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云梦吴厚信 评轰动一时的深圳蛇口风波

崇让堂

曾经闻名全国的曲啸（中宣部调研员、中国四大演讲家<彭清一、李燕杰、曲啸、刘吉>之一，1991年9月，在江苏南通作报告时突发大面积脑梗塞，导致瘫痪，2003年去世），1988年1月13日（丁卯年癸丑月丁卯日），在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区的一次与深圳青年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到，内地不少人向往深圳，其中不乏有识有志之士，但也有少数想到这里捞一把的“淘金者”。

在他发言之后，坐在会场门口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青年说：“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在这里做那些不着边际的宣传。你们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你们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两位男青年相继举手发言。坐在后面的一个长头发的男青年首先站起来挑衅;“我们久闻曲啸、李燕杰的大名，今天才算看到了你们的真面目。原来我以为曲啸受了那么多苦，一定很瘦，没想到你这么胖!(哄笑)你们几位闯荡江湖，四处游说，很会来点幽默，弄个噱头，你们的演讲技巧已经相当纯熟。但是我告诉你们，在蛇口这个地方，你们的那一套没有市场!”

另一位举手的男青年(经了解，他是招商局进出口贸易公司李云忠)站起来发表了长时间的即兴演讲，大意如下：“你们到这里来宣传，肯定没有市场!独资、合资企业里的工人没有人会听你们的。我们就是为了自己赚钱，什么理想、信念、为祖国作贡献，没有那回事。报纸上的宣传有几句真话?只有我们才了解深圳的真面目!你们要想了解深圳，你们就应该到四海（在深圳南山区南海大道与工业八路附近）、后海，去看看那里的工棚，看看住在没有水、没有电的工棚里的合同工，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这里是文化的沙漠，青年人十分空虚。你们说深圳的犯罪率在全国是最低的，可是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只要条件一具备，深圳的犯罪率肯定是全国最高的。曲啸老师说看见满街跑的都是日本汽车心里很难过，你难过什么嘛?自己没有本事造不出汽车，买日本的有什么不好?你们说蛇口只有七八年的历史就建设得这么好，和人家日本比比这算什么嘛!你们要想真了解特区，希望你们到这儿来住上一年半载，当个部门经理。我们判断你们几位，不是听你们的宣言，而是看你们的行动。我再奉劝你们一句，那一套政治宣传不要搬到蛇口来，在这里没有市场!”

坐在靠窗户那边的一个青年站起来说：“报上的那些宣传我们非常反感。说什么深圳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有什么中国特色?深圳的特色就是外国的特色!它的建筑，它的街道，它的城市构造，它的企业经营方式，完全和外国的一样。有中国特色就说有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就不要编造出一个中国特色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们谁能说得出来?”

一个穿蓝上衣敞着怀的青年站起来说：“我们这个地方说话还比较自由，顾虑还比较少，山高皇帝远嘛!我骂你们几句，也没有人会来管我，我的香港老板更不会炒我的鱿鱼。你们说想到深圳赚钱的人是淘金者。我们就是想赚钱。你们说要为祖国做贡献，我自己流血流汗赚的钱就该我自己享受，为什么要给别人!你们说深圳青年爱学习，有几个真爱学习的?图书馆有几个人能进去?有几个人能办图书证?图书馆里都是些什么书?计算机技术……都是过时的，有几本有用的书?我们今天来的都是层次比较高的，你们要想了解蛇口，就去找低层次的青年了解了解他们的想法吧!你们那些时髦的宣传在这儿一点用也没有!”

发表长篇演讲的李云忠又站起来说：“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可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从来不宣传。刚才有人说深圳没有丢单车的现象，这只是太表面的现象，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我为此感到愤懑。”

那个敞着怀的青年接着说：“你们应该说自己由衷的话，不要说那些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话。”

后来，李燕杰说：“说这次座谈会有点‘突然袭击’，我想并不过分。当时蛇口区请我们参观浮法玻璃厂，根本没有提要开什么座谈会。据说这会是蛇口团区委主持的。可是当天陪同我们参观的市团委书记一点也不知此事。直到吃了晚饭，说是请我们去坐坐，却看见‘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的海报。我想这至少是不礼貌的行为。我们几个为了不让青年人坐蜡，就进去了。”

然而蛇口培训中心副主任荆跃却说：“在座谈会前两天，我曾向燕杰老师提出过，到了蛇口后与青年见见面，他没有表示反对。”

蛇口区团委副书记谢鸿说：“其实类似这样争论起来的座谈会在蛇口是司空见惯的，比这更激烈的也有。就在这次座谈会后不久，温元凯来到这里搞了一次对话，那辩论的程度比这次厉害得多，可大家都习以为常。这里的青年思想活跃，敢想敢说，并不是要跟哪一位过不去。而三位老师的观念有些与蛇口人实在想不到一块，多提了几个问题是毫不奇怪的，没想到几位老师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事后大家都议论说，这几位老师可能是在内地总是听到掌声、欢呼声，不习惯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

2月1日，《蛇口通讯报》发表了一条使它名震全国的消息：《蛇口青年与曲啸李燕杰坦率对话——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羊城晚报》2月12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该报记者邹启明写的千字通讯：《“热门话题”和它的余波——记蛇口青年的一次座谈》。

3月28日魏海田写的《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指出了三位报告员的一个矛盾：一方面，时时称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甚至在讲演中还屡次反问别人：“为什么容纳不了别人呢?特别是别人一句话，一个什么事触犯了你个人利益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胸怀宽广一点?”另一方面，又在1月15日的“材料”中给蛇口青年扣上吓人的帽子。作者送给三位专家两句诗：“我为你举手加额，我为你扼腕叹息”。

在《蛇口青年的名片与答丢夫的手帕》中，牧惠抨击了教育专家曲啸在辩论中当场质问发言青年叫什么名字的威胁性手段。

牧惠说：“我很欣赏这位青年光明磊落的行动和在场青年给他鼓的掌。”“青年人……在权威面前无所畏缩，强烈要求平等对话的精神十分可贵。”牧惠文章指出，假如在过去，或者假如在内地的某处，这位被问到名字的青年大半是马上败下阵来，缩到人群中去，甚至逃之夭夭，并且为此而忐忑不安。果如此，这岂不是十分可悲?对比之下，我却不禁为三位青年教育家惋惜。我觉得，这一问，实际上是认输。它意味着，尽管这三位在座谈会开头时盛赞特区青年非常可爱……声明有什么问题可以敞开问，答得不对可以不同意，可是这一问却把这些好话全勾销了。在他们的脑子里，这些青年并不可爱，权威即使答得不对也不准有异议，于是才有这一手杀手铜。好在被问姓名的青年大方地递出了自己的名片。

吴厚信（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我大概是唯一以旁观者的身份参加会议的，为了保留素材，我还为座谈会录了音。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虽然观念上是两条路子，但仍属正常的讨论。最近我又听了一遍录音，仍不能得出是蛇口青年有意发难之类的结论。我以为，姑且不论辩论的是非曲直，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几位专家“富有诗意”的报告、演讲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场风波的实质，是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严峻的挑战。青年人不满足专家们我打你通式的说理，是正常现象。而专家们不习惯与青年对话，则是受了中国千百年来的“传道、授业、解惑”的灌输式的束缚。今天和历史大不相同了，科技的突飞猛进，知识、观念的急速变化，社会发展节奏大大加速，代际差别日趋明显，人的学识，尤其是青年人的创造力受到空前的重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师道尊严”受到平等意识、民主意识的挑战。传统的“传道”“解惑”的权威大大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对话和沟通。特区青年身处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有更多的观念上的变化，商品经济本身充满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使他们要求平等对话，是很自然的，用不着大惊小怪。相反，倒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进行适应这种形式的改造，努力更新观念，才能与青年沟通。如果自身的思想就不够解放，又硬要人家服，摆出教师爷的架式，听不得不同意见，最终只能“撞板”。李燕杰等同志过去对青年工作作过卓有成效的探索，对原有的思想教育有改进。正因为如此，发生在他们和青年之间的风波就更具典型意义。

吴厚信1942年12月生，湖北云梦人。著名画家、导演，编剧。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长期从事电影美术、导演、编剧及电影理论工作。现为国家一级编剧、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国家专家津贴享受者。


吴厚信1977年油画作品《周恩来最后的日子》参加文革后首届全国美展；

曾创作《吉鸿昌》、《丫丫》、《刑场上的婚礼》、《客从何来》、《赣水苍茫》、《无名岛》、《延河战火》、《刑场上的婚礼》等大量电影宣传画；

吉林出版社出版《四渡赤水》水粉组画；

巨型油画《杨靖宇》杨靖宇纪念馆馆藏；

油画《起爆》等五幅招商局博物馆馆藏；

编导《蛇口奏鸣曲》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

导演故事片《快乐岛奇遇》、《沧海雄风》获国家华表奖及首届工人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主要编剧作品：

电影《好孩子》、《红苹果》、《布拉格有张床》、《荔枝红了》等；

电视剧《鸦片战争演义》、《激情年代》、《大刀》、《家变》等；

2002年退休后，潜心作画；

2011年5月创作国画《大唐江山》并在唐山举办画展；

2011年9月在深圳举办《天行健--- 吴厚信画展》个人画展；

2011年11月在澳门举办纪念辛亥百年画展；

2013一2015年创作油画长卷《中国记忆与中国梦》、《血肉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