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族五圣之吴泰伯 - 当代吴氏

在甲骨文遗存方面，商周两国的对比是十四万斤整文对三百片残破文字。我们知道周人根本没有自己的文字，而在周初两族文学功底的差距是：五百年对三十年！从这一差距出发，我们认定周人的文学水平不可能在西周超过殷人，如同蒙古人做诗不可能超过宋遗民。

所有的迹象表明：在摄政时代曾经发生过一起文化劫难。为了达到全面专制的目的，周初的统治者摧毁并篡改了崇尚自由、平等、创造、享乐的商文化，而殷人祖传的集体记忆也被强权刷新了，历史的真相也被重复千遍的谎言取代了。只有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回答，为什么周朝在起步的阶段就会成为文化上的暴发户，而他们的《礼>、《乐》在一段时期以内，既无前承者，叉无后继者。只有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回答，为什么世系连贯的西周会存在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文化断层，为什么所有那些为周朝统治者奠定基础的文化功绩，都汇集到同一个独裁者的名义下。

商文明的突然死亡，为一个纯农业的、宗法的专制社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自此以后，百工被收归官奴，私坊被并为官产，市场被权力侵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奠非王臣。”人权的彻底丧失，将中国的历史推向了一个持续四百年之久的黑暗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既役有文化创作的动力，也没有精神追求的热情。

在诸子百家之中，儒家当属另类，因为他们的学理少有创意。儒学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全仗自身底蕴雄厚，本着“述而不作”的原则，儒家学者通过特续地搜集整理各类史料，踏踏实实地疏通了自身的本源。就我们所见，儒家之所以形成一个庞大的学派，部分地归因于性格方面的相似性，按照现代的话语，应该叫做性格症候群。这些人个个用功读书、虚心怀古，做学问也是老老实实。不知道书中世界与现实世界究竟是两种面目，而且著述者难免心怀叵测，读书太多太死，也容易招致邪火攻心。

儒家学者从早先的文献中找出他们要找的“圣人”并非难事，因为在周初文化与强权非常简单地归并在一起，只是他们的探索精神令人敬服，他们顾藤摸瓜地发掘出一个“圣人”世家，以及一种绝无仅有的、不断造就“圣人”的家族文化。“圣人”的兄长是“圣人”，“圣人”的父亲更是“圣人”，父亲“圣人”的叔父是“圣人”，叔父“圣人”的父亲仍然是“圣人”——至于为什么“圣人”的祖父不怎么“圣”，本书另有别论。

一般而论，从政与成圣两不相得，因为摆弄权力难免伤害他人，难免暴露人性的龌龊，进而给“圣德”蒙上阴影，所以沾染道德洁癖的“圣人”们大多远离政治。然而，在“圣人”世家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相得益彰的景况：黑加白等于雪白！要想获得身后的荣誉，必要舍弃某些现实的利益，这也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交易规则。然而，在“圣人”世家身上，我们分明看到对方的圣誉与自身的现实利益一直都在同步地膨胀，直至触及它们各自的极限！

对于儒家追圣族而言，怀疑便是过错，更何况群星璀璨的身份背景还会烘托出层叠交映的立体幻象，激励起更为强烈的追圣热情。这一现象的存在，诱使我们虔心考究早周诸圣的“圣行”。

古公亶父这样的称谓听上去不伦不类，在文盲民族看来，相隔三代确实显得够“古”，况且，这人的名称中还掺和着外来语，依照周人的习惯，应该叫做古公直考。不管怎样，所谓古公应该是第一代“圣人”，他的业绩与摩西相当，尽管没能在族人面前掏出契约，却能带领周人踏上神明许诺的飞地。但是至此而后，“圣人”谦让大度的胸怀却忽然转向自身的反面，不知受了什么刺激，这人故意暴露出周人无法想象的、贪婪至极的野心一一“始谋剪商”。

吴太伯应瑷是第二代“圣人”，他的使命与约书亚相当，“插队落户”的约书亚。可是，这人洁身自好的性情又颇似许由务光，“圣隐士”本愿舍弃权位，却摆脱不了权位（或责任）的纠缠。尽管“圣隐士”文身断发东藏西躲，尽管与荆蛮存在着语言和习俗的障碍，仍旧被求圣若渴的土著奉为国宝。可见约书亚自有约书亚之命，无论逃到天涯海角。

文王作为第三代“圣人”当之无愧，此人在监狱里发明出韵味无穷的六十四卦，足以藐视殷商三百年占h史。考虑到神秘文化长期占据着殷商文化的巅顶，“圣人”的天才可是了得。正是这位来自文盲人口的“圣人”，在七年的商都逗留期间成功地突破了语言、文化、信仰和传统方而的屏障，不但迅速掌握了专业性极强的预测技术，而且一蹴而就地超越了这门学科的前沿，成为该领域的巨匠——原来，<红楼梦》的底稿出自努尔哈赤之手。

武王作为第四代“圣人”主要得益于神迹，这人凭借着三千人的武装，一日之内（或日半个上午）便轻而易举地摆平了人口超过百万的老牌帝国，这样的军事成就在人类历史上本可以大书一笔，只是没有得到国际公认——是什么原因使得民族战争瞬间演化为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不解决，必然闹得各国人心惶惶。

从第五位“圣人”那里，传来了天上的声音。这人手握枪杆开始教育国民，他将自己的音量调节到极限，如同雷霆盖过万簸。“圣人”的近亲于是有福了，他们不但可以亲聆“圣诲”，还可以大吃小灶，在这方面《尚书》里就留有多篇记载。尽管如此，凡夫之心难免贪嗔痴慢，真理的传播也会遭到接二连三的怀疑，由于那些旁听者（管叔、成王和召公）或多或少握有一定的权柄．他们的怀疑也促使“圣人”一度逃离讲台（“奔楚”）。从事后来看，“圣人”的说教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圣人”亲手扶立的君主遇事便哭，显然已堕落为凡夫，而且从此以后，“圣人”家族再无“圣人”现世，其悲也夫。

在“圣教”当中，“天命”与“道德”是“圣人”常用的主题词，这两个单词背景深厚，应当出自发明出文字的、长期从事宗教实践的民族之口。本着“拿来主义”的原则，“圣人”早已将它们的涵义发挥得淋漓尽致。清朝统治者为了表明自己比正统更加正统，也曾摆出尊儒尊孔的姿态，也曾盗用“存天灭人”的宋明理学强加在国民头上，可见所谓“道德”无非是一类话语，无非是野蛮统治的遮羞布。现代人应当明了：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与它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每当政府一再强调“道德”的时候，往往意味着相反的状况。

由于“道德”一词能够激发起许多美好的联想，说者脸上有光，昕者心里受用，便有了广告的价值，用来安慰亡国奴可谓恰到好处。“圣人”于是放言：“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对这样的漂亮话，任何一位改朝换代的受益者都会推祟备至，更何况，它还给野蛮统治文明找到了自欺欺人的说辞。儒家学者把事情看得过分认真了，他们将单面的愿望融人了对现实的评价，乃至主客不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文化落后的秦国居然会一统中原。历史的现实告诉我们：对于那些生于乱世的政治家而言，如果本人心不黑、手不毒、皮不厚，注定会成为被“天命”抛弃的第一个牺牲品；而且在互相冲突的民族之间，“天命”往往倾向于凶残的、噬血的一方。由此可见，“道德”一说也可以衍生出多种反面的阐释。

“正义战胜邪恶”一般是童话的主题，这样的主题还会通过各种传媒渗透到各类剧情当中，从而给成人社会带来幼稚而虚假的安慰，可见不断地寻求安全感原本是人性的弱点。在这方面，《封神榜》已经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我们知道那是一部纯文学作品，那是想象中的、理想化的历史，毕竟，人性中最大的弱点乃是自我欺骗。在所有的问魉当中，最愚弄人的问题无非是“善与恶”的问题，因为在集体无意识那里，终归是无所谓“善恶”的。儒家因为不支持信仰，便不得不去包揽惟有神明才能胜任的工作。针对历史和现实当中的是是非非，儒家学者必须根据自定的道德标准拿出感性的评价，他们还要用这种评价去影响社会去说服君主，他们似乎在暗中使劲去改善“天命”，于是，“有德”、“无德”、“得道”、“失道”之类的说法便泛滥起来。无论如何，儒家的努力都没有收到实效，而“命定”的悲剧却无一遗漏地在历史上反复上演。