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夫差时期吴国的经济发展 - 当代吴氏

春秋时期，吴国的史料本来就不多，吴国的经济方面的史料更少，而夫差时期吴国的经济方面的史料更是少之又少，在史料中找不到吴国的经济参数，更找不到吴国的GDP数据。但是，要探讨春秋吴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对于历史研究，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说，认为中国的历史是层累的历史，历史的原貌常常在后世之中被逐渐掩盖。这种情况，对于商朝来说，更是如此，对于春秋吴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出土文物的增加，层累的历史也可以渐渐恢复原貌。

有学者从出土农具的情况，来判断吴国当局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陈振中先生的《先秦青铜生产工具》一书介绍，两周时期总计出土246件青铜农具，其中吴越属地出土165件，占67％。由此判断吴越地区在当时的各诸侯国中，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当吴国普遍使用青铜犁翻地时，中原各国仍在用铲、鎒，甚至石制农具。

也有学者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新近出土的竹简《吴问》记载的阖闾与孙武的对话，来判断吴国的经济情况，对话显示吴国借鉴了齐晋两国的经济改革经验，“厚爱其民”，从而吴国经济得以长足的发展。这不同于越王勾践所持的“越人性脆而愚”的态度，从心底里对民众加以鄙视。

实际上，由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情况可以用科技发展的水平来判断，而且，经济发展的情况，也可以用人口数量的增长的情况来判断。古人云“仓禀实，知礼节”，也就是说，可以从民众的人格品性来判断经济发展的情况。毕竟，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了，人的文化素养与人品也会得到的发展与提高。

首先，从科技方面来看，在吴王寿梦时期，因为寿梦积极对抗楚国，所以吴国得到晋国的支持，晋国向吴国输入了战车技术。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因为晋国向吴国输入的，不仅是战车的使用技术，同时也必然向吴国输入了战车的制造技术。一般来说，车辆的制造，囊括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现代的汽车制造是如此，古代的车辆制造也是如此。所以，吴国从晋国得到的，是当时中原地区以及黄河流域最先进的工业技术。

然而，从史料来看，吴国在后来的争霸战争中，使用战车并不多，而使用战船较多。可见吴国把得到的先进的工业技术，包括矿藏开发以及材料加工等技术，用于制造战船。

同时，由于柏举之战的胜利，吴王阖闾占领楚国国都，以吴王阖闾的英明，阖闾不可能不大量搜罗楚国的能工巧匠而为己用，这样，吴国也得到了长江中游地区的工业技术。这如同现代的美国，在二战时期以及二战之后，美国从德国那里得到了大量的顶尖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使得美国的科技与经济得以巨大的发展。可见，夫差时期的吴国经济的状况，得益于寿梦与阖闾的成绩，也必然非常的良好。

这一点，可以从夫差时期，吴国开凿邗沟的浩大工程，以及渡海攻齐之前制造海船的浩大工程，这两大工程的完工，可见一斑。没有巨大的生产力，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这样的工程是不能完成的。

夫差时期，吴国开凿了从现在的扬州到淮安的邗沟，虽然从扬州到淮安的直线距离约140公里，但是由于要利用天然河道与湖泊，邗沟的总长度达400公里，而人工开凿的沟渠，起码也有100公里，如果按十米宽、两米深的人工沟渠来计算，其土方工程量有二百万个立方。如果以每人每天挖土五个立方来计算，人工沟渠的挖土量需要40万人次，这还不包括运土的人工。这样的人口动员能力，也是需要巨大的人口数量与经济基础为后盾的。

据史料记载，那个时期，吴国的船只，长度可达23米，宽度可达3.5米，可分为上下两层，可装载人员91人。这样的战船能够得到大量的制造，才可以运兵上万人，以渡海攻齐。这也需要巨大的经济能力为基础。

吴国从泰伯时期无锡梅里的弹丸之地，到周章时期方圆五十里的子爵国家（面积约六百多平方公里），再到夫差时期面积约十六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国土面积增大，人口总数必然发展也快。从泰伯仲雍奔吴而来的几十个人的小队伍（其中大多数是男丁，或者全部是男丁，这也表明吴氏后裔的母系应当都是当地的荆蛮越女），到夫差时期的雄兵三万，就是一个证明。

当时楚国的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晋国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齐国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而秦国面积只有约6万平方公里。阖闾时期，吴国的国土面积只有楚国的三分之一，兵力只有楚国的六份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柏举之战，战胜楚国。在当时，吴国不可谓不是一流强国。

然而，阖闾时期的吴国，并非只能动员三万兵力。不能用兵员占人口的一般比例，来通过军队数量来推导出吴国的人口数量。因为阖闾时期吴国的军队由孙武子来建设。孙武子提倡精兵政策，兵不在多，贵在精。所以柏举之战，攻楚的三万吴国士兵，是从国中人口的适龄男丁之中，严格挑选出来的，而对于一般征兵条件的男丁数量，应该是这个三万的好几倍。而未被征召的男丁，国家安排他们投入生产活动中，没有编成军队。这也是阖闾攻楚期间，越国可以偷袭吴国的原因。

顺便提一下，吴国的情况，与秦国后期动辄出兵四十万、六十万，是完全不同的。秦国后期攻楚，用兵六十万，攻下岭南地区，用兵六十万，抵抗匈奴，用兵二十万。基本上是全民皆兵。与孙武子的精兵政策完全不同，其兵员的战斗力，也无法与孙武子的精兵相比。这从吴起以五万精兵大破秦国五十万大军的阴晋之战，可以见得。

夫差时期，吴国兵力也是三万。史料记载，在黄池大会上，夫差与晋国争霸之时，夫差把士兵组成三个方阵，每个方阵一万人，其中一个方阵全是红衣，一个方阵全是白衣，一个方阵全是黑衣，整齐划一，鼓号震天，诸侯惊恐。成语“如火如荼”就是这样来的。由此可见，夫差完全继承了阖闾时期孙武子的精兵政策，同时也说明了夫差时期的吴国人口数量，不会亚于阖闾时期。

从夫差之后历史来看，两百年后的秦末时期，居于吴国故地的项羽起兵反秦，号称率八千江东弟子过江而西。考虑到项羽起兵之时，并非合法政权，所以民众多持观望态度，项羽只能征兵八千，而不能象阖闾夫差那样可以得精兵三万，是可以理解的，不能由此推断吴地的人口数量。顺便提一下，后来在巨鹿之战，项羽的三万军队，其中主要部分是吴芮的部属英布的军队，在巨鹿之战，打前锋的军队不是项羽的八千江东子弟，而是英布的人马。

用项羽的军队数量不能说明吴地人口，那么，几十年后的吴楚七国之乱，就完全可以说明吴地人口的数量。

汉朝吴楚七国之乱时期，吴王刘濞年龄是六十岁，吴王刘濞的孙子年龄是十四岁。吴王刘濞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叛乱时，发布全国动员令，下令吴地人民，年龄比他小的，以及年龄比他的孙子大的全国男丁，全部参军，征得军队三十万人。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六十岁以下，十四岁以上的男丁，有三十万人，由此可以估计。这个时候的吴国故地，总人口约八十万人。而从这三十万人中，能算得上是精兵的，不过是三万人，与阖闾夫差时期的精兵人数相当。

由此可见，阖闾夫差时期的吴国，总人口数量也是约为八十万人。也就是说，阖闾夫差时期，吴地人口己经达到最高点，之后两百多年都没有再增长，这也说明吴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夫差时期达到了最高点，之后就进入了平台期，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没有被超越过。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汉武帝时期，李陵奉命率五千吴楚剑士在大漠中抵抗匈奴，最后全军覆没。这很可能是吴楚七国之乱的遗祸。因为当时的汉朝中央政府，所用的是秦国商鞅之法，商鞅主张弱民政策，与愚民政策相类似，都是害怕民众强大。汉朝中央政府鉴于吴楚七国之乱，于是让李陵在吴地招兵，主要是在丹阳地区（今镇江常州一带）招兵，自古丹阳出精兵。汉朝中央政府把这些精兵调到北方，让这些精兵死于大漠，实际上是消弱吴地的抵抗力量，以防再次出现吴楚七国之乱的类似事件。

而这件事也改变了吴地的人口基因，从此，吴地的体格强壮的人群，趋于消失，从而，吴地民众不再桀骜不驯，吴地人口开始文弱，所谓千山千水千秀才，人口偏重于文化发展，崇文尚德。这种以弱民为目的的政策与战争，显然不是仁政，与仁德之政无关。而孙武子、阖闾、夫差所执行的精兵政策，最大限度地不扰民、不弱民，真正做到阖闾的“厚爱其民”，恰恰是仁政的表现，是真正的以保护人民为目的的仁德之政的表现。

说一句题外话，海外有人认为抗美援朝战争，领导人的目的之一是在朝鲜战场上大量消耗原国民党降兵，所以才有朝鲜战争中的人海对火海的情况，大量志愿军的兵员被消耗。如果这是真实情况，那么，这也谈不上是仁德之政。至于在首期赴朝作战以及之后的赴朝作战的志愿军中，国民党军的降卒占多大的比例，有待考证。

汉朝末期，在赤壁之战，周瑜所率领的东吴军队，也是三万人。这应该也是东吴的精兵。这也说明这个时期，吴地的人口水平与经济水平，与夫差时期相差并不大。当然，周瑜的军队不是东吴的全部军队，因为不久之后，孙权进攻合肥，率领的军队是十万人，这应该是吴地的正常军队数量，是吴王刘濞所动员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之后，从南北朝时期的第一次衣冠南渡，到五代十国期间的第二次衣冠南渡，我们可以从吴地政权的历次北伐所用兵员情况，可以判断吴地人口状况。

南北朝时期，祖逖北伐，用兵仅仅数千。著名的淝水之战，谢安带兵八万，不及孙权进攻合肥的十万兵力。陈朝时期太建北伐，吴明彻领兵十万，与孙权进攻合肥的兵力相同。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国内人口也只是百万左右，而且无力聚兵北伐，人口比夫差时期的吴地人口，多不了多少。

直到第三次衣冠南渡之后，杭州成为南宋的国都，大量中原士大夫家族迁到江南吴地，吴地的人口才得以大量增加，经济得以长足的发展，而且人口的文化素质也得以显著提高。也就是说，夫差时期的吴国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成就，在一千六百年之后，才被超越。夫差吴国的经济发达与先进的程度，可见一斑。

夫差失国，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影响极为深远的事件。由中国北方狄族鲜虞部落建立起来的中山国，在吴国的千里之外，在吴国灭亡一百多年后，还在特别关注吴国。在现代出土的中山国文物---“中山王鼎”上面，记载了中山国对春秋吴国的评论----大而耗，富而骄，众而嚣。

当初的吴国，泰伯仲雍公以德立国。夫差时期，虽然国家的经济军事达到一流，但却成为了一个看上去没有礼貌的国度，一个看上去不知节俭的政权，一个看上去没有涵养的当局，总之成为了一个看上去没有道德的国家。

吴国，以德举而立，以德失而亡。可见经济发展，对国家与政权的存亡，并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经济的繁荣，与国家政权的存亡并无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