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的“联苏容共”史 以及“孙吴合作”的失败

崇让堂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宣布废除帝俄同中国签订一切不平等条约，还表示愿意同中国和平相处，建议尽快建立两国外交关系。但此时皖系执掌的北京政府奉行亲西方政策及日本的阻挠，同时对苏俄新政权陌生原因，故未与苏俄接近。之后双方是冲突不断。

双方最早冲突由哈尔滨工会引发，该组织具有鲜明的苏维埃性质。俄国二月革命后至十月革命前后的几个月时间内，中东路处于俄国“三个政权并存”的时候。一是1917年2月，中东铁路俄侨得悉国内动荡局势后，便在该路沿线开始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3月立宪民主党人费阿尔科夫斯基当选为主席；二是士兵代表苏维埃，以柳京为首领，他本是孟什维克，当年7月退党，成立了俄共（布）哈尔滨市委；另外还有受俄国临时政府控制的社会组织委员会，由旧俄临时政府驻满洲的外交代表兼中东铁路督办霍尔瓦特主持。

俄共（布）哈尔滨市委得悉十月革命胜利后，迅速于11月12日在哈尔滨发表文告，要求他们支持新俄政府。12月12日哈尔滨苏维埃在《劳动声》杂志发表命令，称外交人民委员部已经把霍尔瓦特解职，该苏维埃已成为新政府在中东铁路唯一合法代表。霍尔瓦特不甘，急请中国政府（指北京政府，下同）派兵阻止中东路“赤化”。中国政府认为，哈尔滨工会代表苏维埃，一旦控制中东路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便命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迅调精练足用军队，前往镇压”。中国军队摧毁了哈尔滨工会，维护了国家主权，但给中苏关系蒙上了阴影。史料来源《中俄关系史料.中东铁路》（一），民国六至八年。

第二个冲突，是1919年7月苏俄政府发表的《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文件，北京政府竟直到1920年3月才收到，而且相继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表述成苏俄将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给中国，另一个却删除该表述。中国政府不知道依据哪一个去“尽快”同苏俄建立外交关系。便派人就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许诺探听虚实，从而无法就《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立即作出回应。结果，成了斯大林“把柄”，以中国政府没有“及时回应”，拒绝归还中东路主权。到1922年夏，俄共决定不再依据1919-1920年间对中国的宣言作出对华谈判的“指示”。斯大林还特别指示苏俄驻华特使全权代表A.A.越飞要将外蒙古与中国政府以平等地位，它必须参与中苏两国关于苏俄是否从外蒙古撤军问题的谈判。北京政府作为中国正式政府采取坚决抵制。史料来源《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

第三个冲突，1921年苏俄军队进入中国外蒙古追歼白卫军恩琴残部，苏军本答应军事行动完毕后立即撤军，可不仅没能撤出，还扶持起蒙古人民革命党，到1924年公然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得到俄共（布）中央委员会20万银卢布的资助。北京政府态度空前强硬，严令苏俄必须从外蒙古撤军，并请归还中东铁路主权。这给两国复交设置了新的障碍。


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直、奉联盟共同控制北京政府；直系军事首领吴佩孚因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实现南北统一；这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被国内革命人士称为“民主运动领袖”，有外国评论家甚至将他看做“民族救星”；这引起了准备开辟亚非“世界革命”的苏俄关注。

早在同年初，共产国际代表威廉斯基就从海参崴的中国革命者那里获悉吴佩孚支持五四运动、具有“反帝”倾向后，遂建议莫斯科对吴给予特别关注，这影响了苏俄政府和官方媒体对吴的认知。《消息报》刊文指出：“吴佩孚在中国诸事变中悬挂他的旗帜，显然，在其旗帜下的新内阁将走上有利于苏俄的方向。”

1920年6月，北京政府派遣3个外国代表前往海参崴会见人民外交委员会的威廉斯基。8月1日，在吴佩孚指示下新政府正式停止向苏俄政府支付庚子赔款中的俄国部分，不久，又拒绝承认在北京的苏俄外交部长。此时苏俄正积极联南方政府，但孙逸仙先生（以下简称孙先生）对各列强援助仍抱有很高幻想；再加上北京政府实力更强，故苏俄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联孙，另一方面又与北京政府进行复交谈判。据奉命前往洛阳与吴佩孚会晤的苏俄使馆武官格克尔在给越飞的报告中说，吴佩孚是反日的，希望能建立“俄中反日同盟”。在此背景下，伊尔库兹克当局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开始寻求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其联络对象就包括吴佩孚。

以此为背景，苏俄发出第二次对华照会，再度以废除旧约示好中国，并开始与北京政府展开实质性接触。同年10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地区组织派到中国的维经斯基与吴佩孚政府的政务处处长白坚武会晤，讨论中国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并介绍俄国的情况。与此同时，威廉斯基发表文章称赞吴，说直皖战争中“吴佩孚的胜利，不仅是革命的胜利，并且是中国社会接近阶级斗争时刻的胜利”，认为张斯麟代表团出使俄国反映了“吴佩孚亲俄的倾向”，对其控制下的新内阁与苏俄改善关系寄予极大希望。

1922年春夏，第二次直奉战争曹锟，吴佩孚直系战胜奉系，一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政权；吴佩孚的政治影响力如日中天。张作霖则丢掉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等头衔，败退出关，自封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积极联孙，段组建反直同盟。而曹，吴则宣布废督裁军，力倡南北和谈实现统一。这引发全国对政治改良的共鸣，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庞惠，李大钊等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倡议组织一个 “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政府。

1922年9月，在吴佩孚支持下，王宠惠，罗文幹，汤尔和组成政府，王宠惠为国务总理。阁员均为无党派人士，故有“好人政府之称”；值得注意的是其内阁中有不少亲孙的阁员，如内务总长孙丹林、司法总长徐谦，都曾是同盟会重要成员。孙丹林曾直言：“此次王内阁之旧店重张，何必拉一徐谦入阁？吾人即于此点可以窥见洛吴左右之空气，盖联孙论犹盛也。”这点破了吴佩孚与“好人内阁”的关系。这将南北和谈推上了台面。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莫斯科驻华使者认为应改变因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而陷于胶着的中苏关系。从这个角度考虑，要利用孙先生和国民党，“既然有可能出现孙中山当中华民国首脑的问题，所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可望作为一支积极力量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况且就中苏未来的联合而言，中国还存在开展大规模工作所需要的条件。”莫斯科遂产生了组建孙逸仙，吴佩孚联合政府的设想。很快俄苏使者们前往保定，洛阳联络吴佩孚，奔走游说，请孙吴二人组建联合政府，并抛出苏俄可向该政府提供经济上援助为条件。但前提是必须奉行亲俄政策。

为配合苏俄外交行动，莫斯科外交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均积极开展工作。苏俄外交人员A.E.霍德罗夫早在1922年5月16日即经李大钊介绍到保定同吴“作主义上之深谈”，大凡涉及中俄外交，国际关系，“政府改革前途”等，均是他们“沟通”的内容。

吴佩孚对待劳工运动的宽松政策也使莫斯科使者们充满期待。吴接受了李大钊通过了其政治处长白坚武提出“保护劳工”政策，允许共产党在吴的辖地组织和教育工人。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甚至把吴部驻地保定称为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还应吴佩孚邀请前去访问。6月27-28日在吴部逗留两天，印象最深刻的是直系部队良好的军容风纪，特别是吴表示愿以苏俄红军为榜样建军。他还得知中共已对吴做了许多工作，而吴也有意与俄国携手在远东“完成共同的任务”，遂向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报告说：“这是中国和苏俄军事，政治合作的起点。” 苏俄赴华使团A.K.巴意开斯团长也与吴佩孚的代表孙丹林接触，极力说服吴与孙联合，至少要避免双方的战争。就这样，莫斯科“内定”吴佩孚及其军队为国民党的“合作者”。

为表达诚意，吴佩孚主动致函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托洛茨基，表示愿与南方政府和谈。并向孙先生的代表承诺未来联合政府最高权利“如有所就，必以中山总其成”。很快，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A.A.越飞在8月12日到达中国伊始，便立即在马林配合下开始对北京和南方政府展开双管齐下的外交。

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函吴佩孚，称赞吴“思想深邃，精明睿智的哲学家”，“卓有经验，十分干练的政治家和天才的军事家”；并承诺苏俄在中国“不谋求任何帝国主义目的”，但立即从外蒙古撤军不符合两国利益，请吴运作苏俄同北京政府的谈判。越飞的军事顾问格克尔带着这封信立即前往吴佩孚处，他在吴营的见闻和感受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严整的军中秩序”。对于越飞信中所述之事，吴佩孚表示赞同：“孙中山当民国总统，吴本人—任军事部长兼总司令”。在外蒙古问题，吴称已准备一个师的精锐兵力，拟在1923年春出兵外蒙古。特别重要的是吴及其幕僚们均表示“亲俄”。

与此同时，8月22日越飞也致函孙先生，谨慎地试探孙先生对中苏关系各敏感问题的看法，并特别直率地称“北京政府推行的政策既不符合国民党的党纲，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越飞显然知道孙先生同张作霖联络的目的在于反吴佩孚，所以十分策略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孙吴联合，国民党的势力“定会大增”。8月23日，遥远的莫斯科也为南北和谈制造气氛；官方报刊不仅颂扬吴佩孚，而且把直奉战争说成革命者与反动派的决战，认为吴佩孚的胜利“不仅是革命的胜利，而且通过这次胜利，使中国已经接受阶级斗争胜利的时刻了”。

越飞本人通过李大钊等中共人员联络吴佩孚，还通过“蔡元培（自由主义者，我们的朋友……此时已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对学生做工作”，这种种的情况使越飞认为条件已经具备，便在9月15日正式向孙先生提出：请他与吴佩孚“共同建立中国的中央政府”。至于对待张作霖，越飞的“设计”也很巧妙：“为确保张作霖支持这个政府，宜恢复他的一切称谓，职务和头衔。”越飞认为“这样，中国也就统一了”。9月26日，格克尔带着这封信到上海会见孙先生。马林担任记录。谈判的内容是孙吴政府组成政府，反对张作霖。孙先生则提出请苏俄帮助其在中国新疆毗邻的苏境处建立军队。

面对吴佩孚“积极热情”，共产国际却操之过急，公然介入中国政治。1922年8月，吴佩孚为继续拉拢苏俄；将越飞“不喜欢”的颜惠庆内阁“搞掉”，推亲孙的王庞惠组阁。这年9月，顾维钧被任命为外交总长，越飞向一些亲俄的知识分子做工作，请他们把顾维钧赶“下台”；但这没有得到吴佩孚的支持，反而引起吴和直系的反感。

另一方面，越飞知道张作霖对直奉战争的失败不甘心，试图卷土重来，便希望孙吴政府“消灭”张作霖集团，保证苏俄在华权益。但矛盾的是，他又希望张“承认并支持”这个新政府，故先加以安抚。莫斯科的盘算是：“待吴部占领外蒙古，中东铁路形势平静下来，苏俄在中国东北，西北的势力就可高忱无忧”。

在这期间莫斯科使者们相继访问吴佩孚，得出良好印象，吴的支持中共和劳工运动，全部被神化成共产国际革命理论与实践的“胜利”。到1922年底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拉狄克发言把吴佩孚抬到最高：“革命的资产阶级力量实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共才“能够在华北的工人群众运动中站住脚”。

实际上，当时苏俄内部并未对孙，吴联合政府的经济援助达成一致。起初，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高层有过犹豫，但越飞从提高苏俄国际地位和共产国际促进世界革命的角度，特别是从加强苏俄与列强争夺中国的角度，呈请莫斯科答应给予这个政府以强有力的经济支持。越飞还明确提出，只有加强对华经济援助，苏俄才能真正起到世界革命堡垒的作用。

除了积极响应苏俄提出“孙，吴联合政府“计划外。吴佩孚还提出“无条件承认”苏俄的大合唱。从1922年开始，苏俄政权逐渐巩固，经济开始复苏，对外全力输出“世界革命”，国际地位得到提升。1924年春，英、意两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正式与苏俄谈判，开“无条件承认”苏俄的先例。受此影响，中共在国内发起“无条件承认”苏俄的运动，造成较大声势。

吴佩孚很快做出响应。中苏谈判开始后，王正廷曾赴洛阳会见吴佩孚，磋商对苏俄的基本立场。后来王在谈判中坚持将“承认”与“悬案”问题分别处理，不以“悬案”问题解决作为“承认”的前提，即与这次会见商定的原则有关。1924年3月15日，王正廷、加拉罕草签的中苏协议被内阁否定，北京政府撤销王谈判全权代表之职，令外交部接手后续谈判工作。为挽回局面，王正廷派专使前往洛阳，寻求吴佩孚支持。吴立即发出通电，催促政府在协议上签字，力挺王加协议“大体均尚妥适，不悖平等相互之精神”，要求政府当机立断，将王加协议“早日妥为缔定，以利国交而敦睦谊”。20日，吴佩孚再次发电催促签字，称“此事关系国信国权至巨，深望一力主持，仍本原旨，将协定即行签字，勿扰浮誉”。在中苏谈判过程中，吴佩孚共发出6份通电，批评政府，促其批准王加协定。不仅如此，吴还联络了齐燮元、张福来、刘镇华等地方大员纷纷发出通电，催促政府承认苏俄。可见当时吴佩孚在北京政府与苏俄建交态度上一度很坚决。

在中共问题上，吴佩孚为牵制东北奉张集团反攻，故为了“联苏“而实施“容共”政策，即容纳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共同推进北方的工人运动。时任中共临时支部书记包惠僧曾回忆：“1921年9月，马林会见孙中山，与孙讨论国共两党合作问题。后来马林回忆说，维经斯基主张联合吴佩孚发展中国的革命事业，马林主张联合孙中山搞国共联合战线，把中国共产党推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但共产党最初对国共联合战线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认为国民党大而无当，并无联合价值。相比之下，吴佩孚思想开明，具有实力，倒不妨尝试联合。“为此，李大钊专程到洛阳与吴佩孚见面，随后吴发出一个呼吁劳动立法以保护劳工的通电。白坚武还曾建议聘李大钊为顾问。吴在与李大钊达成的协议中，就承诺共产党可在直系控制范围内发展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学校，并提供武装保护。作为交换，中共表示将协助吴消除交通系（指梁士诒，曹汝霖为首的新旧交通系）在京汉铁路沿线的影响，并在战争期间帮助吴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

1922年5月直奉战争打响后，中共领导的铁路工人积极协助吴利用京汉铁路运送部队，武器给养。吴佩孚将印有自己肖像的奖章颁给铁路工人，而铁路工人也为佩戴这样的奖章深感自豪。可见吴佩孚与共产党的“合作”一度颇见成效；就连曾经坚决反对直系军阀的蔡和森，在吴实施“联俄”之后，改口称赞吴佩孚是“进步的军阀”，说他的言行“带有爱国和反抗强邻的色彩”。作为在苏俄、共产党与吴之间牵线搭桥的人，李大钊对吴更是赞誉有加，称“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其实政治手腕也很难说，究竟徐世昌的巧未必胜似吴佩孚的拙。”就连从不轻易褒扬他人的毛泽东，对吴也颇多赞词，在新民学会致吴的信中指出：吴的言行受到国人高度关注和肯定，“近则湘人，远则国人，其视线已尽集将军之一身”。但实际吴对中共势力扩张已感到恐慌，并成为日后“反赤“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伊尔库兹克的苏俄当局也把吴看作可在中国民族革命中领导工运的候选人。可见从一开始，吴佩孚与共产党的关系中就受到苏俄政府的影响。

与吴佩孚“热情“相比，国民党方面情况则复杂些。吴佩孚曾承诺新政府“如有所就，必以中山总其成”，相当有诚意。孙先生对“拥有重兵而操纵北京政府”的直系原没什么好感，特别是1922年2月，孙先生下令北伐。陈炯明不仅反对，而且秘密与吴佩孚联合反孙。最终引发了“六一六事件”，险些使南方政府覆灭，这令孙对吴佩孚更加痛恨；所以他积极组建孙—段—张三角反直联盟。但面对苏俄热情的“橄榄枝”，还有反直联盟的不确定性；孙先生也感到联吴的主张并非没有可取之处，若吴真心护法，则可兵不血刃平定北方；故在1922年6月6日发表《工兵计划宣言》，公开表示愿与吴“共同携手，以济时艰”。说白点，孙先生抱着谈谈试试看，两手政策应对；即一方面配合苏俄撮合，与吴佩孚进行南北和谈；另一方面又积极与张作霖，段祺瑞组建三角反直联盟。毕竟当时南方政府力量不足以平定北方，如真实现孙正吴负的政府格局，就即保证孙先生的领袖地位，又实现和平统一中国，况且还有苏俄的援助，何乐而不为。

但国民党内部相当冷静。孙先生收到马林带来的越飞8月22日的信后，于27日写了回信，孙先生在回信中称“张作霖是一个中国人……我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代理人……张作霖似乎不是依靠任何阶级，而全然依靠他的军队”。还说张作霖向他许诺，必要时他将站出来反对日本。至于外蒙问题，孙先生说：“我完全相信贵国政府的诚意。我接受莫斯科无意割裂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和）领土的保证。我同意，在重建的能同贵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政府在北京出现之前，苏联军队仍应驻扎在那里。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孙先生在信中还委婉地对苏俄政府寻求与北京政府建交的做法提出批评；企图继续拉拢苏俄，并阻止苏俄与北京政府关系升温。

9月，孙先生派遣张继到北京同吴佩孚和越飞联系。因越飞到来后，吴佩孚为孙，吴携手设定的前提是孙张分手，这遭到孙先生反对。孙告诉越飞，他有能力向张施加影响，所以劝越飞不要把张作霖“推向日本方向”，如果“苏俄过分仇视张”，则可能迫使张寻求日本在外交上的支持。

9月15日，越飞在复函中就孙先生不希望苏俄政府与北京政府谈判一事，作了解释：“我作为我国人民和政府的正式代表，不能不同中国官方政府打交道”。函中再次建议孙先生和吴佩孚合作建立中央政府，那么俄国“一定会给予这样的政府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但越飞反对孙先生与张作霖合作，因为苏俄同张作霖在东北有利益冲突，而且在他看来张作霖又是亲日派。（史料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年）载《越飞给孙逸仙的信》时间注1922年9月15日）。

不久，孙先生派张继“赴保定，洛阳，答曹吴”，以设法摸清吴“有否可能与之携手共谋统一中国和建立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政府一事”。张继奉孙先生之命北上同越飞，马林和吴佩孚直接协商。并通过马林和中共联络，配合越飞多方斡旋。马林得到的指示是：向孙中山说明孙，吴联合组成“这样的政府将不仅得俄国而且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建立这个政府，是我们目前对华政策中的第一要素”。紧接着，李大钊去洛阳访问吴佩孚。吴正致力于实施兵工政策：“早上五点前就全体出去操练到七点，然后再到附近的山上种树。”吴宣称：“如果孙文先生肯出任兵工会的会长，那么他自己愿意担任副会长，率领数十万士兵到大西北新疆，青海一带开荒种地”。然而孙先生对接触的结果并不理想，他认为“吴是一个很难与之打交道的人”，“难以同吴共事”。

李大钊在9月中旬到上海拜访孙先生。得知孙的真实意图：“逐步加强兵力于中央来实现全国统一”，同时孙认为“需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党”，所以他“目前正在改组国民党”。孙先生也不信任苏俄，担心苏俄会在新一轮直奉战争中援助吴佩孚打击张作霖，他还担心，一旦吴佩孚南下向孙开战，苏俄或许会站在吴佩孚一边。事实上，到是年11月，拟议孙吴政府已经出现不祥之兆。原来不仅孙不信任“直系中之吴子玉”，就是中共也担心吴佩孚“成为卖国贼领袖段祺瑞第二”。

1922年9月26日，越飞的代表格克尔在马林配同下在上海会见孙先生。席间孙先生提出对张，吴的看法。他认为吴佩孚是一个已经定型的人，“让他对新思想感兴趣是不容易的”，且依附于英美，而且不止一次地欺骗过中国人；而“土匪张作霖是个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料’”，他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个聪明人，不能认定他就是日本人的代理人。孙先生还表示会尽力说服张作霖改变对苏俄的态度。作为回应，格克尔承诺“苏俄承认他在中国领导地位并愿意支持他统一中国”。这明确了苏俄在孙，吴联合政府组建不成后，则只支持孙的态度。史料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年）载《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时间注1922年9月26日。

与此同时，苏俄与中共在刚刚创办的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发起争取承认苏俄的运动，宣传苏俄对外蒙古问题的主张，抨击北京政府关于苏俄撤军外蒙古的主张是为军阀统治“多添一块地盘”，以向北京政府施压。同时也向张作霖施压，以保障苏俄在中东路权益。《向导》周报还把孙，吴联合政府定性为：联合苏俄，建立中，德，俄经济同盟；依照苏俄方式开发中国大工业。

1922年8月22日越飞致孙中山信（敦促孙因张作霖在东北容留白卫军，使苏俄安全受威胁。故1922年10月25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的秘密会议通过对待在中东铁路地亩的策略性指令，内称拟利用边境的中俄居民和前游击队为兵源，派出三四名可靠的共产党员为骨干，组建一支俄中特别游击队，派往中国东北与白卫军作战，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可越入中国东北境入追击白匪。但不得深入中国内地，并应尽快撤出。孙先生担心苏俄会在新一轮直奉战争中倒下吴佩孚对付张作霖而出现张败吴胜的结局，尔后吴佩孚再利用苏俄援助对付南方政府。故是年11月2日和12月6日，分别写信给越飞和列宁。在致列宁函中，孙先生希望苏俄能通过自己并一同行动，这样一定可以“迫使张作霖在理智的范围内做到为保证苏维埃俄国的安全所需要的一切”。12月20日，孙先生再次写信给越飞，表达了对苏俄政府始终不放弃与北京政府建交的不满。

对苏俄武力占领中东铁路的意图，孙先生请列宁千万不可作出占领北满的举动，否则“中国人民定会将其视为旧俄帝国主义的继续”。孙先生明白，苏俄是因为“不信任张作霖”才有这样的打算；更担心转向支持吴佩孚，并威胁南方政府。他请列宁相信，“通过”与他合作，就能够“迫使张作霖为俄国安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他还告诉列宁，哪怕从苏俄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声誉考虑，也不能这样做，否则会授人以柄，使北京政府内敌视苏俄的人大做文章。

到1922年底，吴佩孚态度却突然“大反转”。他给北京政府发给一个电报，猛烈攻击俄国。吴的顾问通过李大钊转信给越飞，批评后者无诚意，耍手段，而且莫斯科对外蒙古问题的立场有悖其前期宣言。越飞认为吴佩孚已经参加了“反俄大合唱”，本拟在1923年春进军库仑却没有践言。种种情况显示，吴佩孚不可能再“亲俄”。此时越飞已经看出，孙，吴也不可能联合，莫斯科必须在孙，吴间选择一个为合作对象，这个人只可能是孙逸仙。

1923年2月，孙先生重返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就任大元帅。由于孙先生的再起和吴佩孚的拒绝组建南北联合政府，越飞开始由助吴联孙转向弃吴联孙。他坦言：“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做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3年1月4日举行的会议上，赞同越飞的观点，决定支持中国国民党，还决定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付资助国民党的费用，追加经费部分由外交人民委员部与越飞协调后向政治局提出。

就此，孙，吴联合化为泡影。1923年2月，吴佩孚下令屠杀京汉路罢工工人，破坏工会。彻底改变了他之前支持劳工运动的立场。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苏俄感觉直系彻底无望，遂暗中与直系内部有离心倾向的冯玉祥通款。作为因应，吴佩孚对内公开联络陈炯明以对抗南方政府，对外则逐渐确立联络英、美的路线，其“联俄”政府彻底结束。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之前一直“热情”“联苏容共”的吴佩孚360度大转弯。实际吴佩孚与孙先生一样，也采取两面政策；其对苏俄的态度，另有深意。

吴佩孚“联苏容共“并不是单纯的取得苏俄的援助，更谈不上与苏俄“在远东有共同的任务”。其政治主张明显偏西方“民主“，如吴积极致力国会重建，并最终促成第一届国会的重新召开，完成了制宪和大选。可见吴对苏维埃代表制自然是反感。更不会与同样对苏维埃感冒的孙先生组建什么亲俄政府。

另外，吴佩孚对直系实际首领曹锟忠贞不贰，其一切主张也完全听命于曹。再加上，苏俄撮合的“孙吴合作”存在很多复杂因素，其承诺“孙中山当民国总统，吴本人—任军事部长兼总司令”本身就是空头支票。而作为孙，吴联络人的“好人政府”总理王宠惠却受到曹锟等人的打击，很快失去了吴支持，同年11月倒台；可见吴并不诚。因为吴虽为直系新生代重要领袖，但必须要坚守“北洋正统“的招牌；这注定了其与曹的矛盾必须在“北洋”大旗和派系认同内解决。要实现“武力统一”，自然也必须以北洋的大旗来完成。而直系在第一代领袖冯国璋过世后，后继乏人，唯曹锟可勉强扛鼎，曹、吴二人的关系是直系领袖与传人的关系。这决定了吴佩孚必须要拥护曹锟的绝对权威，才能“接位”。所以，深谙北洋一套的孙先生自然不信苏俄泡制的“孙，吴联合政府”的乌托邦；这也反应了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政局的不了解。

在中苏谈判问题上，尽管吴佩孚批准“王加协定”，给执行“联美制日”外交路线的顾维钧造成巨大压力。但当曹锟出面后，吴佩孚自然“禁声”，不再干预中苏谈判事。在对奉系的立场上，吴态度更加明朗。直奉战争结束后，吴认为张作霖不敢再犯，故不做备战。结果双方战事再度爆发后，曹锟去电促其应战且落款“兄锟”，吴立即拟订出师计划。正如《北华捷报》评论说，吴佩孚的武力政策“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拥戴曹锟，并以此为手段，推进国家的和平与统一”，亦道明了曹、吴关系的一致性。

1922年5月，直奉战争一结束，吴就高调宣称“‘北洋正统’从此可以巩固”，定下了处理与曹锟关系的基调。尽管直系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吴的权欲不断膨胀，但尚无实力和威望取代曹成为“直系盟主”；也是对“北洋正统”这面大旗的看中。只有这面“北洋”大旗才能镇威北方各地方势力。

所以在制法的问题上，孙中山与吴佩孚看似相互携手，实则同床异梦，国会重开后制定的“宪法”与孙先生的“约法”在国体与政体上均存在重大差异。很明显，吴挺的是曹锟的宪法而非孙先生的约法，就算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曹锟被囚，吴佩孚仍高调“勤王”，显示出他对曹锟地位的维护。后采纳白坚武建议，将“勤王”改为“护宪”，仍在政治上维护曹锟“直系盟主”的地位。实际也是维护其政治利益。

1920年直皖战争后，中国的政治格局重新洗牌。曾为推翻皖系而联手的直奉两派，共掌北京中央政权后，两系矛盾迅速上升；最终引爆1922年直奉战争，奉系失败退往关外。而失败的段，张遂积极与同样反吴的南方政府联合，反直“三角同盟”初建雏形。孙先生是希望北方直奉与皖系三派自相残杀，三败俱伤后，南方政府再挥师北伐，实现统一；因而对张的“联盟”主张，很快做出响应。

1922年12月，孙中山派曾任湘军总司令的程潜前往奉天，与张作霖就“军事进行”展开探讨。就在《孙文与越飞宣言》发表同一天，孙中山给段、张去函言其方略。张在回信中说：“见示与越飞谈话情形，提要勾元，全局在握，老谋深算，佩仰至深。东省接近俄疆，洛吴利其内侵，借资牵制，今得公烛照机先，预为防制，不特东省免忧后顾，即国家边局亦利赖无穷。”以张的回复为标志，反直“三角同盟”正式成立。

在与反直“三角同盟”各方面力量对抗中直系并不具备优势。政治上吴佩孚比不上孙的影响，军事上未必强于张，也没有段那样的北洋元老的资格与辈分。而“三角同盟”还分别得到日，俄支持，综合力量明显强于吴。形势可谓险峻。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瓦解“三角同盟”，才能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奉系。

而三角同盟中，孙中山与奉张关系最不稳固；在孙先生眼中，张作霖出自草莽，性同土匪，并不愿真正与他合作。为疏离孙与张关系，吴佩孚曾对孙先生代表张继表示，自己是“中山先生志同道合之知己”，希望“中山先生弃却胡匪卖国贼”，即与张作霖与段祺瑞断绝关系，与他“同立百年之业”。吴明知孙对自己并不看好，却不惜作此表示，可见其“和孙”，不过是瓦解反直“三角同盟”的一种手段。

同时，吴不惜尝试与张“合作”，曾通过吴景濂进行试探，企图以直皖战争中“直奉合作”的手法来压迫孙，对三角同盟各个击破。鉴于东北内部存在矛盾，吴还致力于分化奉系。1922年4月26日，直奉开战前两天，彭寿莘致函奉军旅长李景林，称张作霖“妄纳奸计”“忌才嫉能”，“奉军向属散漫，排斥异己”，“若能弃逆投顺，助直灭贼，功在万世，名垂千古。曹帅、吴使必将借著吾兄，永矢弗替矣”。为对付奉张，他甚至“密遣奉籍学兵回奉加入奉军干部”，试图在未来的对奉战争中，形成“里应外合之局”。

吴的分化离间，致使三角同盟内部关系一度紧张。而吴佩孚的“联俄容共”政策，也正是反三角联盟的产物。吴不求苏俄的援助，只求打“苏俄牌”能牵制得到日本支持的奉系，皖系，也就是“联俄制日”；直系曾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前后的中日交涉中，有意识打“苏俄牌”，再加上美，英支持，成功压迫日本同意将山东的权益归还中国，并将胶济铁路售卖与北京政府。同时借助中共力量控制京汉铁路以利运兵及武器装备等物资，吴佩孚才会在明知苏俄有在中国推进工人运动发展的政治用意的情况下，仍接受苏俄建议，与共产党合作，制定保护劳工权益的政策，支持京汉铁路工人运动。

而正是华盛顿会议召开后，国际局势发生重要变化。“英日同盟”解散，形成美、英联手结成对日同盟，而华会有关中国山东问题的决议，迫使日本吐出巴黎和会期间侵占的山东权益，改变了国人对美英的观感；直系遂全面转向亲美，英，自然无需借助苏俄来对抗日本。再加上苏俄采取南北两手政策，吴佩孚遂全面实施“联美制日”，对“联苏容共”政策完全转为对付反直“三角同盟”的外交手段。

苏俄的“孙，吴联合政府”计划，对吴破坏“三角同盟”起到一定成效。正如舒尔曼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曾就直皖战争前后的形势细致分析，指出：直系北京政府“正执行一项安抚敌对阵营领袖的政策，各方联合反对直系的可能性正明显削弱。安福系除了浙江的卢永祥之外没人控制武力。段祺瑞这位安福系领袖已被提供一笔抚恤金，作为以往为国家效力的报酬，尽管他拒绝接受，却引来对（曹锟）总统的赞扬，将其视为一个忠实可靠的人，一个北洋各派有价值的同僚……对于国民党来说，孙中山的命运再次接近最低点……已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迹象，孙正准备逃离广州”。正是由于成功破坏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取得了直皖战争及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苏俄对中国政府的不了解制定的“孙，吴联合政府”，被吴成功利用；孙先生同样采取两面政策，完全正确。

随着吴佩孚态度的转变。苏俄从在吴、孙和陈炯明之间徘徊，转向全面联孙。更令吴猝不及防的是，却意外促成了孙与张更加紧密的结盟，导致“吴佩孚在陈（炯明）一边，张作霖在孙文一边”不利局面。孙中山的政治声望加上张作霖的军事实力，明显加大了吴佩孚“武力统一”的困难。1922年12月29日，孙先生致函王永泉称：“北方全局已呈瓦解之象，曹吴以权利冲突，恶感日深，……我方与奉、皖推诚相与，形势既佳，而川湘各省亦皆倾附。”所谓“北方全局已呈瓦解之象”，固不免夸大其词，但也道出了孙、张结合给吴造成的困境，并坚定孙联张反吴的决心。

另外，吴佩孚与苏俄存在明显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仅只是政治主张，思想理念。更表现在中东铁路和外蒙主权问题上。特别是外蒙问题，辛亥革命发生后，国内长期陷入混乱；蒙古少数上层分子乘中央政权未稳，实行“自治”。皖系执政期间，徐树铮出兵蒙古，外蒙一度取消“自治”。但苏俄政权建立后，一方面承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另一方面却暗中扶持外蒙独立；至1924年已实现实质性独立。并积极向侵略中国东北，新疆，西藏，造成很大的边疆危机。

吴佩孚虽是军阀，但在国家主权的大事大非上立场坚定；反对独立的蒙古王公曾拜访吴，请求他派兵进驻蒙古，表示蒙古将依照每个省区都供养军队的办法为军队提供粮饷。对此，吴曾明确表示，将组建一个精锐师进驻蒙古，迫使其取消独立。中苏建交谈判期间，外蒙古问题正式提上双方议程。越飞曾一度持同情中国的立场，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经会议讨论，决定给越飞发出强硬指示，强调要维护苏联在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的利益。托洛茨基在给越飞的信中强调，苏联宣言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并不是要以“放弃我们的财产权为先决条件”，声称苏联不能无偿将中东铁路转让给中国。1921年，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苏俄竟邀请外蒙古以国家形式参加，公开支持外蒙古独立。到1922年夏，俄共全盘推翻了1919年发表《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

1922年11月18日，格克尔带着越飞致吴佩孚的信前往洛阳，信中强调苏俄政府对蒙古的立场。鉴于越飞立场改变，吴佩孚措辞强硬地回应：“关于从蒙古撤军问题，上一次格克尔顾问到洛阳来时已经达成协议，即一旦中国能够接收蒙古，俄国军队就立即撤走”；“蒙古属于中国，中国政府本身会尊重蒙古人民的意愿，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所谓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国政府难以承认蒙古政府与俄国政府所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由于双方态度强硬，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而吴佩孚向报界公开其与越飞的联系，声称在外蒙古问题上决不讨好苏联。之后中苏谈判中，外交总长顾维钧要求完全将中东铁路交给中国控制并要求苏俄军队“无条件”从蒙古撤退，强调在双方推进实质性谈判之前就必须如此。

而苏俄不仅不从外蒙，中东路撤兵，还计划以“剿白匪”为由出兵东北；还积极援助南方政府。这些种种触及到了直系军阀的底线。在英、美的支持和影响下，吴佩孚很快转向“反赤化”。1923年1月，吴佩孚从部属处获知，中国的劳工运动很可能已变成苏联指导下的“国际激进化运动”，再加上苏联“联孙”的态度明确，于是吴立即改变立场，下令逮捕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组织者李大钊并镇压工人运动。吴佩孚彻底转向“反赤”。一度对其抱有希望的共产党亦改变主张，喊出“打倒残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的口号。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苏俄策动冯玉祥倒戈相向，导致直系最终败给反直“三角同盟”。对于得到苏俄支持的冯玉祥，吴佩孚亦极力主张讨伐。1926年第一次北伐，吴佩孚再次与曾经的政治对手张作霖联手，以反对“赤化”为由，抵制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7年秋吴佩孚战败转到四川，准备托庇于川系首领杨森；结果被邓锡侯部缴械，结束了军阀的一生。1930年，在对川陕边防军官佐及本部随员训话时，吴佩孚仍不忘“讨赤”，认为“赤化党”就是历史上的黄巾赤眉及李闯，要人们再也不要受“迎接李闯王，天下不纳粮”这类宣传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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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选择与吴佩孚的悲剧



直皖战争结束不久，杜威发表文章，希望人们“记住一个胜利者首脑的名字，他的军队打了一个以寡敌众的特殊战争，这个名字就是吴佩孚”。杜威认为，吴佩孚“不是为了直系而去攻打安福系，他一开始就宣布他是为国家消除军人对文官政府的控制，为反对出卖祖国的卖国贼而战”。差不多同时，福莱萨在《英商公会月刊》上撰文评论说：“亲日派被打倒了，下台了，因为出现了一个民族英雄，即吴佩孚。他有头脑，善于思考，有精力从事行动，有才智能够成功，有目标可以为之奋斗。他也许不是个政客或政治家，但他显然是个有品德的人，现在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中国将依赖他以取得良好政策的新开端……吴佩孚身上集中了国家的全部希望。”对吴佩孚的推崇和期望，溢于言表。

然而，拥有实力并一度被人寄予厚望的吴佩孚并未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吴败给了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由胜转败的原因究竟何在？

我们不妨从身份认同角度对此略作分析。如前所述，吴佩孚曾标榜自己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第一次直奉战争获胜后，他受邀在国会发表演说，恳请国会将其“入祀武庙”而不“入祀文庙”。在《致各报告声明不干政》一函中，吴声称“佩孚分属军人，敬当奉命惟谨，干政之嫌，向所兢兢以避者，今兹宁敢躬蹈”？吴佩孚的两次表态，明确了其军人的自我身份认同。

如果只是单纯的军人，吴的表态符合现代政治军政分途的原则，值得赞许。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群雄并立，形同战国，要像秦王扫六合那样，以武力推进统一，不谈政治何啻梦呓。白坚武说：“乱世师长以下可以不通政治”，“师长以上则应具政治之常识及其方略，不然则［无］自立之道。有时以善因而得恶果，更无从言报国之一途矣”。美国人鲍威尔分析吴失败的原因说：“吴佩孚曾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军人，他一再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这也许能够说明他失败的原因，因为中国的战争，政治因素往往比军事因素更起作用。”

由于不得不与闻政治，标榜自己谨守军人职分的吴佩孚未能履行诺言，至迟从直皖战争开始，就深深卷入现实政治，无以自拔。吴佩孚的传记作者章君谷认为，吴由气焰冲天到一败涂地，“其间关键可能是他不懂政治、不能政治、不可政治，却无法不卷入政治的旋涡”。白坚武认为，吴“用兵之道尽矣，施政则尚有待”，盖“为政贵在提纲挈领，多干涉反以致败”，对吴佩孚“施政”手段不成熟，提出尖锐批评。吴佩孚十分注重自我形象塑造，然而，标榜不谈政治却深陷政治，陷入政治却不能应付裕如，通过如此形塑，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个心口不一、手段笨拙的军政领袖形象。端纳称吴是个“没有希望的政治家”，或许正有鉴于此。

就政治认同而言，吴佩孚常给人以主张西方现代民主政制的印象，然而他对西方政制的理解却极为肤浅。顾维钧说：“吴佩孚将军平时强调宪政，却并不喜欢国会议员。我很怀疑他是否懂得代议制政治的原理和概念，虽然他为人诚实，是一个干练的军人，并且拥护传统道德和法律。”对现代政治理解的肤浅是北洋时期几乎所有政治家的通病。唐绍仪在192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中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最为严重而迫切的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回复：军队是私人的军队，军事长官占据地盘，并视为个人和集团所有，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为所欲为……这就不难理解，何以这些军阀会不惜牺牲一切，也要守住其拥有的一切，并想方设法增加其所有。”唐绍仪所谓“对封建主义的回复”在吴佩孚身上有明显体现，以至后来有学者认为，吴佩孚的政治思想中并无外国的东西，充斥其头脑中的“完全是国货”，是中国的传统。虽然吴佩孚不一定是近代军阀中最顽固守旧的，但其身上的“封建主义”缺陷，与其他军阀并无二致。

就“联俄”的举措而言，吴佩孚也表现出一个军政领袖的不成熟。中苏谈判期间，吴一方面加入“无条件承认”苏俄大合唱，运动直系大员逼迫政府批准“王加协议”，与曹锟支持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大唱反调；另一方面又顾及“北洋正统”这一政治认同与派别营垒归属，表现出对曹锟的尊敬与服从。这一首鼠两端的做法，不仅表明吴在思想政治上缺乏定见与稳固的立场，也暴露了直系的内部矛盾，给苏俄在谈判中持强硬态度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就苏俄撮合下的“孙吴合作”而言，本来二人貌合神离，缺乏合作基础，但为对付奉张及争取国际银行团贷款，在明知孙将自己视为主要敌人的情况下，却毫无节制，发表大量谈话恭维孙中山，以致传出在未来政府最高位置上，将有“孙正吴副”安排的说法，激化了直系内部的矛盾，使曹氏兄弟将注意力放在吴身上，给真正具有贰心的冯玉祥提供了可乘之机。就如何处理与不同国家的关系而言，直系在直皖战后出于抵制日本之需，一度协调与苏俄的关系，但外交上执行的是与协约国保持一致的路线，这在华盛顿会议前后，尤其明显。但作为直系大员，吴明显缺乏一以贯之的立场与主张，一旦激情“联俄”，便似乎忘了基本外交立场。结果俄国人认为他要巴结美、英，美、英却因他“联俄”而怀疑其立场有变，弄得自己敌友不分，进退失据，期望的外交援助，无论是来自苏俄者，还是来自美英者，都未能如愿获致。

与苏俄分道扬镳后，吴转而全力寻求美、英支持。但英国作为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当时正处在国人民族主义运动冲击的风口浪尖上，难以脱身；美国则因华盛顿会议“和平主义”原则的确立，在中国国内政治军事斗争中标榜“中立”，虽同情直系，却未能给予实际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吴只得独自支撑。但仅靠自己的力量又难以战胜反直“三角同盟”，加上内部离心，尤其是冯玉祥倒戈，致使吴佩孚内外交困，最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败下阵来，完全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

之后吴佩孚一意揭橥“反赤”旗帜，看似回归本来立场，形式上也貌似解决了“联俄”期间政治行为表现出的内在矛盾，却仍然是其政治生活中的败笔。吴未能意识到，中国现实政治与社会的“黑化”对“赤化”即苏俄扩大其在华影响起到的催化作用。胡政之曾著文讨论“黑化”与“赤化”的关系，认为中国社会及政治的严重“黑化”，使国人不满现状，日思革命，试图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躐等而上，建成“最新最好”的制度，而俄国的“革命性”正好对应了中国急于改变现实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讨伐赤化者，反致促进赤化”。虽然1924年以后，国内反“赤化”呼声一度甚嚣尘上，但已不是主流。

一位在华美国博士注意到吴佩孚失败与其所作“反赤”政治选择的关系，他说：“此次吴子玉失败，就坏在题目太大，因为‘赤化’乃是思想问题，伏在人心中间，不是武力可以打得倒的。我今年五月在汉口见着吴氏，曾劝他换个名义，或用正国军，或用定国军，不要再用‘讨赤’名义，因为‘讨赤’的仗，是永远打不完的。”这位美国博士或许与吴关系不错，故能直言相劝，他告诫吴不要继续“讨赤”，无疑说到了问题的关键。事实上，由于深受现实政治与社会“黑化”之苦，到“大革命”高涨的年代，“赤化”已从当局宣传中的“洪水猛兽”，逐渐成为歧路亡羊的中国思想政治发展路线上的重要选择，为越来越多的国人认同，已成为“思想问题”而“伏在人心中间”。20世纪20年代初国内诸多民意调查反映的国人思想政治认同“由美徂俄”的变化，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正是依托广泛的“民意”支持，国共两党共同推进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并取得预期成功。从这个维度观察，无论吴佩孚对苏俄的立场是否含有基于民族主义、旨在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他所选择的“反赤”政治路线，已明显是在逆“民意”而行，不合时宜，这是他在政治、军事上遭遇失败且再也没能东山再起的一大原因。吴佩孚作为一颗政治新星的陨落，演绎了近代中国不懂政治却又不得不与闻政治的军政人物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