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的第四任国王 姬余昧

崇让堂

吴国的第四任国王 姬余昧

吴国第十九位君主寿梦，于公元前585年即位后，便以泰伯后裔的身份北上洛邑（今河南洛阳）朝见周简王，受到了周天子的礼遇。网络上有传言称周简王曾将一尊德鼎赠予寿梦，但此事并无史料依据，纯属虚构。现存青铜器“德鼎”（收录于《殷周金文集成》2405号）为西周中期器物，铭文记载：“王在成周，行武王福，自蒿、咸，王赐德贝廿朋，用作宝尊彝。”这尊鼎的主人是周王室贵族“德”，与吴国君主无关，其铸造时间比寿梦所处时代早约一百年，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吴国、寿梦均无直接关联。另有说法称，寿梦曾携带部分青铜器赠予周简王，这些青铜器目前收藏于洛阳博物馆。

从洛阳返回吴国后，寿梦便自行称王。这一举动虽让周简王颇为不满，但寿梦此举或有两重原因：一是周简王未提升吴国爵位，彼时吴国仍为第四等的子爵诸侯国；二是出于对抗楚国的需要。早在寿梦称王前119年，也就是东周迁都洛阳66年时，楚国国君熊通就已公然违抗周礼，自行称王，即楚武王，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周天子对此却无能为力。楚武王称王110年后，楚庄王成为春秋霸主。在此期间，楚成王率军攻占了大别山周边的荆蛮地区，楚国也因此被称为荆楚。

不过，寿梦称王与楚国有所不同，他是以周太王长子吴泰伯的后裔身份称王，也是姬姓诸侯国中首位自行称王的君主，这比楚国称王更加引起周王室的惊恐。这一行为表明，面对楚国的扩张压力，而周天子又无力庇护的情况下，身为吴泰伯后裔的吴国，不得不摒弃泰伯一贯的谦让退守之风，转而弘扬其开拓进取的精神品质，以积极昂扬的姿态应对楚国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

寿梦深知，与中原各国打交道，军事力量固然重要，但外交能力更为关键。他的四个儿子中，幼子季札最擅长外交，却极为尊崇周礼。虽说与中原各国交往离不开对周礼的精通，但若是季札顶着王爵头衔，以吴王身份与中原各国往来，难免陷入尴尬。毕竟自行称王本就是对周礼的最大僭越，在此前提下再谈精通周礼，无疑是自相矛盾。因此，无论从外交需求出发，还是出于自身恪守周礼、洁身自好的追求，季札都坚决拒绝继承王位。

但寿梦却认为，季札不肯称王是因三位兄长在世，依旧一心想让季札继承王位。于是，他定下兄终弟及的传位制度，希望王位能顺次传到季札手中。此后，季札的长兄诸樊因作战勇猛而阵亡，二哥余祭因疏于防范被人刺杀，三哥余昧继承王位。余昧始终不确定季札是否会改变心意接受王位，因此生前始终未主动指定自己的长子姬僚为继承人，直至临终前仍期盼季札能继位，而且是，直至临终时，做为季札的最后一位兄长，余昧仍无法准确判定季札在三位兄长都离世的情况下对继承王位的最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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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镇江丹徒北山（现属镇江大港）

春秋大墓出土-吴王“余昧”铜矛

南京博物院藏

余昧去世后，季札依旧拒绝继位。王位空缺引发了吴国王室与朝廷的震动。寿梦长子诸樊的长子姬光已然成年，且能力出众，本有资格继承王位，但当时朝政被余昧提拔的大臣们把持。这些大臣顾虑“一朝天子一朝臣”，若姬光掌权，他们的富贵荣华恐难保全；而姬僚与他们关系更为亲近，拥立姬僚上位，更易保住自身权势。最终，姬僚被大臣们拥立为吴王。
姬僚继位后，姬光的处境愈发危险。在吴王僚及其大臣的安排下，姬光常被派往前线与楚军作战。这种安排暗藏算计：若姬光作战取胜，便会被继续派往战场，劳而无功；若作战失利，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因小败被贬，若大败给吴国造成重大人员物资损失，更会受到严厉惩处。总而言之，姬光若继续留在吴国，终将无宁日。

此后，姬光选择隐忍服从。他带兵打仗时虽有勇有谋，却刻意表现得有胜有败。一次战败后，吴王僚的主战舰船被楚军夺走，姬光深知大祸临头，料定吴王僚会借此严惩自己。情急之下，他急中生智，用奇计将战舰从楚军手中夺回，虽侥幸脱险，却也心有余悸。

经此一事，姬光开始暗中搜罗盟友。因在吴国内部难以找到支持者，他便将目光投向国外，最终结识了来自楚国的伍子胥和来自齐国的孙武。伍子胥还向他推荐了刺客专诸和要离。后来，姬光先后除掉了余昧的三个儿子（姬僚、姬子掩余、姬烛庸）及其孙子（姬僚之子姬庆忌），吴国王室也因此陷入深深的分裂。按照中华文化中“天道好还”的报应观念，姬光与其子夫差虽战功赫赫、行事谨慎，却百密一疏，因接连发生意外而未能善终，吴国也随之衰落，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吴国七位吴王中，除寿梦外，仅有余昧得以寿终正寝，其余五位均死于非命。这一罕见的历史现象，让吴氏后裔不禁感叹：弘扬泰伯开拓进取的精神固然可贵、必要且重要，但同时保持谨慎谦逊、践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同样不可或缺。两千二百多年后，朱元璋正是凭借这一策略，完整而准确地实践了泰伯精神，最终成就了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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