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江宁非物质文化遗产：太伯奔吴至横山的传说

崇让堂

太伯奔吴至横山的传说，流布于江宁区境，特别是在横溪、禄口、江宁街道一带影响甚广。

相传在商朝末年，周太王有三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及三子季历。周太王尤其喜爱季历的儿子姬昌，太伯和仲雍明白自己父王的心意，为了避位让贤，兄弟二人借口去南方的横山采药，顺势举家迁徙到了今天的江宁区横山一带。

迁居横山以后，太伯、仲雍及其家人从衣着打扮到生活习惯上都模仿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打算彻底融入当地百姓的社会，同时也是向周太王表示自己让贤的决心。

后来周国传来消息，周太王病逝，太伯与仲雍前往故国服丧，丧礼结束，他们立即回到吴地。季历三次派人来吴，邀请太伯回去继承王位，都被太伯拒绝了。

太伯让贤重孝的大度风采深受当地百姓的尊重，吴地百姓一致推举他为吴地之主。太伯虽受吴地百姓拥戴为君，但不久病逝。其弟仲雍感念自己与兄长当年奔吴之初落脚扎根的地方乃是横山，遂葬太伯于横山（又名皋乡），并名葬地曰“梅里”。

季历死后，文王姬昌即位，文王有百子，次子姬发即位，是为武王。武王姬发顺应天命，讨伐商纣王，得到了天下。他把吴地封赏给太伯、仲雍的后人，并且打算让太伯、仲雍的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吴地，作为周朝稳固南方的藩属。太伯、仲雍的后裔在吴地不断繁衍，有的部族走出了横山，不断向今日南京市区、无锡、苏州、常州一带发展。

横山

传说中涉及的太伯、仲雍举家奔赴的横山，位于今日南京市江宁区与马鞍山市博望区交界处，属苏皖界山，又名“衡山”“横望山”“后头山”“四径山”“鸡冠山”“陡山”。其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江苏南京江宁区的横山风景区与安徽马鞍山博望区的横山风景区，相距约四公里。横山的东北方向五十公里处，是镇江句容的茅山，横山的东北方向六十五公里处，是镇江丹阳的季子庙。）

历史传承

太伯奔吴及建国之事件见载于《史记》《左传》《国语》《穆天子传》《吴越春秋》《汉书》等早期典籍，详略互有不同。

《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勾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勾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

吴太伯(明版画)

太伯奔吴事古时多被奉为信史，近代以来则颇多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怀疑太伯奔吴事件的真实性，认为周人所在陕西岐山与江南的吴地相距遥远，在交通条件原始落后的商末，太伯、仲雍不大可能跑到江南立国，进而否认吴为姬周后裔。

其二，关于太伯奔吴的原因，在传统看法“让国说”之外，又有学者认为是因周太王有翦商之志，而太伯不从，故被逼逃亡。或认为周太王之世，周为小国，必不能与国力强大的殷商正面冲突，故太伯奔吴乃选择抵抗力最小，又与殷商无甚关系的南土经营，以培养其国力。

其三，关于太伯奔吴路线、地望的讨论。太伯、仲雍南奔荆蛮所建之句吴（或称勾吴），古代文献多认为在今苏南无锡梅里一带，近世学者曾提出多种看法，如陕西陇县西之吴山、山西南部之虞国、湖南南岳之衡山、江西之临江府（治今江西樟树市），等等。或认为太伯、仲雍所率族人迁徙路线是从渭河流域出发，先到达汉江流域，沿途大概说服了一些异姓小邦，后来他们在克商时成为周人的同盟军。由于商人势力在长江中游的存在，太伯、仲雍在此无法长期驻足，遂沿江而下至宁镇、皖南地区立国。早期典籍中以上关于太伯奔吴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太伯之吴为姬周后裔因有众多先秦文献可证，也应该没有问题。

而探讨商末太伯立国之地，就文献资料而言，前引《吴越春秋》所载的太伯、仲雍托名采药的“衡山”是一条关键线索。古衡山之地望，历史上亦争议颇多，主要有吴兴乌程县南、湖南衡山、安徽霍山（即天柱山）、丹阳横山诸说。

按“衡”通“横”，此“衡山”见载于春秋时期的吴楚之战，《左传》襄公三年（前570年）载：其年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鸠兹在今安徽芜湖东南，则衡山当在其东不远。

《后汉书·郡国志四》梁刘昭注云：“丹阳县之横山，去鸠兹不远，子重所至也。”《太平御览》卷四十六引山谦之《丹阳记》亦曰：“丹阳县东十八里有横山，连亘数十里。或云楚子重至于横山是也。”而丹阳县系秦汉六朝古县，治所就在今南京江宁区与安徽当涂县交界的小丹阳集镇，其辖域大约包括今江宁区西南境的陶吴、横溪、小丹阳、江宁、铜山、铜井等地以及安徽当涂县、马鞍山市的部分地区，故太伯所奔之衡山确有可能即指今江宁、当涂交界的横山。

南京地方文献中也有与吴太伯相关的记载，所知有宋《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一：“至德逊王吴太伯初逃句曲山（即句容之茅山）中。”元《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上古帝王有建国朝会于斯，若云阳氏之居云阳（建康、丹徒接界有云阳岭，详见通纪），夏禹之会群神茅山（详见山川志）。周初，太伯之国勾吴。茅山古名勾曲，形如勾己，勾转为句，句容以是得名。”皆指太伯奔吴之地望在句容之茅山。

清《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二上：“周武王有天下，封周章于其地，国号吴。”意指周章时的吴国在上元、江宁两县（今南京市）。又太伯所奔之“荆蛮”，《史记》正义云：“太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而云‘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改曰‘荆’，故通号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加云‘蛮’，势之然也。”意指南方楚地皆可通称“荆蛮”，南京江宁与安徽当涂战国属楚，故亦荆蛮之地。

总之，从文献记载的种种线索分析，太伯立国之地很有可能就在南京江宁与安徽当涂交界的横山一带。当然，进一步的确认还需要更多关键考古资料的检验。通过比较宁镇地区、太湖地区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考古遗存的发现、分布情况，及其与中原西周文化的关系，无疑有助于从考古学角度对“太伯奔吴”之地望的判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土墩墓和青铜器这两个方面的材料。

宁镇地区的土墩墓开始于西周早期，盛行于西周中后期和春秋时期，至战国早期逐渐消失，为楚系竖穴土坑木椁墓所取代。由于商人无起坟的传统，而周人在墓上起坟则比较普遍，平地起坟的土墩墓在江南的突然出现可能与周人存在关联，应是当地土著文化与周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简言之，宁镇地区土墩墓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与吴国的崛起、强盛及其疆域大致相符，故考古学界公认土墩墓是吴文化的重要遗存。

南京市江宁区陶吴镇甘西村 土墩墓

南京市江宁区陶吴镇陶吴村 竹连山 土墩墓

值得关注的是其中的大型土墩墓，其封土直径在20～30米，大者可达60米，高3～5米，个别高达8米以上，墩底有墓坑或“石床”。其形制结构复杂，早晚变化较多，许多方面深受中原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无疑是吴国上层统治者甚或就是南下周人的墓葬。以往学者们已经注意到，镇江大港至谏壁的长江沿岸是江南地区大型土墩墓分布最密集的区域，这一带已经发掘的烟墩山、母子墩、磨盘墩、北山顶等大型土墩墓内出土有大量青铜器，有关铜器铭文证实其墓主就是吴国高等级贵族。而根据南京文物部门近年的考古调查，今江宁区西南境的铜山、小丹阳、横溪、陶吴等地也是宁镇地区大型土墩墓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一些土墩高达10米。尽管已经发掘的陶吴竹连山土墩墓时代较晚，为春秋中晚期，但不排除尚未发掘的其他大型土墩墓中有西周乃至与太伯奔吴时代相当的商末周初墓葬的可能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宁镇地区不少地点发现成组或零散的西周青铜器，其中以镇江丹徒大港至谏壁沿江一线的吴国贵族土墩墓所出数量最多。就南京地区而言，出土西周青铜器的地点，除高淳、溧水的土墩墓及江宁秣陵、雨花台区西善桥、板桥等地外，以今江宁区西南境横山附近的陶吴最为集中。所知有：1957年，陶吴西阳街胭脂村出土1件西周青铜鼎；1958年，陶吴红旗水库出土多件西周青铜鼎、鬲，其中1件弦纹鼎时代被推定为西周早期；1960年，又在陶吴附近一次出土鼎、鬲、卣、匜、斧、锄、戈、矛等西周时期青铜器13件。宁镇地区出土的这些西周青铜器中有不少造型、纹饰、铭文等都与中原习见的西周青铜器特征完全相同，且时代越早此类青铜器所占比例越高，其中一部分应该就是中原制造的青铜器，后因各种原因辗转到江南，也有一部分为当地所造的仿中原器。

陶吴、横溪一带出土的商代晚期三羊铜罍

横溪塘东村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大铙

以上是宁镇地区西周时期吴文化遗存的发现与分布情况。再看太湖流域，与中原商代相当的湖熟文化时期，太湖、钱塘江流域普遍分布着马桥文化遗存，马桥文化应为越文化的前驱。太湖地区迄今发现的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数量少，面貌不清，与本地区更早的马桥文化存在着承继关系，某些方面还曾受宁镇地区西周时期吴文化的影响，与关中、中原地区的西周文化也没有直接联系。到目前为止，太湖地区尚未发现早于春秋的青铜容器，有铭文的青铜器皆为越器。不仅如此，太湖地区发现的土墩墓时代也要比宁镇地区晚，且数量要少得多，其形制则是与宁镇地区有所区别的石室土墩墓。因此可以确认，周人始抵江南建国的地点及吴国的早期疆域在宁镇地区，其时太湖地区属越而不属吴。事实上，大约从春秋开始，随着吴国实力的不断壮大，其势力才逐渐向东扩张，统治中心也由宁镇地区迁徙至今无锡、苏州一带。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太伯奔吴”之地到底在镇江地区还是南京地区？先看1954年丹徒大港烟墩山西周墓出土的宜侯夨簋。这件青铜簋上有铭文120余字，其主要内容为周王改封虞侯夨为宜侯，并赐以山川、土地和人民。此器是目前所知镇江地区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关于其时代及宜、虞地望等，学界还有不少争议。因铭文中见“武王”“成王”字样，唐兰考定此器为康王时代。而“宜”，据张敏考证即“俎”，乃勾吴之音转，其地应该就在丹徒。其“虞”，据李学勤研究，“簋铭的虞侯徙封于宜，可能和申伯改封到谢一样，移动未必很远”。综合这些成果，康王时代吴君夨封于宜（镇江丹徒），之前则在不远的“虞”。有学者认为，“虞”可能就在江宁西南境的陶吴一带。陶吴之地名早见于北宋之前，古称陶吴铺，“吴”“虞”相通。又如前所述，其地有集中分布的大型土墩墓，曾经出土较多的西周青铜器。不仅如此，1973年发现的1件商代晚期青铜三羊罍，及1974年发现的1件商代晚期青铜大铙也都出自此地及附近的横溪，此二器是宁镇地区迄今所见最早的商周青铜重器。此外，与江宁区西南境陶吴相邻的安徽当涂和马鞍山亦屡有商周青铜礼乐器发现，举其要者有1977年当涂县新市乡发现1件西周青铜甬钟，2002年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土1件商代青铜铙，近年当涂县丹阳镇发现1件西周青铜鼎等。这些考古发现恐怕不是偶然，应该都与这里曾是勾吴立国之初的政治中心有关。

江宁周边土墩墓分布图

综上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我们可以推知，“太伯奔吴”之地望可能就在南京江宁区西南境与安徽当涂交界的横山周围，其中心即国都则在江宁区的陶吴、横溪一带，时称“虞”。直到康王时代，吴君虞侯夨被周王改封至“宜”，其中心才迁往镇江丹徒。换言之，至少从商代晚期开始，这里或许已经成为南京地区江南北境的区域性中心，这里也应该成为今后探寻南京乃至长江下游青铜时代文明的重点地区之一。

南京市江宁区陶吴镇陶吴村竹连山

春秋时期土墩墓中心主墓及周边

当代价值与影响

“太伯奔吴至横山”的传说流传有序，亦今人所广泛关注。《常州史稿》“古代卷”特辟“太伯奔吴”一节，丁元晨《梦松平晓录》收录《“太伯奔吴”争议的来龙去脉》，《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19辑刊发了詹刚《“太伯奔吴”再考》，蒋宝德、李鑫生编《中国地域文化（下）》亦有“太伯奔吴”的相关论述，臧知非等《周秦汉魏吴地社会发展研究》也对“太伯奔吴”进行了分析。2008年12月出版的《江宁历史文化大观》以《横山：太伯、仲雍南奔荆蛮之据点》为题，根据历史文献线索并结合考古发掘成果，认为“约商末的商王武乙时期，相传太伯、仲雍南奔荆蛮，到达今江宁区境内的横山，建国号‘句吴’”。2020年《南京学研究》第1辑刊登王志高《“太伯奔吴”之地望及南京原始居民的族属》一文，对江宁流传的“太伯奔吴至横山”的传说作出深度分析，认为“太伯奔吴”很有可能发生在江宁横山地区，“太伯奔吴”作为载于史册的商末周初重大历史事件，对南京，对江南，乃至对整个东南地区都具有重大影响。由于周人的到来以及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传入，包括南京在内的江南地区社会文明进程被提速，并建立了最初的国家—吴国，南京地区始真正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从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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