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中心原副主任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 吴象逝世 享年10...

崇让堂

国研中心原副主任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 吴象逝世 享年100岁


著名“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专家、经济学家吴象2021年5月18日上午在北京逝世。吴象的子女在信息中说，“意料中的事还是来了，我们的父亲因综合性衰竭症，于今天上午11点57分离开了我们，享年100岁。”“他走时非常安详。”

吴象，安徽休宁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1948年奉调筹备山西日报，后任《山西日报》总编辑。在调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后，广泛调研，目睹部分农民不得温饱，甚至外出讨饭，他态度鲜明地支持家庭承包制。后来，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务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上，他参与制定了多项有关农村改革的政策。

1980年,中共中央就农业责任制问题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会上对如何看待包产到户发生激烈争论。1980年11月15日，吴象以《阳关道与独木桥》为题写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整版刊登。

会议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即1980年75号文件。文件的最大成果是对包产到户的性质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它“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75号文件发放到全国，对指导中国农村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后来也给吴象带来很高的荣誉。因这篇文章，吴象获得了1984年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

吴象，原名吴大智，1922年1月生，安徽休宁县商山乡商山村人，中共党员，1933年入安徽省立第二中学读书，1937年在南京安徽中学高中肄业。

吴象1938年秋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次年夏，吴象在晋东南敌后八路军野战部队做宣传教育工作，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抗大任教，1943年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

1945年后，吴象先后任新华通讯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编辑，《山西日报》总编辑。

“文化大革命”后，吴象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80年春调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室务委员，1982年起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后改任顾问。他曾受聘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顾问。

吴象曾担任万里的秘书，是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的著名农村经济学家和“三农”问题资深专家之一，先后出版了《阳光道与独木桥》《昔阳到凤阳》《中国农村改革实录》等著述，不遗余力地推进中国农村改革，为我国农村改革做出过有益的贡献。


为农村改革鼓与呼——儿女眼中的吴象


1922年1 月16日，爸爸出生在黄山脚下的安徽休宁商山村。他的爷爷也就是我们的曾祖父吴子鼎做过太原、包头的盐务局长，在村里有土地，在上海有商铺，曾经是清朝最后一任直隶总督陈䕫龙的高级幕僚，而他本人又善长书画，名字被收录于《中国历代画家名录》中。爸爸多次说过，他的爷爷把他的正房夫人——对爸爸最亲的他的亲奶奶遗弃在上海，自己在苏州另置花园洋房，丫环、管家、老妈子一应俱全。

爸爸的父亲、我们的爷爷吴梅士是一名银行职员。

爸爸上的高中是南京安徽模范中学，1937年，日军咄咄逼进，国难当头，这一年的冬天，15岁的爸爸问外祖父要了100块大洋，从安徽到了江西景德镇，进了国民党中央军校干部训练班。在那里的三个月中，他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陈均，在其介绍下，1938年夏天，爸爸与张鸿书、程历艰、锺琪结伴，经过几个月的辗转，来到洛川，成为一名抗大的学员。

2015年，爸爸的挚友、当年抗大同窗文迅伯伯的儿子文明给我们寄来一本十分珍贵的文迅的遗物：一个封皮有点破旧却仍可看出质地精良的牛皮笔记本。扉页上文迅写着＂购于晋东南故樟村，逊，1939.6.19.”。本子的第二页到第四页，是吴象送文迅上前线的临别赠言：“建筑在为真理而斗争之上的宇宙观，是你永恒的快乐。斗争是生命的意义，它之所以能成为生命的意义，是由于它能把你短促的生命过程变为永恒底宇宙的组成部分，予你以迸溅著力的快乐！然而小资产阶级的确又是动摇的，问题应该认识得这么彻底，不要为那些可悲的命运而苦恼，而要勇敢地打破密密的情感底调！经过几年艰苦的磨炼之后的坚持战士底岗位不是很容易的，革命职业家的荣誉也要辛苦的劳动来换取！勇敢的走去吧！但时刻要准备阶级致命伤的进袭。这样你才能真的勇敢起来！一直走到最后的一步！乱写几句给-----在生命征途中猛进着的伙伴文迅！你的同志吴象于敌人后方的山西。June.13.1939.”

这是1939年17岁的爸爸的亲笔字，特别是这三页纸上展现出的那嫰稚的、热烈的、勇敢的、恨不得每句话都是感叹号的口号式的理想是多么可贵，多么令人热血沸腾！

1939年4月，爸爸随抗大一分校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办学，在敌后根据地入党。不久，组织上追查他在国民党干训班三个月的经历，怀疑他在那里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停止党籍。在八路军129师385旅特务团当文化教员，驻扎在武乡八路军总部。一直找到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孔百川，他的党籍才得以恢复。

1944年，爸爸随抗大的队伍回到延安。1945年，爸爸成为新华社太行分社的记者，1946年春，参加创办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946年夏，成为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和《人民日报》派驻刘邓大军的随军记者。

1948年，爸爸随军来到太原前线，参加攻克太原的报道。太原解放后，他留在《山西日报》，从1953年起成为《山西日报》副总编辑，1961年12月任命为总编辑。直到1970年离开，他在山西日报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22年之久（真正工作17年，5年为“文革”挨整）。

1966年5月19日，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吃晚饭的时候，他忽然回到家里，对妈妈说，帮我收拾下东西，我今晚坐火车去北京。第二天一早，全国的报纸上就登出了翟向东、吴象、林青接管《北京日报》、由吴象任副总编辑的消息。但是，爸爸在《北京日报》并没有呆多久，就靠边站了。1967年6月，爸爸被山西造反派揪回太原，当天晚上就陪着山西最大的“走资派”王谦、王大任（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已被迫害致死）上了五一广场的批斗大会，坐了“喷气式飞机”，批斗完，没让回家，就直接被关进了“牛棚”。

上世纪70年代初，爸爸在中央学习班得到解放，受命筹建中共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被任命为主任，后又兼任省委副秘书长。后来，因为在大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得罪了王谦、陈永贵，在人们正为粉碎“四人帮”欢天喜气庆贺时，他却又一次挨整。直到1979年夏，在万里同志的提议下，爸爸奉中央组织部调令，到安徽担任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80年5月，爸爸随万里从安徽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室务委员并任万里同志秘书。1982年出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随后又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顾问及《万里文选》编辑组副组长。

爸爸的一生是坎坷的，但是，他又可以说是幸运的。他讲到他的经历时，常常感怀一生不曾虚度。特别是，他赶上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变革，有幸成为推动这一伟大变革中的一名“小小分子”（他自己的话）。年少时，他是一个早熟苦闷的富家子弟，后来却成为抗日队伍中的一名战士；年轻时，他是一个“小资”情调十足的文学青年，后来却成长为一个著名的报人；到盛年时，一个一个台阶上来，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晚年时，又逐渐演变成了一名资深的“三农”问题专家、农村改革专家、中国式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