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国的一位外交部长曾经说: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 2012年5月4日,深圳传统文化研究会成立,吴奕新宗长担任首任会长,之后吴奕新宗长着手《中国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创作。吴奕新宗长遍览群书,并参考了85本有关书籍,从中取得相关资料。对于易经,以及中华本土的官绅文化(儒家文化)与进入中国的印度佛教文化,吴奕新宗长均用四十多页的篇幅做了阐述,并用近六十页的篇幅阐述了中华本土的民间文化(道教),还用近五十页的篇幅介绍了中国红色文化。吴奕新宗长从中提炼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并相信,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将引起世界共鸣,影响世界,造福人类。 近五十万字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一书在2018年4月出版,2018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中介绍,做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是来源于七千年前伏羲所画的八卦。 七千年前是新石器时代,此时人类发明火己经很久了(火是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发明的),人类已经不是在茹毛饮血的阶段,但这个时期还是母系社会,实行群婚制(对偶婚制是在母系社会末期出现的)。此时甲骨文还没有出现,但是,据传伏羲从龙马在黄河里面背出来的河图中得到启发,画出了具有阴爻与阳爻的八卦符号(三爻卦图),后人称之为先天八卦图。据称,阴爻阳爻之两爻(也就是两仪),是从太极而来,太极从无极而来。 由于那个时期没有文字,所以先天八卦图不能得到文字解释,其中的含义与奥秘失传了四千年(但是里面的奥秘应当是包括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不凌、不侮、和融、自信等人伦含义)。到了商朝末期,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己经很久了,人类的生产能力与伏羲所在的新石器时代的生产能力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个时候,周文王被商纣王关进了监狱牢房里,周文王愤怒之余,苦苦钻研,想到之前从洛水中的神龟的龟背上的纹路(洛书),从中得到了启发,发现了伏羲先天八卦图的奥秘,并将三爻卦重新排列,形成后天八卦图,而且将三爻卦垒叠而成六爻卦,从而将八卦扩展为六十四个卦象,并对这个六十四个卦象配上卦辞,从而形成《周易》,完成了文化的发展。 当然,在后天八卦形成、《周易》一书完成之后,虽然此时已经有文字可以记录,但是《周易》之中,仍然还有很多奥秘,至今人们也不能通过文字察其全貌。 吴奕新宗长介绍,《易经》让人们了解到世界之数,做到心中有数,以两爻识吉凶,以八卦定吉凶,从而以吉凶生大业。六十四卦是六十四个吉凶状态,三百八十四爻,每一爻都是太极点,吉凶分有上上、中上、中中、中下、下下等五个吉凶状态,人类掌握好这些吉凶信息,预测悔吝,避祸趋福,避凶趋吉,从而可以成就大业,改造世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尽管马王堆中出土的《易经》,与现在流行版的《易经》有所不同,如同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与现在流行版的《道德经》有所不同,但是,用易经占卜,体现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讲究客观,而不是讲“一切唯心造”的唯心论。这是人类的一个进步。 周文王发明《周易》之后,《周易》一直是周朝王室的秘笈,秘而不宣,王室之外的成员,以及统治阶级内部重要成员之外的人,不得阅读。但是一位来自民间的人士,能够阅读到周易,这位人士就是老子,老子由于博学多闻,从而担任了周王室国家档案馆的管理负责人,从而有条件精研《周易》,通达《周易》的奥秘。 吴奕新宗长在书中介绍老子创作的《道德经》以及孔子对《周易》的伟大贡献,这使人想到了周王室发生的一起史上有名的王子朝事件,这个事件导致老子《道德经》的产生,以及孔子对《周易》的贡献,这是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王子朝事件,史称王子朝之乱。周景王的嫡长子姬猛生性懦弱,而周景王的庶长子王子朝有勇有谋,有王者风范。周景王欲废王子猛而立王子朝为太子,但是大臣反对,周景王去世后,大臣立姬猛为王,王子朝发兵杀死姬猛,但最后夺位失败,周敬王继位,于是王子朝带着周朝王室文档馆中的大量典籍,包括记载上古三皇五帝、夏商等珍贵书籍的秘密典藏,逃到楚国。 老子看到这种情况,认为周德已衰,于是离开周王室,骑青牛西去,在函谷关令尹喜的要求下,写下了五千字的《道德经》,为中华传统文化留下了灿烂的篇章。 后来,吴国经过柏举之战,攻破楚国国都郢,楚国陷入动荡,周敬王派人到楚国刺杀了王子朝,王子朝所带来的大量周王室的秘密典籍,就渐渐流落到民间。从而,孔子得以阅读到《周易》。孔子得到《周易》之后,如获至宝,仔细研读,擅长语言文字的孔子为周易写下了《十冀》,将周易从占卜的书籍(占卜的过程,即在心明如镜及心平如镜之中,与宇宙同呼吸,以一个随机的行为,导致一个确切的结果,虽不可重复,但可以验证,做到了知变与通变),提升为哲学伦理的书籍,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周易》为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乾卦)与厚德载物(坤卦)的精神面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易经(包括易经卦辞中的只言片语)所显示的价值观,铸就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华民族的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的DNA。 王子朝之乱,即成就了《道德经》的出现,也成就了《周易》的丰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两件极为重要的大事。《道德经》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易经》讲“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六十四卦”(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卦、六十四卦定万事之吉凶)。 《易经》成为儒术之首、道家之基,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 道家主张无为而天人合一,易经主张人在主动做出合规律的有为之后,而天人合一,在天人合一之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正因为《易经》强调伦理,主张仁爱与柔和,所以,造就了中国人的和谐的精神氛围。在现代中国,一家三教(儒释道三教),一庙三神(儒释道三路大神),甚至加上基督教与天主教,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这在有的国家是做不到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和的精神的体现。 道家后来经过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主张个体完善的杨朱派,以及黄老派、老庄派、鬼谷子派等。(在中国,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帝王之师,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的将相之师)。 在西汉初年,汉武帝独尊儒术,《易经》成为六经之首。在东汉末年,《道德经》被应用到《太平青领书》与《老子想尔注》里面,前者导致了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后者导致形成五斗米教(五斗米约现在的70斤大米),最后形成道教正一派。《道德经》教义由此深入民间,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底层,在中国的土壤中牢牢地扎下根来,并与中国民间的医学、工匠、艺人、巫术相结合,产生持久的影响。 随着儒教的发展,儒家渐渐提出与《易经》不同的观点,比如孟子的“民贵君轻”论,董仲舒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等,直到宋朝的朱熹提出“灭人欲”,明朝王阳明提出“修人心”。 在书中,吴奕新宗长还介绍,中国的儒教传到欧洲之后,引发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潮与人本思想。西哲伏尔泰曾经鼓吹儒学,宣扬孔子的反对个人崇拜,以及宣扬孟子的反对专制,以此反对欧洲封建阶级的神权、反对君主政治。儒家文化在欧洲催生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博爱、无神论等思想与观念。 而道家不仅在技术层面,向欧洲输出了四大发明与二进制,在哲学层面,在欧洲也有广泛的影响。吴奕新宗长介绍,现在的欧洲,《道德经》在民间的普及程度,仅次于《圣经》。英国摇滚乐队还将《道德经第四十七章》改编成歌曲《the inner light》。 关于佛教,有报道介绍,一位尼伯尔学者主张,佛祖释迦牟尼是黄种的中国人,而不是白种的雅利安人,虽然如此,佛经是从梵文翻译成汉文的,之后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在佛教处于显教大乘的初期,中国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在洛阳白马寺,僧人们首先翻译了《四十二章经》。佛教在中国宣扬因果报应与轮回学说,强调布施,以断灭贪嗔痴,从而脱离轮回苦海。佛教的深刻智慧受到中国民众与士绅的欢迎,很快传播开来。 对于红色文化,虽然红色文化不同于儒教的仁和文化,不同于道教的不为不争文化,但是,吴奕新宗长介绍,红色文化具有战斗性和通俗性以及乐观性,从而可以动员群众在恶劣的环境中主动地行动起来,坚持到底,迎接转机。 最后,吴奕新宗长从在君主与宗法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中国传统的孔儒价值观,与后世各代大儒的价值观、道家与道教的价值观,以及中国民间的价值观(福禄寿),讲到十八大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再讲到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形成过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一书中,吴奕新宗长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对现代中国价值观的影响,指出中国的价值观必定受到世界人民的认同,从而中国价值观必将得到输出。吴奕新宗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一书,不仅可以让读者以较短的时间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全貌,书中独特的视角,还给读者带来各种启发,非常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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