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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博物馆 叶文献:论吴人土墩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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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博物馆 叶文献:论吴人土墩墓


论吴人土墩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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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zmuseum.com/Academi ... e-9d72-301d4679096b

时间:2015年06月12日 浏览次数:34136

作者:叶文献

商朝末年太伯仲雍奔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是他们所奔之“吴”在哪里?自古以来一直众说纷纭。方志都说太伯仲雍所奔之“吴”是在无锡梅里,并以太伯墓和太伯庙为证,但是明文记载,梅里的太伯墓和太伯庙都是东汉时吴郡太守糜豹始建的。《史记集解》引《世本》曰:“诸樊徙吴”。如果太伯仲雍已经奔到了无锡梅里的“吴”,那么诸樊又徙到哪个“吴”地去呢?如果诸樊所迁之“吴”在今天的苏锡地区,那么太伯仲雍所奔之“吴”就不能在无锡梅里了。显然太伯仲雍所奔之“吴”和诸樊所徙之“吴”不能是同一个地方。《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阖闾元年,“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伍子胥所筑的大城是吴国的都城,后世称之为阖闾城。方志都认为阖闾城就在今天苏州的老城区。如果诸樊所迁之“吴”已经在今天的苏州老城区,那么伍子胥就是在原地筑吴国都城,何必还要“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呢?显然诸樊所迁之“吴”和伍子胥所筑之吴都也不在同一个地方。



地本来并没有地名,是因为有人居住,人们才给地起了地名。古代地广人稀,当久居一地的人们迁走以后可能以后几百年内此地一直无人居住,于是原来的地名就慢慢地被淡忘了,以后再来此地的新居民会重新起一个地名,于是在后人看来一个地方就有了几个不同的地名。当人们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后常常会用原来的地名来命名新的居住地,于是几个不同的地方就会有相同的地名,于是在后人看来好像地名迁徙了。商朝都城都叫“亳”,楚国都城都叫“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太伯仲雍所奔之地叫“吴”,诸樊所迁之地也叫“吴”,伍子胥所筑之城还叫“吴”,吴人先后居住过的地方都叫“吴”,然而此“吴”并非彼“吴”。

一、吴人的土墩墓与越人的石室土墩墓

先秦时代在江南地区普遍存在着土墩遗存,杨楠先生把江南的土墩遗存分为西部的宁镇区、东部的太湖—杭州湾区和南部的黄山—天台山以南区三个区域。他指出:土墩墓“自夏商之际首先出现在浙西南及闽北一带,随后便开始了由南向北逐渐扩展的历程。这类遗存至迟在商代晚期北渐至太湖—杭州湾区,在西周前期发展到宁镇区”。“黄山—天台山以南区是土墩墓的发生地区,葬制在该区的发展始终没有大的变化,而当这类遗存扩展到太湖—杭州湾区和宁镇区时,除了保持它的基本形式(一墩一墓)之外,这两个区域在葬制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异”。“土墩石室墓是从土墩墓中演化、派生出来的一类遗存,但它只广泛分布流行于太湖—杭州湾区,而不见于黄山—天台山以南区和宁镇区,这显然与各区域土墩遗存所处地理环境中自然条件上的差异有密切关系”[1]。这三个地区正是先秦时代吴人与越人生活的地区。吴人和越人都是江南土著,“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2],“吴越为邻,同俗并土”[3],“吴越二邦,同气共俗”[4],但是吴人与越人又有所差别,他们分别建立了各自的国家。

在西部的宁镇区和南部的黄山—天台山以南区都有平地堆土掩埋型、石床型和石框型的土墩墓,但是在东部的太湖—杭州湾区却几乎只有石椁型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黄山—天台山以南区是土墩墓的发源地,但是数量不多、规模也不大,应该处于土墩墓发展的初始阶段;宁镇地区的土墩墓和太湖地区的石室土墩墓是从其派生出来的两个分支,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格高,应该处于土墩墓的成熟阶段,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之间的差异表示它们是分别属于两个不同族群的墓葬,许多学者都认为土墩墓是吴人的墓葬,而石室土墩墓是越人的墓葬[5]。由于宁镇地区的土墩墓和太湖地区的石室土墩墓有共同源头,因此它们的墓制与葬俗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出土的器物也常常互相兼容共有,这正是吴文化和越文化既相似又有差别的特点在考古上的表现。

太湖北部地区广泛分布的石室土墩墓说明这里曾经是越人生活的地区。陈梦家先生认为:“上古之越,其族散居于江浙闽粤,而最初当在苏境,渐次而南。”“余考春秋时吴地,皆越之故土也。”“《越绝书》云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秦余杭山则在姑苏西北五十余里,其地为越王都地。”[6]吴人和越人本来相安无事,然而后来吴人却迁都于此,这才引起了吴越两国几十年你死我活的冲突。在无锡阖闾城附近的龙山上发现有石城叠压在石冢(石室土墩墓)之上的现象,如果石冢确实是春秋早中期吴国贵族的墓葬,如果石城确实是春秋晚期吴国阖闾大城的组成部分的话[7],那么吴人绝不能如此大不敬地把作为防御工事的石城筑在自己先人的墓葬之上。这一事实恰恰可以反证龙山上的这些石冢并不是吴人的墓葬,而只能是原来曾经居住在这里的越人的石室土墩墓。

西周和春秋前期吴人的土墩墓都分布在宁镇地区,春秋后期诸樊徙吴、伍子胥筑城以后,苏锡地区成了吴国都城的所在地,成为吴国的腹心地区,于是吴人的土墩墓在苏锡地区也出现了,所以在杨楠先生划分的三个区域中唯有太湖地区是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并存的。由于吴人的东迁,吴人与越人之间发生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激烈冲突,但是也加速了他们在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因此导致春秋后期苏锡地区吴人的土墩墓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

二、西周与春秋前期宁镇地区的吴人土墩墓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宁镇及其周边地区发掘的土墩墓数量越来越多,西周与春秋前期宁镇地区吴人的土墩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多种形制的土墩墓并存

典型的吴人土墩墓即邹厚本先生所说的“山坡丘陵土墩”[8]和耕夫先生所说的“平原类型土墩墓”[9]。这一类土墩墓主要分布在以丹徒、丹阳、金坛为中心的宁镇地区,西至句容、溧水、高淳、江宁、南陵,东至常州、无锡、苏州。经常是数十、上百座土墩墓成群分布在一地,土墩的大小不尽相同,现存的土墩一般底径为7—8米,高2米左右,每群土墩墓中常常有一座或几座特别高大,最大的底径可以达到80余米,高10余米。土墩墓可以分为平地掩埋和有墓坑的两大类,而平地掩埋的土墩墓还可以分为无坑无床型、石床型、石框型、石椁型和熟土浅坑型五种类型[10](表一),而有墓坑的土墩墓又可以分为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岩坑墓两类(表二)。宁镇地区吴人土墩墓的这些不同的墓葬类型与太湖以南地区越人土墩墓的墓葬类型是一致的。春秋晚期诸樊徙吴后在太湖北部的吴地也出现了有墓坑的土墩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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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宁镇地区平地掩埋的土墩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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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宁镇地区有墓坑的土墩墓类型

2  一墩一墓和一墩多墓的土墩墓并存

大多数土墩墓是一墩一墓,但是很早就发现还存在着一墩多墓的现象(图三)。在越人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中也存在在一座墓中多次葬入死者的类似现象。

无论一墩一墓还是一墩多墓的土墩墓都有在营造土墩墓的过程中渐次埋入祭祀器物的现象(图三右列)。在一墩多墓的土墩墓内居中的墓是首次下葬的,其他墓葬有的可能是同时下葬的,有的是以后多次利用该土墩先后埋入的,即所谓“借墩葬”。有些首次下葬的墓规模较大,如天王东边山D1和句容寨花头D2[11],但是大多数后来葬入的墓与首次下葬的墓在规模大小和随葬品多寡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它们的墓主之间的关系倒是更像家长与家人或族长与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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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一墩一墓与一墩多墓的土墩墓



3  土墩墓的墓下建筑

土墩墓中有墓下建筑是近年的新发现,发现有墓下建筑的墓葬有:句容寨花头D2M22F1、句容寨花头D5F1、句容寨花头D1、句容下蜀中心山D1、句容下蜀中心山D1、江宁陶吴D1、金坛薛埠上水D2(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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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土墩墓的墓下建筑

墓例1:句容寨花头D2M22F1是D2中年代最早的遗迹单位,位于土墩中部,平面呈长条形,西北—东南走向,方向300�,长约4.45米、宽约165米,由48个柱洞组成。柱洞口大底小,上部向内倾斜,底部多为尖状或三角尖状。推测原本用粗细不一的木材(或剖开的木材)劈削成尖形打入地面,搭成两面坡的木棚式建筑[12]。

墓例2:句容下蜀中心山D1位于土岗北端,馒头状封土东西长169米、南北长185米、残高325米。下蜀中心山D1为一墩一墓,在营建墓葬之前先在墓地上挖掘基槽构建一座由55个柱洞构成的凸字形房子F1,房间南北两排柱洞向内倾斜,房间中间有两个承重柱洞,构成一座两面坡的木屋,西面有一长45米、宽13米的门道。墓主入葬后在木屋周围堆筑熟土二层台,最后填土堆成土墩[13]。

墓下建筑都建在土墩中心墓葬下面的基础层面上,建筑内不见遗物,它是在筑墓之前搭建在墓地上的一种标识性建筑,在建造中心墓葬的时候这些建筑就被拆除或毁坏了,仅存基槽或柱洞,因此称之为墓下建筑。土墩墓内的墓下建筑与中心墓葬的位置基本是上下对应的。土墩墓中的墓下建筑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信仰和吴人特有的一种丧葬习俗,但是因为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所以我们很难猜测其中的含义,也无法用中原的丧葬习俗来进行比较与解释。

4  有墓内建筑的土墩墓——木屋土墩墓

墓内建筑是指建在土墩中心墓葬中的建筑,由基槽、两面坡的木屋、石床等部分组成,有的还有通往墓葬的门道,等死者下葬以后再在木屋上堆土成丘。发现有墓内建筑的土墩墓有句容浮山果园D29、句容天王东边山D2、金坛裕巷D1、镇江大港双墩D2、镇江华山大笆斗墩、丹徒薛家村大墩等(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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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木屋土墩墓——有墓内建筑的土墩墓

墓例1:句容浮山果园D29中共有45座墓葬,其中M45为中心墓葬,墓内建筑由墓门、基槽、柱子、石床及小路组成,总长72米,其中石床长43米、宽2米,小路长28米、宽1米。M45的墓内建筑是在土墩基础层面的中心部位挖弧壁、圈底的基槽,基槽内埋剖开的木片,搭成人字形两面坡的木屋,其东端立柱留门,门两侧用石块垒砌,在门外用黑土堆成通往木屋内的斜坡道路,棚内铺垫20厘米厚的土,再在其上铺设石床[14]。

墓例2:东边山D2为一墩一墓结构,中心主墓由石床、基槽和柱洞组成。石床用34块大小形状不一的石块铺垫成东西向的长条形,上有人骨残迹和4件随葬品。基槽环抱于石床的南、北、西三面,东部形成缺口,基槽内有28个柱洞,形状不规则,柱洞均向中心石床倾斜。推断石床之上原来应有人字形两面坡式的建筑,复原高度约2米,东面为进出的通道[15]。

宁镇地区发现的有墓内建筑的土墩墓年代为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比春秋晚期的绍兴兰亭印山大墓要早,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为“印山越王陵独特的墓葬结构在江南地区找到了最为直接的渊源。”[16]印山大墓的人字形木屋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墓内建筑,显然已经不是初始阶段的形态了,但是宁镇地区一直被认为是吴国的地盘,如果越人的这种葬制确实来源于吴人,那么更能够说明“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和“吴越同族”[17]了。不过在西周与春秋前期,宁镇地区的这种墓葬形制显然还处于尚未定型的初始阶段,而且也没有在本地区进一步发展下去,倒是越人在印山大墓中把它发展到了极致,并且在战国时期的大墓中继续予以使用[18],而且到了西汉初期仍然在闽越和南越的大墓中继续予以使用[19],成为越国与越人大墓的一种很有特色的墓葬形制。

土墩墓中这种断面为人字形的墓内建筑应该如何命名?有人称其为“木棚建筑”、有人称其为“木构椁室”、有人称其为“‘人’字顶木椁”、有人称其为“截面呈三角形的两面坡椁室”。其实“椁”是构筑在墓坑内用于挡土的葬具,只有象丹徒薛家村大墩M1、M2墓室内的木桩和竹篱笆才可以称为“椁”。土墩墓中一般没有墓坑而只有墓床,或者只有用熟土堆筑的二层台形成的浅墓坑,这种墓内建筑是构筑在墓床或浅墓坑之上的,其功能类似于石室土墩墓中的石室,因此可以比照石室土墩墓称其为“木屋”,而这类有“木屋”的土墩墓则可以称为“木屋土墩墓”。

5   山顶的土墩墓

在镇江谏壁至大港一带的长江南岸的小山山顶或丘陵的山脊上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土墩墓,已发掘的有烟墩山,青龙山,北山顶,乔木山母子墩,粮山一、二号墓,王家山,双墩一、二号墓等。这类土墩墓都有高大的封土堆,有的凿山为穴的竖穴岩坑墓,也有其他类型的土墩墓,往往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王根富先生称之为“山顶类型土墩墓”[20](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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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宁镇地区的山顶类型土墩墓

墓例1:青龙山大墓现存有高8米、底径60 米的封土堆,墓室为凿岩而成的石室,东西长12米、南北宽7米、深55米,附有一长方形的斜坡墓道。该墓在下葬后不久就遭到大规模盗掘,墓室内杂乱无章,许多器物残缺不全、支离破碎、多已移位。大墓东侧10余米的山坡上有一座附葬墓,也是凿岩为穴,东西长46米、南北宽22—25米、深2米,但是在基岩上又用石块垒成石椁。封土堆底径17米、残高15米[21]。

墓例2:北山顶大墓的封土呈椭圆形,高55米,顶部南北705米、东西1225米,底部南北3075米、东西3225米。墓坑是在山顶将厚约15米的岩石风化土修成平台后再下挖成的,东西长58米、南北宽45米、深135—145米,墓道偏在墓室的西北,长58米、宽235米、深115—125米,整个墓坑平面呈刀形,墓向朝西。墓坑北面的土台长18米、宽13米,南面的土台长18米、宽7米,上面各有一殉葬人。墓葬早年被盗,但是出土器物仍很丰富。北山顶大墓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发掘者认为是吴王余眜的墓[22]。

谏壁至大港一带长江南岸的这类土墩墓都坐落在小山顶部,北依长江、南望平川,气势宏伟,虽然墓葬形制并不一致,但是都出土数量众多的青铜器,因此被认为是吴国早期王陵的所在地[23]。其他地区的土墩墓虽然也有明确的墓穴或石砌的棺床,也有不小的封土堆,但是出土的器物都以陶器与原始瓷为主,很少见到青铜器。因此有学者认为:“镇江东乡一带的大港、谏壁一带的土墩墓处于山脊之上,面对浩浩长江,气势开阔,多出青铜礼器,如烟墩山‘宜候夨簋’墓、北山顶吴王余昧墓、青龙山带墓道的竖穴石坑大墓等。

说明沿江一带的山脊之上主要是王侯贵族墓地,而丹徒一带离长江较远的丘陵岗地上分布着的土墩墓和遗址证明这里生活着的是普通的土著居民。”[24]

大港、谏壁一带发现的土墩墓都是一墩一墓,特别是像北山顶大墓和青龙山大墓那样有竖穴岩坑和高大封土堆的特点都被苏州西部山区的大真山、阳宝山等大墓所继承[25]。

三、春秋后期苏锡地区的土墩墓

春秋前期苏锡地区曾经是越人的地盘,但是自从诸樊徙吴、伍子胥筑城之后这里就成了吴人的都城所在地和腹心地区,因此春秋后期在苏锡地区也出现了吴人的土墩墓,于是该地区就呈现出越人的石室土墩墓与吴人土墩墓共存的现象。然而一方面由于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吴人和越人在文化上的互相交流与融合,春秋后期苏锡地区的土墩墓出现了许多与春秋前期宁镇地区的土墩墓不同的新现象。

1  位于山顶的土墩墓

从阖闾元年(公元前514年)伍子胥筑城到吴国灭亡(公元前473年)只有短短的41年,因此吴人在苏锡地区留下的墓葬并不多,目前在苏州西部已发掘的春秋晚期大型土墩墓只有在大真山、阳宝山、獾墩、树山、横山、馒头山、挂灯山发现的几座(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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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春秋晚期苏锡地区的山顶类型土墩墓

墓例1:真山D9M1位于大真山的主峰,海拔769米,封土呈长方形覆斗状,底部东西长70米、南北宽32米,顶部东西长26米、南北宽7米,墓底到封土顶高约83米。有内外两层封土,内封土南北两端各有一道用石块垒筑的挡土墙,相距13米;外封土内部夹有二十多道南北向的石墙,外封土南北两端也各有一道挡土墙,相距27米。墓室在基岩上凿出,东西138米、南北最宽8米、最深18米,墓口四周有一圈高约02米、宽约04米的二层台,墓室东面有一条长36米、宽3米的墓道。墓室中部偏西有一长404米、宽192米、高02米的棺床,葬具为七馆二椁。虽然该墓早年遭到破坏性盗掘,但是仍然出土了12573件遗物。发掘者认为是寿梦的墓[26]。

墓例2:阳宝山大墓的长方形覆斗状封土顶部东西长25米,南北宽12米,底部东西长60米,南北宽40米,残高4米,封土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墓室为长方形石穴墓,墓底铺一层10厘米厚的木炭。东西长113米,南北宽45米,深5米,西侧有长197米、宽36米的斜坡墓道。墓道底部两侧各有一道沟槽,连接墓室底部,墓室上原有墓上建筑,朽烂后封土下陷,使夯层呈V字形。墓葬早年被盗,墓中仅出土1件原始瓷罐、12件原始瓷碗、1件玉管、30余颗绿松石珠和铜凿、铜箭镞、铜剑残部、陶纺轮等[27]。

真山D16M1、D33和何山东周墓属于中型墓(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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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春秋晚期苏锡地区的中型土墩墓

墓例1:D16M1位于大真山北部山脊,距D9M1约200米,先在岩石上凿出浅坑,再用石块垒筑墓壁,墓底长43米、宽29米、深35米、东西向。入葬后填土未经夯实,封土堆底径34米、残高5米。墓室西部出土7件原始瓷盖碗,摆成梅花形,另有印纹硬陶瓮、陶盘、陶纺轮等,时代也是春秋晚期[28]。

墓例2:真山D33是位于大真山北麓的一座直径30米、高3米的土墩墓。墓葬在山体基岩上铺垫一层厚约30—40厘米的碎石,并用大小不一的石块垒成的石椁,石椁外围东西13米、南北93米;内径东西72米、南北6米,最高处为18米,然后再覆以封土。D33个主墓室已被盗掘一空,但是还留下两个器物坑没被破坏,共出土器物58件。时代为春秋晚期,石椁结构和器物坑在苏州都是首次发现[29]。

宁镇地区位于小山顶部的大型土墩墓都是一墩一墓,而且往往有凿石而成的墓穴,这些特点在苏锡地区都得到了继承。

2   平地上的石室土墩墓与木屋土墩墓

坐落在平地上而内部筑有石室的土墩墓是以前被忽略的,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在土墩内筑有象山顶上的石室土墩墓那样的石室。这一类土墩墓的典型代表是江阴周庄的繖墩。繖墩高约8米,直径50—60米,土墩周围有一圈宽宽的壕沟,就象护城河一样。在繖墩西头有一个石砌的洞口,高17米、宽13米,洞内较洞口宽大,中间高2—3米,宽1—2米,洞内纵深321米。两壁都以黄石砌成,洞顶用大石条覆盖,石条宽者达07米。繖墩早在明代就已经被打开了,现在里面空空如也(图九)。《光绪江阴县志》载:“吴王子墓在周庄繖墩,《寰宇记》称‘吴王第八子葬于此。’《黄志》云:‘墩西侧有穴,入深可十余丈,皆石所为,盖隧道也,今称仙人洞。’”[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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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江阴繖墩外貌(左)与入口(右)

在繖墩东北05公里处还有一个这样的土墩, 当地称为“大松墩”,其中也有一条用黄石砌成的十几米长的石弄,上面也用长达3米的石条覆盖,形制和繖墩相仿,但规模似比繖墩要小一些。后来因为石弄倒塌露出了洞口,常州博物馆派员进行清理,出土了1件几何印纹硬陶罐,20件豆、盘、有盖罐和鱼篓形罐等原始瓷器,各种玉玦、玉璜、玉镯、玉管、玉珠等饰品总共有70件之多[31]。根据出土物的特征判断,大松墩当是一座春秋晚期的墓葬。由此推测,繖墩也应该是一座同时代的墓葬。

在繖墩和大松墩东南有一座曹家墩,馒头状土墩残高92米,平面呈东西向长圆角方形,封土占地面积近3600平方米。墓室建在土墩底部的垫土之上,两侧各铺两层并排的红砂岩质大石条构成墓室,后部(西侧)用两层石条封堵,东西长182米、宽43—52米,墓向朝东,用3块平置的石块封堵,在甬道和墓室南北两侧的石条上原先建有高近2米的木结构框架式建筑,除靠近东部墓口处保留有框架形制及高度外,其余部分皆已朽塌(图一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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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曹家墩木石结构土墩墓墓室平面图

繖墩和大松墩是石室土墩墓,曹家墩是以条石为基础的木屋土墩墓,它们的形制都类似山顶上的石室土墩墓,但是却象吴人的土墩墓那样分布在平原上,尽管附近有小山,却不葬在山脊或丘陵顶部。曹家墩出土的器物也是既有与宁镇地区相同的吴文化因素,又包含越文化因素,发掘者认为“可能就是春秋晚期吴文化东进的客观反映”[32]。

在苏州虎丘山西南不远处有一座大型土墩,叫作“金鸡墩”,俗称“吴女坟”,相传是阖闾女儿滕玉的坟墓。面积约2万平方米,原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后来在上面又叠压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墓葬。金鸡墩虽然未经发掘,但是据《吴越春秋》记载:当年阖闾“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为中,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皆以送女。”可见墩内也筑有石室,或者至少是象曹家墩那样以条石为基的木结构墓室。

在太湖南部地区,无坑无床型土墩墓常常和石床型、石框型和石室土墩墓共存,而在太湖北部地区则几乎全是石室土墩墓。如果土墩墓确实有从南向北发展的趋势,如果从无坑无床型到浅坑型、石床型、石框型、石椁型确实是土墩墓的发展序列的话,那么用块石在墓中垒筑石室的石室土墩墓和用木料搭建木屋的木屋土墩墓应当是土墩墓发展的最高形态。越人的石室土墩墓都筑在小山丘陵的顶部并沿着山脊分布,这应该体现了越人的某种意识形态。在苏锡地区这种“文石为椁”的石室结构在吴人大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但是却分布在平地上,这反映出吴人的丧葬观念与越人有所不同。在土墩墓中用木料构建人字形两面坡木屋的现象最早出现在宁镇地区,但是这种木结构的墓内建筑在吴人的土墩墓中只是初始状态,而在越人的印山大墓中却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并在吴国灭亡以后继续被越人所继承,成为越人墓葬的一大特色。

3  有隍壕围绕的大墓陵园

土墩墓最大的特点是在墓上堆筑有高大的封土堆,因为堆筑大型土墩墓的封土堆需要大量土方,所以大型土墩墓附近常能发现一些池塘,这应当就是当年取土后留下的遗迹。到了春秋后期吴国和越国的大墓周围都出现了方形的壕沟,这种围绕土墩墓的隍壕形成了保护坟墓的陵园,既可以提供堆筑封土的土方,又可以降低墓中的地下水位。现在已知的有隍壕的吴国大墓有江阴曹家墩、繖墩和虎丘金鸡墩(吴女坟),有隍壕的越国大墓有绍兴兰亭印山大墓和安吉递铺古城村的八亩墩、九亩墩[33](图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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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有隍濠围绕的大型吴墓与越墓

苏州的虎丘山是阖闾墓所在地,方志记载和民间传说都说阖闾墓在剑池水下的洞穴里。2009年虎丘管理处抽干剑池水清淤,笔者曾经亲自下到剑池内考察,在池底北端确实有一个两米多高的洞穴,但是已被六块条石封堵住了。洞口前的甬道只有一米多宽,而且两壁非常粗糙,毫无人工开凿的痕迹(图一二中),因此剑池只是一道天然裂隙,并不是人工开凿的甬道。春秋晚期刚刚出现铁器,而虎丘山的岩性是火成岩,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能力在这样的石山上开凿山洞来作为墓室,再说墓葬都要求避水干燥,把墓穴安葬在水下也不合常理。虎丘山是一座海拔36米的小山,但是周围却围绕着一圈方形的小河(图一二左),其格局和曹家墩、繖墩、金鸡墩、印山、八亩墩、九亩墩一样,但是规模比它们都要宏大,面积约为印山越王陵的一倍,这正符合阖闾的身份与地位。根据上述分析,虎丘确实是一座有隍壕的陵园,阖闾墓也确实葬在虎丘山,但是墓穴并不在剑池水下,而应该象真山、树山、印山、八亩墩、九亩墩一样位于虎丘山的顶部[34]。

在剑池上面的北壁是一道用条石垒砌的挡土墙北壁用条石垒砌的挡土墙(右)(图一二右),墙的上方就是云岩寺遗址,在剑池下面用来堵洞的条石与砌墙的条石类似,它们应该都是五代末建寺造塔时为了加固山顶寺院的地基而封堵垒砌的。《汉书 刘向传》有一条记载:“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但是人们只是传说秦始皇和孙权盗挖阖闾墓的故事,而对这条史料视而不见。早在五代末人们就在虎丘山顶部兴建寺庙了,《太平寰宇记》记载:“今寺即阖闾墓”,《姑苏志》也记载:“墓即虎丘寺法堂基”,但是人们对这些史料同样视而不见,而是津津乐道阖闾墓在剑池下。可见阖闾墓在吴国灭亡之时已遭越人盗掘,而在五代末建造寺塔时连遗址也被破坏殆尽,所以今天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圈隍壕,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过一座吴王的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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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虎丘俯视图(左)、剑池下的洞口(中)和剑池

四、结论

土墩墓是吴人的墓葬形式,西周春秋时期主要分布在宁镇地区。春秋中期诸樊徙吴,阖闾元年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在吴地建造了新的都城,太湖以北的苏锡地区就成了吴国的腹心地区,所以春秋后期在苏锡地区也出现了吴人的土墩墓,于是两千年后我们在太湖以北地区就看到了越人的石室土墩墓与吴人的土墩墓并存的局面。然而由于吴人和越人都是江南土著,是“同俗并土”的近邻,吴文化与越文化本来差别就少,春秋后期进一步互相吸收融合,所以苏锡地区的吴人土墩墓在继承宁镇地区土墩墓的同时又出现了类似越墓的新变化,而等到吴国灭亡以后吴人的土墩墓也随之从苏锡地区消失了。

春秋晚期出现在苏锡地区的土墩墓是吴人留下来的最后的土墩墓,当吴国被越国灭亡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吴人的土墩墓了。战国前期在苏锡地区越人的土坑墓取代了吴人的土墩墓,战国后期楚人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又取代了越人的土坑墓,接着汉墓又取代了楚墓,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注释:

[1]杨楠:《商周时期江南地区土墩遗存的分区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

[2](秦)吕不韦著、张双隶等译注:《吕氏春秋 贵直论 知化》,中华书局2007年,第235页。

[3](东汉)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卷第六《越绝外传纪策考第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3页。

[4](东汉)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卷第七《越绝外传记范伯第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9页。

[5]刘建国:《论太湖越族石室墓》,《江苏考古论文选1981年》,第51—57页;林华东:《为江浙石室墓正名》,《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陈元甫:《江浙地区石室土墩遗存性质新证》,《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韩建立:《论太湖地区石室土墩的性质》,《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叶文宪:《吴人土墩墓与越人石室土墩墓》,载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韵——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6]陈梦家:《禺邢王壶考释》,《燕京学报》第21期,1937年6月。

[7]张敏:《阖闾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及其保护设想》,《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

[8]邹厚本:《江苏南部土墩墓》,《文物资料丛刊》第六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9]耕夫:《略论苏南土墩墓》,《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

[10]陈元甫:《土墩墓一墩多墓问题讨论》,《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11]李虎仁、周润垦、原丰:《向心结构的多墓土墩》,《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6期。

[12]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寨花头土墩墓D2、D6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7期。

[13]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下蜀中心山土墩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1年第3期。

[14]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镇江市博物馆、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句容及金坛市周代土墩墓》,《考古》2006年第7期。

[15]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镇江市博物馆、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句容及金坛市周代土墩墓》,《考古》2006年第7期。

[16]田名利、吕春华、唐星良:《土墩墓丧葬建筑》,《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6期。

[17]王文清:《论吴越同族》,《江海学刊》1983年第4期。

[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阳市博物馆:《浙江东阳前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8年第7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

[19]杨琮:《武夷山发现西汉闽越国贵族墓葬》,《中国文物报》2003年8月20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农林东路南越国“人”字顶木椁墓》,载《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 年。

[20]杜佳佳、王根富:《土墩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21]丹徒考古队:《丹徒青龙山春秋大墓及附葬墓发掘报告》,载《东方文明之韵——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22]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

[23]肖梦龙:《吴国王陵区初探》,《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24]镇江博物馆:《丹徒镇四脚墩西周土墩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9年第4—5期。

[25]钱公麟:《春秋晚期吴国王陵新探》,载《东方文明之韵——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26]苏州博物馆:《真山东周墓地——吴楚贵族墓地的发掘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

[27]苏州博物馆资料。

[28]苏州博物馆:《真山东周墓地——吴楚贵族墓地的发掘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

[29]吕继东:《考古工作全面推进 首次发现春秋“石郭”墓》,《苏州日报》2010年6月27日。

[30]陈晶、陈丽华:《吴王阖闾第八子墓考》,《无锡文博》1994年第2期。

[31]陈晶:《江苏省江阴县大松墩土墩墓》,《文物》1983年第11期。

[32]周庄土墩墓联合考古队:《江苏江阴周庄JZD3东周土墩墓》,《文物》2010年第11期。

[33]程亦胜:《早期越国都邑初探——关于古城遗址及龙山墓群的思考》,《东南文化》2006年第1期;祝炜平、方起东:《浙北湖州地区土墩墓遥感影像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年第1期。

[34]程伟:《吴王阖闾墓在剑池之下吗?——苏州虎丘阖闾墓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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