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 与 汪精卫 周恩来 蒋介石

青龙

吴国桢，出生于湖北省恩施建始县红岩寺镇凉水埠村，3岁启蒙于凉水埠吴家祠堂（现为凉水埠小学），5岁随父亲吴经明（清朝举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比蒋介石高两届，国民政府陆军中将）在北京读书，先考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窗并结拜为兄弟，后入清华与闻一多、罗隆基（新中国首任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创始人之一）、张道藩（国民党CC系人物、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号称“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家”）等人同学。17岁留学美国格林内耳大学，23岁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吴国桢留美归国后供职于外交部。因外派汉口整治税务出色，担任了汉口土地局长、湖北省财政厅长等职。后因得到蒋介石赏识，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29岁以湖北省政府委员身份兼汉口市市长。抗战时期，任陪都重庆市长。



1943年11月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代理部务随蒋介石参加了著名的开罗会议。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去台后又官拜“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他曾是1949年1月毛泽东宣布通缉的15名主要战犯中的第10名，与宋美龄、宋子文、陈诚等人关系密切。



1951年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去世前曾说“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吴国桢组织好后方撤退后，顺道回到了凉水埠老家，然后从巴东到宜昌坐轮船赶赴重庆。在重庆吴国桢谒见了蒋介石。当日中午，吴又接到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约见。吴在南京、汉口曾与汪见面多次，但从未深谈。当时有一个说法：“国民党三要人，你若是去见他们，各自表现不同。见蒋介石是他不讲你讲；见汪精卫是他讲你不讲；见胡汉民是他讲你也讲。”



吴国桢每次见汪时，的确是汪精卫讲话比吴多得多。这时吴国桢接到汪精卫召见的电话后心想，现在是抗日困难时期，汪精卫对于抗战总是信心不足，常常发出议和的主张，受到国民党内部大多数人的反对。这次去见他，态度不能像往常一样，尽管他是副总裁。



　　汪吴一见面，汪精卫就询问吴国桢对抗战有什么看法，中国是否能战胜日本？吴国桢说，我一直在做地方官，对于国际形势知之甚少，对于敌我力量，没有作详细分析。但是，此次从武汉撤退的情况以及回到家乡的所见所闻，敌人绝对不会胜利，只会失败。



汪精卫一听吴国桢这话，面现异色，反问：“你的观察是什么？”



吴国桢当即花十多分钟阐述了自己的抗日主张，汪精卫只是全神贯注的听，说话极少，这出乎吴的意料。



吴国桢是从两个方面分析抗战形势的。



一是中国西部山脉和鄂西山势，自湘桂起到陕北止，延绵不断，地势地形有利于中国抗日。吴谈起回到家乡和祖父讨论如何守险，防止敌人入侵的事。当时吴国桢的祖父叫吴国桢的叔父把吴国桢带到由宜昌到建始的大路上去观看。吴国桢的家门前就是一条通往宜昌的古栈道，往下看，道路旋转而下，到了山脚后又旋转而上，喊对面的人，一叫就应，还可以互相通话，可要走到一起面对面，整整需要一天。吴国桢的叔父说，祖父要你看这些山路，就是要你明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道理，日本人就是有坦克、飞机又有什么用呢？随地都是山洞，到处都有躲藏的地方，山如此之大，路如此之窄，日本人来了岂不是自寻死路，他们能侵吞这么大个中国吗？



二是人心士气正旺，民族空前团结，抗日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人和。吴国桢说他虽不是军人，但看到的战事很多，尽管国家地丢了不少，战事也败了不少，但是我方的实力，并未受到重大损失，而且投敌的人并非是知名人士，尽是些目光短浅，不堪一击的蠢才。吴国桢叙述他在回建始的途中看见人民扶老携幼，奔向后方，青年们个个义愤填膺，认为只有抗战才有前途，这是自北伐以来国家从未有过的人和。



吴国桢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我已有二，胜利当然不成问题。最坏也只不过多打几年，等到天时变化，即国际形势变到对我们有利胜利就会到来。



吴国桢讲完话后，还以为汪精卫和他平时一样将会发表长篇大论，哪知这次汪精卫却一言不发，好似另有所思，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还不说话，吴国桢就起身告辞了。吴国桢随后偕夫人黄氏前往越南作了一次旅行。



1914年，11岁的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比周恩来低一级。周恩来是南开中学的活跃分子，在学校里经常有惊人之举。1915年，周恩来出了一个灯谜，得罪了搞田径赛的同学，周恩来就到他们的宿舍，当面道歉。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当时是学校小有名气的田径运动员，周恩来来道歉时，吴国桢恰巧在哥哥的宿舍玩，两人自此结识。

几天后，周恩来路上遇见吴国桢，两人热情地寒暄起来。周恩来是个细心的人，想起那天自己道歉时，吴国桢正在一边写什么，便问起这事。吴国桢回答说：“我在写日记。”周恩来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以后，周恩来便经常借阅吴国桢的日记，还在自己办的学生会会刊上将其摘要编出。吴国桢开始在南开校园里小有名气，写作能力也有极大的提高，后来他甚至被人推崇为“天下第一刀笔”。

在周恩来与吴国桢交往的同时，吴国桢的另一位同学李福景也经常与他们在一起，三人很快成为南开校园的“三剑客”。有一次，南开要举办演讲比赛，周恩来报名参加，还动员吴国桢、李福景一道报名。吴、李两人那时还没有见过演讲什么样，表示要先看看再说，结果只有周恩来一人上场。吴国桢后来回忆说：“年轻的周恩来眉目清秀，说话声音略尖，演讲时出口成章，结果得的是第五名。”

三人对演话剧也产生了兴趣，但吴国桢上不了台，因为吴国桢自小爱笑，一笑就一发不可收，哪怕拼命掐自己手心也无济于事，当他看到周恩来和李福景的扮相后总是忍俊不禁，所以无法登台。

周、吴、李三人经常同来同往，日子一久，彼此都产生了倾慕之心。周恩来提议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吴同桢首先赞成，李福景也点头应允。正当周恩来考虑选择一种庄重的仪式来结拜时，李福景说只要感情真，结义倒不必。如果结义，彼此就要以大哥、二哥、三弟相称，这样太露痕迹，反而不好。周恩来只好和吴国桢先结拜再说。

这期间，周恩来曾到吴国桢在北京的家，并拉他到照相馆照相。当时，周恩来身着薄长衫，吴国桢也想这样穿戴，但吴国桢的母亲没有同意，硬叫他穿学校的童子军制服。当时周恩来坐在长靠椅上，吴国桢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场面非常温馨。很可惜，后来吴国桢遗失了这张照片，还是几十年后吴国桢的女婿访问大陆，才有人将这张照片托他送到了吴国桢手上。民国人都称名而不用字，但他们却各自取了个“私字”，周恩来的叫“翔宇”，吴国桢的是“峙之”。这成了他们以后互相的称谓。

照相过后不久，三个好友就在南开分手。周恩来赴日本留学，吴国桢考入清华大学，李福景则赴英国学习工程专业。吴国桢1917年转入北京清华大学辛酉级留美预备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也参加了清华学生的游行以及后来的校园驱逐校长的抗议活动。

在清华时，吴国桢曾收到过周恩来的信，说他打算去法国学习。临行前，周恩来还专门到清华与吴国桢及南开的校友告别。令吴国桢佩服的是，尽管清华园中从南开来的学生特别多，但周恩来几乎同每个人都很熟。1921年，吴国桢赴美留学。留美5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归国后加入国民党。

1938年了。此时，吴国桢已是国民党汉口市市长，周恩来则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那天周恩来突然到吴国桢市长官邸拜访，不巧吴不在，周恩来只好留下一张名片。吴国桢下班回家，夫人黄卓群说：“你的共产党的好朋友今天来看你了。”吴国桢惊讶地问：“谁呀?”“周恩来。”吴国桢一听，喜出望外，拿过名片当即就去了八路军办事处驻地。吴国桢刚刚坐下，周恩来就喊着“峙之”迎了出来。吴国桢紧握着周恩来伸出的双手，回叫“翔宇兄”。

自1920年的清华一别，已经过去了18个春秋，两兄弟久久地相视无语。

吴国桢比周恩来小5岁，所以每次吴国桢都是让周恩来先说话。这次也是这样，吴国桢等周恩来先开口，可周恩来只是仔细看着吴国桢，看了又看，一直一言不发，这使吴国桢很不安。隔了好大一会儿，周恩来仍然不讲话。吴国桢想，也许换一种方式见面更好，于是提议说：“我们18年没见面了，我想请你定一下时间，到我家吃晚餐。不请外人，只请南开的同窗好友陪你。你说好吗?”时间定好后，吴国桢就告辞了。18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前后不超过15分钟，就这样客套完了。

吴国桢回家后，和夫人商量这一顿饭该怎么请。黄卓群犹豫着说：“汉口最好的厨子是银行公会的厨子，最贵的酒席是36元一桌的。我们就这样办，好吗?”没等吴国桢说话，她自己又摇头：“不好，不好。汉口平常酒席只16元，它却贵一倍多。他是共产党，共产党天天骂国民党人是贪官污吏，只图自己享受，不考虑人民大众的福利。我们请他，他如果问起这宴席是哪个地方叫的，这不是证明了共产党的话吗?就算周恩来相信你不贪污，但传到其他共产党人那里，他们相信吗?”夫妻两人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从简，就叫一桌16元的普通席。

宴请那天，到吴国桢家的都是南开同窗。他们对周恩来这位共产党著名人物有一种好奇心理，想先向吴国桢打听一下情况，不约而同都提前一刻钟到场了。可惜，他们不知道，吴国桢同周恩来的接触也只比他们多了15分钟，还没说上几句话。

好在周恩来很守时，彼此寒暄入席后，吴国桢以为旧日同窗可以自己向周恩来问话了，但大家都不知该怎么开口。直到互相敬酒的时候，气氛才渐渐融洽起来。大家也只谈学生时代的往事，重温20年前的生活。

晚宴结束后，大家觉得还没有尽兴，周恩来提议：“我想和主人商量一下，我住的地方请客吃饭不大方便，我想借主人这块地方请大家一次。主人什么都不用过问，酒席我来安排，日期则由大家决定。要紧的是原班人马，一个都不能少。”吴国桢和同学们很爽快地答应了。

很快第二次聚会的日期到了，吴国桢特地提早下班回家准备。刚进家门，夫人迎面就说：“糟了，我们上次叫席叫错了。”吴国桢不明所以：“怎么了?”“你知道周恩来今天叫的席是哪里的?他叫的是银行公会的。那里的大师傅已经来了，这席一定是36元一桌的了。”

由于是第二次见面，大家的拘束感没有了。入席后，有个叫段观海的南开同窗，当时任国民党外交部的秘书(后升任大使)，菜刚一上来，他就睁大了眼，甚至拿起筷子夹了块冷盘里的肉尝了尝，接着就叫起来：“这是汉口最好的酒席，一定是银行公会大师傅承办的，恩来，是不是?”周恩来笑容满面，点点头。

饭后，客人们一个个走了，只剩下周恩来和吴国桢。这时，两兄弟再不像以前那样生疏了，又开始促膝谈心。周恩来问：“峙之，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还算满意吧。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我也一样。”一席话谈出了两人的心声。虽“道不同”，但爱国之心是一致的，这也正是二人成为挚友的纽带所在。

两次宴请后，两人后来的来往更加密切。一则两人的感情基础确实很深厚，二则国共两党此时也处于第二次蜜月期。

汉口失守前的半个月，周恩来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吴国桢的家里吃晚餐。反正没有夫人的管束(当时吴国桢的夫人和子女都到昆明避难去了，邓颖超也不在武汉)，两人就天南海北地神侃，经常聊到深夜，不过对两党之间的事还是涉及不多。

在日本军紧逼武汉的时候，国民政府撤退的前一天。晚饭时周恩来又来了，还带来两瓶高级红葡萄酒。他笑着对吴国桢说：“今晚在汉口是最后一餐饭了。”吴国桢有点惊讶：“今晚，我做市长结束了，还值得庆祝吗?”周恩来大笑：“怎么，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吗?”吴国桢一愣，摸了一下后脑勺也笑了：“还是翔宇兄周到，今天农历九月初二，正是我的生日。”20年前，他们结拜兄弟前互相交换了一张生辰八字的帖子，不料周恩来还记得清清楚楚。

正因为是在汉口的最后一次晚餐，周恩来有些话不得不说了：“你知道，蒋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你将到哪里去?”“宜昌。”“坐车吗?”“是的，坐车。”“我们可以一起走吗?”周恩来的意思是要吴国桢跟着共产党走。吴国桢是个聪明人，哪会不明白周大哥话中深意。他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客气地告诉周恩来：“也许时间会很紧迫，我没法同你联系，还是各自安排最安全。”

周恩来明白，此刻就要吴国桢作出决断是很困难的，他临走时请求吴国桢再考虑一下。半夜，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周恩来又打电话给吴国桢：“你现在走吗?”“我还要等一会儿。”“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我还是原来的想法。”如果周恩来曾有过要将吴国桢招为共产党人的想法，应该是在此时打消的。他明白争取吴国桢过来已是件没有希望的事情了。

吴国桢此时政途正是青云直上之时。从政以来，他的才能逐渐被认可，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一颗照耀他几十年长盛不衰的“巨星”———宋美龄。“士为知己者死”，再说，吴国桢的政治信仰是追求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此时的两兄弟只能分道扬镳。

1939年，年仅36岁的吴国桢出任重庆市市长。周恩来也在重庆，担任中共驻渝代表团的团长，还是国民政府政治部的副部长。在重庆的时候，两人有时间会打打电话，聊聊天，每逢节日，互致问候。但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两人私底下再也没有见面。

抗战胜利后，吴国桢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到南京不久，周恩来就去拜访吴国桢，就国民党军队武力占领长春、抢占胜利果实的行为，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当然，吴国桢站在南京政府一边，会谈的结果只能不欢而散。

1946年，吴国桢改任上海市市长。在上海，周恩来夫妇拜访了吴国桢夫妇，但谈得不是很多。到这时，国共两党内战正酣，胜负未定，他们也没有心情谈天说地。后来在上海，周恩来还为公事见过几次吴国桢。上海解放前夕，吴国桢来到台湾，不久出任台湾省主席。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任第一任总理。从此两兄弟天各一方，在上世纪台海对峙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无缘再见。

吴国桢曾经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在与记者谈到蒋介石的时候，吴国桢说，蒋介石掌握了权力，他口头上对孙中山的理想说得很动听，但从未全心全意地将其付诸实践。国家统一了，但军政与训政继续着，从未认真努力地将政府带入最后阶段，即宪政阶段。自从1925年以后，差不多有13年没有开过国民党代表大会了，于是在1938年终于召开了一次，差不多所有的党代表都是蒋介石的人，他们开会并选蒋为国民党总裁。总裁的意思直译就是“一个人决定一切”。他不仅不必遵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还可否决其决议，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他拥有一个独裁者的绝对权力。

吴国桢说，我不认为蒋介石腐败。他有许多好品质，但却有一种支配他全部性格的品质，那就是他的保权欲。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向他提出过两个建议：其一是他应当出国走一走，到美国去并周游世界，看看民主究竟是怎么运作的。有一次，我们一起乘他的车，我告诉他说，按我的看法，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是乔治·华盛顿。他转向我说：“为什么？”我说在美国革命战争之后，华盛顿本可使自己成为终身总统，如果他愿意的话，甚至还可成为国王。但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后，不仅拒绝再次竞选，甚至发表告别演说，建议不准有人连任三届总统，这样就奠定了美国民主的基础。而且我说：“我真诚地希望阁下应成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他没有回答。

记者问：蒋介石的个人的洁是无可指责的，对吗？吴国桢回答：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我从不知道他有过个人腐败之事。说不对，因为处于他的地位，没有任何必要这么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只要给银行写张条子说：“给我300万美元”，钱就来了。

吴国桢曾给蒋介石写过一封信，信中说：“尽管我佩服你的精明，尊敬你的智慧，阁下惟一的弱点就是自私。”吴国桢说。蒋介石的弱点在于，他的思想受其喜欢的孙子兵法和战国策这两本书的影响太深。他自称是孔夫子的学生，常引用孔夫子的话，但我认为他的思想并未受到孔子的影响。他说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对此我十分怀疑，至少我知道在复活节的那个星期天，他策划了对我的谋杀，或者同意别人这么做。

记者问：你对此能肯定吗？

吴国桢说：发生了谋害我的事件后，对我最重要的事就是查清他是否知道此事，或者他是否表示过同意。我用三种方法来查，而这三种方法都使我确信他事先知道。对此，我至今仍然感到悲哀。

吴国祯与蒋家父子失和之后，于1953年离台赴美定居。1982年，吴国祯的女婿俞益元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有关方面送给俞益元一张60多年前周恩来与吴国祯就读南开时的合影小照，并托他交与吴国祯先生。俞益元返美后，立刻将此照亲手交给了他的岳父。吴国祯看了这张凝聚着暮云春树般少年情怀的照片之后，在照片背面信手写下一首情深意挚的四言短诗：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乃易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兄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后来吴国祯不仅托人将这张题写了小诗的照片传回大陆，而且还传到了周恩来遗孀邓颖超手里。邓颖超深知周恩来和吴国祯的友谊非同寻常，所以她通过有关人士出面邀请吴国祯夫妇回国观光。吴国祯欣然同意了这一盛情邀请，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还未等到吴国祯启程，年迈的他却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