说要富民，那么“民”一定不是奴隶了。“民”在殷商时代应该是奴隶的意思，但到了周，特别是春秋之时，就不再指奴隶了。



　　以经解经的方法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说法。但在吴天明看来，这种方法极易受释者主观意愿的影响，无疑是有问题的。他认为，学者在研究、解释经典时，最好要把自己隐去，把自己的意愿放在一边，尽量用经典去还原经典，做到“以经解经”。



　　吴天明还是以手中的一支烟为例：“你说这个粉笔怎么好怎么好，但夸了半天却才发现，它哪是什么粉笔，而是根烟。如果连本质问题都搞不清楚，还说什么研究。”所以研究时一定要回归元典。如《论语》中“晏平仲(晏婴)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一句，人们普遍理解的意思是“晏子擅长与人交往,时间久了,大家都很敬重他。”其实这句话还有一层隐含的意思。要知道，晏婴是一个侏儒，身长只有六尺(相当于今天的一米多一点点)，看上去和孩子一样。因此人们在交往之后尊敬晏子还可以引申为：人的天性是以貌取人，而只有时间久了，才会显示出你的德行，像晏婴这种人才会得到赏识。如果研究时只是单纯地用“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方法，是不能理解这层含义的。



　　在日常课程中，吴天明也很注重文献的教学。而且他主张直接讲文献，反对大篇讲概论。他认为，讲概论学生会出现所谓的“一讲就懂，一放就忘”的假理解现象。而只有从文献入手，让学生得以真正理解，才会有效果。



　　承上启下的思想



　　吴天明认为，孔子的思想大多是集夏商周的思想所成，如“巧言令色鲜矣仁”“克己复礼为仁”等为《尚书》中的观点，而非孔子的独创。孟子则是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更是集三代之大成。但世人多熟悉《论语》，推崇“万世师表”孔子，却对孟子重视不够——直到中唐韩愈柳宗元时期才开始推崇孟子、把他封圣;到了南宋时，朱熹才把《孟子》一书列入四书之内，将其作为经典。孔孟地位的差距是与其思想的差别息息相关的。



　　孔子虽讲君臣父子关系，但只讲半边道理，只要求臣要像臣，却不要求君要像君，所以他受到后世统治者的赏识。而在孟子看来，当统治者昏庸无道时，臣子是可以反对君主、甚至杀掉昏君的。此外，孟子虽然也提君臣父子关系，但是他讲的关系是相互的。黄宗羲在《原君》中就对孟子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孟子帮人们解脱了桎梏。在孟子看来，评判一个君主，首先要看其是否对天下苍生有利，如果无益于天下，就不算是君，无论怎么处理自然都是可以的。



　　吴天明认为其实孟子真正重要的思想，还是前文所提的有关“民”和“人”的思想。孔子始终是对上层人的仁政，并没有以民众为本，而孟子是关注所有百姓的，是真正关注民众的。



　　后记



　　吴天明回忆自己很早就评上了正教授，但在评上之后就很少写文章，代课也不多，而是开始老老实实地埋头读书做学问。他认为研究学问不可操之过急，要有深入的过程才可能会有收获。吴天明说自己研究孔孟之道就是要想把中华文化的源头搞清楚。二十余年来，研究越深，就越是发现传统经典不是陈芝麻烂谷子，中华文化的源头是生机勃勃的，而且文化的发展过程是有规律可寻的，好的东西几千年几万年过后，也还是可以留下的。但这一切，只有先还原中国文化的本来面貌，才能进一步进行之后的研究。最近，吴天明开始整理多年来的读书笔记，想把数十年来追根溯源的收获，整理出来留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